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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发端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电影交流上,由于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刚刚起步,大量译制外国电影成为供应中国电影市场的有效策略之一.《普通一兵》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它的译制成功标志着一个新的电影片种的诞生.
[关键词]第一部译制片 《普通一兵》 诞生记
[DOI]10.3969/j .issn.1002 -6916.2010.14.003
早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前苏联影片就已经在广大解放区放映了.但是,由于放映的是进口原声电影, “观众只能通过幻灯字幕或放映员用土喇叭讲说来了解影片大概.后来,还打上了一些半文不白的字幕,一些影院偶尔也搞‘译意风’,但仍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1]当时的情况是：
观众往往顾此失彼,看画面看不了字幕,看字幕又来不及看画面,而且字幕上的字数是有限的（小幕上一个画面只能容纳18个汉字）,仅能把内容的意思介绍出来.城市里有文化的观众看字幕外片不成问题,而一般市民和广大农民、文言则无法看懂外国原版电影.[2]
为了发挥电影的教育功能,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和农村文化生活的需要,更好地体现“电影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厂长袁牧之在有关“七片”生产计划中,明确地提出了新的电影片种——翻译片,并把目光首先投向了苏联电影.
1948年,袁牧之找到当时厂里的编导、表演能力都很强的袁乃晨,与他商量如何在外国影片中配上与演员同步的汉语对白一事.交流中,两人的想法一拍即合,袁乃晨接受了创办电影译制片的工作任务,并随即开展工作.部队话剧演员出身的袁乃晨既有艺术才华又朴素干练,接受任务之前已经编导过一部科教片,对镜头语言的运用比较熟悉.
1948年夏天,袁乃晨独自一人前往哈尔滨南岗区的莫斯科电影院,与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驻东北总经理（总代表）聂斯库伯商谈引进苏联影片的译制.在此之前,一些苏联电影在上映之前也曾经做过加字幕等翻译性质的处理,当时是由香港和印度等地的电影公司制作的.
起初,聂斯库伯（苏联代表）不太相信东北电影制片厂能够做好苏联电影的翻译,几经周折,在袁牧之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袁乃晨终于与前苏方签订了为苏联电影做翻译配音的合同,一个月后,他们拿到了第一份准备翻译的电影原本《马特洛索夫》.袁牧之和袁乃晨马上组织人员,安排设备,全力以赴地开始了译制工作.[3]
电影剧本的翻译是否准确到位是翻译片能否成功的首要保证.为此,东影厂特别安排了孟广钧、刘迟担任俄文翻译.为了把影片翻译得更好,他们还请来了哈尔滨的俄文权威人士桴鸣（徐立群先生）参与剧本的翻译.为了符合译文的口语化和画面对口型的要求,《马特洛索夫》脚本的中文译稿经过了几度修改、润色,一个月后,终于翻译成功.
为了不使第一部翻译片被苏联否决,把版权给予他国,袁乃晨日夜反复阅读已经翻译过来的剧本,并与原片对照观看.此时的袁乃晨做过电影演员,也编导过科教片,对于镜头语言、景别等电影基础知识也有一定程度地了解和把握.但是,对于什么是翻译片,如何做翻译片,袁乃晨也是心中没底,只能摸索着干.为了解决台词的口语化和对口型的问题,他们想出了掐秒针、数音节的办法.
他们先把影片中俄语句子里有多少音节计算出来,然后按音节数译出中文台词,用秒表记录下影片上每一句话的时间长度；再由刘迟喊号,孟广钧按照原片的速度,讲俄语充当片中角色,袁乃晨同时用汉语译词与之对照.他们发现,译文的字数不一定要同俄文中的音节相同,但必须使一句话中的几个重点相吻合.为了选择一个适当的字来对准口形,他们反复推敲每一句台词等[4]
练习过程中,导演袁乃晨觉得台词是对上了,但是又有点像背书.演员在演戏时应该带有感情,说话的速度和音调就有所不同.由于两国语言不同,同样的一句台词也会在音阶和词汇上有些差异.于是,袁乃晨就让翻译孟广钧再将台词进行适当地调整,找到那些最能表现演员情绪的语句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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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就是在语言上下功夫,口型——人家开着口,我们就不能是闭的口型,我们是边做边发现这个问题的,这处人家是张嘴的,我们就得改成开口字,不能人家说“啊”,咱们说“嗯”,意思虽然没错,但口型对不上.[5]
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够表现人物性格、感情的语音轻重等方面的台词,袁乃晨和翻译们更为细致地去润色.比如电影中,主人公马特所洛夫在冲向敌人的碉堡时高呼“乌拉！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万岁”,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他们就试着用中国战士在战场上常用的字眼,将其译成“冲啊！冲啊！”,结果口型吻合,又符合剧情,听起来也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全面掌握影片以后,袁乃晨亲自去挑选演员.影片男主角马特所洛夫的配音演员张玉昆、女主角扎木克娃的配音演员吴静都是从东北军大文工团请来的.袁乃晨对演员的要求极为严格,不仅要在口型上与角色保持一致,而且在感情和气质上,也要同角色相吻合.
等袁乃晨要求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阅读剧本,明了主题思想,掌握角色性格.为使他们了解角色,导演还特意请人介绍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和性格等等.当时,演员们都讲不好普通话,为创造好角色,他们争分夺秒地练发音、背台词.那阵子,还不晓得用循环盘反复放映,为了保护胶片,排练中有时仍由孟广钧（翻译）背诵俄语台词,代替影片放映,让配音演员来与他对照.[6]
翻译孟广钧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经就《普通一兵》试制过程中,导演、翻译、演员排戏的情形作过较为明确的阐释：
导演在给演员排戏时,仍然是我（孟广钧）讲俄语,让演员来和我对.等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工作拷贝,不敢分剪片本（怕以后同国际音带混合录音时出问题）,怕放映的次数多了损坏工作片,影响以后的工作合成.所以,整个译制片组看片次数必须少且仔细,一旦某个局部没记准需要核对时,就得上机放映一整本的片子（一本影片放映的时间约9分钟）.为了尽量减少放映影片的次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当影片来使用,跟我对口型.同时我这样还可以及时发现译得不太妥切之初,修改译文.排练差不多了,才转进录音棚去对着工作拷贝排练录音.[7]
在袁乃晨和全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反复复地对词、排练、录制,1949年5月16日,《普通一兵》（片头字幕是《一个普通战士》翻译：邝钧、桴鸣、刘迟）终于译制成功,并于1 949年8月公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部影片是根据在卫国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所洛夫的是事迹创作的,它歌颂了苏联人民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剧作者是姆基瓦尼,导演是鲁科夫.
《普通一兵》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它的译制成功标志着一个新的电影片种的诞生.导演袁乃晨在开创我国译制片事业上作出了杰出贡献,被人们赞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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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电影国语译制片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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