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pologia：申辩还是道歉？——《苏格拉底的申辩》的政治哲学解读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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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进行了政治哲学的解读.《苏格拉底的申辩》作为一篇法庭呈辞,可细分为公民之言和立法之言.通过对这双重言述的辨析,可以看到Apologia作为申辩,苏格拉底对哲学做出了政治辩护；Apologia作为道歉,苏格拉底则对城邦事物做出和解的姿态并对哲学白身提供一种反思.

[关键词]公民之言；立法之言；申辩；道歉

[中图分类号]B 502. 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 - 1710( 2010) 02 - 0017 - 04

施特劳斯在《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力同）》中说,《苏格拉底的申辩》①是我们进入柏拉图思想世界的大门：它描绘了苏格拉底的一生,他全部的生活方式,他这种生活方式与最广大的民众、具有权威性的民众以及雅典城邦之间的关系；它可以说是苏格拉底与雅典城邦的对话.

先抛开一些学术的纷争——这是历史的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虚构的苏格拉底?——仅就摆在面前的《申辩》来说,它就是一篇法庭呈辞：苏格拉底向审判官和陪审团人员所做的法庭呈辞：一种被逼的面对500多人的自我辩护.鉴于苏格拉底的特殊身份——一个哲人,这篇法庭呈辞确实表现了哲人与城邦的紧张,而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的申辩”想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教益,这乃是读《申辩》时必须去弄清楚的②.

苏格拉底被3个人起诉：迈雷托士（悲剧诗人）、吕康（演说家）和安匿托士（政治家）.起诉罪名：1．自命为有智慧,“天上地下的一切无不钻研”,自命可以传授德行；2.蛊惑青年；3．不信国教,崇奉新神( 24c).当然,苏格拉底在对原告做了区分,他把对他提起诉讼的3个人称为第二批原告,还有第一批原告就是为大众意见所左右的大多数人.苏格拉底在对原告做了区分后,直接针对第一批原告进行辩护,他谈到了他“怕”他们过于害怕安匿托士,因为他们多数人自幼就受舆论影响而认为苏格拉底“凡天上地下的一切无不钻研,辩才且能强词夺理”.这里我们先不管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否符合事实,但大多数人持有这一看法却是事实.苏格拉底把大多数人当作第一批原告,说明苏格拉底和民众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紧张.苏格拉底审判发生于公元前399年,雅典处于论文范文制中,大多数人也就代表着城邦,但苏格拉底在其申辩中同样提到了他对于城邦的作用与爱：“劝你们个个对己应注意德与智之求全先于身外之物,对国当求立国之本先于谋国之利,对其他事要同样用先本后末的方法”,那么,苏格拉底在什么地方又和城邦发生冲突,使得城邦要对他作出死刑判决?

在某种程度上,苏格拉底算得上是以言获罪.他被起诉完全是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天上地下的一切无不钻研”,而他的钻研方式好象就是问人问题,在对话中把那些大家都自认为很清楚的东西驳倒,因此才引人憎恨.说他蛊惑青年,崇奉新神,无不与他的言辞有关.当然,言辞在某种意义上是更为基本的城邦公民活动的方式.而作为言辞来说,有必要对之进行区分：1.流言；2．公民之言；3.立法之言.流言可称为私下之言,但流言一旦流行便具有公众舆论的特征,甚至比私人的道德批评更具“公共性”,它借用习俗道德形成自己的杀伤力.比如,对苏格拉底形成起诉的第一批原告,他们就借流言而进入城邦的公共生活空间,虽然他们不是直接的起诉者.流言无主,他不是为了显示言者自身的arete,而是为了掩盖言者的arete,但流言形成一种漂浮的习俗空间,正是因为流言,习俗还成为可能.公民之言则是城邦公民在正式场合所展现的公民言辞.比如迈雷托士等人的起诉言词,苏格拉底在法庭答辩这一层面所说的话,都可算是公民之言.公民之言构成城邦的政治生活言辞空间.立法之言则是在前城邦状态中对城法律、邦制度创设的言辞.在一个既定的城邦中,它表现出超越改城邦既定法律、制度之外的追问.立法之言更多的时候乃是立法者之言.“立法者”概念在古希腊政治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这一极具特色的概念来自于希腊城邦对于自身合法性的强烈要求.由于立法者不能在城邦之中,因此他就不可能是城邦的统治者（除非他不再是一个立法者）,因为立法者不是公民,更准确地说,立法活动是一种技艺,而不是行动⑧.

那么,公民之言和立法上之言的关系怎样呢?这对于理解柏拉图的《申辩》并非不关紧要.如果只是在公民之言的层面去理解苏格拉底的申辩词,那与其他公民的法庭辩护有什么不同呢?显然,苏格拉底的申辩在公民之言的空间展开的同时又远远超出了这个层面.但应该如何理解公民之言与立法之言?公民之言乃是在城邦城墙所围的政治空间中展现,但公民之言后于城邦之建立.因此,凭借公民之言本身是无法对城邦本身的合理或合法性做出辩护的,像洪涛在《哲学家与城邦》中所分析的：“合法只有在既定的制度法律框架之内才是有意义的,是后者的产物,因此这种‘合法’是不能反身运用于对于政体的辩护的.由于这一悖论的存在,假设一种外在（近代以来是内在的）力量的存在就非常必要.这种力量可以不受政体的限制（具有超越性或内在性）,并导致了政体的创造.任何一种政体形式,只要它试图维持自己的存在,就不能不回忆自身的起源.”

公民在城邦中生活,并以公民之言参与到公民生活中.立法者则徘徊在城邦之间,既超越城邦又不得不依赖于城邦.然而,这两者是很少搭界的,公民之言构成政治生活,立法之言构成政治神学.但现在,来了一个苏格拉底,或者说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他把这公民之言和立法之言拉在一起,并力图在二者中寻求平衡,他的这种言辞,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哲学.于是,我们看到,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中.而他的答辩,一方面可以说申辩——面对公民之言及其背后的立法之言而对哲学所做的辩护；一方面可以说是道歉——面对哲学以其自身的追问力量对公民之言和立法之言的伤害.而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辩护与道歉的双重态度中,把我们带入立法之言和公民之言甚至流言的多重互动中去体味它们之间的微妙平衡.

Apologia作为辩护.苏格拉底的申辩首先是对哲学——即他所做的事甚至是他正在做的事的申辩.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法庭辩护的意义.仔细阅读就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辩护既不是争利——用言辞赢得官司,以求保住自己的性命；也不是完全争理——用言辞为自己赢得道义上的胜利；而是用言辞带出一种平衡感——在公民之言与立法之言之间,对政治哲学的辩护就寓于这种平衡与审慎中.

哲学为什么需要辩护?因为哲学与城邦处于紧张的关系中,像林国华在《不幸中骗人》中所说：人民依其本性只是信徒,而不是思者.人民属于城邦,城邦为人民而存在.人民的信仰与城邦的政制无往不相互寻求、期许、联手并最终结为“神学一政治”( theological-political)同盟,并以哲学为共同天敌.

苏格拉底的辩护针对“言”的不同层面做了反驳：在流言层面,苏格拉底反驳了第一批原告；在公民之言层面,苏格拉底反驳了迈雷托士等第二批原告.在立法之言层面,苏格拉底的反驳则要隐晦得多,他只是在一些对公民之言的反驳里隐含着对立法之言的追问.比如他在反驳迈雷托士时问：“我的好人,还是请你说吧,谁使青年学好?”“法律”“这不是我所问的,最好的人；我问的是什么人,什么人首先懂得这一行——法律”.什么人首先懂得法律呢?我们禁不住要问.当然是立法者,但迈雷托士只在城邦之内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座诸公——审判官.”苏格拉底没有在迈雷托士的回答面前表现出应有的节制.他只是绕开话题：“说什么,迈雷托士?他们能教诲青年,使青年学好?”考虑到迈雷托士悲剧诗人的身份（诗人也是立法者之一）,可以说这里已经有了哲人与立法者之间的隐含较量.在37a中,苏格拉底看似不经意地谈到法律条款本身：“我想,你们若有一条法律,如他邦的人所有,规定凡死刑案件不得一日里判决,必须经过好几天,那就能使你们相信,现在不易短时间内肃清偌大诬陷蜚语.”法庭的判决只能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与条款内执行,但苏格拉底在此处谈论法律条款本身就不无深意,这乃是哲学对立法之言的回应.

针对流言、公民之言、立法之言的反驳,乃是哲学的消极辩护.而积极的辩护在于提出哲人自身在城邦的中位置.苏格拉底的辩护是：“雅典人啊,我此刻的申辩远不是为我自己,如有人之所想,乃是为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因处死我而辜负了神所赠的礼物.因为,你们如果杀了我,不易另找如我之与本邦结不解之缘的人,用粗鄙可笑的话说,像马虻粘在马身上,良种马因肥大而懒惰迟钝,需要马虻刺激；我想神把我绊在此邦,也就同此用意,让我到处追随你们,整天不停对你们个个唤醒、劝告、责备.”

马虻之喻乃是一个积极的辩护,它指出哲人在城邦中真正作用.而正是马虻之喻,又提出了立法之言与公民之言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认同苏格拉底的比喻,那么我们可以把公民之言中城邦看作马匹,而把立法之言看作马术师.马术师在马产生之后的作用在这里是缺席的,因此哲人作为马虻而出现,它在良马因肥大而懒惰之时刺激它.苏格拉底真正的刺激方式就是探问：“X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或技艺常常把公民之言回复到立法之言的视野中去,但他并不代替立法者的位置,而只是在两者之间获得足够的张力.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的辩护提出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不是要为某个特定的城邦立法,而是要为所有的城邦建立一种公民之言与立法之言的良性关系.倘若失去这种相互的关系,再优良的马匹也难保因肥大而懒惰.马虻之喻也确实表现了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的审慎：,又仅是做马虻.马虻的功能其实有限得很,马真要懒惰了,马虻能帮上的忙微乎其微,但这是对着大众说的话,所以这也是修辞.按其内在理路,在《理想国》中,哲人就是马术师了.

Apologia作为道歉.Apologia,还有道歉的意思.在《申辩》中,哲人要向谁道歉?道歉,意味着哲人本身做错了事,那么,哲人又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们先来看苏格拉底对雅典人做了什么.“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总是劝告你们,向所接触到的你们之中的人,以习惯的口吻说：“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得惭愧吗?’如果你们有人反唇相讥,还说注意这些,我不轻易放过他,自己也不离开他,必对他接二连三盘问,如果发现他自称有德而无实,就指责他把最有价值的当作轻微的、把微末的视为重要的等这是神要我做的事”这真是神要他做的事?未必.“我遇一件灵异的事.经常降临的神的音旨以往每对我警告,甚至极小的事如不应做,都要阻止我做.”但这是他“前德尔斐时期”的个人的守护神.“后德尔斐时期”的神其实并未叫他去干什么,其神喻不过是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并没有说苏格拉底应该怎么去干他最智慧的事.在说到这一点时,苏格拉底举了特提士之子杀赫克多拉的故事来说明自己如何为神所指派而“坚守岗位”,但正如施特劳斯的慧眼所见,特提士之子的行动并不是由任何神所强加的,而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苏格拉底的类比恰好说明了“后德尔斐时期”的城邦守护神完全是苏格拉底自己的选择.

通过追问,而使人关注“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这就是苏格拉底所做的事.这有什么可以值得道歉的呢?苏格拉底的行为令人想起《理想国》中的在洞穴中帮助人上升的哲人.然而,在那儿,我们还能够看到另一个隐微的教诲：人的资质是不同的,按其自然可划分为金银铜铁等级别.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被提升到洞穴之外的.如果违背自然的提升,就会败坏整个城邦.“劝你们个个对己应注意德与智之求全先于身外之物,对国当求立国之本先于谋国之利,对其他事要同样用先本后末的方法”( 36c),如果不是考虑到在这样的一个大众场合,这样的教诲真是值得提倡的?要知道,爱智之爱里隐藏着抽离城邦根基的危险.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哲人,他不是社会改革家,却是一个良知改革家,这种良知的改进在某个时刻里确实可以毁掉一个社会的习俗制度.《高尔吉亚》中的卡力克勒( Callicles)就曾对苏格拉底说过：“如果你严肃认真,而且你所说的确实是真的,那么,人们的生活不就得完全颠倒过来了吗?”

苏格拉底难道对这些没有认识?从申辩的言辞里,似乎很难看出迹象.但苏格拉底不是用言辞而是用行动向城邦道歉：1.以自己的死.如果不是苏格拉底一心求死,我们很难判断这场审判的结果.2．临死前把儿子交给判自己死刑的敌人：“诸位,我子长大时,以我之道还治我子之身,如果发现他们注意钱财或其他东西先于德性,没有出息而自以为有出息,责备他们如我之责备你们”.3．服从判决,坚决不逃走,从而表现出对习俗和政治的和解.

作为申辩,苏格拉底对哲学做出了政治辩护；作为道歉,苏格拉底则对城邦事物做出和解的姿态并对哲学自身提供一种反思.然而,不管是申辩还是道歉,苏格拉底都表现出应有的节制与审慎,而柏拉图在此篇对话中表现出的那种微妙的平衡感无疑为政治哲学提供了范本.在立法之言与公民之言中寻求的那种微妙的平衡,这本身就是政治哲学的题中之义.柏拉图通过对苏格拉底的申辩的重构展现的不仅仅是一次失败的法庭辩护,而是展现了哲人在立法之言与公民之言中获得的那种微妙的审慎与平衡.通过显示这种平衡,柏拉图展现了对政治哲学本身的思索.

[参考文献]

[l]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M]．长春：吉林林人民出版社,200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