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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学文学论文范文参考：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研究
“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特指中国高等教育中以汉语文学(用汉语作表意代码的文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专门教育,主要生存于中文系或文学院,不包括大学语文或文学鉴赏等公共素质教育.文学学科知识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形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内涵,而文学教育则为民族文化的塑型和延续提供了首要的方式和途径.20世纪初,随着现代性工程在中国的展开,汉语文学教育已然由古典时代的核心地位下降为一种专门教育,并在学科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学科知识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体制.目前,该学科的教育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遭遇了学科性的危机：学科知识边界模糊、社会功能泛化、就业适应性缩减,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全面梳理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进程,系统分析其现代性体制在当下遭遇的问题以及内含的各种隐忧,并提出对应之策.论文共分为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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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部分重在解析与本选题相关的基本概念,包括汉语文学教育、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学科体制等,阐述研究价值,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文学教育的功能是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化的内在根据.因此,论文的第一、二章,主要以文学教育三大功能(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审美意识的升华和专业技能的训练)的实现状况为内在线索,从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的互动关系、课程设置以及专业性教学制度建立等层面梳理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历史,以厘清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体制的构建过程,大致包括四个时期：雏形期(1904年至“五四”前),汉语文学专业教育中新型知识内容、传授方式的出现；发展期(“五四”至1953年),英美大学体制的影响与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现代性工程；探索期(1953至1978年),政党意识形态对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知识生产、传播方式的规训；成型期(1978年至今),学科知识科层化与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现代性体制.
第三章,主要从社会需求、人才培养以及文学教育学科自身的发展等方面调查、分析以学科知识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现代性体制内含的两大隐忧以及面临的两大困境,重点考察文学教育功能的失调现象.
第四章,立足于文学教育的三大功能,重新定位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社会学功能、知识学结构和教育学方法,从而设计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体制发展的对应之策.在教育学方法方面,提出在语言的游戏与想象中完成审美意识的提升、在语言文本的理解与解释中完成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在语言实践中实现专业技能的培养与提高等三大策略.
结语部分,对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未来进行展望.
通过将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历史进行知识考古,从历史的纵深面和现实的辐射面上揭示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发展的科学内涵,科学探寻、揭橥其发展规律,认真探求其发展路径,对增强汉语文学专业教育性质、历史定位、社会文化价值的认识,丰富大文学科教育理论,推进汉语文学专业的改造实践、提高其社会竞争力都将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篇大学文学论文样文：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
课程讲义,在民国大学十分常见,中文及历史、哲学等学科,使用尤其集中；讲义的生成、印制、使用、散播、流传,构成了民国大学文化生态的一个方面,是民国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教育现象；讲义与学校、课程、教员、学生课堂等教学要素关联密切,是重要的教育史资料；讲义在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发生和发展初期广泛使用,与学科教育发展同步,见证并参与了学科教育史上诸多事件,吸附了丰富的学科发展印记；而讲义的学术内涵、由授课讲义发展为学术著作的动态属性,也为学科史和学术史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认识和解析学科发展中教育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间的互动关系.总之,讲义真切、具体、深入地反映了民国大学教育(包括中文学科教育)和中国现代学科学术建构(包括中文学科建构)的基本状况,值得充分关注和研究.
本文以“中文”(即“中国语言文学”,旧称“中国文学”和“语言学”、“国文”等)学科为中心,研究民国大学的课程讲义.包含两大部分：前三章为讲义本体和“讲义现象”的基础性研究,包括梳理讲义线索、整理讲义文本、探究讲义生成和运行机制,解析其教育文化背景等；后三章以讲义为途径,钩沉中文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事件遗存,考察民国大学中文学科教育及学术发展状况.论述中,两部分内容时有交叉,互为印证.
讲义与“讲义现象”研究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呈现民国“讲义热”在不同教育领域的表现,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考察民国大学校园的讲义文化生态,描摹大学讲义样貌,形成对讲义的基本认知,明了讲义产生的历史语境.其次,历时推演民国时期学制变化对讲义生成的影响,以课堂为界分析讲义的两种基本生成方式,考察大学教员兼课、流动和参与社会教育对讲义生成的影响,较完备地阐释讲义生成的范式.第三,以大学出版部讲义印制和书局讲义出版为中心,呈现讲义生产运行机制,解析影响讲义印制、出版的主导因素.以上大体理清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产生之初和现存的状况,较完整地呈现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的基本面貌.
讲义为途径的中文学科史、学科教育考察,由三个角度展开：首先,分析讲义的体例特征和话语形态,由此考察民国中文学科教育的学程、学时、课程体系、授课方式等,探究学科教育体系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其次,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样本,呈现较完整的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的历程,并以此为范例,考察部分讲义的经典化趋势和程度,分析影响讲义经典化的主要因素,此亦为从一微观视角对中文学科史的动态探究.最后,将讲义用于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前史”的研究,即通过讲义,探究新文学在民国中文学科教育中的存在方式,及其被纳入大学学科教育体系的过程；同时考察这一过程中走上讲台的新文学作家的教学表现和心理状态,从教员角度探析现代中国文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这一部分,拓展至与教育密切相关而又更为本质的侧面,为现代学科学术史建构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角度.
讲义研究,既是对民国时期一类独特教育现象的集中考察,也是对一种重要的学科史、教育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以中文学科讲义的搜集整理和“讲义现象”的解析为基本内容,以考察中文学科史、学科教育为研究为总体方向,是本文的基本思路和努力实现的学术目标.此外,本论文也借此研究实践一种沉潜向下的历史眼光和述史方式：摆脱既有学科体系构成的预设,通过梳理原始文本和事件细节接近历史本来面目；以具体的要素的关联为切入点,构筑生动、鲜活的场景,让历史进程的或一片段在切当的历史语境和氛围中饱满呈现.
第三篇大学文学论文范文模板：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
元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如何评价元代文学的成就,自元朝灭亡至今,经历了不少起落变化.在20世纪前半叶,受西方文学思想影响,戏曲史的研究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元曲学在不长的时期内即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显学.但元曲以外的元代文学研究,一直沉寂了数十年,到20世纪末才逐渐受到关注.于是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元代的文学思想,元代诗文发展的历史,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语焉不详.人们认识的元代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残缺的历史.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元代的诗、文、词、小说和文学批评等,并非没有成就,只是人们没有去了解和关注而已.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元曲以外元代各体文学的研究,其中十分重要而又任务艰巨的,当然是文学思想史或说文学理论史的研究,与此同样重要而又艰难的还有诗文的研究.我们应该致力于理清元代文学思潮发展的线索,描述出元代诗文发展的基本面貌.这一研究,不管是就横向的元代文学史的意义上说,或就纵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诗文发展史的意义上说,其认识价值都远远超出这一问题本身. 根据元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状况,选取文学与理学关系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对于把握元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对于认识元代诗文发展的历史,都是必要的和有利的. 文道关系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对重要的关系,这一问题也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声音.但自宋*学产生之后,遂出现了文与道之分,形成了文统与道统的分离.在随后的元代,文统与道统经历了一个由分到合而再分的过程.分析这一分——合——分的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元代文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曲线. 宋代形成的新儒学——理学,在元代的遭遇和自身发展都是非常有趣的：一方面,理学著作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于是程朱一派的理学被认为是元代的“官学”,一方面,元代社会并没有为这种心性之学的发展提供条件,于是到元中期,理学各派的传人都不再是学者而成为诗文作家了.这一变化当然是理学先辈们始料不及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一学术走向为理学精神向文学思想的全面渗透提供了河北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条件,于是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文风在元代形成,如由理学对“圣贤气象”的人格追求而形成元代诗文之雍和平易之风,由理学追求“深造自得”到诗文追求“自得之趣”,由理学心性修养的“志以御气”到诗文中的“理以命气”和“不大声色”等.理学的哲学思维是理性的和深刻的,由理学精神影响而形成的这些文学思想也是理性的和深刻的,其中的含义是相当丰富的,不可简单视之. 一个时期的文学总是受着当时学术的影响.一个地区的文学,也总是受着这一区域士风、学风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元代道统与文统的合一,使得经艺文章,几乎成为一而二、二而一、两位一体的.于是文风的衍变也就几乎与学术的流变同步.元代又是一个在分裂之后走向统一的王朝.长时间的宋辽、宋金南北对峙,使得中国南北方的学术与文学都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南方,宋代以来形成的江西和浙江两大学术中心,其哲学主张和文学主张都不相同,元代承宋而来,于是以这两大学术中心为代表而形成的区域学术精神和诗文风貌也各不同.、到元代后期,在战乱中暂时安静的吴地聚集了一批文人,而浙江婆中地区的文人学者们则大多投向了朱元璋集团.吴中文人追求独立和自由与婆中学者自觉以道学为新政权服务,使得两个活跃的文化中心在学术精神和诗文风貌上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甚至对立.这就使得元代不同的区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精神和诗文风貌.要认识元代的文学思潮和诗文流派,这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与之相应,我们把元代诗文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并简要地概括为前期南北抗衡,中期东西竞胜,后期吴越对立. 理学影响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元代的文学思想家们从哲学的本题论的层面上展开了对文学问题的思考.文学本体论是由哲学本体论决定的,哲学“理”本论者便认为“文”的本体是“理”,哲学“气”本论者便认为“文”的本体是“气”.哲学的“本心论”者当然认为文学生自我心.这一分歧出现在宋元之际,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贯穿整个元代.在元代,文学本体论问题成为文学的根本问题,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决定了他文学理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倾向.在元代,文学的气本论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文学的心本论也有一定的影响.气本论者强调文学法自然,心本论者强调文学的自我与个性,这就使得元代文学理论界很富于叛逆和开放的精神,于是在元代文论中,思想解放的声音处处可闻.https://www.mbalunwen.net/dajjemi/078510.html
“吟咏性情”是中国诗学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歧义纷呈的命题.元人普遍以“性情”论诗,当然各家所论,主张各不相同,他们使用的“性情,,这一概念,含义也各不相同.元人强调诗道“性情”,标志着诗学的“桃宋归唐”,即否定宋诗精神而回归唐诗传统.在元代以性情
第四篇大学文学论文范例：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主要是以大学为视角,考察北伐后到抗战前(1928-1937)这十年北平的新文学活动.这一时期的北平被称为“文化城”或“大学城”,文学活动往往是在各大学中展开的,在时空上以1930年代的北平为范围,描述和分析大学参与到新文学的想像和再生产中去的不同层面,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大体而言,本文从两个层面来考察“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大学通过学术研究和课程设置,生产着有关新文学的各种知识、观念和历史叙述,而作为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大学又为新文学再生产创造了诸如文学社团、刊物、师生关系、人际网络等制度性的条件.
本文在结构上即遵循此一思路,大体上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三章以北大、清华等学术化取向较为明显的大学为中心,讨论大学有关新文学的知识生产,为新文学提供了怎样的视野,其中涉及新文学中“传统/现代”、“中/西”等诸多命题.后两章则将对象扩展到北平师大、中国大学等学术等级较低的学校,以及大学外的文艺青年,分析不同大学中文学群体从事文学活动的不同策略,以及背后蕴含着权力关系的制度性条件.通过引入场域的角度,本文试图说明,在1930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北平各大学间存在着一个分化的场域结构,人们对于新文学的想像,以及他们参与新文学的方式,总是和他们在这一场域结构中的位置紧密相关.
引论部分首先对作为背景的五四以来新文学与大学之关系略加梳理,以便将本文的研究对象置于更长时段考察,并由此引伸出研究思路.继而交待本文的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并对相关的学术史进行清理.
第一章主要以北大、清华两校为对象,考察它们的文学课程及其包含的文学想象.由于学术专业化的趋势,两校的国文系课程仍多以“国学”为主体,方法上则以趋向于历史考据的“科学方法”为主,而于文学自身的品评鉴赏则置之度外.加之五四反传统的“范式压力”,传统难以成为新文学的资源,主事者虽有心在国文系中引入新文学,基本上仍以失败告终.与此形成对比,当时外文系则以文学为本位,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对欧美现代主义的大力引介,开拓了新文学的资源,刺激了对传统的重新发现,由此形成的“普遍性的视野”,构成了对五四反传统范式的超越.
第二章则选择文学批评为个案,讨论当时的文学批评与学院文学教育之关系.新文学早期的文学批评主要注重于观念的表达和体系的建立,文学批评的过于观念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思.1930年代北平的批评界,发出了把批评重心放到作品上的呼声,转而试图建立起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的“实际批评”,这一批评立场背后,其实有很强的学院背景.本章主要涉及叶公超、瑞恰慈、李健吾、李长之等人,分析学院背景在其批评理路形成中的作用,而这一背景仍可归结为前章所述“普遍性的视野”.
第三章则以新诗为例,分析新文学背景的学者的学术研究和新文学之间的对话关系.对于胡适、朱自清及《歌谣》周围的学人来说,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新诗纳入到整个文学史的叙述中去,其中种种缝隙和紧张仍昭昭可见,而朱光潜、梁宗岱等西学背景的学人,通过将西学转化为某种普遍性的知识,于无形中化解了困扰新诗乃至新文学的“中/西”“新/旧”的沟通和弥合问题.本章同时讨论了当时的“读诗会”这一具体的空间,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在这一空间的对话,亦使得新/旧、中/西呈现出融合汇通的态势.
第四章考察了当时北平各大学中两种文学空间:社团和人际网络.早期新文学的校园文学活动主要通过社团进行,北大、清华莫不如是,进入1930年代后,由于学术专业化的压力和国民政府的有意控制,以及新文学自身格局的变化,北大、清华等校中的学生文学社团渐趋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散的人际网络.而在北平师大、中国大学等校中,带有左翼色彩的文艺社团活动仍相当活跃,并伴随着一二九运动浮出地表,但由于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纠葛,他们的文学创作却难以进入到文学场中.
第五章则在更大的范围内,从场域的角度,探讨当时北平文坛两个主要的文学群体——“学院派”和学院外的“文艺青年”——的文学策略和文学立场,特别是表现在有关文类的等级观念和文类的选择倾向上,学院写作以新诗为大宗,文艺青年则多集中于小说一途.作为两者*的是掌握着《大公报·,文艺》等阵地的沈从文、萧乾,他们编辑副刊的同时,也在行使着某种文类选择和过滤的权力.
结语部分则试图对“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这一论题所包含的学术、政治及文学之间的复杂纠葛,作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特别是分析了作为1930年代北平文坛主体的学院派,其对新文学的想像(“普遍性的视野”),与他们面对现实政治的姿态以及自我定位之间的内在关联.然而,无论功过得失,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峻,学院派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迫调整着自己的姿态,其结果则是最终走向解体.
第五篇大学文学论文范文格式：学科·,教育·,学术：学科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学科
学科是在学术思想、学科制度和社会意识形念三个基本维度的“合力”中得以确立的历史性存在.学科史不仅是学术史展丌的历史空间,也是学术史的具体存在方式.厘清学科自身的历史谱系是学科史研究的根本诉求.文学学科的确立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前学科”状态到现代学科格局的历史的过程.文学学科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不仅意味着关于“文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出现,在相当意义上也关乎“文学本质”的生成.
从汉代丌始,中国学术体系即形成了“经学独大”的基本格局,同现代文学学科具有谱系关联的“文章学”、“词章学”、“集部之学”等均作为经学的附庸存在,未能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明代以来,耶稣会传教士们对于西方学术、学科体系的介绍虽然没有在根本上触动这一格局,但传教士对汉语词“文学”的使用不仅赋予了“文学”以新的语义,也在命名的层面上为中西学科谱系之间的对接、交流搭建起一个平台.20世纪初,以现代大学诞生为标志,中国现代学术和学科体系丌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也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基本确立.但是,教育格局中“文学系科”的出现同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学科”的自觉却并非同步.
到民国初年,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国文系中,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文学概论作为文学学科的基本课程的学科架构得以确立.但文学立为专门之学,很大程度上源自“保存国粹”的时代诉求,民国时期的国文系也多以对传统学术的批判性继承为其教育目标.受此影响,民国时期从理论角度探究“文学”的“文学概论”课程并未成为大学国文系学科系统中的重心.同时,由于哲学意义上的“本质论”维度尚未全面确立,“文学本质论”更多地停留在对“文学属性”、“文学特质”的界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提升,但用“本质属性”替代对“本质”的讨论依然广泛地存在于建国后的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之中.从马克思主义本质论的理论立场看来,“文学”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意识形念”,文学作品、文学活动则是“文学”这一意识形念用以呈现自身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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