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自然人道主义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自然人道主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工业文明以来,由于资本法则与人文价值的根本冲突,致使经济进程中始终滋生和并存着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急剧恶化促使传统人道主义面临难以逾越的生态限度.于是,尊重自然内在价值,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传统人道主义,追求全面、彻底、广义的人道主义,越来越成为当今唯物史观的生长点.
人道主义:第05话 猎场的人道主义
关键词：人与自然关系；唯物史观；生长点
作者简介：崔永和（1942 -）,男,河南清丰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和价值哲学、生态哲学.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研究基地“差异与和谐社会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课题( lOJdzb49)；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 10XZX010)
收稿日期：2011-05-19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 (2012)01-0107-10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大都囿于两对基本矛盾的传统框架,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视为生产力的基本规定,并将其作为人类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加以绝对化.这样一来,必然掩盖和弱化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无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相互生成的文化底蕴,割裂人文价值、自然价值和自然生态系统价值的有机统一关系,从而难免导致人类和所有自然物共同蒙受异化的现当代灾难.基于当今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很有必要把人与自然的矛盾突出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从尊崇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和自然的人道韵味中全面建构和弘扬新人道主义,培育和催生“人一物共生”的唯物史观的生长点.
一、三重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相互关系
按照传统哲学的见解,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且,这两对基本矛盾始终贯穿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其他一切社会矛盾,都统统受制于这两对基本矛盾,或者说,都是这两对基本矛盾的派生物.
工业文明以来的大量事实说明,传统的“两类基本矛盾论”难以完全覆盖或涵摄全部社会关系,因为它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同时并存着三重基本的矛盾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其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它内在地蕴含并制约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这是因为：(1)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都不可能脱离自然界；(2)没有自然界,人本身就难以生成、难以生存,现实的人就成了虚无的人；(3)没有了现实的人,也就没有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其他社会关系；(4)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和环境需要就没有了保证,社会生产力就没有了生成和发展的根基,社会经济形态就失去了基本内容,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可见,传统哲学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两对基本矛盾”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遮蔽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忽略了人的自然规定性和自然的社会规定性,片面强调人从自然界提升出来的“先进性”,似乎人类社会越是远离自然界就越进步、越文明,从而助长了人类单方面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占有自然、支配自然、践踏自然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由此必然引发不可遏制的全球生态危机.
人类要想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就必须认清工具理性和人的能动性的限度,清醒地认识经济发展的限度,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珍惜自然资源,拯救由于人性的扭曲和人的过度干预而濒临灭亡的动植物物种,切实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修复人类生存所仰仗的自然之根.近百年来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尽管在经济领域推进了人的解放,丰富了人的物质生活,但是,它本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又驱使着人们普遍地以破坏生态环境作为换取物质财富的代价,由此便把人与自然的矛盾推到了空前突出和激化的地步.这就清楚地表明,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它决定着人类的生死存亡,不下大气力解决这一矛盾,就根本谈不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的合理解决与彼此适应.
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具有原发性的基本矛盾,并且贯穿于人类历史的一切社会形态.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过程及其结果,同时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1)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方式,是现实生产力状况的基本特征；(2)现实的人是特定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而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深层内涵,乃是具体的人性本质,因此,人类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没有自然属性的论文范文没有自然根基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3)自然“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一方面远离自然界,一方面又植根于自然界；(4)工业文明以来的大量事实证明,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是与社会生态系统的破坏互为因果、密切相关的,工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追逐利润的无限扩张,导致人性文化的严重缺失,这是生态危机的深层社会根源；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恶化,加剧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紧张,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对立与冲突也就随之出现新的问题,引发种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历史上更加根本的、贯穿人类历史始终的社会矛盾,它不仅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还影响和制约着人与自然的环境需要和环境生产.当今历史条件下,如果不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优化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难以论文范文的死结,因此,祈望越过自然生态环境去引领世界经济大潮、赌上环境代价以追求经济发展的一切决策,无论近期看来是多么的切实有效,多么的气壮山河,最终都必然导致或诱发人类的灾难,从生产样态、生活质量,到环境需要、价值评价,全面地把人类投入到生态灾难的深渊.
历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无不植根于自然基础,脱离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失去了客观依托；脱离了自然的现实规定性,撇开人对于自然的“人化”或“文化”加工过程,人就成为虚无飘渺的“无”,于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就失去了根基.工业文明以来,尽管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商业扩张远远地抛到了脑后,自然生态价值被严重地边缘化,然而,从历史的长河中不难发现,假如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必将遭到自然界毫不留情的报复.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意义上可以说,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的生存之根,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力之根、社会生产关系之根、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之根.
工业文明以前,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基本上是限定在自然承载力所允许的限度以内,即使自然界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创伤,也能够自行修复.
工业文明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所拥有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前工业文明时代的水平,机器大生产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全球经济无限度地迅猛增长,促使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性掠夺远远超过了自然界的承载力度.于是,外观上的自然弱势与人类强势的力量悬殊,普遍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然而,亲手挖掘自身的自然根基的人们,不要很久就尝到了自然界报复的苦头,有些报复简直是出乎意料的惨烈,从而令人们全面陷入生态危机的困扰之中.
当今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上升到空前尖锐的地步,与之相应,生态哲学和环境*学也就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上升为显学.这不仅是因为当今人类的利益已经受到了普遍威胁,而且整个自然生态系统都遭到了根本性的颠覆,于是,在深度文化层面急需唤起人类对自然之根的回溯与自觉皈依.
中国社会演进到今天,人们也意识到：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只有当社会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同步实现改革开放,认真反思和扬弃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超越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物欲追求之上,才有望寻求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就急需面对和正确处理社会的三重基本矛盾关系：其一,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围绕解放与发展生产力,需要不断优化和调整生产关系,在这个基础的社会领域,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改变生产关系,都要始终坚持“人是目的”的最高原则,尊重人的正当利益,力求不断满足人的健康的、积极的、正向的、全面的需要,而不要再过分理想化地用政治运动的办法去“调动”人的积极性,不要把人当做发展生产力的工具,否则,就很容易从根本上颠倒价值关系,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其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需要高度尊重经济基础的不同历史形态,不可超越生产力状况和历史条件而试图运用上层建筑的力量搞“跳跃论”.现在,中国人已经清楚地懂得,市场经济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形态,生发于该经济形态基础上的“个体独立性”阶段是基本的历史形态,它是不可能“跳跃”过去的.历来的经济基础都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生产力,撇开生产力状况和人的素质能力的发展程度,任何上层建筑都是不可能单方面地孕育造就出理想的经济基础来的.其三,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需要彻底破除“主客二分”和“自然工具论”的思维定势和实践方式,尊重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把人与人的生境视为一个动态生成的有机整体,坚持“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杜绝赌上环境代价片面发展经济的功利主义、本位主义和畸形物欲消费的反人类、反生态和不可持续的思维方式与活动样态.
回溯过去,我们的深刻教训至少有以下两点：一是无视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力之根,随意推出主观臆想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二是无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工具理性支配下把自然界绝对工具化,盲目地拔除了人类生存的自然之根,盲目夸大人本身的力量,把被现代化武装起来的人推崇为自然界的主宰.其实,从生成原因说来,可以把社会经济形态分为两大类型,即内生型经济形态和外生型经济形态.所谓内生型经济形态,就是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而自然生发的经济形态,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曾经发生了“废井田,开阡陌”的经济形态变革.一般来说,这类内生型经济形态比较容易获得稳固而健康的发展.所谓外生型经济形态,是指那些与实际生产力状况相对分离而由外力促成的经济形态,如由于异族的入侵而硬性地促动经济形态的变更；或者由于同一社会内部的经济领域之外的力量的作用,较常见的是政治领域中国家权力的强行干预,致使经济形态发生完全脱离生产力状况的“革命性”变更.这样产生的经济形态,如果既能与时代潮流合拍,又具有提升和发挥生产力的功能,那么,这种经济形态就有可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反之,则很难巩固和持久.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自然之根也是丝毫不能忽视的,人们只有遵循自然与人自身同步演进的实践方式,才有望实现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持续发展.现在流行着一种比较普遍的误解,即认为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样态似乎越是远离自然就越文明进步,越接近和回归自然就越愚昧落后,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反生态的虚幻遐想.
一、传统人道主义及其历史演变
人道主义源于拉丁文humanistas（人道精神）,在古罗马时期引申为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在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即要求通过学习和弘扬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人道主义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关于把人作为目的,从而尊重人、关心人、为了人的历史范畴和哲学思潮.人道主义以个人为着眼点,主张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他自己是自己的目的,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尊重人的内在价值的现实生成,把人当人看待,而不是把人视为工具.因此,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哲学价值观念,它所回答的问题“并不是‘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而是‘人的价值是不是第一位的’.两个问题属于不同的领域,但都是世界观问题.”
在人类社会通向文明史的漫漫历程中,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其基本旨趣在于主张人之为人的尊严、自由和价值的神圣不可侵犯；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人,又是人自身的主论文范文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和现实生活的主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惟有人是有理性的主体.人是历史过程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古希腊辩士学派哲学家论文范文泰戈拉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人类本位”的哲学思想的发端.到了中世纪,宗教和神权君临一切,人“应当蔑视自己”、“应当厌恶尘世生活”等信条被尊奉为安身立命的最高准则,于是,窒息人的思想、剥夺人的幸福、无视人的自然本性、扼杀人的创造力、侵犯人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的禁欲主义、神道主义、封建主义、蒙昧主义盛极一时,中世纪因此而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肇始于意大利并进而扩展到德、法、英、荷等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发挥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宣告了一个中世纪时代的终结,重要原因还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哥白尼、伽利略、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学说,给了传统思维方式以致命冲击,因此,文艺复兴运动普遍表现出的科学、文学、艺术的全面高涨,尽管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其意义却远远超出该时代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它所张扬的人道主义精神为人类文明的后继演进做了有益的思想文化铺垫.
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遥相呼应,其中既有人道主义的文化瑰宝,又有反人道主义的专制劣根.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尽管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有其不同的价值旨向,但其中所蕴涵的尊重自然、热爱生命、人与万物共生的原始生态*思想是确定无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是专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论文范文集权制之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传统文化的主流导向一直偏重于“治人”,诸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破心中贼”等*教化,都是泯灭人性、践踏人权、反人道主义的封建专制文化.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道主义的含义彼此存在差异,它所体现的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价值取向,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古代的人们主要是争取从自然压迫下求得解放,以谋取物质生活资料为基本的自由标志；中世纪的人们主要是争取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求得解放,为思想自由谋求一席之地；封建社会中的人们主要是争取从压抑人、奴役人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吃人的封建礼教、封建文化中求得解放,为争得个人的生存权和应有的社会地位挣扎呐喊；工业文明以来,人的自由和解放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的折磨和困扰,因此,反思和矫正实践异化、重修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当代人类的紧迫问题.这样一来,克服和扬弃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弘扬广义人道主义精神,就成为当代推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建设生态文明、谋求人的自由全面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传统人道主义的生态限度
在价值论领域,内在价值是价值主体的自利性价值的应然生成过程.不仅人类及其个体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即按照自己的能动选择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同时,自然界也同样具有其避险、求生和延续种群的价值诉求.
J.奥尼尔在《内在价值的种类》一文中指出,自然的内在价值概念由三种含义组成：首先,它是工具价值的对立物,即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意味着它不是作为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其次,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可以指认其内在属性和结构；最后,在人类评价自然物的过程中,自然内在价值是自然物不依赖于评价者的实际价值.对于自然内在价值,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解读.
首先,自然内在价值是自然物的生成过程.生成性是自然内在价值的重要特征,即自然物的存活延续本身就是其内在价值.罗尔斯顿说：“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就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而言,都是有价值的.”生成性是自然内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创造性是自然物选择适宜条件、采取一定形式、经由一定环节的应然生成过程.然而,并非自然界所有的转化或变化都会生成价值,那些退化的、无序的或异化的过程就不是价值,反而会影响或销蚀自然的内在价值.
其次,自然内在价值是客观的自在存在.自然内在价值主要是指自然界中所呈现的有序、自组织、存续、进化等现象.辛格认为：“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个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则都要求他们把它的苦乐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乐同样（就目前所能做到的初步对比而言）重要.如果一个存在物不能感受苦乐,那么就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加以考虑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感觉能力是关心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的惟一可靠的原因.”罗尔斯顿则进一步认为,一切自然物,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是有价值的：“晶体、火山、喷泉、海岬、河流、温泉、卫星、北斗、湖群、尖山、方山、峡谷等它们或许具有明显的特性和时空上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对称、和谐、优美、别致,尽管它们同时也是零乱、破碎和残缺不全的.它们确实没有意志和兴趣,毋宁说,它们具有的是发展趋势、轨迹、特征、演替、起始、终结和循环这些使得它们具有形态上的完整性.它们是某种特性的显现产物”.
第三,自然内在价值的趋利避害表征.自然物之作为价值主体,在于它具有区分好坏、利害的辨别能力和趋利避害的选择能力,“这种能力,直接说来,是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东西而逃避有害于自己的东西；最终说来,则是为了保持内外平衡从而生存下去.”自然价值主体为满足自身需要和维持自身发展的利己能力,即是其内在价值.
最后,自然内在价值具有或然性和非预成性.自然内在价值是生成过程而非预成过程,该过程及其结果由于随机因素的作用而不可能事先准确预设.恩格斯就曾经分析了动物由于对食物的过度浪费,反而导致动物适应能力的提高和动物自身进化的积极结果.对此,任何直线思维和先验设定都是难以把握的.
由于自然内在价值一直被置于传统人道主义的视野之外,所以,随着近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越来越暴露出传统人道主义的理论缺陷.早在启蒙运动伊始,它的奠基者就高扬一种对自然的论文范文主义态度.所谓对自然的论文范文主义态度,就是从一种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把自然看做是被人征服、掠夺和役使的对象,认为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绝对存在,并有权为了自身的利益去任意掠夺自然、控制自然,甚至随心所欲地征服、摆布和役使自然.坚信“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其实,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人类不过是众多物种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
自由是传统人道主义高扬的一个重要原则,卢梭的“人生而是自由的”名言在反抗封建专制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启蒙思想家所高扬的自由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主要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界定自由的,这种自由观认为,个人的不自由主要是来自社会和他人的限制.其次,自由往往被现代思想家理解为“绝对自由”,忽视了自由永远是相对的、受制于一定历史条件的自由.最后,现代自由观在很大程度上将自由理解为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于是只是侧重于思想精英对同时代人的启蒙.这种抽象的、片面的、单向度的自由观的局限性,长期来被颂歌自由的声浪所淹没.后现代思想家对传统自由观的局限性的反思,恰恰是为了全面彻底地推进自由,而这种对于自由和人道主义的全面推进,必然在扬弃和超越现代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急功近利动机的基础上,反思个人行为对自然、对他人、对社会、对个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由此可见,传统人道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片面的、狭义的,不彻底的人道主义,在于它在尊重人、弘扬人本精神的同时,忽略甚至排斥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虽然人道主义也尊重人的自然本能和生理需求的神圣性,尊重人的生命权利,但是,对于外在于人的自然物的权利或自然内在价值、对于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的内在关系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人道关怀,只是局限于人际范围内的“人一人之道”,而没有能够同时兼顾“人一物之道”,不了解“人一人之道”与“人一物之道”的内在关联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总是以“人类中心”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单纯把自然物的价值局限为人类用来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迅速增强或急剧膨胀,几乎到处都打上了人的意志的“印记”.于是,随着人类在自然界中的霸主地位的确立,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普遍蔓延,传统人道主义难免遇到不期而至的生态论限度,甚至有违其初衷而逐步走向它的反面.
四、广义人道主义的基本特征
广义的人道主义是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和谐的基本立场,尊重人与自然相互生成的辩证关系,把“人际之善”推广到自然界的广义的、彻底的、全面的人道主义,它是对传统人道主义的狭隘性和不彻底性的扬弃、超越与发展.深入探讨人道主义,需要遵循和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去主体化”、“去人化”正相反对的逻辑理路,即不是“把人类的事物分解为非人类的事物”,而是坚持把“非人类的事物”转换成“人类的事物”.拉康的个性理论,特别是他的象征理论的根本宗旨,在于“确立‘他者’的绝对地位”,“无论是他者还是他人,所代表的都是一种异己的因素,一种异己的他性.”而在广义人道主义看来,相互作用的主体之间,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作用的双方各自向着对方生成,如自然作用于人生成人的自然属性,人作用于自然生成自然的属人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异己的他性”,而是“属我的内在性”,是另一个“我”的生成.因此,对于广义人道主义来说,不是确定他者的绝对地位,而是确定自我的绝对地位.
人与自然从来是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是“属我的内在性”的不断生成.自然界与人的历史生成既是一个有机整体,又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里,离开人的自然和离开自然的人都是“无”：离开入的自然之无,是指人对它一无所知,绝对说不出什么,不可能对它做出任何认知的、价值的评判,任何关于这种自然的假说,都无法被经验所证实；离开自然的人之无,是指离开自然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而非现实存在的人,现实的人在自然之外便无从生成,因为现实的人既有社会关系的规定,又有自然关系的规定,“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
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基本需要都同时发生了根本变化,环境需要空前匮乏与突出,因此,人在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中,还必须同时参与和承担环境生产的使命.工业文明以来出现的生态危机,使得人的环境需要的匮乏迅速凸显,环境生产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日益突出,于是,现实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受制于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自身的生产的规定和制约,而且,越来越受制于环境生产的规定和制约,人的环境生产的意．识、能力和实践效果如何,将成为影响当代人的生存样态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成为人本身的重要本质规定,并在长远意义上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否具有环境意识和生态素质,是否切实重视人的环境需要和环境生产,是判别当代人之是否具备广义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尺度.
有史以来困扰和威胁人类的灾难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源自于外在自然力的灾难；一是源自于人类盲目而为的灾难.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凡遭遇到这两类灾难的人们,都理应得到人道主义的同情、关怀和救助.然而,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却以空前的规模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杀鸡取卵式地糟蹋自然资源,从而给当代论文范文后代人造成深刻的环境灾难.这里明显存在一个悖论：创造财富是有利于人的,而破坏环境是有害于人的.人们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这就是传统人道主义所面临的难以逾越的生态论限度；问题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生态环境遭受污染破坏的程度,已经达到同时令自然和人类都难以承受的临界点,并且这种污染破坏的势头仍在继续.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人类该如何坚持人道主义和坚持什么样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很显然,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只限于坚持传统人道主义是不够了,必须以兼容人与自然的价值的广阔胸怀选择广义人道主义.所谓广义人道主义,是指在“利己、利他、利环境”的“三维*”原则下,坚持“人人之道”与“天人之道”的有机统一,它是对传统人道主义的扬弃与超越,其基本内涵可以简要概括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中,坚持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主义的人道主义,推己及人地尊重一切存在物的价值；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与物、手段与目的、片面需要与全面需要的关系问题上,认真反思和超越传统人道主义；在方法论上侧重于人的属性而淡化人的抽象本质,重视非理性主义而拒斥思辨形而上学传统.
人的属性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三位一体”的统一,是现实人生存样态的基本内容.人究竟是预成的,还是生成的?这个问题在哲学领域曾经长期表现为决定论与选择论、被动论与能动论、外生论与内生论、他动论与自动论的方法论分野.把人道主义对人的价值关怀同人的属性相联系,而不是同人的本质相联系,就是坚持人的生成论意蕴.这种生成论观念“重过程而非实体”、“重存在而非本质”、“主张生成是常新的、创造的而非预成的”、“重个体、个性和差异,反对同一、归结和‘宏大叙述”’、“主张生成是自我完成的,而不是被外在物规定的”.人是在自己的活动和价值选择中实现和创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随时可能遇到不可预测或设定的或然因素,这些或然因素需要人随时去做出辨析、判断、选择,从而对人的生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于是,人就永远是一个未完成体,因而也就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
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传统人道主义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为了生存的需要,人有获得衣食住行的生活资料的权利,有维护自身健康和安全的权利.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生产不足、财富占有不公平的历史条件下,大多数人的自然属性的实现总是面临需要匮乏的窘迫,于是,社会大众从人道主义诉求那里就仿佛得到了一种雪中送炭似的满足.工业文明以来,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尽管仍然存在财富占有悬殊的社会不公平,较之以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终归得到了普遍改善,但是,人的自然属性却屡屡遭遇到空前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威迫与折磨.在这种境遇下,如果只顾一味地发展经济、追求资本的增殖,而置生态环境的蜕变于不顾,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根本颠覆.
在人的社会属性方面,人是具体的、生活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如生产关系、*关系、亲属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影响和制约不断变化着的人的社会属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个体独立性基于普遍交往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地域性的个入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然而,现代人的社会属性不仅体现为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同时也体现为个人与自然的交往,因为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有人以对自然的损害作为惠及社会的代价或前提,那么,他的人性就是扭曲的、残缺不全的.
在人的精神属性方面,人道主义坚持人有独立思维权和理论创新权,有正常与别人交往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人道主义坚持人有平等享受社会尊重的权利,有信息知情权和政治发言权,有依法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由于人的精神属性是人的特殊的社会属性,是一般社会属性所难以涵盖的、不能为感性所直接把握的高级属性,所以容易被人们所忽略.鲁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其所以断然弃医从文,就在于他深深懂得人的精神属性的极端重要性,他痛切地悟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魄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认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人的内在精神的生成,是人之为人的重要规定.
西方近现代主体性哲学家的痼疾,就在于绕开“现实的人”去谈论主体性,从而把主体性变成“无人的”或“无根的”主体性,他们“不愿意将他们所讨论的‘主体’说成是‘人’或‘人本身’,而是几乎众口一词地将其说成是‘我’或‘自我’.”例如笛卡儿的“心灵”,康德和胡塞尔的“先验自我”,都是在“人”以外去讨论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哲学实际上是对人道主义的弱化或颠覆.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立足于“人”的根本点上承袭、重塑和丰富了人道主义,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出发点置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的基础之上.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路,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我们更应当强调：哲学主体性之根在“人”,而人的生命之源在自然,自然的为人性在实践中生成.这,就是广义人道主义的内在逻辑和生态根脉. 五、广义人道主义与中国城乡生态建设
追溯生态哲学与环境论理学的生发源头可知,它们主要不是某种先验预设或理论建构的结果,而是近现代以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大生产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副面影响,以直观可感的形式不断从反面启迪、威逼和教育着人们,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得不探索矫正自身的实践方式和生存方式的理论以及如何走出生态困境的出路.
对于大工业拒斥农业所必然引起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论文范文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可见,即使在工业文明处于上升时期,农业文明仍然深受马克思的关切.面对当代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人们终于逐渐明白,人类历史的进程不幸完全被马克思所言中了.人类要想继续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下去,必须在实践中寻求规避环境灾难的生存样态.
有鉴于工业文明以来的生态危机和中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农村建设,都必须遵循生态可持续原则,切实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防止为图一时的经济效益而赌上沉重的环境代价.
(一)我国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中所存在的误区
其一,城乡空间的再分配误区.人们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空间内,城市与农村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地盘.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大多采取外延式发展模式,过多地占用农用耕地,挤占了公共自然资源和农村的生存空间.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9月1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城市数量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7. 3010提高到45. 68%.其中,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从1949年的10个,发展到2008年的122个.《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期专访了成都市副市长孙平.孙平副市长对记者说：“我到农村调研的时候,农民问我：改革都改些啥?我告诉他们：改革就是‘我要拿走你的土地,你可以找我拼命’.”如此把农村的改革用所谓“拿地一拼命”来概括,反映了一部分人在城市建设中的指导思想,意味着用城市建设消解或同化农村建设的误区.
其二,城乡之间交叉污染的误区.一个时期以来,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交叉污染链：城市工业生产的化肥、农药、防腐剂、面粉增白剂、饲料添加剂等现代化工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机制输送到农村；农村则反过来把被化肥、农药严重污染的非绿色、不安全的粮食、蔬菜、水果、肉制品、乳制品输送到城市.生态环境的全面污染破坏,使得食品安全大打折扣,“富裕中的贫困”和“隐性饥饿”现象普遍滋生,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
其三,城市“贵族化”误区.近些年来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建大城、盖高楼、反生态、求大求洋的“贵族化”倾向,这种倾向“会使普通群众的生活更加不方便,也使普通群众的谋生空间更加狭小.偌大的城市,可以摆下无数高楼大厦,却难摆下一些菜摊；”“城市越来越漂亮,但不少人的生存、发展空间却越来越狭窄.”
(二)生态化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
1．中国的城市建设急需要以“内涵式”发展模式取代“外延式”发展模式,即不以扩大城市地盘、大拆大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逐步优化和完善城市内部功能或服务内涵为主要目标.
2．建设低碳城市,注重环境建设.要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布局城市建筑群、道路、绿地和水面的建设,实施立体绿化（地面绿化、阳台绿化、房顶绿化）工程,切实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保护城市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舒适的环境,全面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3．改善和强化城市与农村的生态链对接.不断增强城市居民的生态意识,节能减排,逐步做好城市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加工重复利用；尽快改造现有城市的地下管道设施,实行分类排放,集中回收城市居民的粪便排泄物,为农业输送有机肥料,使人们取之于土地的能源再回归土地.
4．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从中国国情出发,科学规划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的比例.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并非城市越多越大就越好,也并非城市人口越多就越好,任何城市对于人口的承载力总是有限的.
5．发展生态科技,降低工业污染.生态灾难的酿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科技的误用、滥用和盲目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由于产业活动的兴旺发达、城市化的进展,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受到污染和破坏”；“公害问题也是这样,新技术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公害或者肉眼所能看到的危害”.推进城市生态化建设需要大力发展环保科技,减少和避免现代科学技术的单纯资本化和反生态应用.
(三)生态化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
1．守住土地资源底线.中国的农村建设首先需要具备耕地资源保障,尽力避免现有耕地的过量流失,不能再贪图一次性资金而丧失永久性的土地资源.
2．依靠农村现有的环境资源优势,认真实施农业发展的生态化战略.积极发展富有地方特色的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无公害农业,保护农家庭院经济；克服对于化肥、农药的依赖心理,用农家有机肥料取代化肥、用天然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取代大量施用农药；注重改良土壤,培养土壤肥力,以有机农业取代无机农业,保证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农产品的绿色、环保、安全.
3．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中国的传统农业主要依靠手工工具从事生产活动,属于“低投入,低产出”的落后农业；中国的现代农业虽然改进了技术,改善了生产手段,提高了效率,但是,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工产品或石油能源,用无机农业排斥和取代有机农业,引发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现代农业在继承传统农业的有机生态的基础上,用扬弃现代农业、发展生态科技的办法继续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为人类提供绿色、安全、健康的食品和愉悦的服务.
4．建设生态宜居型农村.按照农村的地貌和其他自然条件,根据农民的经济实力、自愿选择和当地的山势走向、水域走向、风势走向、交通走向等地理特点．逐步改善和提高农民的居住环境,建设安全、实用、舒适、宜居的农家院舍,实现农村居住生态化.国内外大量实践经验反复证明,高层建筑未必宜居,低层建筑未必不宜居.
5．发展集约化的开放农业.中国传统农业的弊端在于自给自足的分散性和封闭性；商务农业经济开始超越传统农业,实行城乡开放交换和经济互补；生态农业将以产业化、特色化、绿色环保为品牌,进一步提高集约化管理水平,扩大开放,促使地域性农业经济与外域经济广泛的交流互补.
6．造就“农村精英”.发展生态农业需要农村精英和技术人才的带动和引领,通过“农村精英”的示范带动作用,推进农民的生态生产和生态生活,保证农村留有适量的农业劳动力.1958年“大跃进”时期,大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上山“大炼钢铁”或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一度大伤农业元气；如今,在进城务工热潮的遮蔽下,急需接受历史教训,尽快扭转农业劳动力过度匮乏的被动局面.
著名后现代农学家、澳大利亚国家级工程“绿色澳洲项目”主任大卫·弗罗伊登伯格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挑战在于,要从自己过去和当前的那些高度污染能源和侵蚀土地的非持续性做法中吸取教训.挑战还在于,应创造一种后现代的‘务农文化’,其中有数百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农民参加.而不应该是由少数人依靠矿物燃料、肥力枯竭的土地和大量的资金来经营一种‘务农商业’.”这些分析和建议十分中肯而贴近中国实际.
(四)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互补与对接
从历史发展看问题,城市与农村的分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当今中国,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都切忌“一刀切”.一方面,并非所有农村都不适宜城市化,比如对于那些具有区位优势或处于城市辐射区的农村,完全可以有步骤地实现城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永远不可能“同化”或“吃掉”农村.从符合人性化和生态化的发展角度说来,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既有差异,又有互渗与对接.在文明程度上,农村需要城市的带动引领；在优化生态、美化环境方面,城市需要农村的支撑与补给.不久的将来,农村居民进城与城市居民进村的多样化选择,将会同时并存,从根本上消除在商业化大潮推动下“逐波不自愿、自愿不自觉、自觉不自由”的非人性化倾向.
总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说来,任何对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伤害,最终也必然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伤害了生态环境,也就从根本上损害了人的现实生成之根,因此,尊重自然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用生态化原则引领中国的城乡建设和城乡同步发展,本身就是广义人道主义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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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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