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成因之我见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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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企业论文范文

本学期我为北京师范大学全校本科学生开设了《人力资源测评》公选课,教学目标之一就是“从人力资源测评角度对中国5 000年来的兴衰成败进行深入解析”,因此,备课之余我特地对中国5 000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杰出人物当量（每百万人口中对后世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的数量）、国家综合国力（人均粮食产量,对外扩张过程中的最大作战半径等）等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李约瑟之谜”,并仔细浏览了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李约瑟难题”成因相关主题文章三十余篇,试图寻求令人信服的答案,但笔者视野所及者,都未尽其意,于是撰此文,供方家指正.

发展就是硬道理,强大就是真本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是否雄厚,有赖于以营利为目的、以创造价值和创造客户为宗旨的一国或地区所属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全球视野角度,纵观所有产业链上的企业,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靠掌控行业或产业标准来获取利润,比如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企业,它们分别掌控了所在行业的生产和技术标准,这类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是最优秀的,属一流企业.这类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主要依靠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研发人才所拥有的群体性的持续创新能力.

第二类主要靠拥有某些独到技术和企业品牌影响力来获取利润,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这样的企业.这类企业拥有少量独到的核心技术,如沃尔玛的全球采购和配送系统,可口可乐的神秘小配方.这类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与第一类企业有差距,属于二流企业.这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靠其高素质的经营人才和大批高素质的操作人才提供的标准化服务,以及其日积月累的品牌影响力.

第三类主要靠生产或销售某些具体的产品来获取利润,如我们身边数不胜数的OEM企业和满布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街头的无数外国品牌专卖店,这类企业一无核心技术、二无雄厚的运营管理能力、三无标准化的服务,只能零星或带有碰运气性质地挣点血汗钱,被行家戏称为“box-movingindustry（搬箱子产业）”,属于三流或不入流的企业.这类企业在全球经济景气时尚有艰难生存空间,而一旦全球经济表现低迷,则大批快速死去,这类企业大多没有发展的可持续性.

尽管2010年第二季度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几年前,聚官、产、学、研于一身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唐津一的力作《中国能否赶超日本——日本人眼中的中日差距》一书至今依然令人振聋发聩：中国经济虽然总量名列世界前茅,但是经济比重不高,质量也中等偏下,与世界大国相比较,经济效率相差为100年,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同样,而且绝对速度相差为1 5倍.特别是拿2001年GDP和GNP在世界上的比重来看为4%（2008年为7.23%,笔者注）,和1960年差不多,排名也没有怎么变化（2009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依然在全世界1 00名以后,笔者注）.还有,以2000年为例,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扩大了793美元,和日本更是扩大了914美元（2008年日本的人均GDP是42480美元,中国为3260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3倍,笔者注）.

由此看来,尽管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总量也有了相当的进步,但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总体上依然还在低水平上艰难徘徊,加上我国的独生子女相继进入就业市场、产业升级和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严重滞后等诸多因素,我国大多数企业此前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因素正在迅速消失,我国企业的健康运营已经全面告危, “民工荒”和“高水平、高素质”职业经理人一直整体性缺少或数量严重不足就是明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历史性的必然选择,其宗旨和目的无非要提升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但就笔者目之所及,目前我们的诸多看似积极主动的做法,其实并未触及问题本质和核心,这也是“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很苦恼的问题.

“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的缘起与本质

在今天看来,李约瑟可谓少年得志,他31岁时就出版了3卷本《化学胚胎学》,从此在生物化学界崭露头角,一举成名.后又相继出版了《生物化学形态学》、《胚胎学史》等专著,而被誉为胚胎学的奠基人之一,成为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具有哲学思想的科学史家.而且作为一个英国人,他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英国不仅经济实力雄居世界前列,技术也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为此他爱屋及乌,想当然地认为当时的先进技术都为欧洲所发明,且大多为英国人所发明.

当时,李约瑟有三个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位的父亲正好是北京大学的科技史教授.由于自小的耳濡目染,她对中国科技史非常熟悉.每当李约瑟自负地向她夸耀某项技术是欧洲人发明的时候,这位女生就会告诉他该项技术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且还清楚明白地指出在哪本书中有所记载.刚开始时李约瑟并不相信,但多次如此,李约瑟就开始认真起来,于是他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他们所讨论的很多技术发明确实早已记载在中国古代的某本文献中,于是他对中国科技曾经的辉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不仅从身边聪颖、智慧的中国学者身上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科学文化背景、中国语言文字传统,而且对中国灿烂辉煌的科学与文明及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使他深感震惊的是,辉煌的历史、聪颖的国民,缘何造就出一个疲惫不堪的泱泱大国?于是,他开始学习中文,伺机来华探个究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李约瑟几经周折才于1942年11月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在英国生产部的支持下,启程赴华,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和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机构.

李约瑟在中国呆了近4年的时间,他亲自驾车,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身份,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大后方,进行了11次“远征”,踏遍大后方的10个省,行程3万多公里.期间,他参观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详细考察中国各大学与研究所的教学、科研、图书与仪器设备,寻访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文献典籍,接触到上千位学术界人士,结识了数以百计的中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史家、社会学家.诸如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刘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王亚南等名流学者,包括当时论文范文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思来、林伯渠等中国论文范文领导人.他与这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家,围绕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地理、政治、经济等诸多重大问题进行广泛交流,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发展和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李约瑟于1946年春离开中国前往法国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1 948年返回剑桥.随后,他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等人的先后协助下,开始撰写他闻名世界的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根据目前已有文献考证,被后人称之为“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难题”的话题是在1944年4月和10月间,李约瑟两次应抗战西迁到贵州遵义、湄潭一带办学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的邀请,为该校学生所作的学术报告中首次提及,其内容后来经不断补充修正,目前得到普遍公认的是如下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一是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二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而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地位?这是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变,当然也就激发了很多人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振兴国家为已任,虽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这段历史背后的因由对于预测中国未来的复兴一定有所启示,值得人们去深入发掘.

“李约瑟之谜”一提出,就立即引起了各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分别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就其成因进行了的艰苦探求；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很可惜的是,6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的科技界, “李约瑟之谜”不但无解,甚至还有明显的恶化趋势.

话说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时光转到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1天后的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后, “钱学森之问”才真正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李约瑟难题,换个角度提出也就是钱学森之问,欧洲能从中世纪的千年落后背景下创建近现代科技,为何近代落后的中国却不能奋起直追,培养出自主创新型杰出人才,从而再度成为创造发明的强国呢?中国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好比书法艺术,非常难以完全模仿名家论文范文,却完全可以在名家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流派,科学、经济、体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摆脱权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领悟科技与产业的创新精神实质.总之,细品“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两者在内涵和本质上并无实质差异.“李约瑟之谜”说的是近代中国的科技应该发达而没有发达, “钱学森之问”说的是新中国应该培养出很多创新型人才而没有培养出来.因此, “李约瑟之谜”的谜底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李约瑟之谜”成因解释种种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认为：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 “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很显然,李约瑟的上述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后世的学者们对他的解释并不满意,相继对“李约瑟之谜”的谜底进行了积极探索,目前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是韦伯( Max Weber)提出的文化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比较保守.因而不能像信奉新教的西方国家那样产生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因此,文化决定论都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无法摆脱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显然,文化决定论尽管也许能够解释中国现在为什么落后,但却没办法解释中国过去为什么强盛,更不能解释为什么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等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迅速崛起.

二是国家竞争假说.该假说认为欧洲之所以强盛是因为欧洲分成很多小国,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为了让国家强盛,各个国家就会努力去倡导科学技术.而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不存在这种竞争,由于长期缺乏竞争的压力,因而不会有进步.这种观点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思辨,缺乏应有的实证依据,不足为信.

三是专利保护说.该假说认为在14世纪之所以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当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在诺斯看来,产权的有效界定和保护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的发明创造热情,它是解析近代西方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键.这种观点过分强化了人们的功利性目标,可能对李约瑟之谜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绝对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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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Elvin提出的高水平陷阱假说.该假说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前1000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远远领先欧洲.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资源的约束.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一直以来因为人口众多而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其他,显然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有些牵强附会.

五是林毅夫从激励机制的角度,认为在14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创新率比欧洲高,是因为早期的技术发明源自于实践经验,这种技术发明与人口的多少密切相关.中国人比较多,在长期的工作中偶然发明新技术的概率就大.14世纪以后技术的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和实验中得到的,而实验性的发明都是需要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进行.中国的激励制度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研,而是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科举考试上了.因此,中国的学者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进行科学和实验知识的积累,中国的科学研究缺乏人力资本.林毅夫的观点对中国曾经的落后可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绝对不能有效解释建国以来一直培养不出拔尖人才的钱学森之问. 此外,对李约瑟之谜,还有诸多解释,试图从政治、体制、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角度,试图论文范文此谜,比如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由于缺乏主客分离的意识,这与科学精神所要求的个人精神与客观事物分离基本原则相悖离,所以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张建华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还有人认为中国由盛及衰乃是循环论之必然,本身并无什么玄妙之因.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列出.

“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成因之我见

如上种种观点,可能在解释“李约瑟之谜”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回答“钱学森之问”上就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旗下,不论国家和社会的科技投入,还是人才培养的数量,以及所谓的“顶尖水平”的标志性成果上,我国都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效果与我们期望的相距甚远.原因何在?此前的原因很少从个体并组织行为角度去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对体系性、文化性忽视,所以才有了昨日的“李约瑟之谜”和今日的“钱学森之问”,如果不从根本上以真实行动立即去“痛改前非”,那等待我们的将又是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某某某之某”.

首先,从绩效管理体系的角度看,一直以来中国人总体上缺乏历史敬畏感,所以普遍缺乏开放传承意识和精诚团结意识,这样的民众意识是难以诞生并有效推行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的,这种情况近年来在政府部门、科研部门、企业的生产单位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还有日渐恶化的趋势.

所谓绩效管理就是个人、局部、短期、静态之绩与组织、全局、长期、动态之效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管理.由于受人类自我本性和有限理性的影响,只要是人都会从自我安全、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角度去对周围的一切去进行观察、思考、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是人类的本性,东西方应该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所以从组织有效管理的角度看,绩效管理就要试图平衡个人之绩与组织之效之间的关系.很显然,个体行为对组织目标的自我遵从度就是组织管理有效性的最终决定因素.

那么,如何有效提高个体行为对组织目标的自我遵从度呢?途径无非有两条：

一是通过特殊历史事件来塑形,比如梵蒂冈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的修建都经历了200余年的时间,很多家庭前后十余代人都倾其一生来做这么一件事,他们没有理由不做精做细,他们没有理由不精诚合作,而一旦完成,他们的后代不会不虔诚地仰慕它,这种历史事件不仅有效培养了个体的历史敬畏感,还培养了他们之间开放的传承意识和精诚团结意识.而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历史性事件来对国民的日常行为进行过行塑.

二是个人的自觉反省.与第一种途径相比较起来,这种情况只能算是偶然现象了.回顾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真正对历史有敬畏感的人是少之又少,李世民可能算其中的典型代表,所以才有了一个至今让人们依然怀念的贞观之治.刘邦、宋太祖稍逊,他们身后数十年都可谓中国较为开明也较有创造性的时期.而秦、元、明、清四代的开国元勋,与上述三者相比起来,对历史的敬畏感就少了许多,所以他们民族的创新精神的激发和保护,远远赶不上前面李、刘、赵三位开国元勋.

由此看来,从绩效管理体系的角度看,中国人总体上缺乏历史敬畏感,所以普遍缺乏开放的传承意识和精诚团结意识,这样的民众意识是难以诞生并有效推行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的,这种情况近年来在政府部门、科研部门、企业的生产单位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还有日渐恶化的趋势,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一一列举；

其次,在组织治理体系的选择上,自秦汉以来受儒法体系的治国理念的选择的影响,中国创新组织治理体系总体上不仅不支持创新人才成长,甚至还“阴诛显戮”个体的创造性,这种情况在近年来虽然略有改观,但潜藏的洪流和各种污泥浊水还是足以让那么少数的智慧火花昙花一现.

根据《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中观点,我国沿袭至今的儒法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论文范文论文范文思想作为论文范文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

黄仁宇认为,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辈,并且有常识之人地位高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有一段长时期,这系统所产生的秩序及稳定,还曾赢得外间的赞赏.直到19世纪初西方的商业利益挟着实力在中国沿海各处立足,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而不及最高的标准,看来乃是组织简单、交通低下的政体,既缺乏弹性,也欠实力.当这些弱点暴露之际,其缺乏效率之处,尚可视作非道德.

对于法家,赵鼎新归纳总结了其改革的基本方法和“成功”之处就在于“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它给臣民的好处与现代意义上的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公民权绝对不能相等同.秦国的法律以刑法为核心,意在控制民众、鼓励打仗勇敢者和严厉整饬即使是很微小的“违法”行为,而不是给民众什么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陈胜吴广会被逼造反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在秦国和战国时期的其他各国有着一定的“论文范文”,那也是因为思想控制技术在当时的中国尚未被发明出来.这种“自由”决没有法律上的意义.

细品如上黄和赵对儒家和法家精髓的解读,结合当今我国的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组织的管理体系,对身处其中的大学教师、科研人员的管理,无一不烙上了深深的儒法印迹,比如很多大学评聘职称,不看能力、不看水平、主要看等待的时间有多长,这是典型的儒家烙印,大多数学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都要对研究人员进行考核,不合格者便要降级处理,这其实是用操作性人才的管理模式来管理创新人才.这样不重实效,只重形式的考评体系,不仅不支持创新人才成长,甚至还“阴诛显戮”个体的创造性,为了生存和活命,大多只能按照考核要求去拼凑,或者把一篇不错的作品分拆成无数小块分几年来发表,这也是神圣的科学研究领域公开的秘密.

第三,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和具体的操作实施上,中国普遍存在一些不懂教育规律,又没有组织使命感和民族兴亡责任感的人长期占据要害位置,这种人亲自营造的“黑幕统治”使得诸多本来有望成为创新人才者一个个蜕变成木讷呆子.

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培养是关键.人才乃教育体系的产品,产品的质量要好,原材料、加工过程和加工工艺都不能出问题,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将优质的原材料加工成次品或次优品,结合全世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怀疑过中国学生素质的事实,可以谨慎推断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具体的操作实施,正在扮演着“优质原材料杀手”的重要角色.究其原因,就是一些不懂教育规律,又没有组织使命感和民族兴亡责任感的人长期占据要害位置,（教研）室霸、系霸、校霸、学霸现象俯首皆是,这些人往往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将学生的健康成长视若草芥,将组织的使命、国家的兴衰成败完全抛诸脑后.这些各式各样的“霸”通过各种手段营造出各式各样的“黑幕统治”,将诸多本来有望成为创新人才的青年才俊一一屠杀殆尽或使之变成木纳的呆子.这样的实证例子很多,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结束语

培根有言：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簸荡是一件乐事；站在一座堡垒的窗前看下面的战争和它的种种经过是一件乐事；但是没有一件乐事能与站在真理的高峰目睹下面谷中的错误、漂泊、迷雾和风雨相比拟的.

李约瑟因为自豪和自负而对中国科技史发生了浓厚兴趣而提出了“李约瑟难题”,钱学森因为心有民族振兴和国家的未来而感叹人才难以为继,所以不经意间提出了“钱学森之问”.这一谜一问,引起了国人诸多注意,但具体有效行动,好像不仅不扎实,甚至也缺乏深入系统的考虑,因此笔者有了撰写此文的冲动,并快笔成行.

作为既有研究任务、也有教学任务,还有管理任务和社会服务任务的研究型大学教师兼中层管理者,我每日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无时不使我处于迷茫和慌乱之中,也曾多次感受到了“道家对世俗的权威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崇信宇宙间的一元组织,愿意回归原始的简朴,抵抗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为威迫或是利诱”（黄仁宇语）的“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黑格尔语）,但当我每天走进位于北京北三环内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时,特别是看到我的学生们那一双双求知的眼睛时,我又有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慷慨激昂,因而有了如上一些自己的感想,因为题名为“成因”,所以对策就是尽在不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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