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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刘心印
1996年8月,涪陵,这座长江边上的小城来了两个美国人.其中一个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伺伟,是作为美国慈善组织“和平队”的友好志愿者,被派到涪陵师范学院做英语老师的.那一年何伟27岁.
据当地的老人讲,上一次有美国人到涪陵来,是上世纪40年代.涪陵,这座当时只有20万人口、不通铁路的小城,是何伟认识中国的基础.
有一个“很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
何伟之所以来中国,是源于他25岁时的毕业旅行.那年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计划从俄罗斯途经中国,再去越南和泰国.然而到中国后,他改变了行程,仅在北京就待了五六个星期,越南和泰国根本没有去.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发现,“中国呈现出一种论文范文的活力,这里的人灵活、务实”.
环球:环球杂志：你被社交了吗
于是,年轻的何伟报名参加了“和平队”,很快当上志愿者,并被派往中国.临行前的汉语培训课上,老师随口给了他一个新名字——何伟.来中国后,他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名字,因为“这是个很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
在涪陵待了两年后,何伟回到美国,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江城》,书中记录了他在涪陵的生活.这本书一经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销售,并三次再版,被誉为“认识中国必读的一本书”.
1999年,何伟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纽约客》驻华记者,同时为《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他又在中国生活了7年,其间驾车跑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在北京时,他曾住在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的“小菊儿胡同”,或者郊区一个极偏僻的叫“三岔”的小村子里.
凭借多年的亲身经历,何伟又先后写下了另外两部书《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和之前的《江城》一起,并称为“中国三部曲”.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点：描写的都是最真实细微的普通百姓的生活.有评论家说,何伟的书在国外广受关注,是因为西方人通过他来认识一个政治意义以外的真实中国；他的书在被迅速地翻译成中文后,同样风靡中国,则是因为中国人也在通过他来重新认识自己,审视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也许人们总是需要透过别人的眼光,才能更清楚地看懂自己.
“我喜欢观察记录普通人的生活”
在最新出版的《寻路中国》里,何伟用幽默的表达方式和优美的文笔,举重若轻地讲述着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人们能看到10年来,中国的变化,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读者往往是笑着读完继而陷入沉思.在接受采访时,何伟用极其流畅的中文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在中国,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中国人普遍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而事实上,没有人能把今日的中国琢磨透.”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新书《寻路中国》,为什么用一个*范文站在乡村公路边作为封面?
何伟：因为书里面写到过论文范文,同时也是因为好玩,一种幽默.在美国的公路边不会有这种*范文,如果有,一天就给破坏掉了,很多美国人不喜欢论文范文.但是在中国有很多.外国人总觉得中国管得很严,其实它有严的方面,另一方面也很自由,尤其是开车和做生意.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选择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作为你写作的对象?
何伟：一般的外国记者特别重视政治,他们生活在北京,住在外交公寓里,他们的交往圈和我在涪陵与当地人的交流不一样.我喜欢观察记录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他们抽什么烟、买什么东西、重视什么,这些细节很重要,中国不仅发生了很多大事,也有这种细微的变化.我觉得近10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有那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些变化有历史价值.但是中国人太忙了,他们没有时间关心这些,中国的大多数记者每天都忙于报道新闻,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则很少和农村来的人交流.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书中引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地理资料,你是怎么做到的?
何伟：我找了很多书,也采访专家、学者.最重要的是时间,做得太快不行,太快会比较浅.《寻路中国》差不多用了6年的时间来完成.一般中国的作家和记者很难做到这点,如果这样做,他们的生活保障就会遇到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书对美国读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何伟：现在美国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中国是特别复杂的,很难介绍.我虽然为杂志撰稿,但相比而言,写那些新闻不重要,写书更重要,因为要用比较长的篇幅,才可以把一些问题讲清楚.我想我的书可以促使美国人来中国看一下——我写的中国和他们在报纸上看到的不一样.
“中国人比较乐观,而美国人很悲观”
记者对何伟进行采访时,他正在准备动身前往埃及,那是他和妻子张彤禾早就计划好的.张彤禾是美籍华人,曾是《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她曾经辞去工作用3年时间扎根东莞,追踪大量在工厂打工的女孩,写成了《工厂女孩》 -书.这次他们打算去埃及待上五六年,记录那里的生活,然后再重新回到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在中国的生活,对你有哪些影响?
何伟：我变得比较务实,而且面对一些没有办法的事情,态度会轻松一点.中国人比较乐观,而美国人很悲观.实际上,美国人的情况挺好的,他们应该承认自己运气好,不应该抱怨太多,美国人吃的苦少,太娇惯了.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中国旅行和居住的这些年里,哪些人令你印象深刻?你喜欢这些人身上的什么特点?
何伟：我去了很多偏僻的地方,在山西我遇到过一个叫张宝龙的风水先生,他的名片上列出了27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其中还有“拖移车辆”,项目编号是22,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我想,如果真在西部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事,我可以找他帮忙.
在“三岔”,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老魏,我们经常联系.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壮年之一,家里有30多本法律书籍．曾经想当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后来放弃了.他为改善生活做过各种尝试,比如养水蛭.我喜欢这些人身上的灵活和务实.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要长时间地离开中国,去和你的中国朋友们告别了吗?
何伟：两个星期前,我回了“小菊儿胡同”,那里现在有很多酒吧,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在那里玩,变化很大,不过总比拆掉好.前段时间我也去了涪陵,我发现那里的人思想更开阔了,对外国也比较了解.
环球人物杂志：你打算还要再回到中国?
何伟：是的.我还是喜欢在中国写东西,生活也已经习惯了.我有两个9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她们的中文名字叫张兴采和张兴柔.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在中国学中文.
前年,我们在“三岔”盖了新房子,里面我做了一些设计,但是外面和当地的房子一样,是老魏帮我论文范文盖的.以后我们再回中国的时候打算住在那里.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呢?
何伟：我从小就想当自由撰稿人,在读书的时候就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做事情.在《纽约客》做撰稿人是很自由的,没什么约束,保险什么的也是我自己交.好在我的书很畅销,没有经济压力.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能在不同的国家生活,是种难得的体验.我现在也还算年轻,我还有精力.
编辑：王晶晶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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