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腐败和政治生态污染与其修复》
本文是关于政治方面毕业论文提纲范文和一把手和腐败和生态和污染和修复方面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摘 要〕 一把手腐败是政治生态严重的“污染源”,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关键少数”作为治理腐败的重中之重.基于对党的十八大后36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的研究发现,与一般省部级“老虎”相比,作为执掌一方权柄的省级党委书记,其腐败行为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拉帮结派,更容易结成腐败圈子;边腐边升,更容易潜伏腐败;权力外溢,更容易形成家族腐败;政经交织,更容易产生严重政治危害;贪图享乐,更容易形成腐败温床;“前腐后继”,更容易损害地方政治生态;跨省感染,更容易大面积蔓延,极易产生巨大且持久的蝴蝶效应.在其渗透污染下,扭曲政治文化的型构向度,污染政治生态植被;严重削弱政治制度的规制功能,腐蚀政治生态肌体;破坏权力运行的生态平衡,导致政治生态的恶化.要全面净化修复被污染的地方政治生态,必须把抓与促改革作为标本兼治之策,既要做好政治原生态变异的修复,又要做好政治新生态的培育.
〔关键词〕 省级党委书记,政治生态,污染影响,修复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1-0068-11
2018年3月,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锻造优良党风政风、确保改革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1 〕“政治要求”“迫切需要”“重要保障”12字凸显了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政治“含金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一大批省部级“老虎”,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担任过地方党的一把手,其腐败行为对一个地方政治生态造成的危害极大.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修复净化政治生态是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前各地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背景下,分析地方党的一把手腐败对我国政治生态的实然影响,探寻净化修复政治生态的应然路径,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议题.鉴于此,本文的研究旨趣和视角在于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查处的省级党委书记①腐败案例的调查与分析,对省级党委书记腐败的政治生态影响进行研究,以增强我们对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的管窥之见.
一、问题的提出：一把手腐败对一方政治生态的严重污染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关注社会经济文化是怎样影响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却较少关注社会某一层次或某一群体的价值取向是怎样反过来影响自身行为,并进而影响另一层次、另一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 〔2 〕50.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状况,直接影响着当地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同樣地,当地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地方的政治生态状况.在政治生态视野下,人是一切社会政治活动的中心,“人人是生态,个个是环境”.而政治生态与作为“政治权威当局”之一把手的腐败行为之间往往有着关键性联系.我们要确认地方一把手腐败与政治生态的关联,首先就必须对一把手腐败问题进行透析.
诚如众见,我们党和国家以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这一组织领导制度落实到我国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就形成了一把手体制.在这一体制中,一把手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在重大决策、重大问题、重要人事任免及大额财政资金使用上都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第一责任人和拍板决定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人,因而极易集决策权、实施权和监督权于一身” 〔3 〕.正因如此,位高权重、影响力大的一把手就自然成了被各方竟相“围猎”的对象,面临着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及一般领导干部更为严峻的廉政风险和考验,正所谓“贿随权集”,谁权重势大,谁就会吸引那些嗅觉灵敏的“围猎者”蜂拥而来.据调查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副省级及以上高官中,大多数都有过地方或部门一把手经历,而有主政地方一把手经历的超过了3/4.从案件查处情况看,很多落马高官的贪腐问题都发生在其担任一把手期间 〔4 〕.其造成的不良后果,正如所指出的那样：“最容易带坏班子、搞乱风纪.” 〔5 〕100
与行政或业务部门一把手相比,书记一把手腐败的程度（包括腐败率和腐败情节）会更加严重,这主要源于书记一把手通常握有干部人事任免权 〔6 〕.作为执政一方的一把手,地方党委书记以掌控人财物的最终拍板权为特征,在地方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有学者实证分析了地方党的一把手腐败的影响,认为地方党的一把手廉洁与否直接影响任职地的政治生态,具有腐败行为的地方党的一把手任职时间越长,所任职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且其担任一把手前如果长时间在该地任职,也会对地区腐败程度产生严重影响 〔7 〕.基于地方党的一把手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地方党的书记腐败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也最易成为一个地方政治生态最致命的“污染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省市委书记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从一名为民谋福祉的人民公仆沦为政治生态的最大“污染源”,给任职地的整体政治生态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诸多案例表明,地方党委书记腐败是政治生态走向污浊、恶化的催化剂、加速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地方党的一把手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是一方政治生态健康洁净亦或污浊恶化的集中体现.他们带头奉公守法、廉洁从政,则政通人和、风清气正,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就持续向善向好;其一旦权欲熏心、自甘堕落,则人心涣散、弊病丛生,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就日益沙化恶化.
二、全景式透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省级党委书记腐败的共性特征
根据中纪委发布的消息,从党的十八大召开至2019年9月26日,共有36名省级党委书记在任内存在腐败行为并接受组织调查.其中,曾担任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的9人,曾担任副省级市委书记的27人（见表1）.与一般省部级“老虎”相比,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既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特征.整体上看,呈现如下共性特征：
（一）拉帮结派,更容易结成腐败圈子
人类社会由关系网络黏合而成,当权力、资源与贪婪水融时,一种特殊的关系网络——腐败圈子便有了赖以生存之土壤.由于高官位高权重,意味着能对有限且集中的社会资源作权威性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高官便按照传统“人情法则”,有意编织、经营圈子以“兜售”资源;一些有所图的人则绞尽脑汁挤入、运作各类圈子.在这些圈子中,既有权钱交易,也有权权交换,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在一个个圈层内找到自己的结点,他们利用政治权力交换经济利益,利用经济利益追逐政治资源.党的十八大后的案例表明,编织、经营圈子是一些落马省级党委书记的鲜明“特色”,他们凭借各种圈子将不同类型、层次、背景的人群“聚拢”“纠合”在一起.于是,以权势人物为核心、以人际交往为载体、以结成利益同盟为目标的各类腐败利益圈渐次形成.一是结成拉帮结派的利益圈.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巡视情况看,在一些腐败高发省市,有的省级党委书记拉起或加入帮派,在其权力范围内形成权力共用、资源共享、上下呼应、左右逢源的格局,“下级官员寻找靠山以得到提拔;平级官员拉帮结派以巩固地位;上级官员私立山头以扩张权势” 〔8 〕,致使当地官场上下级、同级乃至前后任之间沦为相互勾结与庇护的大小帮派型腐败利益圈,抱大树、攀高枝、结私党是其重要表征.周永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所谓的“四川帮”名单中的成员都与其紧密相连,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等“圈友”更是同周任职四川省委书记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是形成官商相互勾结的利益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确立,但是健康的政商关系尚未完全形成,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党政干部手伸得过长,对生产、投资、税收、贸易等干预干涉过多,导致许多企业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对权力的依附性,促使商人千方百计地用资本影响权力的运行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一些掌握稀缺资源分配权的省级党委书记则经不起纷繁的利益诱惑,甘愿和商人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权力与资本迅速结成腐败利益同盟.房地产商赵某在南京、济南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多次给予杨卫泽、王敏财物,而在杨、王的运作下,赵某在南京、济南一路攻城略地,财源广进.有的商人则与省级党委书记形成了一种追随的“主仆”关系.如廖少华从六盘水到遵义,湖南籍商人陈某某一直跟随其左右做生意.廖少华为他的企业多个事项提供帮助并先后收受其给予的贿赂394万元 〔9 〕.
(二)边腐边升,更容易潜伏腐败
由于体制转轨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导致边腐边升、带病提拔成为我国干部选任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顽疾,这种现象在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省级党委书记群体中更加突出.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省级党委书记均存在“带病提拔”的情形.如万庆良在2000年至2014年间,先后担任过十多个重要职位并不断升迁,然而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他有贪腐问题,但这并未影响其仕途顺畅.王敏早在1992年时就踏上了腐败的不归路,但直至2014年才被查處,这期间有着长达22年的“带病提拔”史,被人戏称为“演技派高官”.王三运从1993年起便开始了敛财之路,贪腐的跨度长达24年.此外,根据对落马省级党委书记履历的追踪研究发现,从首次涉贪到贪腐行为被查处的时差较长.数据显示,已查清的31人中,贪腐潜伏期最长的达24年之久,最短的也有6年,平均贪腐潜伏时长约为14.7年,即这些高官在首次贪腐后要等到至少14年后才会被查处,显示出极强的腐败潜伏力.
(三)权力外溢,更容易形成家族腐败
权力具有天然的腐蚀性与扩张性,未得到有效制约的权力,其腐蚀性和扩张性最先体现在掌权者身上,紧接着便是延及掌权者的身边人,其中最为亲密的身边人非配偶、子女莫属,尔后就可能会按照血缘、姻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呈圈层结构向整个家族渗透.从党的十八大后查处案件看,省级党委书记主导的腐败家族化现象日益凸显,权力外溢至家族成员是其重要特征.在他们实施的腐败活动中,家族成员共同敛财形成家族式腐败窝案串案屡见不鲜.数据显示,十八大后查处的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中家人亲属卷入、共同作案的有19人,约占52.8%.譬如,经中纪委查实,苏荣贪腐案中有13名家族成员涉案.主政云南十年里,白恩培开起夫妻店,把家变成“权钱交易所”,其妻张慧清成了名符其实的“收银员”.王三运到甘肃任职后,纵容甚至授意其子和两个外甥在甘肃承揽工程以权谋私.王敏除自身贪腐外,还放纵妻子、女儿、女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整个家庭形成了以王敏为核心,夫妻联手、全家上阵、共同敛财的贪腐链条.
(四)政经交织,更容易产生严重政治危害
从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案件情况看,各类腐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日趋增强,尤其是经济腐败触发的政治问题和政治问题撬动的经济腐败异常突出.“在经济机遇大大多于政治机遇的领域,野心勃勃的人们利用财富来追求权力;相比之下,在政治机遇充裕而经济机遇匮乏的领域,人们则利用权力追求财富” 〔10 〕39.粗略统计后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省级党委书记被通报存在政治问题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情形的有33人,约占91.7%.他们不但攫取经济上的利益,还谋求政治上的利益,政治问题与经济腐败交融交织、相互渗透特征明显.例如,政治上,“四个意识”个个违背,“十个必须”条条触犯,“七个有之”样样皆占;经济上,他大肆贪腐,收受贿赂高达1.7亿余元.李嘉不仅运用公权力进行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还秘密搞起了“组织”,拉拢一些政坛上的“朋友”,搞政治上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五)贪图享乐,更容易形成腐败温床
生活腐化奢靡、贪图享乐是十八大后落马省级党委书记的又一重要特征,也往往是其坠入腐败深渊的起点.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省级党委书记在通报中提及“与他人通奸”的4人,占11.1%;提及“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的8人,约占22.2%;提及“腐化堕落”的4人,约占11.1%;提及“生活奢侈”“奢靡享乐”的6人,约占16.7%;提及“出入私人会所”的10人,约占27.8%.一些腐败省级党委书记热衷于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过分追求享乐.例如,周本顺在河北任职期间,住的是800平方米、16个房间的二层小楼,他还专门从家乡调来两名厨师给他做饭,家中专有一名保姆负责给他养宠物.即便是在全党严抓作风的高压态势下,万庆良仍频繁出入高档消费场所达70余次,就在他落马前两天,还到广州郊区一家高档餐厅同其“小圈子”推杯换盏、吃喝享乐.党的十八大后,仍包养多名情妇进行权色交易,其情妇也得以染指重庆重大通信和市政工程项目.
（六）“前腐后继”,更容易损害地方政治生态
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几任主要领导因腐败相继落马,被人们习惯称之为“前腐后继”.“前腐后继”在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省级党委书记群体中十分显见.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省级党委书记中有4个省份（青海、吉林、甘肃、云南）、7个省会或重要省辖市（昆明、西安、太原、兰州、大庆、遵义、包头）的党委书记存在“前腐后继”现象.例如,王珉、曾先后担任吉林省委书记,两人在党的十八大后掀起的“打虎”行动中相继落马.先后担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张田欣及高劲松的接力落马,更是成为党的十八大后风暴中独特的景观.在出现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其省会太原亦出现了两任书记（即申维辰、陈川平）接力腐败的现象.“如果把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比做‘半亩方塘’,一条鱼死了,是鱼有问题,如果一群鱼大面积死亡,可能就是水环境被污染了” 〔11 〕.不时发生省级党委书记“前腐后继”案件的省市,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其“半亩方塘”已浑浊不堪、病原肆虐.
（七）跨省感染,更容易大面积蔓延
就腐败作案横跨区域而言,省级党委书记腐败还呈现出跨省域交叉感染特征.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省级党委书记任职地域涉及21个省份,其中甘肃4人、云南4人、吉林3人、青海3人、贵州3人、内蒙古3人、河南2人、山西2人、四川2人、广东2人、黑龙江2人、陕西2人、江西2人、江苏1人、浙江1人、山东1人、天津1人、重庆1人、辽宁1人、广西1人、新疆1人,涵盖了全国2/3以上省份.在这方面,、王三运等人堪称代表.在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期间,不顾吉林事业发展,一心只为升官上位,严重破坏了吉林的政治生态;调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他更是将这种破坏政治生态的腐败毒瘤从东北一路带到西南,使重庆原本脆弱的政治生态又蒙上一层厚重的“雾霾”.王三运受贿地域更是跨越了贵州、安徽、甘肃等省份.此外,从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省级党委书记腐败领域看,涉及企业经营腐败的14人,涉及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14人,涉及土地及房产开发腐败的13人,涉及工作调动或职务晋升腐败的30人,涉及项目审批腐败的5人,涉及产品经销腐败的5人,涉及银行贷款腐败的4人,涉及矿产腐败的4人等.这表明,党的十八大后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涵盖了人事、公共资源交易、企业经营、金融等多个领域,腐败广泛化特征亦很突出.
三、严重的政治雾霾：省级党委书记腐败如何污染一方的政治生态
从系统论看,政治生态就是政治系统中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展演出的整体状态.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它体现为文化、制度、权力等要素在一定时空环境中的积淀和转换②.这些要素都对政治生态的变化和发展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人们观察政治生态优劣的基本标识.其中,文化是浸润在政治生态中发挥引导性、内驱性作用的深层次元素,型构着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制度是政治生态的内在设定物,对政治生态发挥根本意义上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权力运行是维系政治生态系统平衡的动态过程.作为执政一方的省级党委书记,他们的腐败行为不仅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渗透性强,且极易产生持久而巨大的蝴蝶效应.在其渗透污染下,当地正常的政治生态系统被打乱,由此造成政治生态链的断裂并引发局域性政治生态恶化.
(一)扭曲政治文化的型构向度,污染政治生态植被
戴维·伊斯顿认为,研究任何一种政治体系,不能只限于政治结构及其作为,还应该了解和分析这种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政治文化 〔12 〕2.在政治生态视野中,政治文化是浸润在政治生态中发挥引导性、内驱性作用的深层次元素,型构着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对此,曾明确提出：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文化视角看待省级党委书记腐败对省域政治生态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从基础上消解政治文化正向的型构效应,使其源源不断朝着逆方向产生“负”能量和“反”效应,刺激政治生态系统内部发生病变,并最终导致政治主体的政治信念动摇、政治价值沦丧、作风败坏等严重后果.
1.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们党的主导地位,动摇政治信念.马克思主义是由我们党确立并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人的政治灵魂,也是政治生态的“压舱石”.纵观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案例,腐败省级党委书记大多有着“双面政治人格”,即表面坚信马列、坚持党性,背后信仰迷失、热衷迷信.粗略统计显示,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省级党委书记被提及“搞迷信活动”的就有7人,占比为20%.这些省级党委书记“不信马列信鬼神”的必然结果就是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得“迷信文化”沉渣泛滥,并派生出政治消极、思想颓废、初心淡忘等不良政治心态.这在多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中均能得到检验.例如,周本顺在多处住所内摆设佛堂佛龛,每逢初一、十五和相关佛教节日都按时在家烧香拜佛,甚至家里养的一只乌龟死后还要专门手抄经文,连同乌龟一起下埋.而这背后,是周本顺寄望让自己和一些涉腐的下属能得到鬼神的安抚、保佑,因而他对待主政地河北的态度极其消极,甚至放出工作要放一放、缓一缓的言论.是一个极度迷信的人,每天都有打坐的习惯,台上信仰马列主义,私下里却极力诋毁轻渎,不但自身品行卑劣,而且对态度暧昧,对查办的腐败案件多次要求“放一放”“等一等”.省级党委书记因身居高位、主政一方,其信仰迷失、庸懒无为造成的政治“雾霾”面积大、程度深、后果严重.当一个苹果腐烂时,一篮子苹果都会跟着腐烂.党内如果有迷信、慵懒思想的藏身之地,员的“魂”必然被丢弃,因为在这些不健康政治环境的浸染下,部分党员干部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等次生政治生态灾害,这从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搞迷信活动等违纪案例中便可窥见一斑.
2.引致党员干部为政价值取向的错位,招致思想出轨.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是每一名领导干部应始终秉持的为政价值取向.縱观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省级党委书记,绝大部分人对此都有着歪曲式的理解.“政治被等同于权力,权力被等同于利益,利益被等同于交换,因此,权钱交易、权财交易、权色交易等权力变现行为被视为理所当然” 〔13 〕,由此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方面被冲淡和消解.在丧失正确价值观引导的情形下,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等不良文化心理就会被放大.苏荣、王三运到江西、甘肃任职后,感到仕途不会再进一步了,便开始把全部心思用在为退休后打算,贪腐行为变本加厉,达到高峰.白恩培主政云南10年,贪了10年、玩了10年,在忏悔录中他写到：“觉得什么都看开了,什么都无所谓了,追求享受成了最大的目标,也就达到了顶点.” 〔14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些庸俗病态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成为个别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那么生活腐化、利欲熏心、卖官鬻爵、权力寻租等政治生态恶相丛生的“生态圈”便会随之而生.实事上,诸如苏荣、王三运、白恩培之类腐败省级党委书记不仅自身生活腐化、权钱至上,还带坏了队伍,引发党员干部价值取向错位,其任职省委书记期间所带的班子,先后多人因贪腐被查处.可以说,一旦作为地方“政治权威”的省级党委书记自身的价值追求发生变异,就会导致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党员干部摒弃正确的为政价值取向而接受一些被歪曲的价值和标准,从而造成政治生态的局部污浊恶化.
3.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扭曲正常的党内关系.塔克认为,从广义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待政治体系应包括政治角色及其相互关系.作为我国政治体系中重要的政治角色关系——党内关系,即是现实文化模式与理想文化模式之合成.我们党历来强调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主张纯洁的同志关系.但从党的十八大后的案例来看,省级党委书记腐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扭曲正常的党内关系,形成党内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一旦腐败,就会严密控制地区的领导班子和下级组织,千方百计地扩大编织密集的腐败关系网,像瘟疫一样,不断地扩散,催生更多的腐败分子把持领导岗位,结党营私,把个人腐败转变成集团腐败,排挤和吞噬掉健康、正常的细胞,形成劣币逐良币的政治生态” 〔15 〕38.譬如,虞海燕在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违规把大量酒钢公司亲信调进兰州市重要部门、核心岗位,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酒钢号”的政治小圈子,并经常通过“培训”向青年干部灌输效忠他个人的观念,培植私人势力,而这些亲信势力经过虞海燕长时间检验,“指哪打哪”,虞海燕给他们升官,他们去为虞海燕谋取利益.苏荣贪腐案亦很典型,仅6年時间里,就导致江西省多名省级干部、40多名厅级干部买官腐败,以至于他在忏悔录中写道：“平时正常的同志和同事关系,在我这里完全变成了自由市场的商品交换关系.” 〔16 〕这种异化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蔓延,就会产生巨大的腐蚀力,严重污染一方政治生态,甚至导致政治生态在局部上的恶化.
(二)严重削弱政治制度的规制功能,腐蚀政治生态肌体
政治生态理论认为,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态的内在设定物,对政治生态发挥根本意义上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从正面肯定倡导人们的合法合规行为,从反面排斥惩戒违法违规行为,以此为政治行为提供尺度、边界和底线” 〔13 〕.然而,如果正常的政治制度被腐败了的环境所浸染,便会失去对政治生活的这种正反规制功能,在此情形下,赖以维系的政治系统就会因“制度失灵”而陷入絮乱状态,赖以运转的政治秩序就会出现混乱局面.从此意义上说,腐败行为破坏制度,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会消解掉制度建设的积极成果,从基础上腐蚀政治生态肌体.纵观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腐败案例,省级党委书记腐败行为对政治制度的破坏与政治生态被腐蚀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各种消极效应随之而出.
1.破坏集中制,冲击政治生态“堤坝”.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坚守集中制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制度“堤坝”.梳理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案例发现,省级党委书记对集中制的坚守程度与当地政治生态的整体面貌大致呈正相关.白恩培主政云南期间,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他的一个招呼就能越过决策程序、交易规则和制度规定,直接决定一个矿、一片地的归属.在白恩培的不良示范下,云南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也深受影响.有的不讲组织原则,不按制度规矩议事决策,在涉及土地转让、工程出包等重大事项上,该上会的不上会、该报批的不报批、该公开的不公开,致使组织原则成了“橡皮筋”,集体领导变成了“领导”集体.魏民洲在西安各个层面会议上强调“看齐”意识,提出“省委要向看齐,市委要向省委看齐,你们要向市委看齐,而市委的核心就是市委书记”,把个人主张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在其要求下,西安全市各区县基层单位也开始提出向各级领导看齐,树立“一级向一级看齐”的意识,从而助长了“家长制”“一言堂”,使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这些又都成了污染西安市政治生态的影响源.
2.严重干扰选人用人制度,荼毒政治生态“湿地”.选人用人生态是政治生态的一块“湿地”,选人用人腐败被称为政治生态污染之源.一旦正常的干部选拔制度遭到破坏,就会引发官场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效果,导致整个从政环境污秽横流.在上述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中,存在人事腐败的多达29人,约占80.6%.从案件查处情况看,省级党委书记腐败行为更具示范性特征和传染效应,其所带来的一个显著逻辑后果就是荼毒省域政治生态“湿地”,使一方政治生态日益泥沙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苏荣大肆卖官鬻爵的恶劣示范下,江西很多干部成天琢磨苏荣的喜好,从省到市、县,跑官卖官一时蔚然成风;在王珉的带头和纵容下,辽宁一度拉帮结派流行,跑官卖官畅行.人事腐败的雾霾层层弥漫并呈几何式扩散,形成“小官—花（捞）钱—升大官—卖官捞钱—买更大官”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潘逸阳、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等苏荣任内提拔的江西省级干部均有买官卖官行为,而时任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莫建成更是成为苏荣卖官鬻爵的重要帮凶;王珉任内升迁的苏宏章、王阳、郑玉焯等7名辽宁省级干部都因涉及跑官贿选而落马.一级级向上“进贡”,再一层层向下“授官”,买官卖官便形成了环环相扣的腐败生态链,给一些省份原本良好的政治生态带来了逆淘汰、顺毛驴的蝴蝶效应.这种连锁式的蝴蝶效应又反过来加剧了当地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部分省份甚至酿成卖官鬻爵、拉票贿选等系统腐败、区域腐败的恶果.
3.严重削弱党纪国法的权威,腐蚀政治生态“肌体”.党纪与国法作为行为约束和关系协调的制度规范,是政治组织系统良序运转之生态保障.倘若党纪国法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和遵守,政权机构和组织行为都会保持正常状态,系统运行的生态环境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当党纪国法徒有形式,不被政治行为人所尊崇时,政治组织系统就会因“法纪失灵”而陷入失序状态.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省级党委书记均存在破坏党纪行为,涉及违法的有33人（约占91.7%）,其中贪污的4人,受贿的32人,行贿的1人,滥用职权的5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2人,玩忽职守的1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的1人,挪用公款的1人,内幕交易的1人.例如,不仅“六大纪律”条条违反,而且以身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逐利违法,严重扰乱正常社会秩序.苏荣是“重人治轻法治”“权大于法”的反面典型,不仅大肆受贿、滥用职权,还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服我就叫纪委查你”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在这些腐败省级党委书记那里,“党纪国法或被视为乌有,或是可以任意扭曲专对他人的工具,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严重玷污了党纪国法的尊严,严重危害了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对正常社会政治生态的破坏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13 〕.可以说,一旦党纪国法的权威被位高权重的省级党委书记亵渎,大多数党员干部慑于其威势,或随波逐流,或主动逢迎,致使纪律法规成为稻草人,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丧失原则、不能依纪依法办事就会屡见不鲜,由一把手违纪违法带来的“破窗效应”,进而引发腐蚀省域政治生态“肌体”的“次生灾害”便随之而生.
（三）破坏权力运行的生態平衡,导致政治生态的恶化
根据政治生态理论,权力的正常运行是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支撑,而权力一旦偏离正常轨道则会恶化政治生态.而在政治生态视野下,腐败无疑是一种权力出轨现象,即“权力运行的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引发公权力运行机制的系统性絮乱而呈现出的生态变异现象” 〔17 〕.在省级党委书记腐败过程中,权力出轨行为不仅使权力运行的生态系统失衡,而且引致省域政治生态变异并带来致命性的污染和破坏.
1.任性行权恣意妄为,埋下污染政治生态的伏笔.“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级党委书记,用权任性、肆意妄为的不在少数.例如,吴天君担任郑州市委书记时力推城市“大拆大建”,致使其治下的郑州“黑拆”“血拆”事件频发;韩志然主政呼和浩特7年间,因“短命楼”强拆事件而饱受群众争议;为了市容美观,“霸道书记”仇和强拆昆明市居民的防盗笼;王敏主导的济南暴力强拆引发居民抗迁致残,以至于暴力逼迁演变成暴力强拆.执政一方的省级党委书记如此霸道与任性行权,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权力可以横行无忌、恣意妄为.这种权力的强势地位,给掌权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势能感受的同时,也预设着污染破坏一方政治生态的伏笔.实际上,以上均是省级党委书记腐败行为引发社会矛盾比较典型的例子.从类似案件可以发现,身居高位的省级党委书记用权任性、肆意妄为的结果,不但让公权变为私器,而且极易激起社会矛盾,制造党群干群之间的对立冲突.而这种对立冲突的出现本身就是政治生态趋向不良的表征,正如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在《政治生态的“七看”“七着力”》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个地方群众信访问题积累多、件不断等网络热点不断,一般都是政治生态不好的集中反映” 〔18 〕,其存在的范围越大,对省域政治生态的破坏也越明显,同时意味着修复与重建地方政治生态更加困难重重.
2.以权谋私大行其道,制造严重政治雾霾.从权力的来源和生成过程看,权力具有为授权者谋利益的公共属性,即权力的行使主要是着眼于应对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而这对一方政治生态建设来说,是极为重要又十分显见的;反之,当掌权者偏离公共属性转而以权谋私时,也就意味着政治生态已经趋于恶化.这在省域政治生活中一再得到验证.梳理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诸多案例发现,绝大多数省级党委书记的腐败问题都源于公权私用,即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租、寻租,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比如,在云南主政的十年里,白恩培频繁利用矿产、土地和房产等开发项目大肆敛财,成为贪腐超过2亿元的“巨虎”.陈雪枫、余远辉、李嘉等省级党委书记的贪腐路数也是大搞以权谋私：利用权力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私利.事实上,从类似案件都可看出,当主政一方的省级党委书记权力观发生扭曲,把执掌的公权拿来做利益交换,就会使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干部滑到跑官、买官的邪路上去,使社会公众产生“羡腐”心理.在“人人是生态,个个是环境”的现代政治生活中,这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群众既被此风气和环境所影响,但同时自己又变成了这种风气和环境的一部分.流风所及,即使部分干部、群众痛恨这种病态庸俗的政治生态环境,但也不得不屈从于这些“潜规则”“厚黑学”“生态圈”,或主动围猎,或被动裹挟,正所谓“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从而使得整个省域政治生态“雾霾”重重.
四、坚持标本兼治,着力修复和净化地方政治生态
如果把政治生态比作一条河流,政治生态遭到破坏,就犹如河流受到污染,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就如同河流清理,需要通过抓与促改革进行“治污”“清源”.其中的意蕴在于给污浊的河流注入“杀毒剂”,迅速杀灭腐败“污染源”,即“治污”;改革的意蕴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铲除权钱交易、结等腐败土壤,从而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即“清源”.因此,在标本兼治逻辑下,修复净化省域政治生态既要做好政治原生态变异的修复,又要做好政治新生态的培育工程.具体来说：
(一)大力清源头,保持的持续高压态势
腐败“污染源”不清除,就难以有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强调：“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等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 〔19 〕只有以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才能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持“虎蝇”齐打,掀起了一场强劲的攻坚战,一举扭转了多年来政治生态不断恶化的趋势.但也毋庸讳言,“当前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等问题依然突出” 〔20 〕,保持高压态势以整治政治生态任重道远.因此,要修复净化政治生态,高压惩治腐败这一手须臾不可放松.一是紧盯省级党委书记行权用权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解决选人用人、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工程招投标以及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的腐败问题,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断增强震慑遏制作用.二是加大惩治圈子腐败.从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案例看,落马的省级党委书记往往以人情往来为由与商人、同僚之间结成利益联盟,形成官官相护、结、利益共沾、攻守进退的腐败圈子.因此,加大对圈子腐败的治理力度,坚决遏制山头主义和防范形成利益集团势在必行,成为新时代巩固发展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要一环.三是推动形成败工作制度性长效机制.推动败工作层层传导,高质量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进一步抓好“两个责任”落实,推动形成败强大合力;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促进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推进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运用好正法直度的制度化手段,努力形成不敢腐进而构建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二)着重夯基础,培育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国学大师钱穆曾有言,一切问题均由文化问题产生,亦由文化问题解决.培育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从思想层面消除政治生态“污染源”的必然途径,具有绿化政治生态植被的基础性意义.对此,指出：“党内政治文化‘日用而不觉’,潜移默化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态.” 〔21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22 〕26说明作为深层次影响政治主体为政行为的党内政治文化犹如流动空气和源头之水,对政治生态的修复净化发挥着“浚其泉源”的功能.就此意义来说,党内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态具有基础性、源头性的影响力,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廉洁政治的发源地,是良好政治生态的“培养基”.对于如何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强调指出：“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23 〕181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表明培厚健康党内政治文化土壤必须做好“破”与“立”两篇大文章.一方面,坚决抵制和反对党内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有重点地破除党内存在的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厚黑心理、潜规则、权谋术、官本位、家长制、关系网等“病态”文化,决不让腐朽落后的政治文化在党内有立锥之地.“不破除那些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铲除那些顽瘴痼疾,不挖出那些深入骨髓的东西,不揭出皮袍下面的‘小’,就不足以动摇一些人的庸俗腐朽的思想根基,不足以触动他们去接受先进纯洁的政治文化.” 〔24 〕17另一方面,树立价值标杆,大力弘扬和践行人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唯如此,方能给广大党员干部划出一条明确的思想底线,方能立起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准则,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三)持续克顽疾,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
人类社会权力运行的实践表明,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因此在制度设计时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以防止当权者因缺乏监督而滥用权力.大量案例表明,省级党委书记之所以腐败并继而成为省域政治生态的最大“污染源”,与权力监督不足緊密关联.如省委书记领导省纪委且为省纪委书记的上级,造成省纪委难以监督省委书记;省会、副省级市、重要省辖市委书记通常由省委常委兼任,使得同级和上级纪委均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不少省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无形中又弱化了同级人大的监督职能.而真正能对省级党委书记起到监督作用的和中纪委又存在监督“太远”难题.可以说,对省级党委书记的权力监督是一大“顽疾”.克服这个监督“顽疾”,必须补齐监督“短板”.为此,可通过打破原有的生态系统,构建一个体制性的权力监督结构,以减少权力设租寻租空间.一是用制度约束权力,扎紧关住权力的“笼子”.盯紧省级党委书记公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二是继续深化党的纪检体制改革,实行中纪委管理省市纪委领导制度,省市纪委书记一律空降交流,省市纪委副书记选任由中纪委提名,发挥省市纪委对同级省市委书记的监督作用.三是依托党代会建立健全对省级党委书记的内部监督机制,同时改革省级党委书记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做法,尝试由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以适度削减省级党委书记的权力影响,提高同级人大常委会对其权力运行的监督力度.四是推动巡视监督常态化.党的十八大后落网的“老虎”绝大多数是巡视取得的成效.因此,宜进一步强化对省市巡视工作的领导,加大对省市委书记“三重一大”和生活圈、社交圈、重要节假日、个人重大事项的巡视巡察,形成全方位、经常性的监督态势,可根据媒体揭发和信访渠道反映的违纪违法问题,不定期开展“回头看”,通过杀“回马”,深化“机动式”巡视,提高巡视的灵活度和实效性,使巡视监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置,让心存侥幸者感到震慑常在.
(四)正面树导向,推行科学的干部选任机制
选人用人导向是最重要的风向标,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对政治生态危害最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22 〕64;2019年5月,印发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进一步提出：“从严查处违规用人问题和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严肃追究失职失察责任,促进形成风清气正的用人生态.” 〔25 〕这对地方政治生态建设而言极具针对性、指导性.就此而言,修复净化政治生态最关键是“要扬选人用人之清,落实好干部标准,匡正用人导向等以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党内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26 〕.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改变上级尤其是一把手“伯乐相马”、一锤定音的干部选任机制.在这方面,国外生物学家揭示的“嫩叶呈现红色”③这一自然生态机理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只有加强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化建设,形成政治生态环境自我保护和净化的预警机制,才是一种合乎生态准则的政治生态建设理路.近年来,公开选拔、一推双选、票决制、交流制、评议制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干部选任制度改革文件中,并在地方上有所尝试.这意味着革除选人用人体制弊端已进入了实质性层面,选人用人体制之树的嫩叶“正在变成红色”,但仍存在选任干部的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为此,要营造公开公平的选任干部环境,完善省级党委书记差额推荐选用机制,如1∶3推荐考察、1∶2政治局全委会票决;合理限制省级党委书记在选人用人上过大的推荐提名权,适当扩大参加会议推荐的人员范围.其次,突出政治性（政治忠诚）、廉洁性（个人干净）、实绩性（敢于担当）、群众性（群众公认）要素,形成选任干部的综合性要求.考察省级党委书记人选的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从民意中了解其德才素质,树立“以忠诚为首、以廉洁为先、以实绩为基、以民意为鉴”的选人用人导向.再次,重视人才储备和人才培养,大力推行干部轮岗转岗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通过轮岗转岗方式,不仅有利于干部积累经验、培养能力,也能够有效防止上下级之间形成强大的人身依附关系,以至于结成“萝卜选拔”“近亲繁殖”“沆瀣一气”等不良“生态圈”.
（五）突出抓纪律,用好执纪的前置“护林”功能
政治生态与纪律规矩在实然形态上是互为关联的.无数案例表明,党员领导干部走向腐化堕落往往首先是从“破纪”开始的.因此,纪律建设抓好了,政治生态建设也就有了坚实基础.纪律一旦松弛、荒废,则极易形成政治上的“雾霾效应”.从这一意义上说,加强纪律建设在维护党员领导干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中具有“护林”功能.在自然生态中,侵害树木、森林健康的病虫害传播须具备害虫等病原物、易感病害虫的适生寄主、有利于病虫害滋生蔓延的环境等三大要件.只要管控住了这三大要件,病虫害便不能传播.同理,在政治生态建设中,“病原物”“适生寄主”“环境”是“护林”的关键所在.为此,一是突出抓好政治纪律,以点带面.在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基础上,带动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逐步清除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歪风邪气,特别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七个有之”问题.二是重点把握执纪尺度,以惩张纪.重点把握三个时间节点和一个执纪尺度,即党的十八大以后、八项规定出台以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后,对于这三个节点之后的违纪行为,越往后执纪越要严.把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列入审查重点,作为纪律处分的重要内容.加大对理想信念不坚定、纪律意识不强、腐化变质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坚决把政治上蜕变的两面人及时辨别出来、清除出去.三是着重加强纪律教育,以案明纪.在十九届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指出：“要提高警示教育的政治性,凡查结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都要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开展警示教育,用好反面教材,召开专题生活会,举一反三、以案明纪,让党员干部引为镜鉴.” 〔20 〕落实这一重要要求,就必须抓好纪律教育这项日常“保健”工作,常打预防“疫苗”,从而不断提高“树木”的“免疫力”,继而实现整片森林的“生态健康”.
注 释：
①本文所言及的省级党委书记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以及副省级市党委书记、副省级领导干部兼任省会城市和重要省辖市的副省级党委书记,其腐败案既包括在省级党委书记职位上被查处的腐败案件,同时也包括在其他岗位上被查处但曾在担任省级党委书记期间存在腐败行为的案件.曾担任过省级党委书记,但尚不明确是否在此任职期间存在腐败行为的不列入本论文案例研究当中.
②有学者认为政治生态主要由体制、文化和过程三要素构成,三者共同构成了政治生态的三维空间.参见刘笑言、郝东明：《体制·文化·过程：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现状的三维审视》,《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34-43页.
③國外生物学家有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即探讨树木的嫩叶为何总是呈现红色.其结论是：喜吃嫩叶的害虫对红色树叶发出的光线过敏.嫩叶呈红色,就是树木针对害虫这一生理特性所“设计”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而树叶之所以在深秋呈现红色,是因为这时树叶已老,并不存在怕被害虫吃掉的问题,况且害虫也不会吃这种老树叶.老树叶呈红色,害虫就不敢跑到树叶上去安家过冬,繁衍后代,这样就减少了害虫在来年对树木的侵害程度.参见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李克强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人民日报,2018-03-11（01）.
〔2〕陈冬生.中国政治的抉择：党内政治文明〔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3〕陈 朋.一把手监督的逻辑理路与四维策略〔J〕.探索,2015（04）：33-37.
〔4〕辛士红.“一把手”为何被“围猎”?〔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11-18（01）.
〔5〕纪律检查委员会,文献研究室.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6〕任建明.怎样合理制衡“一把手”的绝对权力〔J〕.国家治理,2014（12）：16-21.
〔7〕廖冲绪,李后强,周 冬.地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研究——基于十八大后落马市委书记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7（01）：51-59.
〔8〕何家弘,徐月笛.腐败利益链的成因与阻断——十八大后落马高官贪腐案的实证分析〔J〕.政法论坛,2016（03）：3-27.
〔9〕戴 南,陈英华.“猎”随权集——“围猎”之困系列报道（上）〔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05-03（01）.
〔10〕迈克尔·约翰斯顿.腐败征候群：财富、权力和〔M〕.袁建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杨元戎.清除“前腐后继”的腐败“污染源”〔N〕.甘肃日报,2017-10-12（10）.
〔12〕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13〕戴长征.社会政治生态视角下的腐败与败斗争〔J〕.探索与争鸣,2013（02）：8-10.
〔14〕赵建华.彻底肃清白恩培、仇和余毒 营造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N〕.楚雄日报,2017-08-09（03）.
〔15〕乔德福.一把手腐败治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6〕武兴华.“全家腐”注定“全家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件启示录（一）〔J〕.中国检察官,2016（10）：78-80.
〔17〕牛 君,季正聚.试析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的路径〔J〕.党校学报,2015（04）：82-88.
〔18〕徐令义.政治生态的“七看”“七着力”〔N〕.学习时报,2018-04-04（01）.
〔19〕.在参加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3-09（01）.
〔20〕.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在中国第十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18-02-13（02）.
〔21〕.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J〕.求是,2019（14）：4-9.
〔22〕.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3〕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4〕洪向华.党内政治文化——新时代中国成功的基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5〕唐棣宣.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三重思考〔J〕.理论探索,2018（03）：52-57.
〔26〕.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N〕.人民日报,2019-05-28（01）.
责任编辑 陈 鹃
该文结束语，该文是一篇大学硕士与政治本科政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一把手和腐败和生态和污染和修复方面论文范文.
政治引用文献:
[1] 八年级政治教学论文题目大全 八年级政治教学论文题目如何定
[2] 保护环境政治方向论文题目 保护环境政治毕业论文题目怎么定
[3] 保护环境政治小论文题目范文 保护环境政治小论文题目哪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