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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化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4-18

文化论文范文

文化论文

目录

  1. 一、自梳女文化记忆的内涵
  2. 二、以自梳女为主体的文化记忆
  3. (一)自梳女的基本情况
  4. (二)自梳女的发展历史
  5. (三)自梳的原因
  6. (四)姑婆屋——自梳女的记忆场域
  7. (一)媒介记忆里的自梳女
  8. (二)失语的他者
  9. 四、反思与总结

《文化记忆理论视野下的自梳女》

该文是文化方面本科毕业论文范文与理论视野有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摘 要:自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珠三角一带流行的一种特殊习俗:女子在适婚年龄,将自己的头发盘成发髻,表示终身不嫁.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通过考察姑婆屋等记忆场域,对有关自梳女的文化记忆进行阐述分析,认为自梳女作为主体所感知的和媒体所建构的自梳女文化存在错位.有必要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差别中,还原自梳女心中真正的自白,整体上有助于岭南文化的保存和女性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自梳女;文化记忆;冰玉堂

一、自梳女文化记忆的内涵

文化记忆理论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他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的三方面内容:“记忆(对过去的指涉)、文化的延续以及认同(政治想象).[1]”

当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来考察自梳女时,可以将这种记忆概括为“自梳女文化记忆是珠三角地区所特有的地域风俗、婚姻制度和文化生态等的一个缩影.”通过它们,自梳女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这种独特的自我形象,实质是对于自梳风俗的凝练呈现;自梳女文化记忆指向当下的需求与利益,因而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重建性,因此它是按照社会准则和不同时期的社会主导思想的要求被建构出来的.

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自梳女,在有组织的建构下,被包装成爱国者甚至是妇女解放者.这种记忆建构夸大了这种文化的重要性,掩盖了背后女性话语显著缺失的困境.

二、以自梳女为主体的文化记忆

(一)自梳女的基本情况

自梳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在广东珠三角一带的一種特殊习俗,女子在适婚年龄,将自己的头发盘成发髻,表示终身不嫁.[2]选择自梳的女子梳起后,就不得结婚,也要尽量避免和异,她们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到了暮年,她们不能在家中过世,家里也不能供奉她们的神主牌位.因此当她们年老力衰时,就会搬到姑婆屋中居住,在那里终老.这一习俗为珠三角地区所特有并绵延百年,直到建国后,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化而逐渐消失.

(二)自梳女的发展历史

自梳女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其出现与近代华南农村地区经济结构、阶级力量的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此外,在中美《蒲安臣条约》之后,女性被允许走出国门.在这些出洋的女性中间,自梳女为数不少,她们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务工.在这一过程中,自梳女沟通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其次,这一的人口流动,客观上对华南地区的近代化起到了加速作用.当自梳女老年时期返回家乡,带回的是有着侨民记忆的叙事,这类叙事的传播又对超越地理的华人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三)自梳的原因

通过对姑太[4]们的访谈和查阅相关资料,不难发现,梳起的原因大多是“家中需要女儿帮衬”“兄弟要结婚”“害怕难产死掉”等,并无太多宏大叙事;晚年自梳女回国后的生活也与常人无异,并无明显地存在某种力量对她们实施了“救赎”.

在梁洁元姑太的访谈中,她讲到“当时打仗,日本人进村,我大哥吓破胆死掉了,嫂子去了香港做工,留下两个小侄子,我要是嫁人,父母带着两个孩子怎么办?”自己一是要帮衬家人,二是对生育的恐惧,“母亲生了12个子女,活下来的不过4个.”“当时没有剖腹产,难产死掉很多,我就想不要嫁了”.[5]

黄瑞云姑太则表示自梳并非自愿,而是双重因素的被迫.“我家两个妈,11个姐妹,我排第5,爸爸说,以后分家产男的有,女的没有.所以我靠自己就走了.我跟八姑太(梁洁元)还不一样,她年轻时那么靓,好多人爱,为什么不结婚?有人爱就结婚啊,我是靠不了爸妈又没人要,那就当自梳女咯.”[6]

(四)姑婆屋——自梳女的记忆场域

历史加速消逝,鲜活的生命正在消失,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记忆.而人们又往往对那些储存着记忆的地方,或是那些记忆隐退到的地方充满兴趣.皮埃尔诺拉将这些地方称之为记忆场域.[7]

记忆场所包含着物质的、象征的以及功能的含义,并真实地统一.

对自梳女而言,人们已经不再关注她们经历了什么,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她们留下了什么.由此,“姑婆屋”便是属于自梳女的记忆场域.

自梳女梳起后不会与父母同住,死后也不能被安葬在娘家.她们有的长期过着独身生活,但传统民间信仰说死后牌位无人供奉的人将会沦为孤魂野鬼.因此,在自梳女中存在着“不落夫家”“买门口”等现象.而部分人选择聚居生活,平日彼此照顾,离世后由自梳女姐妹们自主举行送终仪式.这个聚居、终老的地方被称为姑婆屋.

广东珠三角地区现存比较完好的姑婆屋,有顺德均安的冰玉堂、西樵官山的益善堂、东莞姐妹屋、肇庆观音堂、广州黄埔姑婆屋等.名气最大的是顺德均安冰玉堂,[8]建筑规模较大,保护较为完好,更是目前唯一一处被列为省级文保的单位.

冰玉堂就位于沙头社区内,自1886年,均安沙头就有少女到新加坡的官绅人家做管家、主厨、保姆等工作,后来这些人大多数成了自梳女.建国初期,返回祖国的自梳女集资兴建了一座"冰玉堂".1951年落成,1991年重修.该堂建成以后,凡本乡旅外姐妹,回乡无依托,均可免费入住.上世纪70年代以来,自梳女回乡渐多.入住最高峰是1978年,有三十多人同食同住,盛极一时.2012年12月25日,顺德均安冰玉堂自梳女博物馆挂牌成立,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免费参观.

冰玉堂坐北朝南,正门写有“冰玉堂”三个大字,“冰玉”取“冰清玉洁”之意,也暗示某种对自梳女的文化意指.中座供有观音,北边一间供有关帝.自梳女的牌位分两间摆放,正堂摆放沙头村黄姓姑太们的牌位,牌上刻有沙头黄姓自梳女的名字,共325人;侧间摆放的是其他姓氏姑太牌位.按照传统,仍在世的姑太的名字上贴有红纸,去世后则拿掉.

就冰玉堂作为记忆空间而言,冰玉堂是自梳女的“同乡会”和“安老院”,她们在这个空间中寻找共鸣也塑造着自己的文化共同体,打破身后忧患也重续着自己的生命体验;自梳女的文化记忆在这里呈现.

三、高度重建的自梳女文化

(一)媒介记忆里的自梳女

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编辑、记载或报道,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对于社会信息的记忆过程,这一现象人们称之为媒介记忆.[9]

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自梳女在内地媒体上的呈现不尽相同而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表征.这一状况将直接影响人们对自梳女的认知,也势必影响关于这一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

解放前的内地媒体多有两类报道范式.一是獵奇性质的介绍报道,例如,1936年的《妇女月报第二卷第一期》刊登的《粤台山自梳女组织处女协会》[10],称:近闻大批南洋华侨加入为自梳女,自梳女声势澎涨,已改头换面,更名曰“处女协会”,于顺德等地,邀集数千人连名签呈县府转呈省府,以“妇运”为大题目,吁请保障,准予成立会所云.二是批评性报道,例如1935年上海《申报》刊登的《沿途拍卖的自梳女》[11]一文,提到以缫丝为业的自梳女中途嫁人.1935年广东缫丝业出现危机,丝厂纷纷宣告停业.文中用“可笑而可怜”来形容顺德自梳女结成队伍沿途向人拍卖,还列出了不同年龄不同条件的自梳女的拍卖.

解放后的内地媒体报道范式大多围绕旅游、文化等话题.同时,随着早年下南洋的自梳女年事已高,陆续回国,“恢复国籍”“养老”成为关键词.另外,运用主流价值观对自梳女进行诸如“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的解读日益流行.其次,自梳女也已成为需要照顾的老者,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对他们晚年的关照都成为反映中国老龄化问题,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极好案例.[12]

(二)失语的他者

然而,在媒体言说自梳女的整个过程中,自梳女本身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从始至终都是被剥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者”.

2018年8月,顺德均安当地举办了“首届‘自梳女’七夕文化节”,终身不嫁的自梳女与长厢厮守的爱情主题结合在了一起.这一悖论似的命题,其实质就指向自梳女在整个节庆中是被描述的“他者”.当地政府还同上海李婴宁戏剧工作室合作创排了“全国首部自梳女儿童舞台剧”——《姑太返来啰》.该剧讲述了从1950年到1962年间,陆续从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地回沙头探亲的姑太们,给亲人带回衣物和那时在中国大陆不多见的糖果、新奇士橙、卷纸、自行车等.那些家里没有姑太的孩子们,特别羡慕家里有姑太的孩子.每当谁家的姑太回来时,村里的儿童都跑去村头的大榕树下,欢乐无比地喊:“姑太返来啰!姑太返来啰!”从这部剧的表达中不难发现,自梳女在不同媒介中被赋予着不同的“任务”,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恰恰说明其在媒介记忆中的“他者化”.

随着冰玉堂逐渐成为向外界开放的社会空间,自梳女的私人空间也转化为公共空间.自梳女连同冰玉堂最终成为当地的文化品牌.由此冰玉堂终将完成历史上某一时刻和某一的生命空间、记忆空间向商业空间的转换.而我们则有必要通过探究冰玉堂从建立到保存再到异化的历史流变,关注自梳女与主流社会的互动,进而解读冰玉堂作为记忆场域对自梳女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意义.

记忆场域是记忆与历史的相互交替.[13]对冰玉堂的描述指向的是一个大多数没参与过,仅少数人参与过的一个事件或一个经历,记忆和历史混杂在了一起.其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上对自梳女的任何定义都不是由自梳女本身来完成的.自梳女的失语和“他者化”的遭遇造成了对冰玉堂定义的谬误.而这种谬误也印证了媒体向我们传达的对自梳女认识的谬误.

四、反思与总结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梳女有其独特魅力,老人们也用自己的牺牲参与着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她们的生命历程也传递着有温度的文化记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得益于媒体而去走近她们的同时,也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当媒体将自梳女的私人记忆转换为公共话语时,不可避免地把有关自梳女的记忆标识化和程式化,从而使后者几乎不可避免地暴露在进入公共话语系统时被扭曲为娱乐的危险之中.从长远来看,我们除了在记忆的碎片中偶尔感到对历史的震惊和敬畏之外,大概难以找到其他更为深刻的因素.

根据文化记忆理论,“重建的回忆”是不可靠的,严格意义上的个体记忆是不存在的.就好像自梳女的自我认知和个人记忆无时无刻不在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主流社会对自梳女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甚至是“掩盖的记忆”.应当指出的是,用自梳女的过去来丰富当下社会的现在,存在着对文化记忆真相误解的危险.

独身不是人类追求的生活,人类需要互相依存.[14]自梳女的出现是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作的无奈的选择,这一文化记忆也是在屈从于主流社会文化生态的情况下形成的.我们难以将这一定义为“解放者”,其实她们更像是受生活所迫而离开生活的“殉道者”.自梳女的独立不应当被表彰.因为这是女性无奈的选择,女性在自我和爱情之间调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显然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

参考文献:

[1][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P6.

[2]李宁利.相约独身:文化地理视角下的珠江三角洲自梳女研究[D].中山大学,2004.

[3][美]苏耀昌.《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116-197.

[4]姑太:当地人对老年自梳女的一种称呼

[5]笔者的访谈实录.

[6]笔者的访谈实录.

[7][法]皮埃尔诺拉.《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A]:冯亚琳埃尔余传玲《文化记忆理论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韩尚译.P.94—P.113.

[8]莲子,林志文.《中国最后的自梳女》[M].广州:花城出版社.P.151.

[9]邵鹏.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D].浙江大学,2014.

[10]1936年《妇女月报第二卷第一期》:《粤台山自梳女组织处女协会》.

[11]1935年上海《申报》:《沿途拍卖的自梳女》.

[12]王亚君.《自梳女的当代媒介呈现》[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

[13][法]皮埃尔诺拉.《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A]:冯亚琳埃尔余传玲《文化记忆理论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韩尚译.P.94—P.113.

[14]李宁利.《相约独身:文化地理视角下的珠江三角洲自梳女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04.

本文总结:这是一篇关于经典文化专业范文可作为理论视野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文化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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