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护理论文范文参考 临终关怀护理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临终关怀护理论文范文参考：中英临终关怀比较研究
2. 第二篇临终关怀护理论文样文：基于logit模型的恶性肿瘤终末期临终关怀决策影响因子分析
3. 第三篇临终关怀护理论文范文模板：中国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4. 第四篇临终关怀护理论文范例：癌症告知策略的研究
5. 第五篇临终关怀护理论文范文格式：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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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临终关怀护理论文范文参考：中英临终关怀比较研究

“临终关怀”来源于人类对年老体衰者或者病入膏肓者的关怀和供养,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临终关怀服务主要由政府或教会等慈善机构提供,体现为对年老体衰或者穷苦无依者的救助,并不具备医疗功能.

现代临终关怀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强调人有选择“优死”的权力,强调对临终者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全方位关怀和照护,并对临终者家属开展心理抚慰和居丧照护.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西塞丽·,桑德斯创办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院,标志着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开始兴起,之后在美国、法国、加拿大及香港和台湾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开展起来.随着临终关怀运动在世界上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开展,临终关怀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临终关怀学,以晚期病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保障临终病人的生存质量,不再将延长病人的存活时间作为首要的医疗目标.

临终关怀服务的基本目标是为晚期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照护,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缓解或者消除病人的疼痛等不适症状来减轻病人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恐惧和焦虑,为其提供心理抚慰和精神支持；同时将病人家属纳入到服务对象之中,提供哀伤抚慰和丧亲服务,从而使其尽快摆脱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回归正常生活.服务对象的确定既不是依据患者所患疾病的类型,也不是依据其年龄或性别等生理性特征,而是根据病人生命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临终病人”是指所患疾病在目前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下已经没有治愈希望、病情不断恶化、并且预期存活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病人.临终关怀学所涉及学科较多,与临床医学、护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学和宗教学的关系密切,交叉明显.按照具体照护方式的不同,临终关怀学又细分为“姑息医学”(或称“善终医学”)、“临终护理学”,“临终心理学”和“临终社会学”等分支学科.因此,临终关怀服务不是单纯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并且还包含心理辅导与咨询、生死哲学、死亡教育、健康教育、精神和社会支援、居丧照护等方面的综合性服务,体现了医疗保健服务高度专业化和全科化的统一.

从历时发展来看,临终关怀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早期具有慈善性质的“济岔院”或者教会医院,(二)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兴起,临终关怀机构的创办以及初期发展；(三)临终关怀服务和各国医疗保健体系的接轨以及整合.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临终关怀实践和研究都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不同国家根据各自的情况对临终关怀的具体服务模式和组织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服务机构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总体看来,最常见的有以下三种机构组织形式：独立临终关怀院；附设于综合医院或其他综合性医疗保健机构的临终关怀病区或者病房；家庭病床等居家临终关怀服务.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临终关怀的概念、纳入标准和服务标准具有国际化的特点,但是临终关怀的服务方式却有显著的本土化特征.例如,英国的临终关怀服务主要采用住院服务的形式,包括全日住院和日间住院两类；美国采用的是家庭临终关怀服务为主、住院服务为辅的服务模式.相比之下,中国临终关怀服务大多在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和养老院的专设病区或病房中开展,基本没有独立的临终关怀机构.一个国家或地区临终关怀服务的基本模式、发展水平和服务质量等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来看,决定或制约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的因素有：经济发展状况、医疗卫生制度、文化传统和道德习俗等.西方发达国家临终关怀服务总体发展水平高、设施齐全、覆盖面广,经济落后地区总体水平较低.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国家,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英国临终关怀的基本特点是服务机构数量多、覆盖广、专业水平较高、普通民众参与程度高,已经进入良性化的运转轨道,较好地体现了临终关怀和医疗保险的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经费问题.英国等国家的临终关怀已形成产业,成为国家医疗体系的一个有机成分,能够为人们的生存质量、死亡前照护质量和死亡质量提供重要的保障.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临终关怀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临终”和“死亡”都是禁忌话题,“临终关怀”难以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加之卫生主管部门对此行业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医疗费用等方面没有给予相应的扶持,直接造成了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严重滞后.因而,中国临终关怀处于较低水平,机构少、规模小、运营困难,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且缺乏严格的行业规范.另一方面,中国每年大约有160万人死于癌症,其中60%以上晚期癌症患者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癌痛；然而,每年接受各种姑息医疗和宁养服务的患者估计小足5万人.绝大多数患者临终之际仍旧在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和治疗,不仅延长了患者的痛苦,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对医疗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低水平的死亡质量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协调,与人们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相悖.除此之外,多种因素决定了今后中国对临终关怀具有巨大需求,例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度发展以及城乡“空巢”老人比例的快速上升,所以,中国民众对临终关怀的潜在需求难以估量.

“临终”是每一位社会成员迟早必经的生命阶段,所以,临终关怀一项关系到社会所有成员的重大问题.基于这种考虑,本研究着眼于全面考察中国临终关怀的发展,重点针对当前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困难,通过分析、对比国外成功经验、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探索有益于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运营模式.研究方法采用的是比较研究,以现代临终关怀的发源地英国为代表,目的是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下梳理全世界范围内临终关怀的兴起和发展历史,通过对比探讨中国临终关怀的问题,明确中国临终关怀目前所处的水平,以便于就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文献整理分析、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等为主；对比分析内容涉及现代临终关怀的起源、背景、服务对象及纳入标准、服务内容、具体运作模式等方面.

本文的内容包括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言.针对中国临终关怀遇到的严峻挑战以及民众对临终关怀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出本研究拟考察的重点问题,明确研究的具体方法,阐明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是临终关怀的概念、来源及研究历史与现状.该部分首先对“临终关怀”的涵义以及概念化过程加以梳理,强调临终关怀的首要服务目标是“优死”和“尊严死”,即提高临终病人的末期生存质理,充分体现对其尊严的尊重.另一方面,临终关怀尊重病人的自然生理变化,不采用任何积极手段极速病人的死亡.镇痛研究的进展为缓解临终病人的病痛提供了技术支持；“整体疼痛”概念的确立为临终病人的全方位照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现代临终关怀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临终关怀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大范畴,从不同的侧面为临终关怀实践提供参考,从而能够更好地为临终者及其家人服务,同时也使医护人员实现精神和心智的双重成长.大陆的临终关怀研究*绍性和借鉴性研究居多,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探索本土化的临终关怀模式.

第三部分是临终关怀的兴起及其背景比较研究.文章对临终关怀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着眼于临终关怀服务从慈善济贫机构向医疗服务机构的转变,在历时研究的视角下考察现代临终关怀的兴起与发展,为对比中英临终关怀兴起及其背景提供宏观全面的研究背景.

第四部分是纳入标准和服务内容的比较研究.英国的临终关怀事业是临终照护传统、传统医疗机构和现代医学发展相结合的结果,顺应了人们对死亡的新认识、满足了临终者的实际需求.中国临终关怀的服务模式基本借鉴自英国,但是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与临终关怀所主张的“优死”存在较大差异,虽然这种关怀形式为中国社会所急需,但是其中核心理念的接受尚缺乏群众基础,成为中国临终关怀发展的障碍.

第五部分是中英临终关怀具体运营模式的比较研究,重点考察所有制形式、资金来源、经营服务方式、监管体制等.英国临终关怀发展完善的重要保证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支持,广泛的群众参与以及多元化的经营模式.相比之下,这正是中国临终关怀所欠缺的发展动力.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些也是中国临终关怀实现进一步发展应该借鉴且能够借鉴的.

第六部分是中国临终关怀而临的困境以及英国等发达国家临终关怀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国内学者之前提出的几种实践模式是经过认真论证且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社会问题的出现,需要对其进行补允修订.笔者通过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服务模式,针对我国面的困难以及当前存在问题,提出了“立体化人文关怀模式”的基本构想.

第七部分是结语,对中国临终关怀事业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中国临终关怀最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将外来经验本土化.只有充分评估自己的问题,在比较的视野下取长补短,并适时调整改进运营模式,才能使得临终关怀获得长足的发展、造福于中国大众.当然,“立体化临终关怀模式”尽管已经在小范围内实施,但这一构想主要是一种理论探讨,其初衷是为临终关怀实践提供些新的思路,具体的可行性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调整和不断改进.

第二篇临终关怀护理论文样文：基于logit模型的恶性肿瘤终末期临终关怀决策影响因子分析

背景：治愈性治疗方案和姑息支持性治疗方案是临床治疗方案的两个类别,在恶性肿瘤和其他一些慢性病终末期治疗中,姑息支持方案也称临终关怀方案.临床治疗中对总路线的决定非常重要,因为后续的治疗、护理等等活动都要以这一决策为方向性指导；同时,这也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影响决策的因素错综复杂,不同的参与决策者给予各方面考虑因素的权重不同,容易产生意见冲突,这在恶性肿瘤领域尤为突出.癌症由于其不可逆的慢性发展特征、目前逆转手段缺乏以及多种原因造成的过度治疗泛滥,致使癌症患者,尤其是终末期的患者,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承受着极大痛苦,生活质量差.不仅如此,除了患者本人,通常整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牵涉其中,家庭内部因治疗方案选择等原因造成的意见冲突普遍,也因此造成很多遗憾.宏观方面,恶性肿瘤目前仍是全球排名第二的致死原因,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恶性肿瘤都是当前和未来几十年内最大的疾病负担之一,过度治疗直接或间接导致更多的伤残校正生命年损失、可用劳动力资源受损、国家或联邦医疗及社会保障负担加重,最终影响到财政-税收平衡.与可利用资源更丰富的欧美国家相对照,临终关怀方案在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国却往往不是终末期恶性肿瘤患者的第一选择,且意愿很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判断极易导致日后患者自身、家庭内部和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无法弥补的遗憾.所以,无论是从宏观的公共卫生管理层面,还是从患者的个体化临床管理层面,都需要我们对影响恶性肿瘤终末期临终关怀决策的影响因子及其影响强度、方向进行定量、定向分析,深入理解这一临床决策问题,才能在实际临床工作中有的放矢地施加影响,推进姑息支持和临终关怀方案在终末期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实际应用.

方法：针对恶性肿瘤患者、主要护理者和医护人员这三类与恶性肿瘤终末期方案选择密切相关的研究对象,分别设计了独立的调查问卷,用以采集受访对象的：1.人口统计学信息：年龄、性别、信仰、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保险状况等；2.相关背景信息：诊断治疗背景信息(仅于患者问卷和护理者问卷中；诊断、分期、治疗史、治疗后评价等)职业背景(仅于医护人员问卷中)、生活质量分类自评及他评、家庭关系自评、当前面临主要问题和当前情绪自评等；3.选择倾向信息：在初始状态及给定不同条件后对临终关怀方案的倾向.选择倾向部分利用投射原理设计,描述了一位标准适用于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方案的恶性肿瘤患者(由医生判断估计生存期小于等于6个月),并询问受访者在不同给定条件下对该方案的选择态度,包括二分类定性法和连续分值数轴定序定量法.问卷初始设计参考了大量国外相关文献和肿瘤学、公共卫生及管理专业、心理学及经济学专家意见,经13次修改后进入预调查阶段.其后按照预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初步结果再次修改问卷内容和调查方式,最终用以进行正式调查(不记名式).在调查人员进行解释说明后,由受访对象自行完成问卷；对每类别中10%的受访对象采用面对面调查,用以质量控制.在前后两个阶段采用了不同分析方法.中期分析及报告撰写中对受访对象选择倾向主要采用分层分析、相关分析和非参数检验,分析软件使用SPSS17.0(IBM).采样全部完成后,在终期分析中对名义尺度变量、分类尺度变量采用x2检验或Fisher',s Exact检验；对间隔尺度变量在满足模型假设情况下采用Student',s t检验,或应用多元非配对logit模型进行建模拟合；不满足模型假设时做相应数据形式转换直至满足假设后按上述处理.人口统计学信息与恶性肿瘤终末期医疗方案选择相关的背景信息结合,用以辅助模型变量筛选和混杂控制.模型校正因素为受访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患者有无医疗保险、肿瘤分期、治疗史,患者生活质量、患者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受访者当前情绪及受访者选择终末期医疗方案时首要考虑因素.点估计以经指数换算后的比值比(Odds Ratio, OR)形式呈现.统计软件采用Stata/MP (v11.2, Statacorp, College Station),点估计及置信区间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P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结果：受访者总数为688人.受访者分布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和北京普祥中医肿瘤医院的268位有明确诊断的恶性肿瘤患者、312位主要护理者和108位医护人员(医护人员数据在中期分析前已达到总目标值,之后未追加,故不在此重复已在中期报告中进行的描述和分析).580位受访的肿瘤患者和主要护理者中,受访患者男性147人,女性121人,年龄范围17～92岁,平均年龄±,标准差为58.26±,13.01岁；受访护理者男性134人,女性178人,年龄范围22～79岁,平均年龄±,标准差为45.56±,13.99岁.面对不同的终末期医疗方案选择时,63.05%的受访患者首要考虑方案的预计生存期延长时间,18.47%的受访患者首要考虑经过治疗的预计肿瘤缩小程度,10.44%首要考虑方案的预计经济压力,另8.03%的受访患者首要考虑方案可能的副作用大小；受访的护理者中,68.77%首要考虑方案的预计生存期延长时间,13.29%首要考虑经过治疗的预计肿瘤缩小程度,12.62%的受访患者首要考虑方案可能的副作用大小,只有5.32%首先考虑方案的预计经济压力.对于按照标准应给予临终关怀方案的情况进行描述,受访者直觉性选择的粗概率数值不高,患者的初始选择概率为0.4563,护理者为0.4680,扩大样本量之后的结果与中期报告结果相符,说明样本中的恶性肿瘤患者和护理者对终末期临终关怀方案接受度不高.校正模型显示,对受访患者来说,有无医疗保险、有无营养问题、有无睡眠问题和选择终末期医疗方案时首要考虑因素不同对于初始考虑终末期恶性肿瘤临终关怀方案可能存在较大影响；对受访护理者来说,唯一显现出对于初始考虑终末期恶性肿瘤临终关怀方案可能存在较大影响的因素是所照顾患者的诊断分期.在给定具体知情情况、家庭关系等条件后,选择概率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以离散型logit模型分别对24种条件建模,每种给定条件下先以简单logit模型得出粗选择概率；再按照患者校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有无医疗保险、诊断分期、治疗史、生活质量自评、当前问题、当前情绪、选择终末期医疗方案时首要考虑因素、信仰和有无相关经历,护理者校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所照顾的患者有无医疗保险、患者诊断分期、治疗史、患者生活质量他评、护理者生活质量自评、护理者当前主要问题、护理者当前情绪、护理者选择终末期医疗方案时首要考虑因素、护理者信仰和有无相关经历,以多元logit模型重新拟合,给出校正OR.两类被访者人群各48组模型,共96组模型.绝大部分情况下都选择概率上升,各因素影响力度不同.通过校正模型,我们对医疗相关、社会相关及精神心理相关的多因素进行了定量、定向分析死,也通过校正模型与非校正模型和常识的对比,发现了一些反直觉现象和公众常识的不准确认知,例如知情问题对终末期肿瘤患者选择医疗方案的影响等.

结论：对于恶性肿瘤终末期临终关怀决策,各考察影响因子中患者对病情是否知情、患者与家人的亲疏程度对最终决策影响力度很大；受访者对主管医生的依从性与医生意见和信任程度同时相关；主管医生的意见对最终选择倾向有较大影响,家人具体意见影响不大；相关经历对患者决策有一定影响,对护理者影响不明显；信仰有无对受访者决策未见明显影响.

第三篇临终关怀护理论文范文模板：中国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联合国的统计指标规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就称为人口老龄化.早在1965年,法国就率先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继法国之后,世界上众多发达国家先后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今,人口老龄化已逐渐成为全球性问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困扰和影响.

自1999年起,我国也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截止到2009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1.67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已达1899万,失能老人1036万,半失能老人2123万,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需要社会为其提供照料服务.中国的老龄化呈现出不断加快增长的趋势,高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空巢老人队伍庞大.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或者说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出现的,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同时,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地区间不平衡等特点十分明显.

《2006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中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为男性70岁、女性74岁,人均寿命72岁.然而,我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卫生部的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老年人群中60%-70%有慢性病史,平均每位老人患2-3种疾病,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疾病的患病率是总人口患病率的3.2倍,患病天数是一般人群的2.2倍,伤残率是总人口伤残率的3.6倍.

虽然,中国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但是,大多数老年人需要不同程度的护理服务,一些老年人的晚年是在身体不健康的状况下度过的.据测算,平均每位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照料与医疗成本开支约为65至74岁老人的14倍多.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有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口也越来越多,并且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我国《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的意见》里明确指出：支持发展老年护理、临终关怀服务业务,支持兴办老年护理、临终关怀性质的医疗机构,鼓励医疗机构开展老年护理、临终关怀服务.根据实际情况,对开展老年护理、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按规定给予政策扶持.然而,由于我国老年护理事业起步较晚,老年医疗保健体系还很不完善,也没有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养老服务体系.我国的养老服务在制度上和现实中面临着双重困境.

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服务缺失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研究如何建立一个结构完善、功能齐全、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的养老服务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本文在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大连这一具有老龄化特征,而且在目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比较完善的城市为调查分析样本,对城市居民的养老服务意愿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从现实层面解析了大连市的养老服务体系.基于上述研究和分析,结合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设计了我国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战略.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对中国养老服务模式的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通过对调查样本的统计分析,深化了对影响城市居民养老服务意愿的关键因素的认识.(2)提出了构建“适度普惠型”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的理念,并且认为,“适度普惠型”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应当能够确保老年人享受养老服务的自立性、普遍性、权利性、公平性和选择性.(3)将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依托社区开展的各种养老服务进行系统整合,构建了*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的多维视角；设计了养老社会服务的援助网络模式,改变了以往多数研究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的单向性研究思路.(4)根据调查数据及国家相关战略,提出了我国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目标,即在适度普惠的基础上,由基本保障型养老服务体系→服务型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型养老服务体系.本文认为,我国“适度普惠型”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阶段：2011—-2015年为“基本保障型”养老服务体系发展阶段,2016—-2020年为“全面服务型”养老服务体系发展阶段,2021—-2050年为“快速发展型”养老服务体系发展阶段.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使我国的老年群体能够享受到社会化、产业化、网络化和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使老年人能够过上具有较高质量的、体面的老年生活.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适度普惠型”城市养老服务体系追求的是“适度普惠”,养老服务的提供者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政府的财力物力有限,还不能实现国家统包统揽的高福利,在政府提供基础性养老服务的同时,还需要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国家统包统揽的提供方式由于排斥了竞争性,会导致服务供给的低效率.养老服务体系是适度普惠的,更应该是高效率的.政府是基础性养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可以通过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基础性的养老服务.非政府组织主要包括社区、企业、家庭、个人、各类社会组织等,在市场机制下,主要提供可供选择的养老服务,同时,还提供部分基础性的服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同时作为养老服务的提供者,实际上体现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可以避免单纯由政府提供服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也能够使非政府组织在养老服务提供的过程中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达到政府与市场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目的.同时,我国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康运行需要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支持.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一些养老服务制度将难以有效运行.

作为一种具有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深入研究.

第四篇临终关怀护理论文范例：癌症告知策略的研究

一、研究目的

癌症已经成为全球首要的疾病死亡原因,我国每年的发病率正逐年上升.由于癌症的治愈困难和预后差,使得向患者告知癌症诊断和病情不亚于向患者宣布“预期死亡”.这样,是否告知以及如何告知癌症病情一直是社会颇为争议的问题.在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临床医护人员通常是先将真实病情告知家属,再根据家属的意见决定是否告知患者.且家属普遍高估患者获知真实诊断的负性情绪,不主张将实情相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医疗坏消息的告知是可行的,且癌症患者对知情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国的这种告知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且,在癌症告知的过程中,人们对死亡有许多的不接受,达到或超过50％的治疗费用被用于延长晚期癌症患者痛苦的死亡过程.这些均不利于癌症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获得真正的舒适、尊严和满足,不利于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

本课题对此进行研究,为更好进行死亡教育和开展癌症告知奠定理论基础,让癌症患者理解生与死是人类自然生命的历程,既能善待生命,珍惜生命,又能勇敢正视疾病,坦然面对死亡；为更好尊重和满足癌症患者知情同意权,努力实现从“尊重家属的意见”到“尊重患者的权利”的转变提供科学依据；寻求最佳的告知人员、时间、内容、程度等,让癌症病情告知更温情、更人道、更科学、更理性,在“告诉事实”和“避免伤害”的冲突中取得最大的平衡；摸索出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让患者在不多的时间内达到一种生存的相对较高质量；为制定科学的医疗服务政策和制度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得卫生事业的发展更有利于满足癌症患者的需求,更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文献检索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和专题小组讨论法等,探讨我国死亡观以及癌症告知的相关理论,研制不同人群死亡态度和癌症告知的问卷调查表.对某*甲等医院医护人员634名、门诊患者307名、住院癌症患者302名、癌症患者家属305名,共计1548名不同人群进行现场调查；采用EpiData3．1软件,双录入法进行资料录入,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包括一般统计描述性分析、Wilcoxon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χ~2检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应性分析等.全部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值＜0．05时有统计学意义.

三、研究内容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专家小组讨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死亡观和现代的死亡观对我们现代医学的启示以及癌症告知策略的研究,从理论上探讨我国死亡观以及癌症告知策略的相关理论：探索不同人群(医护人员、普通患者、癌症患者和其家属)的死亡态度和癌症终末治疗态度,比较不同背景资料人群死亡态度和癌症终末治疗态度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更好开展癌症告知和进行死亡教育奠定理论基础；调查不同人群对癌症告知的态度,让医护人员和家属从“告知”与“不告知”的两难处境中解脱出来,为制定科学的医疗服务政策和制度奠定基础.比较不同背景资料人群对癌症告知策略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探索适合癌症告知的人员、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和程度等,寻求科学的癌症病情告知策略；研究癌症患者和其家属在获知癌症诊断后心理变化,为科学开展护理干预提供依据；分析死亡态度和癌症告知态度之间的关联,摸索增进和完善癌症告知策略的途径.

四、研究结果

1．大部分患者既赞同无痛苦、有尊严地安乐死亡,又表现强烈对生的留念,希望医护人员和家属进行积极救治；能够接受死亡,但同时存在否认或侥幸心理.年龄、家庭住地、重病接触经历、丧礼经历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癌症患者的终末治疗和死亡态度的评分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2．癌症患者家属赞成终末期淡化治疗,但对安乐死态度模糊；能够平静接受生命终结,但对死亡仍显忌讳.性别、婚姻、文化程度、丧亲经历、重病接触经历和宗教信仰等对癌症患者家属癌症终末治疗和死亡态度问题的评分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3．医护人员对癌症终末期患者的治疗存在矛盾心理,对死亡持有回避和拒绝的态度；有危重患者接触史、丧亲经历者更倾向于不赞同“患者应坚强活下来”；有处置死亡经历者更倾向于赞同“减轻痛苦和提供尊严”、“建立治疗遗愿”(P＜0．01或P＜0．05).

4．“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等生命*学观念已经能够被相对部分的人群所认可和接受；住地、年龄、性格、性别、家庭收入和住院经历等因素对普通门诊患者的终末治疗和死亡态度的评分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5．医护人员较其他人群更倾向于不介意谈论死亡和对终末治疗更理性,家庭人均月收入是谈论死亡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是理性治疗的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

6．癌症患者非常希望了解真实病情,他们认为保护性医疗会导致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让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心理关怀；男性、既往有住院经历和丧礼经历的患者对待重症疾病的告知态度更积极.获知疾病时间≤1月者比＞1月者更倾向于对医护人员的欺骗产生不信任感；已婚者、男性比未婚者和女性更倾向于对隐瞒重症病情十分不满.

7．大多数家属主张在征求他们同意后,将真实病情告知癌症患者；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获知亲人患癌时间、文化程度、重病接触史、丧亲经历等因素对家属的癌症病情告知态度的评分具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8．医务人员对癌症病情告知所持的态度较慎重,不十分赞同将真情完全告知患者,其告知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知情愿望,他们比较认同家属拥有决策权,且普遍认为患者不是充分知晓病情；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科室、职业、职称、文化程度、重病经历、住院经历、重病接触史、处理死亡经历是影响医护人员对癌症病情告知态度的主要因素(P＜0．01或P＜0．05).

9．普通患者对癌症告知的态度比较模糊,对待癌症告知过程中医护人员、癌症患者和癌患家属三者之间的冲突,仍有相对部分的人群将矛头指向医护人员；住地和住院经历对普通患者的癌症病情告知态度的评分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10．背景资料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充满矛盾,仅不同角色人群的态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癌症患者告知态度和知情愿望最积极,知情程度自评最高；家属并非告知主要障碍,普通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告知态度最为保守.

11．大部分癌症患者主张在确诊时,有家人陪伴,由肿瘤专科医生面对面地直接将真实病情完全告知,并让患者获得治疗的希望.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已婚、性格外向和介意谈论死亡者更支持家属参与告知；有既往住院经历和自觉病情较轻者更主张及时告知；文化程度高者更赞同医生直接告知.

12．癌症患者家属首要重视对患者的心理承受力的评估、十分强调自身在告知过程中的作用、特别讲求医护人员的告知艺术、比较赞同采取选择性部分告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住地、职业、重病接触史、知情时间、丧亲经历、丧礼经历、宗教信仰以及谈论死亡的态度等因素对家属选择癌症告知策略具有一定影响(P＜0．01或P＜0．05).

13．医护人员对癌症告知前准备的评分较高,比较赞同确诊时,在家属的情感支持下,在一个安静的私密环境中,由医护人员和家属组成的告知小组,共同商讨,进行有计划分步多次告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院经历、重病经历、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丧礼经历、危重病人接触史、处置死亡经历、职称和工作科室是医护人员癌症病情告知各项策略评价与选择的影响因素(P＜0．01或P＜0．05).

14．普通公众对告知时家属的同意与参与较为认同.有危重病接触史者比无重病接触史者更赞同癌症告知时“有家属陪伴”以及“面对面直接口头交流”.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更加主张癌症告知时“避免让与疾病不相关的人知道病情”.

15．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适应期,大多数患者和家属都可以平静地接受患癌现实；获知癌症诊断后,绝大多数癌症患者及其家属都存在不良情绪,且无论是癌症告知当时,还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家属组均较患者组倾向于拥有更多的“不良情绪”；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性别、丧礼经历等是癌症患者及其家属产生不良情绪的影响因素(P＜0．01或P＜0．05).

16．死亡态度和告知态度关系紧密：能够接受死亡的人更倾向于对癌症告知持积极态度,对接受死亡处于模糊态度者更倾向于癌症告知的含糊态度；持不接受死亡的态度者更倾向于不主张癌症告知.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向癌症患者及其家属告知真实病情是可行的；医护人员要特别注意让男性、已婚、有住院经历和丧礼经历的患者或家属享有充分的知情同意权,充分认识和理解癌症患者的矛盾心理,咨询他们对终末治疗的遗愿,护送他们在舒适、尊严和满足中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2．对初期确诊的癌症患者,一定要遵循“不欺骗”原则；人性化癌症告知策略需要考虑患者的个人背景、个性特征、患病史和对待死亡的态度等；需要评估癌症患者的知情愿望,明确告知的对象；建立单独的谈话室,确保不被干扰的告知环境；需要家人的陪伴,提供情感的支持；需要医生充分履行告知的职责,及时告知病情诊断和变化；需要计划、分步、多次告知,并留下余地和希望；告知真实病情后,需要注意观察和疏导患者的不良情绪.

3．避免与家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构建和谐的医疗关系,医护人员应该重视家属的人文关怀,因人而异地对他们实施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充分认识和理解癌患家属对癌症终末治疗和癌症告知的矛盾心理,征询家属的意见,尤其是对学历高、阅历深的家属,与他们或协商合作、或教育引导,且最好在家属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适应期之后,再向患者告知癌症真实病情,同时鼓励家属与患者沟通,为患者提供充分的心理和社会支持.

4．医护人员要努力克服在癌症告知认识上的误区,以优化生命全程为己任,积极开展癌症告知策略的研究,自觉加强与医疗有关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际交往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加强同行交流与沟通,注重自身人生经历和工作经历的丰富和积累,努力培养对生死的自然达观态度,不断提高癌症的告知技巧；开展病人角色扮演等方式的教育,建立临终关怀病房和重症监护病房的常规培训制度等是增强医护人员对生命死亡认识和癌症告知责任感的可探索途径.

5．实现从“尊重家属的意见”到“尊重患者的权利”的转变,实现治疗向照料的转变,需要营造一个对死亡和癌症告知更加开明的氛围,需要早期针对性死亡教育的干预,需要城乡差别的不断缩小,需要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和提高,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需要广大医护人员的积极引导.采用大众传媒多渠道地进行生命死亡教育能够改变人们对待癌症告知态度,改善患者对癌症的知情现状.人生经历少的、年轻的、农村的等特点的癌症患者医护人员进行死亡教育的重点人员.

6．“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等生命*学观念正逐步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基础；国家应大力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临终关怀以满足广大癌症患者的需求并加大宣传,努力促成全社会“无病则防,有病则治,治不好则临终关怀”的共识.

六、创新之处

1．本研究从死亡态度和癌症终末治疗态度这一崭新的角度,探寻癌症患者的病情告知策略.

2．在癌症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对癌症告知、癌症终末治疗和死亡态度等敏感问题进行调查.

3．本研究多维度研究癌症患者

第五篇临终关怀护理论文范文格式：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构建研究

伴随着高龄化和长寿不健康的特征,我国的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截至2012年12月,60岁及以上和65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已分别占总人口的14.33%、9.40%,8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0.58%.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60%-70%的有慢性病史,15%的患有严重疾病,伤残率是总人口伤残率的3.6倍.《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发布的数据称,截至2013年,我国的失能老人已超过3700万,并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到2020年,失能、半失能老人将突破4600万.由此可见,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十分严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需求不断增加并且日益呈现多样性特征.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在先后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国办发[2006]6号)、《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2015)》(国办发[2011]60号)、《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等文件中,反复强调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料和护理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发展老年护理、临终关怀业务,并提出根据实际情况对开展老年护理、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给予政策扶持.然而,由于起步晚、时间短、发展慢,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有成熟的长期照护模式,对于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相关论述也仅仅散见于政府的养老服务文件中.现有的居家照护、社区照护、机构照护等长期照护供给方式无法完全同失能老人的需求匹配,不但造成大量长期照护资源的浪费,而且无法完全满足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需求.在上述背景下,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不但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政府养老事业的成败,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目前我国关于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性分析或对理论的宏观概括性分析,侧重于讨论某种模式的供需现状及存在问题、介绍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等.关于如何处理家庭照护这一传统照护方式与其它社会化照护方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长期照护的不同责任主体等方面的研究较少,从整体上研究如何通过构建长期照护模式满足失能老人多样性需求的文献更为鲜见.鉴于此,本文以构建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为目的,从梳理长期照护模式在我国的发展演进历程入手,以分析失能老人的需求与长期照护模式之间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首先,阐述了不同类别失能老人对长期照护的一般性需求和特殊性需求；通过PEST方法和SWOT方法,分析了现有不同长期照护方式的微观特征及其所处的宏观环境,并同失能老人的多元化需求进行匹配分析.然后,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调查问卷所得相关数据,研究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长期照护模式的经验,依据需要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公平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及理性选择理论等基础理论,本着“既能够满足失能老人希望在家照护的意愿,又能满足他们多样性照护需求”的原则,提出构建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的基本思路,构建以失能老人需求意愿为基础的长期照护模式,并利用北京大学提供的CLHLS 2008年和2011年微观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转移概率矩阵,追踪老年人的健康状态转移状况,结合预测的2013年中国老年人口数据对比分析构建前后长期照护模式需要的机构床位数量,论证了模式的可行性.最后,提出了我国构建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的政策性建议.本文的主要成果和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第一,失能老人群体内部具有整体性和个性化的特征,对长期照护模式的需求也呈现出相似点和异质性.从整体上看,绝大部分失能老人希望在家里或自已熟悉的社区接受长期照护,除非万不得已,很少有失能老人主动愿意去长期照护机构.以身体失能程度、家庭照护的状况以及患病情况作为分类标准,将失能老人分类后进一步分析发现,单纯的家庭照护、居家照护、社区照护、机构照护方式均无法满足失能老人的多样性长期照护需求.一是对于家庭照护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施的人口政策,加之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的不断加速,家庭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中的功能日趋弱化.二是对于居家照护来说,其建立初衷是保证失能老人既能够享受家庭带来的精神慰藉,又能够得到专业人员提供的长期照护,减轻家庭照护者的负担,提高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质量和效率.现实中却由于内容缺乏针对性、缺失医疗康复护理功能等原因,居家照护无法为患病的失能老人提供长期照护,而且对家庭照护的替代作用非常有限,很多情况下家庭照护者依然承担大量的照护任务,甚至仍是照护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三是对于社区照护来说,也存在同居家照护类似的问题,无法为居家照护提供充分而且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保障,无法满足居家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需求,从而无法真正实现其依托功能.四是对于机构照护来说,它能够为失能老人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长期照护,但却由于存在缺乏精神慰藉、收费过高、有悖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情结以及供需结构失衡等问题,仍然得不到失能老人的亲睐.由此可见,单独依赖任何一种长期照护方式均无法满足所有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需求,构建一个兼具整体性和个性化的长期照护模式势在必行.第二,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需求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失能老人自身具备的客观条件和他们对客观环境的评估.失能老人的性别、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居住状况显著影响他们的长期照护模式需求,女性、有配偶的失能老人、身体状况较好、非独居的失能老人,更倾向于选择与家庭及子女联系密切的长期照护方式；二是对不同长期照护模式的了解程度和态度.对于大部分失能老人来说,他们对居家照护、社区照护、机构照护的了解越客观,评价越高,越有可能选择这几种模式补充甚至是替代日趋弱化的家庭照护；三是选择长期照护模式时感受到的外界压力.失能老人本人、他们的子女、邻居和朋友越不排斥他们入住长期照护机构,他们越有可能选择与家庭及子女联系不密切的长期照护方式.第三,梳理与研究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的长期照护模式后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照护模式起步早,发展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地区尚未有成熟的长期照护模式,已有的长期照护方式在发展中存在理念不清晰、设计不合理、配套支持不充分以及专业性缺乏等问题.由此得到以下启示：构建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时,应当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前提下,注重长期照护理念、立法保障、多元化长期照护主体的参与方式及其相互关系定位等方面问题.第四,以尊重失能老人的需求意愿为出发点,本着系统性、权利性、公平性、选择性以及渐进性的原则,构建了一个既能够满足失能老人希望在家照护的意愿,又能满足他们多样性需求的长期照护模式.该模式以家庭照护为核心,居家照护为基础,社区照护为依托,机构照护为支撑,家庭病床为补充,具体包括8种实现方式：家庭照护、居家照护、社区照护、养老院、家庭照护和家庭病床的结合、居家照护和家庭病床的结合、社区照护和家庭病床的结合以及护理院.其中,家庭照护对应的是不需要医疗护理且有充足家庭照护资源的失能老人；居家照护主要适用于处于轻度、中度失能,不需要医疗服务,并且没有充足家庭照护资源的老人；社区照护主要适用于处于轻度、中度失能,不需要医疗服务,并且家庭照护资源匮乏的老人；养老院主要是为重度失能、家庭照护资源匮乏并且不需要复杂医疗照护的老人提供长期照护；家庭照护和家庭病床相结合主要针对需要简单医疗护理且有充足家庭照护资源的失能老人；居家照护和家庭病床相结合主要适合于轻度、中度失能,家庭照护资源不足并且需要简单医疗护理的老人；社区照护和家庭病床相结合主要是为轻度、中度失能,家庭照护资源匮乏并且需要简单医疗护理的老人提供长期照护；护理院主要针对重度失能并且需要系统复杂医疗护理的老人.第五,以失能老人需求意愿为基础的长期照护模式具有可行性,能够有效缓解未来失能老人增加、家庭照护人员减少给养老院和护理院带来的长期照护床位供给压力.根据相关测算,该长期照护模式可以使养老院和护理院的床位供给压力减少约75%.而且,本模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尊重失能老人的需求意愿,并且秉持了“持续照护”的理念；同时,遵循家庭优先的原则,尽可能地减少由于居住环境的改变给失能老人带来的不便,最大限度地保持老人和亲人、邻居朋友之间的交流,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他们的精神孤独.在实践中,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同长期照护系统中其它组成部分协调配合,因此,需要通过重新诠释并且宣传孝文化,促进传统文化观念与现实国情协调；同时,还需要完善政策、法律、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丰富长期照护内容,提供人才和物质保障,形成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长期照护供需协调之间的良性互动,唯有此,才能真正实现模式设计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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