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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王正强
“三秦”一词,今人多以陕西关中为说,起始于项羽破秦入关,将关中切割三分,封立三位秦之降将为王而得的名讳.即立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兴平）,领成阳以西地；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临潼）,领咸阳以东至黄河地；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延安）,领上郡即今陕北延安、榆林地.三王各守一土,鼎足三分关中.清晰地勾画出“三秦”所指之地缘：即以成阳为中心,西不出陈仓（今宝鸡）,南不达汉中,北仅抵于延安,东限于黄河之西.在此之外,均不属其辖.因为陈仓以西为陇西地,西戎占；陕南汉中及巴、蜀分与汉王,刘邦占；延安以北为北地,狄戎占,黄河之东分与西魏王,王豹占.这就是“三秦”所指版图和关中所称“三秦”之历史因由.
关中“三秦”虽由此而名,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昙花一现,前后不足一年.汉元正月（前206年）,项羽挥兵西八成阳,秦都即破,以为得了天下,自立西楚霸王,又大封分地而王之.项羽入城,烧杀掠抢,无不残破.屠烧成阳秦宫,“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史记·项羽本纪》语）.项羽屠城之后扭屁股又东归彭城,关中遂由雍、塞、翟三王扼守以围阻刘邦.孰料同年八月,刘邦由古道回军关中,先于陈仓击败章邯,雍王属地皆归于汉.次年正月,又挥马东进,遂平降塞、翟二王,至此,关中“三秦”即废.
除此“三秦”,还有一“三秦”,那就是晋时十六国之前秦、后秦、西秦,史称亦日“三秦”.两个“三秦”,虽然同举“秦”旗号麾天下,却在政治和文化内涵上判然两别.前为封地,仅指秦地关中,且一现即逝.后为立国,则指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三个北方割据政权,而且从前秦建国的公元351年至西秦被夏所灭的431年,此“三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整整演绎了80年之久.
最有兴味的是,晋时十六国之“三秦”,分由甘肃氏、羌、鲜卑三族上层酋豪所建,发家也由河陇为起始.随着率兵四方讨定,势力范围不断向外扩张,向西攻灭了前凉、代国,向东大败晋师,平灭燕国,夺取了益州,不仅控扼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还与东晋对峙相向,尤其前秦,一度平灭西域龟兹,又同车师、鄯善、高昌等国建立宗藩关系.西域来朝者十有余国,军事实力十分强大,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加上“三秦”具都倡导佛教,大兴论文范文,推行文化立国之制,不仅为甘肃赢得“富庶莫过于陇右”之誉,也使关陇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空前论文范文.最值得一提的是,都于长安的前秦、后秦两个政权,尽管控制着古丝绸之路一线重镇,军事力量威慑整个西域各国,但其政治中心仍在长安,每年来朝供奉者络绎如云,仅西域遣使称臣者多达三十余国,他们不仅带来了价值连城的珠光宝藏,金银马匹,还送来异彩纷呈、各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音乐舞蹈与“奇技异戏”.各种民族文化的重重叠叠,从四面八方向长安汇集,对秦文化的建设可谓举足轻重.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人们每每提及秦文化时,大谈关中“三秦”,却又不知其关中“三秦”真正的文化内涵,以致在空泛的喧嚣中反倒否定了秦文化的历史生成根脉.项羽封王所立雍、塞、翟“三秦”分土,在不足一年的时间迅即灰飞烟灭,而且又在正值楚/狂热互战乱世的背景下,试问,它给秦文化的形成到底能增添多少成色?又给秦文化的建设到底能输入多少血氧?秦文化毕竟是在统一的论文范文文化主导下所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就如同楚文化、蜀文化、郑卫文化、吴越文化一样,只有同其他区域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相渗透而丰富,相流通而完善,才能充分显现其斑斓的光彩和独有的特色.这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不可违背的必然规律.
秦文化不是项羽封王分土的关中“三秦”文化,也不是戏曲界经常挂在嘴边的陕西文化,当然更不是因为五朝国都均立长安便随意被误解误读的关中文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应当承认秦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既有历史积淀的纵深面,又有多元融汇的横亘面,但无论从其纵深、横亘任何角度讲,远非三秦文化、陕西文化或关中文化所能盖涵.
秦文化的要筋在“秦”,秦的起因是东夷部族的赢氏族.因其后裔蜚廉、恶来父子二人,追随以武庚为首的商朝遗民助纣为虐反周叛乱,被周公一马平息之后将其放逐到遥远且又荒僻的“西出入陲”边地,沦为牧马的奴隶.这便才有了公元前897至888年的赢氏族种首领非子息马得功封地秦邑之事.此前赢氏族种所居地便在犬丘,即《史记·秦本纪》所言“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之说.犬丘,位于西陲,紧毗戎、狄.古籍中的解释是：“犬丘,又名西犬丘,西陲.汉置西县.”《甘肃通志》的记述是：“西县故城在（秦）州西南120里.”所言正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从秦赢非子封邑为附庸,到秦穆公立国兴兵为诸侯的二百多年间,甘肃秦州西县的犬丘之地,无疑成了秦的发家地和大本营.这一点,已被考古界在该地挖掘出秦穆公时期的葬墓群及其大量秦国出土文物得到证实.正因为秦人在此长期以息马为业,犬丘又偏居西陲戎、狄一野,其生活、性格、好恶染上“戎狄”习性,自在情理之中,即使在秦人真正发迹并成为“开国十二,遂霸西戎”诸侯国之一的战国之初,东部其他各诸侯大国,仍将秦“以戎、狄视之”,对此,秦国君主也常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第五》语）而深感羞辱.这种“戎狄”习性,其实质正是秦文化的总体本色,诸侯视秦为戎、狄者,也是因为战国初期的秦文化依然带有浓厚的游牧特色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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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戎、狄,是指西周时期甘肃古代少数民族为说,其中戎族主要活动于陇右,集结于今之陇西、天水和平凉、庆阳诸地,故又有邽（今天水）冀（今天水县新阳镇）戎和义渠（今平凉、庆阳）戎之分.戎族原本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左传》载有允姓戎族首领一段话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戎以农牧兼营,却以“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的“不治所以治”经国之道,形成独立的文化品格,这种戎文化,既为秦襄公所效法,又随秦国对戎族的征服兼并,最终融汇于秦文化之中.
狄系商周鬼方民族后裔,因居北方,多称北狄.分白狄、赤狄、长狄三支.白狄原居陕西东北,后徙山西、河北之间,占地立国,国号中山,兵强将广,骁勇善战,与燕、韩、赵、魏“五国相王”.白狄也和秦国发生过军事拼争,桓公三年（公元前601年）,曾与晋国联合对秦发起战争,使秦吃了败仗,一员秦将被俘：赤狄布居山西,并与晋国通婚,秦腔有出名戏叫《蜜蜂计》,演的正是晋献公宠妃狄女骊姬,欲害姜后之子重耳,重耳奔逃齐国搬兵报仇,又与狄女季隗结婚的真实故事.后来赤狄被晋国所灭,土地也被晋国兼并；长狄分布在山西迤东和山东边境,后为齐国所败.狄族虽然保持着游牧文化特征,但其文字、器皿、墓葬均与论文范文族相同,说明通过战争、杂居、通婚、迁徙,也被论文范文文化逐渐同化.
两汉时期,甘肃境内又有三个活跃的少数民族揭竿崛起,一个是氐族,一个是羌族,一个便是鲜卑族.氏、羌本系一源,春秋战国多以氐羌并称.《诗经·商颂》便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竹书纪年》也有“成汤十九年,大旱,氐羌来宾”等记载.汉代,氐羌分化,各自成为独立族种.西汉初,氐族聚居于武都、陇西、广汉、蜀地,甚至与他族杂居.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讲汉语,采用汉族姓氏,实行一夫一妻制和纳嫂制.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经济文化深受汉族影响,西晋时期,除武都、阴平（今甘肃文县、迭部）二郡有大量氐族部落外,在陇右略阳（今天水以北、秦安至清水一带）和天水二郡,又形成两个氐族聚居中心,即后世所称“清水氐”、“略阳氐”和“临渭氐”.十六国时的前秦政权,正是天水“略阳氐族”部落酋豪苻洪及其子苻健所建.
羌原出于今之河南南部、湖南洞庭、江西鄱阳诸地三苗（即苗民）,后迁于三危,便成羌族.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后汉书》说它“所居无常,依随水草”.族人更是“性坚刚烈勇猛”,“堪耐寒苦,同之禽兽”.汉景帝时,湟水羌族酋豪留何,率部迁入陇西郡之狄道（今临洮）、羌道（今宕昌）一带；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甘肃羌族与北部匈奴联合与中原为敌,汉武帝“将兵十万人击平之”,为“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武帝辟设河西四郡以拒,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羌族故地,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激起羌人多次反叛.经历多次论文范文镇压屠杀,于是,“羌乃去湟中（今西宁市西部）,依西海、盐池左右”.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马援设金城属地以安置羌人.王莽末年,羌人乘乱入居金城郡（今兰州、临夏）,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又将岷县等地羌族迁于陇西、天水、扶风三郡,开始与汉人杂居.公元384年,世居安南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的羌豪姚苌杀死前秦君主苻坚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两年后称帝,国号大秦,都长安,改元建初,史称后秦.此外,淝水之战后,陇西鲜卑部首领乞伏国仁,率10万鲜卑族脱离前秦,于公元385年,自立为大单于,领有秦、河二州牧,都苑川（今榆中县）,史称西秦.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继位,称河南王、秦王,又迁都金城（今兰州西）、成纪（今秦安）、袍罕（今临夏）,逐渐占有今甘肃西南部.公元431年为夏所灭.
“合而并之,因而续之”,通过氐、羌、鲜卑内迁促成与秦陇汉民杂居而合为一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羌、氐、鲜卑融入汉文化或者说秦文化而逐渐走向文明的历程,这正是都于长安的前秦和后秦以及都于苑川的西秦这三个陇右少数民族政权在秦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只仅此,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果,更对秦文化建设起了关键性作用.苻坚平灭前凉,前凉乐舞自然变成前秦宫廷演奏唱响的主旋律.如所谓“论文范文正声”的清乐,正是“苻永固（即苻坚）平张氏始於凉州得之”（《魏书·乐志》）；《通志》卷一百四十一谈及《西凉伎》时亦言：“此声始兴,盖苻坚之末.”尤其《十六国春秋》还明确记载鲜卑慕容恒曾率领其族男女四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等物远踄长安向前秦奉献：弘始九年冬十月,河州（今甘肃临夏及青海部分地区）刺史慕容超向苻秦长安首都献大乐伎一百二十人.《隋书·音乐志》还说：“慕容垂破慕容於长子尽获苻氏（苻坚）旧乐.”又云：“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於是金石始备”.这些乐舞、乐器、乐工、乐伎源源进入长安宫廷,并被后世隋七部乐、九部乐和唐十部乐所传承发展,也为秦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385年,吕光（略阳氐人）平西,遂带论文范文二万余头,大批珍宝、骏马和“奇技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以及龟兹宫廷乐队启程东归.这个龟兹宫廷乐队,便是后世所称的《龟兹乐》.《隋书·音乐志》云：“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异.”《魏书·音乐志》卷一百九亦言：“世祖平河西,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吕光建立了后凉,《龟兹乐》得以风行于河西.待吕氏覆灭,《龟兹乐》又分散传入内地,对周、隋乃至唐代的音乐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开皇中,《龟兹乐》风靡国中,“举时争相慕尚”.至唐,西凉乐和龟兹乐更被视作热门.史书记载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魏太武帝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还有《天竺乐》,《隋书·音乐志》言：“《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可知《天竺乐》也是五凉时期,通过河西,传入长安的.集聚于北周的西北和西域各民族乐舞艺术,逐渐形成了宫廷宴饮时演奏的乐部.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又获得高丽和百济两国的乐舞艺术,加上早已传来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蕃）乐舞,全都汇集于北周首都长安,也全都融入秦文化的行列,更为后来著名的隋七部乐、九部乐、唐十部乐,打下了坚实基础.
前秦、后秦、西秦,虽系陇右天水“略阳氏族”苻氏贵豪、陇西姚氏羌豪和陇西鲜卑乞伏部三个河陇少数民族所建,同时又在“五胡乱华”的相互剿杀中灰飞烟灭,但是,通过战争掳掠、属国朝贡和族种迁徙的河陇各少数民族文化,却源源流入长安宫廷,并与先秦甘肃戎狄文化融汇合流,构筑起一座永恒不朽的“秦文化”高耸大厦.从这座大厦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西陲河陇戎狄文化的根脉,听到西汉时期西凉之声的余响,寻觅到西晋陇右氐、羌、鲜卑和从五凉窃获的文化贡品,听得见凉州一脉传存的清乐和胡夷杂奏的西凉乐舞,还有经河西中国化之后再横穿甘肃全境传入隋唐宫廷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以及河西月氏人所创的羯鼓和西凉节度使屡屡晋献的西凉大曲等等,即使是宋元之后形成的秦腔,也被严长明敏锐地捕捉到其根脉仍是“陇右秦声”、叶德辉赞叹“独秦声以甘凉之雄,犹似劲敌”（《秦云撷英小谱》）.而唯独陕西文化、关中文化、借项羽封地为名的三秦文化在秦文化这座大厦中尽然踪迹渺无,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所以说,绵延三千年的秦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不可以视为三秦文化,尽管秦文化汇集于五朝国都成为长安宫廷文化,却不可以视其为陕西文化或关中文化.应该说,这是一般的常理.
（作者系著名戏曲音乐理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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