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公共管理论文范文参考 医院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医院公共管理论文范文参考：基于协同管理理论的综合性公立医院公共卫生职能实现策略及路径研究
2. 第二篇医院公共管理论文样文：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研究
3. 第三篇医院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模板：政府办公立医院规模及财政补偿研究
4. 第四篇医院公共管理论文范例：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研究
5. 第五篇医院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格式：公益性视阈下的公立医院共同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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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医院公共管理论文范文参考：基于协同管理理论的综合性公立医院公共卫生职能实现策略及路径研究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了解我国综合性公立医院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现状以及公共卫生部门建设情况,明确公立医院的公共卫生职能定位和权责范围,探讨公立医院履行公共卫生职能过程存在的关键问题及影响因素,对公立医院的公共卫生工作运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从而提出提升公立医院公共卫生工作、强化其公共卫生职能的有效建议,构建基于预防服务—临床服务连续性的公立医院公共卫生协同管理模式.

研究内容与方法

（1）文献回顾与情报分析.查阅国内外关于公共卫生体系职责与运行现状的相关文献,了解我国公共卫生职能落实存在的问题,分析公共卫生与医疗这两者的职能的连续性与区分,研究不同的主体执行公共卫生职能的优劣势,并进行职能定位分析.

（2）实证研究.在湖北省和广东省总计调查了53家医院（二级医院26家,三家医院26家,民营医院1家）,共计1115名医务人员.采用现有资料、统计报表数据收集、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样本地区综合性公立医院公共卫生部门建设情况、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人力资源情况,了解医院公共卫生工作运行模式及承担职能现状,调查医院医务人员对开展公共卫生部门的看法和建议以及对公共卫生工作的知晓情况；通过半结构深度访谈的方法,了解公共卫生工作取得的收益,存在的障碍和改善建议；通过典型案例收集的方法,对在公共卫生工作建设方面有一定创新性的综合性医院进行资料收集、案例研究和分析,探索影响公共卫生工作开展的关键问题,为构建公共卫生协同管理模式提供研究基础.

（3）定量分析.运用描述性分析分析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人力资源情况以及医务人员对公共卫生工作职责范围的知晓度现状；运用聚类分析方法,根据每个受评估医院组织管理、传染病防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妇幼保健、健康教育与促进、卫生应急这六项的评估分值,选择K-means Cluster过程进行聚类,对参评机构进行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评估各公立医院公共卫生科的运行现状,总结公立医院在履行公共卫生职能时存在的关键问题；利用皮尔逊卡方检验以及Binary Logistic回归方法,探索和分析公共卫生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其影响因素,为相关策略研究提供实践分析基础.

（4）定性分析.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理清医院公共卫生工作涉及到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关程度、影响力、立场和受政策影响程度,通过权衡各方利益从而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运用SWOT分析,通过调查的获得资料,将医院构建公共卫生科、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会、外部威胁等因素列出,再运用系统分析理论等方法,匹配各种因素加以分析并进行评价.

研究结果与结论

结果：

（1）本研究发现,综合性公立医院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之间存在制度性裂痕,两者缺乏有效的双向联系和协作机制.

（2）医院负责公共卫生工作部门人员工作职责有交叉的情况,存在一人负担多项工作职责,公共卫生专职工作人员较为缺乏.公立医院在公共卫生科室建立的过程中,与医院原有公共卫生相关科室存在一定的整合和融合的过程.

（3）医院公共卫生部门人员平均配置数为3.35人,女性所占比例较高；从年龄结构上看,平均年龄为43.1岁,存在着年龄老化的现象；职业类型中公共卫生医师所占比例较小,主要为护士和临床医师,说明专业背景并不强；学历主要集中于大学专科和本科,高学历人才比例较低（7.1%）；接受专业培训情况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

（4）经问卷调查和统计学分析,综合性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中有98%赞同医院承担公共卫生工作,90.8%的医务人员知晓公共卫生科的存在,对医院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作内容、职责和相关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5）对两省医院公共卫生工作效果差异进行比较,经卡方检验分析,湖北省和广东省虽然医院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模式不同,但医务人员对传染病防治相关工作（χ~2等于1.6,P>,0.05）、消毒与院感控制工作（χ~2等于2.5,P>,0.05）、卫生应急处置（χ~2等于3.5,P>,0.05）等公共卫生制度知晓差异不大；湖北省公共卫生科的构建显然对临床医务人员产生的作用较大,临床医务人员了解医院公共卫生管理员工作职责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广东省（χ~2等于81.2,P<,0.01）.

（6）本文建立了《医院公共卫生工作考核标准》,并对样本医院进行分项评估和总体评估.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综合评估后的医院分为四大类别（第一类机构各方面评分均较差,第二类机构传染病防治、卫生应急较差,第三类机构各方面评分均较好,第四类机构组织管理、传染病防治较好但其他得分中等）；经方差分析检验,本研究发现在组织管理（F等于78.374,P<,0.01）、传染病防治(F等于28.94,P<,0.01)、健康教育与促进(F等于7.765,P<,0.01)和卫生应急(F等于5.643,P<,0.01)四个方面工作开展有显著差异,慢性非传染病疾病管理工作在医疗机构之间广泛推行（F等于2.079,P>,0.05）,妇幼保健工作逐步规范(F等于2.231,P>,0.05).选择二分类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医务人员公共卫生知识知晓的影响因素只和对医院公共卫生管理职能的了解程度有关(OR等于10.23, P<,0.01),而与医务人员受教育状况、是否接受公共卫生培训、以及工作年限均无关

（7）本研究认为,公立医院应主要承担下列公共卫生职责：保障基本医疗服务、传染病防治、妇幼保健、卫生应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健康教育与促进.

(8)本研究构建了医院公共卫生四级网络管理体系,该体系包括有行政管理层、医院公共卫生管理委员会、公共卫生科和临床科室公共卫生管理员四级.

结论：

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医院公共卫生工作要实现疾病预防和医疗服务两个系统协同开展,还存在一些问题：（1）医院领导层对公共卫生工作的认可度不够；（2）公共卫生工作缺乏政府经费补偿机制；（3）医院临床与公卫部门协同合作机制不明确；（4）公共卫生工作缺少激励机制；（5）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有待改善；（6）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缺乏；（7）公共卫生科人员结构不合理.

医院在保证履行自身公共卫生职责的同时,还要构建公共卫生与临床服务工作协同合作机制：（1）构建院内协同要素,包括协同的组织、协同的频率、协同的内容、协同的机制等；（2）构建医院协同体系,建立医院公共卫生四级网络合作机制,包括行政管理层、医院公共卫生管理委员会、公共卫生科和临床科室公共卫生管理员四级,通过四级网络强化自组织行为,进行院内公共卫生工作的良好合作,以达到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的有机结合和协同发展.

建议

结合存在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建议：（1）明确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协同工作体系补偿机制；（2）明确医院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同等地位,提高医院公共卫生工作社会认可度；（3）构建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人才交流机制,提高公共卫生科人员专业素养；（4）强化疾病*预防的理念,加强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5）构建公共卫生部门与临床科室协同工作绩效考核与监督机制；（6）完善体制建设,将医院公共卫生工作纳入医政管理范畴；（7）建立医院公共卫生工作四级网络管理机制,强化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协同工作机制；（8）提高各区域公共卫生工作质量.

创新

本研究从医院公共卫生服务与临床医疗服务协同发展的独特视角出发,在了解综合性公立医院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现状以及公共卫生部门建设情况下明确公立医院的公共卫生职能定位和权责范围,探讨公立医院履行公共卫生职能过程存在的关键问题及影响因素,并从组织管理、传染病防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健康教育与促进和卫生应急五个方面对公立医院的公共卫生工作运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构建基于服务连续性的综合性公立医院公共卫生协同管理模式.本研究论文来源于方鹏骞教授主持的《武汉市医院公共卫生部门运行状况评估》

第二篇医院公共管理论文样文：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研究

健康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目标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作用.而医院是治疗疾病、提供健康等服务的主要机构,对于维护人们的生命健康权,促进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医疗事业的发展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领域的实力.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福利待遇水平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奇迹”,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的国家.但是在20年后的今天,中国面临尴尬的局面,原有的劳保医疗制度、公费医疗制度为主的医疗保障体系逐渐瓦解,政府逐渐减少了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公立医院由原来的政府主导逐渐转变为“自负盈亏”,造成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的逐渐缺失,通过诱导患者消费或者提高药品价格等方式实现医院的正常运转.因此,人们在就医过程中出现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就医需求的满足,医疗卫生领域的福利性和公平性缺失,公立医院体制改革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针对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难题,国家开始了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2009年3月17日,**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标志着新医改的正式启动,其中提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3月18日,国务院下发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以下简称《方案》),这一纲领性文件为新医改指明了方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作为医疗卫生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公立医院改革是整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所有其他体系的建立和配套政策的落实,都依赖于公立医院改革的成功.然而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社会各界普遍要求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从目前来看,我国各地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地对于公立医院的改革措施基本都遵循《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遵循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原则,回归公益性,在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改革试点有所收获.其中改革的重点多集中于医院法人机制、补偿机制、监管机制、加强医院的管理等方而.第二,建立起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有利于医院内部现代化的运营和管理.以北京为例,在试点医院内部建立理事会,理事会成为医院的决策机构,负责医院的决策权.由理事会任命执行院长,执行院长负责按照理事会的决策负责医院的具体运营管理,接受理事会考核.通过理事会、执行院长和监事会,“三权分立”,分别承担决策、执行、监督的职能,形成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第三,对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探索,主要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以药养医”的弊端.在北京、深圳都有所探索,通过取消药品加成,以进价售卖药品,医院的盈利从药品转向服务.从过去的三个主要收入渠道：医疗、药品、财政补贴转向医疗服务和财政补贴两大收入渠道.

本文基于博弈论、公共产品理论、法人治理结构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激励相容理论、产权理论、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理论基础,系统地回顾了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发展历程,将这一过程划分为自主化办医、市场化改革、改革深入、新医改等四个阶段,并以上海、深圳、宿迁、北京等城市为例,归纳了近年来各地医改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经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存在医疗领域主体市场化、政府从管制到监管、补供方为主、公益性回归等几个主要特征,目前存在公立医院服务体系亟待完善、管理体制和监管机制亟待变革、医院补偿机制、法人治理及内部运行机制亟待改革等主要问题.

其次,对公立医院改革的动因分析可知在政府和公立医院的监管和执行过程中的效益溢出和信息不对称,导致行政效率和医疗效果的双重低下；在制度因素方面,如不进行行为规制和价值导向引导,劣均衡很难被动摇,这是公立医院改革过程当中最难以触动的医患关系,因此需要下大力气.政府和医患者的交往和联系当中,由于政府部门对于个案存在情感上的倾向,因此所做的决策和补偿机制设计可能是部分最优而并不是全局最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平和社会心态.公立医院的改革需要具有针对性的制度性重组而不是仅仅针对部分.

再次,本文基于委托*模型,分析了政府和公立医院之间的委代关系,以及公立医院和患者的多阶段重复博弈分析.同时,还从制度、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动因进行考察,深入分析公立医院改革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当前终稿公立医院公共性缺失的主要表现是在宏观制度约束、微观体系约束以及道德约束方面的缺失.这些约束的缺失引致了当前公立医院由于“盈利性大于公益性”而走到了非改革不可的近况.对影响因素的考察得出在公立医院改革中需要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调动各方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推动改革的进行.

第四,本文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公共政策评估,从政策宏观审视、趋势评估、结果评估三个视角,评估了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政府全面保障阶段、自主化办医阶段、市场化改革阶段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的新医改阶段进行了重点分析,本文认为,公立医疗机构的新医改过程中,仍然存在资源配置仍不合理、回归公益性的进程缓慢、政府投入机制不稳定、医疗费用控制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第五,本文综述了国外公立医院的改革的背景及发展现状,并以英国、南非、德国、法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典型国家为例,分析了公费医疗保健服务模式、社会医疗保险模式、自费医疗保险模式、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提供模式等对我国医疗保障改革的借鉴与启示.

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践分析,本文指出了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从政府、医院、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了加快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从政府层面而言,未来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变革医院的补偿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信息化卫生系统、优化行业外部环境、实行全行业监管等；从医院层面来看,应该更加完善医院法人治理机制、改革医院财会制度、建立完善的考核评估制度、建立高素质医疗队伍、倡导“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加强医院职业道德建设等；从社会层面来看,应该更加注重群体意愿的充分表达、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培育专业化管理公司和行业协会、强化社会监管.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总结归纳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大致历程以及各地试点的主要路径,划出了一条改革的大致路线,并将改革分为四个阶段,很明显的看出各个阶段相互承接,并且不断革新的过程.同时,总结出主要5种改革路径,分析不同路径的主要改革方式方法,清晰明确的看出各自的优劣势,为政策建议提供了借鉴.其次,运用多阶段动态博弈理论从宏观政策环境和内部环境分析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动因,以及公立医院改革所面临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描述出公立医院改革的动态过程.

第三篇医院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模板：政府办公立医院规模及财政补偿研究

研究背景与目的

健康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公民的健康权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或义务.我国建国后建立的医院服务系统,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上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医院服务系统更为完善、具体和有效,但是,相较于西欧发达国家医院服务系统的医院服务效率而言,却仍有较大的差距.本研究以湖南地区政府举办的医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府办医院的目的、目标、数量、结构与网点布局、成本与社会效果等方面的研究,明确政府办医院的社会功能定位,预测未来5年湖南省政府办公立医院的数量和规模,对湖南未来5年公立医院的发展结构及服务网点地区布局提出按需求、病种的动态变化进行规划的政策性建议.以此为基础,提出政府对医院财政投入的新理念,测算湖南省政府在未来5年内对医院的财政投入水平,并对建立相对完善的医院财政补偿机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湖南省区域医疗卫生规划制定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研究方法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读与总结,构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根据影响当前公立医院社会功能实现因素外部因素分析,重新分类分级定位公立医院的社会功能；设计《湖南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信息采集表》,抽样调查35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获取各医院运营的基本数据信息在Excel上建立原始数据库；应用二次指数平滑模型和单序列一阶灰色动态模型GM(1,1)预测湖南省域内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量；借助文献选优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湖南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相对效率评价的数据包络分析(DEA)评价指标,同时利用DEA中的CCR模型和BCC模型评价样本医院的相对效率,并根据评价结果的排序情况确定湖南省各类各级公立医院的适宜规模值；综合应用二次指数平滑模型和DEA中CCR模型和BCC模型,预测2013年湖南省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水平.

研究内容及研究结果

1.公立医院适宜规模及财政补偿机制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首先,对涉及本研究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了探讨,如对公立医院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重构.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公立医院之“公立”的内涵与外延,认为公立医院之“公立”的侧重点应落在公众利益或共同利益的实现上,而不应过多纠缠于举办公立医院的主体上,无论医院的举办主体是谁,凡是围绕公众利益而设立的非营利性医院,均可称之为公立医院.换言之,公立医院是指不同社会主体举办、并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的非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该概念突破了公立医院的传统定义,使其内涵和外延得以扩展；对医院适宜规模度的释义,则不仅考虑单体医院在纵横两向上的适宜度分析,而且从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规划的层面出发,探讨公立医院在纵横两向上的适宜度.同时,在公立医院适宜规模的基础上,扩大了公立医院财政资金补偿的内容,如对医院财政补偿不仅仅限于对医院的直接投入,还应该包括其政策性收益.

第二,对政府办医院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梳理,并在分析当前政府办医院的现实困境基础上,确定了政府办医院的责任边界.政府办医院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三：一是基于保障国民生命健康权的社会契约理论；二是基于满足国民对基本医疗服务产品需求的公共产品理论；三是基于国家积累发展资本需要的人力资本理论.尽管政府办医院是其职责之所在,但当前我国政府办医院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四大问题：一是政府办医院的社会功能定位不明,医院的公益性本质流失严重；二是政府办医院的财政投入过少和融资渠道过窄,医院实现公益性本质功能的运转资金短缺；三是政府办医院在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前提下的过度市场化所导致的医院聚集化、逐利化倾向,使医院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比较差；四是政府在办医院过程中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行为,使医院缺乏有效监管.因此,政府办医院的责任边界应当包括：定位公立医院社会功能、引领社会资本入驻公立医院、确定公立医院发展适宜规模和网点布局,加强公立医院监管体系建设.

第三,对公立医院规模设置的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公立医院规模设置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纵向规模,二是横向规模.纵向规模设置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交易成本理论；横向规模设置的主要理论依据则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

第四,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建构的理论与现实依据进行了描述.医疗服务产品的属性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政府利用其强大财政资源才有可能满足人们对纯公共医疗服务产品的需求,准公共医疗服务产品则可以采用多种模式来提供,既可以是政府完全提供,亦可以由市场完全提供,更可以是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政府提供还是市场提供,两者均存在失效的可能.现实证明,我国政府对医院的财政补偿方式、水平、机制等存在较大问题,迫使政府对医院系统进行全方位改革.

2.公立医院社会功能定位研究

公立医院存在的价值在于其社会功能.公立医院的社会功能是指公立医院所具有的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和市场调节能力在满足社会及其成员对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结果.换言之,即生产和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产品是公立医院应承担的社会功能或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之一.针对公立医院社会功能即公立医院履行社会责任之学说,国内一些学者从公立医院服务的公益性本质和服务功能层面出发,在整体上把公立医院的社会功能定位为四功能或五功能.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对于公立医院社会功能的实现,并不是只要从整体上定位就能解决好的.因为各公立医院的构成物及组合方式不同,其所显示的特性及其所承负的社会功能必然存在差异,所以,本研究在坚持公立医院总体社会功能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有关新医改的文件精神,结合各类各级医院的实际供给能力和公众的医疗服务实际需求,对我国公立医院的社会功能按类别、分等级进行了重构.如一级综合医院主要承担普通人群的诊治和防治,二级医院由承接高危人群的诊治和防治,*医院则主要承接特殊人群的诊治.

3.湖南省公立医院发展的适宜规模分析

湖南作为我国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大省,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和年末人口总数不仅始终处于中部六省的前列,同时,域内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亦同样处于中部六省的前列和全国的前列,因此,以湖南为个案研究我国政府办医院的适宜规模及其财政补偿机制具有一定代表性.面对域内居民巨大的医疗服务需求,湖南省政府及市、县级地方政府,该如何回应才能有效缓解公立医院公益性医疗服务产品供给与居民对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矛盾管理学理论认为,解决医疗服务供需矛盾的有效行动很多,其中扩大或缩减医院生产规模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的行动之一.为此,本部分对湖南省公立医院的规模效率及未来五年应达到的规模值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至2015年,湖南省公立医院的总量增长空间达92%,按年均增长量计,约为15%.其中,*综合医院还可以增加53家左右；公立医院所需注册护士总人数约为9,7591人；注册医师总量约为50,580人—55,179人；药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实际需求量分别为16,296人、18,332人和16,296人；非营利性医院(这里主要指公立医院)床位规模总量将达338,869张.

为证明公立医院的上述增长空间及单体医院规模的适宜度,本研究以抽样调查的方式对湖南省28家公立医院的相对效应进行了数据包络分析(DEA),结果表明,19家综合医院(包括中医医院)中7家医院的DEA得分无效或低效,占综合医院的36.8%；9家专科医院中6家医院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为1,占专科医院的66.7%,2家医院规模报酬呈递增状态,1家医院的规模报酬呈递减状态.通过对DEA得分无效或低效医院的投入冗余分析,医院的各类投入(人、财、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张要求.与此同时,本研究根据不同类别、不同等级公立医院的规模效率值预测出了未来5年综合性医院和专科性医院的适宜规模值范畴,其中综合性*医院的床位规模应控制在1200张床位以下,二级综合性公立医院的适宜规模值范畴应介于300-500张床位之间,低于300和高于500均可能失效.

为验证上述推算结果的可信度,本研究又利用数据处理系统软件(Data Processing System, DPS)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地区株洲市4家县属医院(二级医院)2013年至2017年居民医疗服务需求总量(即4县属医院的病源量)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株洲市4县居民医疗服务需求总量以及医院规模发展的适宜度与前文对湖南省居民医疗服务需求总量和湖南医院规模发展适宜度的预估结果基本吻合.2013年至2017年株洲4县属医院的病人总量将分别达到4,479,756人、510,716人、582,331人、664,058人和757,312人.

4.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研究

一般认为,当前我国公益性医疗服务供需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不足和不合理的“以药养医”补偿机制.而这种不合理机制的产生,主要在于理念有误.因为理念是行为的先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理念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注,此时“公平”等同于“平等”),然而,在这种理念主导下的医院财政补偿行为却并没有有效缓解国民的求医看病难题,反而人为地为我国公立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和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最大化目标实现造成了诸多阻力.通过对公平、平等及其与效率关系的哲学剖析(公平与效率在哲学上要求且在现实中可以达成高度统一,而平等与效率在哲学要求达到高度统一,但由于在现实中的主客观间巨大鸿沟而只能是一种道德理想),结合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财政投入理念之分析,提出了新时期的医院财政投入新理念——公平优先,兼顾平等.

在“公平优先,兼顾平等”医院财政投入理念的支撑下,本研究对湖南省14个地区的572家综合性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和DEA数据包络法中基于松弛的超效率评价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 of Super-efficiency, Super-SBM),根据公立医院社会功能的定位和当前国家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项目内容,以医院的医疗服务量——门急诊和住院量作为因变量,以生产和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产品的支出量(即所谓的政策性支出)作为自变量,推算出了湖南省公立医院财政的所谓政策性亏损补偿额,再加上离退休人员费用和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投入、重点学科建设投入、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补助以及政府指定的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等投入费用等,计算出了湖南省2013年公立医院财政补偿的总值将有可能突破100亿元.

结论

1.政府办公立医院是其职责所在,确定政府责任边界是提高政府办医院效益的关键,

2.公立医院存在的价值在于其社会功能,对公立医院社会功能进行分类分级定位是保持公立医院公益性本质的要件之一,

3.未来5年湖南省*公立医院规模应控制在1200张床位左右,二级公立医院的规模应控制在300-500张床位左右,

4.“公平优先,兼顾平等”理念应作为新时期湖南省公立医院财政投入的新理念,

5.2013年湖南省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总额将突破100亿元,政府应加强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力度.

第四篇医院公共管理论文范例：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医疗机构市场化色彩的加重,民众维权意识的迅速增强,以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滞后,医患纠纷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患者及其亲属或自发或在“医闹”的鼓动之下,广泛地采取了在医院设灵堂、摆花圈、堵大门、放哀乐、烧纸钱、打砸闹等对医院诊疗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造成即时影响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和进行索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由于医患纠纷负面危害和消耗资源的公共性以及治理困境的普遍性,医患纠纷已经由一个较为私人化的问题升级成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公共问题.

医患纠纷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医患直接对话难以化解较为严重的冲突,主要因为存在着彼此的信任度低、情绪色彩重等障碍,也容易演变成为“大闹多得”的缺乏规则或规则无法执行的具体博弈.这就客观上要求必要的第三方进行干预.其次,单一第三方干预无法实现对医患纠纷的全面化解,依据干预主体的性质,第三方可以由政府及相关部门、社会组织或商业组织来进行单独干预,但由于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与医院的特殊关系、专业技术等原因,由政府部门进行的单独干预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弊端,社会组织的单独干预也存在着资金来源不足、总体规模较小、缺乏法制保障等问题,难以实现对医患纠纷的可持续治理；商业组织则由于其天然的营利性目标定位、对公共秩序的弱关注、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缺乏等原因,也很难获得冲突双方的认可.这就使得多主体的共同干预成为化解医患纠纷的一种客观需要.第三,多主体的共同干预也面对着相关主体的职能定位、协调方式、主导部门、运行原则、补偿机制、监督评估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在总结国内各地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在理论上给予系统研究,将医患纠纷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具体内容进行系统的探究和归纳.

面对医患纠纷难以治理的难题,各地进行了多样化的社会治理探索,相对而言,建立多主体协同的第三方冲突化解机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这种新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以什么方式运作,如何实现对医患纠纷的有效治理,都存在着很多疑问,各地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但在这些差异背后,也存在着一些共性,比如实际上参与进来的相关主体是相对固定的,主要涉及到医患双方、政府卫生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部门、财政部门、医疗调解组织、商业保险公司等,无论是哪种部门或组织在主导,采取什么样的运作理念和模式,这些主体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在整个的医疗纠纷化解机制和过程中.

通过对各地实践的归纳和提炼,并在理论层面加以整合和提升,整体而言,医患纠纷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的动力整合.不同主体参与到医患纠纷化解中来的动力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基于履行自身职能的行政性动力,主要包括司法行政部门、卫生部门、*部门、保监部门等政府机关,由于它们肩负着人民调解、医疗秩序、公共安全、监督保险行业等职能,而参与到医患纠纷的化解中来；另一类是基于利益及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考虑参与进来,主要表现为保险公司的参与,它们在此过程中“保本微利”运行,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履行某种企业社会责任；还有一类主体会基于社会公益参与进来,主要表现为一些社会NGO的参与和一些学术协会的参与.行政性动力、利益性动力和公益性动力共同构成了医患纠纷化解主体的三种主干性动力.

第二,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的功能和职责配置.医患纠纷的协同治理的核心功能主要是冲突缓和功能、冲突化解功能和利益补偿功能.在冲突缓和中,*部门、医调委和医院基于其职能定位的不同相互支持配合；在冲突化解中,主要是医调委和保险公司主导冲突双方进行协商工作；在利益补偿方面,小额赔偿诉求直接在医患之间协商,大额的索赔要求则需要经过调解程序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政府还可以用一些救济金进行救助.医患纠纷的辅助功能主要包括：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承担的制度设计功能,由医调委、*部门和医院承担的冲突引导功能,以及由政府、医院、患者及相关团体共同承担的冲突转化功能.

第三,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的执行机构及其运转.在现实中,医患纠纷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执行机构主要表现为各地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多数调解机构的性质为群众自治组织,而通常在其背后,由政府的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其调解行为进行规范.其运转经费主要来自于财政拨款,也有一部分地方来自社会捐助或企业出资,主要由医学、法学、心理学的相关专家构成其主要成员,履行登记受理、依法调解、专业研判、普法宣传、案例汇总分析等职能,几年来各地的实践表明,医调委运转较为成功,获得了来自政府、社会的普遍好评.

第四,医患纠纷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异议协调.在医患纠纷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不同意见,首先是参与进来的不同主体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异议包括对医患调解工作是结果导向还是规则导向的不同认识,也包括对治理对象、治理主体范围、隶属机构等具有不同的认识；其次,在医调委工作的内部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法律的适用、对导致医疗事故的技术性的争议以及医调委可能会和保险公司在索赔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要保证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的有效进行,就需要对这些异议作出基本的明确,或者制定基本的异议协调规则.同时,要防止医调委工作偏离正常的轨道,建立有效监督医调委的体系.

第五,医患纠纷协同治理对冲突能量的正面挖掘与利用.医患纠纷提供一系列的改进机会,包括聚焦容易出事故的领域、促进技术革新、完善医院管理、促进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普及等方面.国外在挖掘和利益冲突的正面能量方面出现了很多探索性做法,包括在医院内部设置“患者权益室”、“患者学习中心”、“*委员会”,在社会层面成立特定患者群体社团、强化医生相关群体的职业精神,在政府治理层面设立医疗委员会、公开医院和医生的信息等很多做法.国内一些地方也在建立医患纠纷案例库并进行深入分析和培训、编印医患纠纷案例及医患纠纷防范手册、完善医患纠纷治理相关立法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医患纠纷的冲突能量正面利用对于优化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医患纠纷具有显著意义.

医患纠纷协同治理机制为在新时期的社会冲突面前,政府进行合理的职能定位,采取适当的方式来促进公共冲突的有效化解提供了有益的尝试.这种尝试证明,对于复杂冲突的处置或化解,政府不一定非要处在冲突的第一线,也不一定就要完全将冲突处置权力让渡于社会,在目前社会转型的过度时期,更合适的策略可能是,政府采取背后支持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搭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乃至民众共同参与、彼此互补的冲突化解平台,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独特优势,从而促进复杂的公共冲突的有效化解.

第五篇医院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格式：公益性视阈下的公立医院共同治理研究

健康保障是公民享有的基本生存权利,公立医院作为医疗卫生供给的主导,在维护公众健康和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医疗卫生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公立医院与公众的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公立医院应有的公益性在日益淡化,“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日益凸显.本文的第一章在分析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背景的基础上,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适宜的治理模式来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发展和完善来利益相关者理论,拓展了公立医院治理理论,并深化了共同治理理论；现实意义在于促进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回归,为公立医院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并拓展了共同治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对国内外医院治理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研究的不足,已有研究主要是对公立医院的组织特殊性及公益性价值目标定位不够明确,没有采取系统的全面的方式来建立适宜的治理模式.本研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提出了具体的研究结构框架和主要内容,分析了研究的难点,提出了本研究的创新和研究方法.为方便研究的开展,对本研究涉及到的公立医院、利益相关者、公益性、治理模式、共同治理等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

任何研究都需要有理论基石,由于公立医院治理涉及到行政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众多方面和领域,为夯实本研究的基础,本文第二章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公立医院的治理,分别以善治理论、博弈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地悲剧理论、委托*理论、公共管理理论等相关理论为基础,并将这些理论分析与公立医院的治理变革相结合,分析其对公立医院治理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利用公地悲剧理论分析公立医院治理问题及解决机制.这些理论为公立医院的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借鉴,带来公立医院治理的合理变革,成为构建公立医院共同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价值是其存在的根本,但其公益性价值目标偏离是现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的主要原因.多重实证研究是本研究的一个特色,客观的确定了目前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的主要原因,为构建适宜的公立医院治理模式提供了现实依据.本文的第三章分析了公立医院公益性评价的必要性,采取德尔菲法建立了公立医院公益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建立数据库,采用TOPSIS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调查的12家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进行客观评价,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立医院公益性评价指数较低.结合公益性评价指标,再从实证的角度设计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主要原因的调查问卷,分别从政府、市场和公立医院自身等三个方面来对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主要原因进行调查,通过SPSS17.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公益性淡化主要原因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验证调查研究的客观性.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再从现实的角度分析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公立医院自身行为失范的具体原因,为构建公立医院共同治理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等两个支撑点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确立了公立医院治理模式构建的实践经验,亮点是对国内外医院治理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分类.本文第四章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外医院治理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宿迁、神木和无锡等国内地区的医改典型实践进行了分析,综合国内医院治理和改革实践,本研究将其归纳为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等三种模式,基于的价值理念以提高效率为主,兼顾质量和公平,这也符合目前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主流.但是在国内改革实践中,本文认为公立医院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主要集中于效率的提升,社会效益兼顾的不够,致使公益性弱化的局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究其深层次原因是公立医院治理模式及机制没有结合公益性价值目标进行与时俱进的系统设计,在已有治理和改革的优劣势分析基础上得出治理失效的原因,主要是治理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治理主体参与度不够以及治理主体之间的目标互逆.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任何改革都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公立医院改革也不例外.本研究引入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博弈论,特色是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对公立医院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实现公立医院共同治理的利益整合需要.本文第五章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从实证的角度确立了公立医院利益相关者,具体包括公立医院管理者、医务人员、患者、医药企业、医保机构、政府各部门、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其他所有制医院等,根据治理的需要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由于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不同,再次从实证的角度调查分析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了公立医院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博弈.目前公立医院既有的利益格局是医院、医生和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兼顾,社会效益无法凸显,这不利于公益性的实现.本研究认为公立医院利益相关者既存在目标的互逆性,但并不存在完全的排他性,各方也存在力量的愿景和合作博弈的基础.本文以此为基点,主张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的整合来协调和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有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达到博弈均衡,进行利益整合,从而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博弈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治理模式和机制,本研究首次从系统论的角度,将公益性、共同治理与公立医院治理变革相结合,各利益相关者以相对平等的地化共同参与公立医院的治理.本文第六章分析了公立医院共同治理的必要性,认为公立医院的共同治理有利于降低*成本,有利于社会责任和公益性的实现,有利于内外部权力的制衡和协调,有利于内外部关系的稳定和长远绩效的提高.公立医院共同治理的构建原则包括公平与效率兼顾,利益兼顾与公益性主导,内外部治理相结合,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分散对称分布.公立医院共同治理的组成要素包括治理的主体、客体和环境等要索.在共同治理模式下,根据治理的功能和契约关系将其分为内部参与型治理、交易契约型治理和公共契约型治理,分别阐述了每种治理的模式、主体和机制,并分析了公立医院共同治理中各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机制,形成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内外治理系统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治理的力量.公立医院的内外部治理是互动治理的过程,利益相关者可同时参与不同的治理机制并同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公立医院共同治理模式有效性的发挥依赖于具体的实现路径,将实现路径与公益性价值目标紧密结合,分析了目前实现路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其中的创新就是从重构政府规制体系、建立信息强制披露机制和建立公益性评价机制来改善治理的有效性.本文第七章在公益性价值目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公立医院共同治理公益性价值的实现路径,但其中内部参与型治理的实现路径主要是从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建立灵活的用人管理机制和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等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提出相应的措施；交易契约型治理实现路径主要从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新的医疗保障模式和改革医药生产流通体制等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提出相应的措施；公共契约型治理实现路径主要是从重构政府规制体系、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健全改革决策机制、建立公益性评价机制以及强化*道德机制等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提出相应的措施；对公立医院共同治理公益性价值实现路径的整合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要从制度层面主导各个治理环节的协调工作,整合共同治理的实现路径,从而保证共同治理模式下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实现.本文第八章对公立医院共同治理进行了总结,提出了研究的结论,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进一步拓展了可能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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