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者到贡献者:中国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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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革命无疑对管理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一次工业革命意味着技术范式的重大改变,也将带来企业新的管理模式的变化.在四次工业革命对应的管理理论中,可以将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代,即前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管理理论的“学习者”、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管理理论的“丰富者”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管理理论的“贡献者”.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和管理学研究特色的形成,未来还有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管理理论的“创造者”.
关键词：学习者;丰富者;贡献者;中国管理学;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1.033
工业革命无疑对管理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管理学理论在研究范式和内容构成上均有重大变化,具有特定阶段工业革命鲜明的烙印.中国管理学经历了从“学习者”到“丰富者”,再到“贡献者”的发展历程,其不仅仅代表的是管理学研究层次,更反映了人才培养中教学改革的变化.
1 第一代：前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管理理论的“学习者”
泰勒被认为是“科学管理之父”,其对管理学极具代表性的贡献是20世纪初在美国米德维尔钢铁工厂所做的“生铁搬运实验”,通过这个实验开创性地严谨地提出了“理性人”假说,在当时推行了一系列有助于企业提升效率的改革举措.与此同时期的法约尔和韦伯则分别以“十四项原则”和“科层制”而闻名,三人共同集成了古典管理理论.仔细分析古典管理理论背后的社会背景,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前两次工业革命提升机器效率后出现了管理滞后与“人”的效率进一步提升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细致的、科学的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成为当时管理的核心,细致建立在对工作任务分解的基础上,而规章制度则依赖于通过观察、实验、反复比较提炼形成.
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和科学管理的管理基础,建立了一套使人与机器匹配的工作体系,这套体系极大地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效率,提升了企业创造价值的内部边界,也直接导致管理走上由“隐形”到“显性”的历史舞台,“管理也是生产力”的观点被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可.尽管20世纪20至30年代出现的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学派对古典管理理论提出的“理性人”假说给予了批判,以“人是有感情的,非完全工具理性”为根基提出了“社会人”假说,但从根本上并没有完全抛弃科学管理理论的精髓.尊崇理性、尊崇科层制度的管理特性仍然延续.
可以说,工业革命不仅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引领当時世界前沿的技术,同时也创造了改变企业的管理理论.管理学科的诞生及形成发端于此,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成为管理学教材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主线,管理就是各职能管理活动的集合.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在技术上是学生,在企业管理上同样是学生,需要学习并借鉴主要完成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理论成为后发展管理管理学发展的任务,中国亦是如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去伪存真,大胆学习前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管理理论,并探索在工作中实践,不仅发展了自己的管理学科,也助力企业利用“干中学”提高了创新能力.例如,海尔集团在1984年时还处于资不抵债的经营状态,受德鲁克学说等西方管理思想影响颇深的张瑞敏提出了“日清日高、日事日毕”的OEC管理模式、6S管理、自主管理班组等,这些管理方式上的学习和创新帮助海尔人树立了质量意识,提高了员工积极性,其冰箱产品获得了1991年国家金牌奖,市场位势（position）显著提升,为后来海尔实施多元化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
“学习者”的角色使我们长期以来在高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商科中以适用国外教材、英文原版教材为“自豪”,甚至很多高校在对教师的教学评价中对使用了这类教材的进行加分.当然,更多的管理学的教学改革项目也以教学过程优化、教学模式创新为主,如提出了翻转课堂、互动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教学过程上的创新,这些创新有力地提升了课堂效率.当然,“学习者”的角色与中国所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息息相关.
这种“学习者”的角色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此,改革开放以后近20年的发展,中国一批企业的规模、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部分企业开始面临管理上的瓶颈,如“大企业病”如何治理.
2 第二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管理理论的“丰富者”
第三次工业革命继续发生在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在计算机、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兴起.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改变着企业形式.信息技术的普及,开始挑战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管理研究和学习范式,人们认为凭借计算机的信息搜集能力、整理能力、处理能力可以无限接近“自然理性”的状态,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管理要逐步借助数理模型建立科学的决策模型进行决策,代表性的如西蒙提出了“决策人”假设,提出“管理就是决策”的观点.此后,系统理论、熵理论、协同理论等相继提出.
经历了第一个阶段的“学习者”的角色,中国管理学有了初步的积淀,但随着中国经济和管理实践的进步,固有的管理学理论显然已无法满足管理实践的需要.喜欢以数据样本为基础作实证研究得到的所谓科学观点的第二代西式管理,对后发展国家的管理学而言更多的是方法的借鉴而非结论的采纳.20世纪90年始,中国信息化浪潮蓬勃涌现,客观上为中国管理学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加之中国企业发展取得可喜成就,一批企业开始实施国际化战略进入国际市场,如华为、TCL,一批企业品牌价值持续攀升,如海尔,这为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样本.第二代管理学的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因地制宜”,于是中国学者开始尝试以中国数据为样本,学习借鉴西方的管理学研究新范式试图得出一些能对实践有帮助的结论,并努力形成“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以徐淑英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的华裔管理学者,纷纷以挖掘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为己任,在国内好多所高校陆续开展了数十场管理研究方法培训班,目的是让国内高校教师掌握科学的实证方法做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认为中国情境有很多不同于西方之处,需要将这些研究理论补充到世界管理学中.经过多年的坚持,培训开始见到成效,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管理学者,绝大多数已成为高校的科研骨干,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在久负盛名的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AMJ、J、ASQ等发表,“GUANXI”、“RENDANHEYI”等中国情境的管理术语进入管理学语言.
当然,尽管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带有中国情境的学术成果,但从理论根基上分析,并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大理论”、“新理论”来,最多是拿着西方管理中的新术语、新变量、新理论套用中国数据,运用回归、系统动力学、博弈论等方法得出结论,要么是验证了结论的一致性,要么是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可谓有创新但创新性不强.这个时期,中国管理学最大的特征是基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对第二代管理理论起到了或验证或补充的作用,扮演了一个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管理理论“丰富者”的角色.
这个阶段的管理学教学,还是以“学习者”角色下的教学方式为主,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借助学校网站、微博、等信息平台与学生的互动,很多高校的教改项目带有较强的趋同性,重点建设如何把教学内容加载在这些平台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也可以理解为教师充当了“搬运工”的角色,教学研究依然侧重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改进上.除此以外,开始给学生讲解一些管理研究方法课,以指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己探究有意思的管理问题.总体上看来,这个阶段的管理学教学在内容上以西方管理理论为主,教学方式上相比第一个阶段并无大的突破,这也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问题,管理学的教学与中国管理的实践越来越脱节,学生所学部分内容滞后于工作单位所用.
3 第三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管理理论的“贡献者”
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清洁技术等为技术突破口,同时发生在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每一次大的工业革命都意味着技术范式的重大变革,意味着企业赖以运作的动能发生了转换,原有的管理模式也要随之变革.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对中国管理学而言,是挑战,亦是机遇,更多的则是机遇,换言之,中国管理学有机会提出原创性的管理理论.
好的管理理论首先得益于领先企业的实践.第三代中国管理学正是伴随着华为、海尔、阿里巴巴、腾讯等一批现象级企业的发展而发展,区别于前两代的显著特征是,能够有机会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开始尝试提出一些原创性的管理理论,引起管理学界的重视.但最终能否提出,还要看管理学界的努力.原有的西方管理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后发企业发展機理、也无法准确预判企业未来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模式,迫切需要基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构建理论.近年来,由《管理世界》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主办的“管理案例研究与质性论坛”即是带着这样的夙愿行走,引起了管理学者们的强烈反响,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范围越来越广.
以华为为例,一家以通讯设备起家的公司,坚持“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管道战略,坚定地实施了《华为基本法》框架下的员工持股、“不少于10%的主业营收入投入研发”的研发战略以及具有弹性的矩阵制组织结构等管理变革,从而不断推动华为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华为实现了由2G、3G业务的追跑到4G业务的并跑,再到5G业务的领跑.华为取得的进步,仅仅是因为这些要素的变革吗?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也就是说,一个面临技术劣势和市场劣势的后发企业如何凭借后发优势真正崛起需要深入地、系统地总结,这是第三代中国管理学能够为管理理论所做的贡献.
以海尔为例,一家以传统家电为主业的公司,在经历了种种市场变化后,目前已向海尔智慧家庭生态转型,创建物联网时期的生态品牌.管理模式的创新无疑是推动这一战略转型的重要动力.自2005年以来实施的“人单合一”模式,颠覆了原来的科层制和科斯的交易定律,推崇市场的力量和个人的活力,将员工与市场目标连接起来,由此创新的边界、范围被大大拓展.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庆瑞根据海尔30多年的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创造性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的管理理论,并已被世界认可.
当然,一批管理学界的中流砥柱正在借助中国近年来企业的管理实践努力提出原创性管理理论,如清华大学陈劲教授提出要建立“东方管理学”,建议运用中国哲学思维和传统文化引领未来的中国管理学;北京大学陈春花教授提出“共生”的管理理论,实质是构建企业的价值生态网络;浙江大学吴晓波教授提出“C理论”、魏江教授提出“非对称创新”;西安交通大学席酉民提出和谐管理等.可以看到,他们正举着中国对管理理论“贡献者”的大旗行走在管理学的发展道路上.
2019年4月,在教育部举办的马工程管理学教材师资培训班上,教育部教材局负责同志传达了总书记对高校教材建设工作的重要精神,同时也提出了今后高校教材建设的思路,即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中国企业实践解读、编写管理学教材.这充分说明,这一阶段中国管理学需要有自己的话语,要从“学习者”、“丰富者”向“贡献者”转变,不仅适用于管理学研究,也适用于管理教学.管理学教学改革的重任应落在教学内容的创新上.本文作者作为主编出版的《管理学：创新的观点》（第一版）中就提出了要以要素的视角重构管理学内容的观点,提出战略、组织、技术、知识、创新、文化该是管理学教学应重视的新问题,并探索性编排了这几部分内容.当然,这样的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和管理学研究特色的形成,有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管理理论的“创造者”.
参考文献
[1]刘海兵.管理学：创新的观点[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2]刘海兵.创新背景下的管理：影响、内涵与职责[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8,（3）.
[3]许庆瑞.全面创新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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