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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义利观论文范文

摘要：程颐解《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既讲“仁义未尝不利”,又讲“以利为心则有害”,并非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具有创新意义.然而,程颐解《孟子》又讲“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似乎又将义与利对立起来.朱熹《孟子集注》继承程颐讲“仁义未尝不利”,反对“以利为心”,还进一步在天理与人欲、公与私的理论框架中讨论义利关系,同时将程颐“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改为“善与利,公私而已矣”,消解了程颐将义与利等同公与私、讲义与利的对立所造成的理论矛盾.朱熹既讲“仁义未尝不利”是“理之自然”,又讲现实中“仁义未必皆利”,因而推崇董仲舒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程颐解《孟子》的义利观作出了新的发展.

关键词：孟子;程颐;朱熹;义利;利心

中图分类号：B22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6-0099-007

严复于1897年着手翻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按语有说：“民之所以为仁若登,为不仁若崩,而治化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东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涂.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1]858显然,严复反对“分义利为二”,并认为孟子、董仲舒是“分义利为二涂”,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应当说,严复认为孟子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及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分义利为二涂”,可能只是基于当时流行的或他自己的解读,并没有更多关注宋代程颐、朱熹的解读.在程朱看来,孟子、董仲舒所言只是针对现实中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而作出的应对,《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要表达的是“仁义未尝不利”,讲的是义与利的相互联系;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所要表達的是“正其谊,则利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亦并非“分义利为二涂”.

一、“仁义未尝不利”与“以利为心则有害”

“仁义未尝不利”,是程颐在解《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时首先提出的.据《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等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恵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2]2343显然,在司马迁看来,《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与《论语》“子罕言利”“放于利而行,多怨”一样,讲的是“好利之弊”,讲“利诚乱之始”,似乎是对利的否定.

然而,东汉赵岐注《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曰：“孟子知王欲以富国强兵为利,故曰：王何以利为名乎?亦有仁义之道可以为名.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患矣.”宋孙奭疏曰：“‘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者,是孟子答惠王也.言王何必特止曰财利,我亦有仁义之道,以利益而已.上利以财利为言,下利以利益为言.”[3]5795-579在赵岐、孙奭看来,《孟子》讲的是“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患”,有仁义之道,则能有利益,并不是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只讲义而不讲利.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对此,司马光说：“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4]18-19在司马光看来,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即子思言“仁义固所以利之”,讲的是义与利的相互联系.

程颐说：“凡顺理无害处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5]249显然,程颐解孟子言,是以“君子未尝不欲利”为前提而讲“仁义未尝不利”,这与司马光引子思所谓“仁义固所以利之”大致相同.

程颐还在解《论语》时说：“‘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盖人不当以利为心.《易》曰：‘利者义之和.’以义而致利斯可矣.”[5]383 “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5]173程颐既讲“以义而致利”,又讲“不当以利为心”;既讲“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又讲“凡有利心,便不可”,这与他解《孟子》是一致的.

程颐解《孟子》,虽然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将义与利联系在一起,但有时又似乎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之嫌.《孟子·尽心上》载,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对此,程颐说：“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等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5]176将《孟子》所谓“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解读为“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将利与善的关系解读为义与利的关系,既讲义与利“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又讲“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认为义与利的关系是公与私的关系,似乎是讲义与利的对立.当然,这里又讲“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利,而是要求“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程颐还说：“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妨义耳.”[5]396

二程还明确说：“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5]1170朱熹也说“利不是不好”[11]949,“利亦不是不好底物事”[11]950.所以,在程朱看来,利并非恶,善与利并非对立,而是“相去不遠”.但是,善与利的“相去不远”却有公私之别,并会导致“舜、跖之相去远矣”.[8]364

程颐的原文,既讲义与利“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又讲“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似乎是将义与利等同公与私而对立起来;朱熹的引文改为：善与利“相去不远,所争毫末耳”“善与利,公私而已矣”,则回避了义与利的对立.因此,朱熹《孟子集注》更改所引程颐所言,不仅是为了与《孟子》在文义上相一致,或许也是为了避免将义与利等同公与私,将二者对立起来,从而消解程颐解《孟子》所造成的理论矛盾.

三朱熹对董仲舒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解读

在朱熹看来,虽然“仁义未尝不利”,义与利相互联系,但是在现实中,为仁义未必皆有利,得利者未必皆仁义,义与利往往对立.为此,朱熹特别推崇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朱熹称董仲舒为“汉儒最纯者”[11]2226,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只是困苦无精彩,极好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下此诸子皆无足道.”[11]3257朱熹推崇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将其写入《白鹿洞书院揭示》[13]3587,并编入《近思录》[12]128、《小学》[14]450,对后世影响很大.

董仲舒既讲义又讲利,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15]257在董仲舒看来,义与利二者是人所不可或缺的,而义重于利,所以他又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15]262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6]2524董仲舒既讲义又讲利,同时又讲义重于利,这就是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从字面上看,这似乎也是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他又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15]322还说：“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等是以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除害之要在于去之,不在于南北.”[15]175显然,董仲舒不是不讲利,而是讲利天下,讲兴利除害,将利与害相对立,而不是将义与利相对立.

朱熹讲“仁义未尝不利”,强调不可有“求利之心”,还与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联系起来.他说：“若夫仁者,则先为其事,不计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无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谓‘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谓此意尔.然正谊未尝不利,明道岂必无功,但不自夫功利者而为之耳.”[10]729在朱熹看来,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中“正其谊”未尝不利,“明其道”并非无功,而“不谋其利”“不计其功”,并不是不要功利,而是“不自夫功利者而为之”,也就是所谓“先为其事,不计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无欲利之私心”,即朱熹所谓“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这或许正是朱熹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原因之所在.

朱熹晚年仍然从义与利二者相互联系的角度解读董仲舒所言.他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11]988认为董仲舒并非只讲“正其谊”“明其道”而不讲功利;讲“不谋其利”“不计其功”也不是不要功利,而是由于“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他又说：“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若行义时便说道有利,则此心只邪向那边去.等仲舒所以分明说‘不谋其利,不计其功’.”[11]1218-1219认为董仲舒所言既讲明了“义,乃所以为利”“义有大利存焉”,又讲不可“行义时便说道有利”.

据《朱子语类》载,在浙中见诸葛诚之千能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得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谓：“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为之,非所以为训也.固是得道义则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人将于功利之徇,而不顾道义矣.”[11]3263诸葛诚之不赞同董仲舒所言,认为“若是利成,则义自在其中;功成,则道自在其中”[11]2537,强调功利中自有道义.对此,朱熹认为,虽然“仁义未尝不利”“得道义则功利自至”,但在现实中仍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因而就会有人不顾道义而追逐功利,这就需要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此,他反对诸葛诚之“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2）朱熹还说：“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便是仁义未尝不利.然董生却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又是仁义未必皆利,则自不免去彼而取此.盖孟子之言虽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处,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13]2498在朱熹看来,孟子所言讲的是“仁义未尝不利”,而董仲舒所言讲的却是“仁义未必皆利”.孟子之言是“理之自然”,但由于在现实中“仁义未必皆利”,甚至有人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去彼而取此”,逐利而害义,因而不能“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所以,就现实性而言,董仲舒讲的要比孟子所言更为直截有力.可见,朱熹推崇董仲舒而反对诸葛诚之,只是针对现实中“仁义未必皆利”甚至义利相分离而作出的应对,并非把义与利对立起来.

四余论

在《孟子》中,“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孟子对梁惠王言利所作出的应对.也就是说,程朱既讲“仁义未尝不利”,又讲“以利为心则有害”,强调不可有“求利之心”,是对梁惠王只讲利而不讲仁义、将义利对立起来所作出的应对.同样,朱熹既讲“仁义未尝不利”是“理之自然”,又推崇董仲舒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同样也可以看作针对现实中“仁义未必皆利”甚至义利相分离而作出的应对.对于现实中将义与利对立起来、逐利而害义,朱熹并不是站在相同的义与利对立的立场上只讲义而不讲利,而是讲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并且认为“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讲道义与功利的相互联系.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无论是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还是董仲舒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就“理之自然”而言,都是讲“仁义未尝不利”,并非讲义与利的对立,并非“分义利为二涂”,而是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但就现实性而言,“仁义未必皆利”,存在着义与利的对立,不能“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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