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平衡问卷在不同性别中的测量等值性》
本文是同性方面本科论文怎么写和工作和家庭和平衡和问卷和性别和测量和等值性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四因子模型,并检验该问卷在不同性别中的测量等值性,选取738名男性职员和824名女性职员进行施测,对有效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及测量等值性检验.结果显示该问卷在总样本及性别的组间样本中的四因子模型拟合良好,同时在性别的组间样本中的形态等值模型、弱等值模型、强等值模型以及严格等值模型均可被接受.这说明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四因子结构在不同性别上具有测量等值性,在性别上的组间比较具有测量意义.
关键词 工作家庭平衡问卷;测量等值
分类号 B841.7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1.008
1 引言
目前工作家庭平衡已经成为全球性学术研究问题,研究对象涉及不同职业群体,工作家庭平衡对于个体的发展、组织的良好运转具有重要意义.近3～5年的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平衡不仅与个体的抑郁（金家飞, 徐姗, 王艳霞, 2014; 于悦, 郭昫澄, 周明洁, 贺琼, 张建新, 2017）、心理健康（Cooklin, Westrupp, Strazdins, Giallo, Martin, & Nicholson, 2014; Marchand, Durand, Haines, & Harvey, 2015）、工作焦虑（邱晶青, 杨心玫, 倪士光, 2017）、工作满意度（兰文杰, 黄大炜, 何明远, 王张君, 曾练平, 2018; 于悦, 周明洁, 郭昫澄, 贺琼, 张建新, 2016）、工作投入（曾练平, 何明远, 潘运, 赵守盈, 2018; Karatepe & Karadas, 2016）、幸福感（邵菊琴, 周玉意, 张海燕, 2016; Parveen, Thomas, & Chan, 2017）等存在密切联系,而且对企业绩效（马丽,2015）、企业管理（王永丽, 卢海陵, 2018）也具有重要影响.为了测量个体在工作家庭关系上是否平衡的感知程度,Grzywacz和Marks于2000年编制了工作家庭平衡量表（Grzywacz & Marks, 2000）.在国内,曾练平和燕良轼于2013将其修订（曾练平, 燕良轼, 2013）,验证了工作家庭平衡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四因子结构,目前该问卷已经在教师、企业员工及医护人员等群体中被有效运用.
近年来,国内工作家庭关系的实证研究不再局限于个体层面,逐步开展了夫妻层面的相关探索（李海, 姚蕾, 张勉, 朱金强, 2017; 马红宇, 谢菊兰, 唐汉瑛, 申传刚, 张晓翔, 2016; 郑颖娴, 肖佳莹, 李晓敏, 兰菁, 琚晓燕, 方晓义, 2015）.性别一直都是工作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失的话题,研究发现,国外在1986年至2017年期间发表的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文献中,性别是出现频次超过100的高频关键词,是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和前因变量（冯利伟, 2018）.目前国内不少工作家庭关系的实证研究都探讨了性别差异,但是并没有检验测量工具本身的测量等值性,所以研究结果显示的性别差异究竟是实际存在的差异?还是测量工具本身不等值造成的虚假差异?这个问题有待研究考证.测量等值性检验作为组间差异比较的前提条件（刘婉婷, 蚁金瑶, 钟明天, 朱熊兆, 2015; 魏修建, 郑广文, 2015）,是进行组间比较的必要检验步骤.在国外,测量等值性的应用范围已经从心理学等传统领域逐步扩展到经管等社科范畴.因此,本研究拟检验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在不同性别中的测量等值性,使得该问卷在性别上的组间比较具有测量意义.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在贵州省多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国有企业占28.00%, 民营企业占46.00%, 其他企业占26.00%,企业人员规模均在1000人以下.共发放问卷1650份,获得有效数据1562份, 有效率为94.67%. 其中男性职员738人（48.25%）, 女性职员824人（51.75%）;年龄介于24～50岁之间,24～35岁有956人（61.20%）,35～50岁有606人（38.80%）.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由曾练平等人（2013）修订的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一共14个题项,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不同意）到5（同意）.问卷包含四个因子：工作侵扰家庭（WFC）、家庭侵扰工作（FWC）、工作促进家庭（WFF）和家庭促进工作（FWF）.本研究中,四個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5、0.73、0.63、0.62.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0.0和Mplus 7.4对有效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其中Mplus 7.4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及测量等值性检验.分析步骤如下：（1）对所有题项得分进行正态分布K-S检验;（2）对总样本及组间各样本进行单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可接受标准（χ2/df<5.0,TLI、CFI≥0.9,RMSEA、SRMR≤0.08）;（3）进行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包括形态等值模型、弱等值模型、强等值模型以及严格等值模型4个模型检验.当模型拟合指数CFI、TLI的差异（ΔCFI、ΔTLI）均小于或等于0.01以及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数值减小时,等值模型可接受（Cheung & Rensvold, 2002）.
3 结果
3.1 描述性分析
对所有题项得分进行正态分布K-S检验,结果显示各题项均存在显著的峰度与偏度（p<0.001）,因此选择采用稳健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1.
3.2 单组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3个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3个样本中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四因子模型拟合良好,结果见表2.
3.3 测量等值检验
使用Mplus 7.4作为分析工具进行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的跨组等值性.首先,检验潜变量的构成形态或模式在组间是否相同,结果显示形态等值模型拟合良好.其次,检验测量指标与因子之间的关系即因子负荷在组间是否等值,结果显示弱等值模型拟合良好,且ΔCFI<0.01,ΔTLI<0.01,与形态等值模型相比,BIC值减少了70.38,弱等值模型成立.再次,检验观测变量的截距在组间是否具有不变性,即表明测量在不同组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的参照点,结果显示强等值模型拟合良好,且ΔCFI<0.01,ΔTLI<0.01,与弱等值模型相比,BIC值减少了32.25,强等值模型成立.最后,检验误差方差是否跨组等值,结果显示严格等值模型拟合良好,且ΔCFI<0.01,ΔTLI<0.01,与强等值模型相比,BIC值减少了57.12,严格等值模型成立.详见表3.
4 讨论
在国外,测量等值性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目前国内关于测量等值性的实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心理测量本身具有间接性的特点,所以对测验本身的精确性要求在逐步提高,使得今后对测量工具的检验更为严谨.本研究对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在不同性别上进行了测量等值性检验,增加了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的普遍适用性.
单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的四因子结构在总样本以及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中拟合均良好,这与曾练平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四因子结构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的稳定性.同时,基于单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进行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测量的形态等值模型、弱等值模型、强等值模型以及严格等值模型均成立,表明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在不同性别中潜变量的构成形态、各题项的因子载荷、截距以及误差方差均相等,该问卷在不同性别之间的测量等值性完全成立.由此可知,各题项在组间具有相同的单位和参照点,只有单位和参照点都相等,用观测变量估计的潜变量的分数才是无偏的,组间比较才具有测量意义.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问卷在不同性别间的测量等值性完全成立,就可以对男女在工作家庭平衡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做出合理解释,即观测值所体现的性别差异反映了男女在工作家庭平衡上实际存在的真实差异,而不是由问卷本身测量的不等值造成的（赵必华, 2007）,测量结果在男女间可直接进行跨组比较.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由于取样存在的局限性,仅在性别上进行了测量等值性检验,未来可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阶段等组间进行测量等值性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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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verify the four-factor model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workfamily balance questionnaire in China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o test th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the questionnaire in different genders, 738 male and 824 female employees were tested. Validation factor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invariance test were performed on the valid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factor model fitted well in the total sample and the inter-group sample of gender, and the morphological equivalent model, weak equivalent model, strong equivalent model and strict equivalent model were acceptable in the inter-group sample of gender. These indicate that the four-factor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workfamily balance questionnaire has th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in different genders,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in gender has the measuremen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workfamily balance questionnair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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