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论文范文参考 文学评论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文学评论论文范文参考：残雪文学的意义空间
2. 第二篇文学评论论文样文：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
3. 第三篇文学评论论文范文模板：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
4. 第四篇文学评论论文范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
5. 第五篇文学评论论文范文格式：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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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学评论论文范文参考：残雪文学的意义空间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残雪文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她的小说之费解已经达到了令习惯于在前因后果的文学叙事和意图明朗的故事情节中找寻意义的读者难以接受的程度.怪异的表现手法,夸张、怪诞的人物性格,梦魇般的气氛,故事内部时间的断裂、空间的交错等等,都为残雪的小说打上了鲜明的无法与他人作品混淆的印记,也给读者和研究者造成了审美上的巨大冲击.由此,研究残雪也已经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者们不可回避的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课题.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残雪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残雪文学研究始终与其创作相伴随.

研究残雪,不仅引动了广大读者解读残雪文学的热潮,而且也带动了文学研究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本文试图从残雪文学出现后短时间内文学评论界展开的关于残雪文学的论争入手,首先探寻残雪文学出现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1986——1987年,文学批评界针对短篇小说《公牛》引发了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论争,焦点在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究竟体现的是什么.这一论争为后来中国文学的开放和理论界的反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是残雪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之一；残雪小说引起争论的另一焦点为文学的目的和价值究竟是什么.优秀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是否以作家站在某个阶级或某种政治立场为评判原则?从作品的角度看,是否以作品表现了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为标准?而从社会影响来看,是否以读者群的数量来确定、以能够在广大读者中获得众口一词的评价为原则?这一系列的问题,均通过对残雪小说的争论而得到重新清理.将残雪小说的问世以及对残雪小说的论争置于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考察,它既体现为残雪文学开始向传统的文学观发起挑战,又反映了本次论争绝非一次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争鸣,而是释放了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变革的重要信号,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改变已经开始.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文学要还原其主体性的地位,而不再仅只作为政治的附庸,重新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艺术性；文学创作方法也从原来奉现实主义为圭臬转而追求文学表现的多样化；文学对人性的描画、对人性之复杂性的探究更加细致和深入.这使中国当代文学迫切需要吸收世界文学中有益的因子.当国门洞开,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派纷纷涌入之时,文学创作获得了许多新的养分.而新时期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大量吸收,也孕育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气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锐作家开始尝试采用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相当陌生且在情感上遭到排拒的新奇的文学写作手法.其中尤以残雪的小说创作最为令人惊异甚至难以接受.文学理论界的反应虽与残雪文学创作同步,但更多表现为用古老的方法来应对新的文学现象,文学批评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直到90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才终于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汇合,残雪文学才在新的文学批评视野下获得符合实际的评价.

残雪文学带有鲜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征,而残雪也从不讳言她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追随、她在创作手法上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借鉴和发展.不过,残雪观念中的“现代主义”并不受制于后期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限制.她把所有内省的、以表现人类灵魂世界为己任的历代作家都视为现代主义作家.因此,一些过去从未收入“现代主义”作家名录的经典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都成为残雪心目中的“现代主义”文学家.在创作思想上,残雪汲取这些作家的丰富营养,在创作手法上,卡夫卡、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等作家的创作成为残雪学习的对象.尤其在残雪与卡夫卡之间,存在着诸多可比之处.残雪心目中卡夫卡的创作是关乎灵魂的,一切现实的描写都是灵魂世界象征化的体现.为了使不可把握的灵魂世界具象化,残雪在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法上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元素.首先,残雪遵循超越的文学艺术观,建立了现象学意义上的“人性”的文学,摒弃了社会学背景下的是非善恶的人格判断,将一切描写直指人性的本质.而这本质的最高体现即为“理性”.“理性”既是努斯,又是逻各斯.而努斯体现为原始之力,当它在人类的灵魂中起作用的时候,灵魂中的自我便产生分裂,残雪的小说就是对分裂自我的描述.她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复杂关系,其实正是分裂自我的矛盾和复杂关系的体现.基于这样的创作思想,残雪眼中的卡夫卡文学正是努斯和逻各斯矛盾运动的艺术化表现.卡夫卡《城堡》中“城堡”对灵魂的召唤、《审判》中“法”对生命的拷问,在残雪的笔下置换成不速之客的蛮横造访、与隐藏对手的较量.残雪在她所理解的卡夫卡小说思想的启发下,创作出了一系列作品,都着重于描写生命在前往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过程中,自我的挣扎和奋进,生命的整个运动过程便是突围和沉迷的冲突和转化的过程.终点的明确和虚无不能消解人对生命的执着,磨难和挑战激发的是生命的意志,唤起的是生命的快乐.

残雪的创作除了受到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外,中国文学传统也一直潜藏在残雪的文学血脉中,隐秘而顽强.古代文学表现出对现世的强烈关注、“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学的神圣使命.虽然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结束了古典文学时代,西学之风日渐强劲,但中国文学传统并未被斩断,而在优秀作家的创作中得以保存、延续.同时,现代文学也形成了新的传统,人道主义思想成为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重要脉络.当代文学中的一些作家曾放言自己主要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他们最终还是承认以鲁迅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传统对其创作的决定性影响.分析交织在残雪文学中的各种元素,我们会发现,其中根本性的东西仍然来自本土文学传统.其中既可见抒情传统的充分体现,也可见湖湘大地的巫楚之风弥漫在字里行间,铺染成了残雪小说荒诞、神秘、非理性的色彩；同时,在鲁迅小说中风格鲜明的复仇话语也在残雪的创作中得到延续,残雪语言的超时空性也可在鲁迅文学中找到渊源.当然,残雪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改造也显而易见.具体表现在,她的创作已从原来文学表现客观世界转向表现精神的内在世界；由描写他人转向描写自我；由反映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转向反映自我分裂后的矛盾和斗争.

残雪小说充斥着大量的肮脏与丑恶意象.其笔下的世界肮脏腐败,人物阴鸷、丑陋,人际关系扭曲、变态.这种不惜笔墨对肮脏与丑恶事物的描写,使残雪的创作获得两种极端对立的评价,一种厌恶甚至痛恨残雪的作品,另一种则对残雪小说赞赏有加.残雪小说描写的世界之肮脏、人性之丑恶、人伦之颠倒,是否为残雪以追求丑恶来达到审美的目的,成为研究者争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追溯中外古今艺术的美丑观念开始,发现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丑恶人事,均为体现道德与*判断所用；而庄子提出,朴拙和粗陋恰是化丑为美,却又体现了美丑的辩证法；西方早在莱辛时代,丑就被高度重视,但它还处在一个陪衬美的地位；到了雨果时代,丑已经作为与美对应的一个必要成分存在了.那时的丑中尚不带有充分的恶的意味.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在改变了人对自身本质的判断之后,也将“人性本恶”的内涵进行了重释,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将丑恶意象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的“化丑为美”也成为美学史上美的一次历史性升华.

在分析残雪小说中的丑恶意象时,几种观点各据势力.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本质上如此,残雪不过是以现实主义的眼光,不再文过饰非地描写虚假的美好生活,而是真实准确地将现实的本来面目展现出来；一种观点认为残雪之所以描写的都是肮脏和丑恶,是因为她主观地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丑恶肮脏的；另一种观点将丑恶意象与残雪的人生观联系起来,认为悲观绝望的人生观导致了残雪文学充盈着肮脏和丑恶.残雪许多小说中出现“类情节”现象,即作品中人物反复做着一件事,却毫无结果,寓意人生的行动毫无结果,这体现出残雪对人类和世界的悲观绝望；第四种观点认为,残雪描写肮脏丑恶的事物非为他因,主要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在她作品中的继承和改造.本文的观点是,残雪把肮脏的事物、人类丑恶的品性,作为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动能看待,说到底是与她要描写人的灵魂有直接关系.肮脏与丑恶是生命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血污里诞生的生命正是纯洁灵魂寄居之所.肮脏与丑恶不仅是生命的原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为证明她的脏丑之原发力,残雪重新阐释了经典文学作品.残雪通过对歌德《浮士德》中魔鬼与浮士德关系的重新理解,再度印证魔鬼靡菲斯特是促使浮士德之向善的本质属性.为此,残雪在自己的创作中描写肮脏丑恶的人,从其自身来说,这是人类的本相,它为精神的存在和充分展现提供了舞台；从其与他者的关系来讲,肮脏丑恶的人又构成一种反作用力,成为督促人类前行的重要力量.残雪这样的创作思想,来自其关于作为原始之力的努斯与将努斯赋形的逻各斯之间矛盾运动的哲学思考.

残雪的创作非常丰富,能够代表其成就的是长篇小说《边疆》.本文以《边疆》为范例,分析残雪小说如何实现语言的创新、如何通过客观描写实现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边疆》同残雪的其他作品一样,并不讲述真实世界中发生的故事,而是将隐匿于肉体深处的自我托出来,而自我须经由将自我意识对象化为外在的种种景象事物人情故事等过程来体现.在残雪的创作中,传统语言真实准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残雪所建立的一套纯然的文学语言系统,以满足她对所要表现的无限丰富的灵魂世界的阐释.她通过改变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通过将本来所指的真实抽空,填充进具有隐喻、暗示、象征意义的意象,实现她对自我灵魂世界的展现.于是,那个不可言说的自我便借助一个个已经丧失了原有所指的符号——能指而获显示.

残雪文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本文限于篇幅,仅着眼于残雪文学中的几个侧面进行探讨,以期获得对残雪文学深层意义的理解,更进一步认识残雪文学的价值所在.

第二篇文学评论论文样文：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

翻译家李文俊（1930-）,译述成果丰富,所译介的代表作家阵容壮观,如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艾略特、艾丽斯·,门罗等,尤其对威廉·,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引导了几代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就其译作的数量、质量和影响而言,理应被当作一个重量级翻译家进行专门研究,但截至目前,却罕有专门的深度评述.本研究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缺憾,对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家研究、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福克纳影响研究,以及翻译家的当代翻译文学史地位研究等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研究成果也将为学界的进一步穷其精髓,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翻译家李文俊成长于文化碰撞衍生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思想、方法论不断推陈出新的时代.有机会从中国现代“文艺复兴”的成果中汲取丰富的滋养,并受教于那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文化先行者们,多元的文化影响与沉淀,契合了将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艺术最大限度的用另一种语言等值再现的文学翻译工作.作为译者,李文俊功力深厚,中英文俱佳,在各种文体的翻译中均有所优异表现,尤长于翻译美国作家的作品,其所译福克纳的作品,均为上乘之作,被奉为经典,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为当代中国文学不仅仅“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更在创作思想、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为当代作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2011年因其卓越的翻译成就,李文俊获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本文以比较文学和翻译社会学理论为研究视角,考察、描述和挖掘当代中国文学不断变换的语境下,翻译家李文俊在新中国成立后各不同时期的文学译介活动和翻译思想,尝试对其基本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做理论层面上的升华.换言之,一方面,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给翻译家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角度探讨译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捕捉其生存心态影响下的翻译观和翻译策略,有助于全面考察其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的“互文”视角,将外来文学影响、当代文化语境以及民族文学传统等因素纳入研究视野,以期在影响研究中对翻译家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审视.

本研究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跨学科意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李译福克纳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生产,并在文学传播、文学评论、比较文学、审美文化等方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对李译福克纳的研究,是认识当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脉络的重要途径之一.2）文学意义：福克纳等作家及作品的译介是美国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映射了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诸多发展特征,李文俊的翻译为国内学界美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文本基础,对其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等进行探讨,是洞察、把握美国文学的价值观、创作理念、艺术手段最新变化的有效途径.3）实践意义：注重资料收集和研究方法的实证性,通过对译者的深度访谈、译者“副文本”的分析,以及译者影响力的文献计量研究,考察李文俊文学翻译行为和思想策略；此外,当下学界对尚且健在、翻译工作活跃、译著较多的翻译家鲜见关注,翻译家的研究不应沦为一种形式上的“考古学”,应突破那种“盖棺”方可“定论”的惯性思维.

本文采取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的方法：横向以新时期文化语境为背景,共时描写当代翻译家的集体特征,揭示其受时代语境操控和影响下的文学翻译活动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纵向以时间为坐标（1958-2012),以李文俊不同时期的福克纳翻译为研究对象,借助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将李译福克纳的经典建构和演变轨迹置于一个“互文性”参照之中,以形成一个由多视角、多层面构成的系统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层面上,本文以描写研究为基础,在尽可能收集所有相关资料后,进行全面客观的描述和详尽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科学、成熟的实证研究方式,辅以译本个案研究、翻译家影响力研究等实证方法.在翻译社会学层面上,切入社会学主要概念的视角,廓清研究范围；深化惯习、场域等社会学概念及其本质属性的认识,厘清其与翻译家研究的相互关系；从李文俊翻译活动的梳理上升至其翻译思想的理论高度,共时比较当代翻译家的集体特点,揭示他们受时代社会语境操控和影响下的文学翻译与当代中国文学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本研究的预期目标和当下意义做逻辑递归,尝试对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家研究提出参考性意见,从研究方向和内容方法上做实践基础上的前瞻.

第三篇文学评论论文范文模板：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

本文是对1978年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学术历程的整体性回顾和反思.所谓“整体性",,有两重指向：其一,本文考察的对象不是各国别、各语种的研究历史,而是作为整体的“外国文学”的学术历程.其二,本文的目标不是面面俱到地梳理这一时期的学术得失,而是力求清晰呈现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模式的变与不变.

本文聚焦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百年历史当中的一个时段,即1978—-2010年之间,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变迁的背景下,以五家权威的综合性专业学术期刊——《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为主要考察范围,通过梳理这一时段内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模式及期刊话语热点的变化,勾勒外国文学研究学术话语转型的过程,揭示转型过程的复杂、多样与矛盾,探讨不同阶段外国文学秩序的建构过程,以及话语转型的学术史意义.

本文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属于话语建构和话语实践活动,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反思应当充分借鉴话语分析的视角和知识考古的方法.因此,本文虽然在学术史的框架内展开论述,以史的梳理为要旨,必要时也会深入讨论,将某些话语热点还原至更大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结合这些话语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成、运作过程,考察本学科相关话语实践的独特性,进而思考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文化主体的建构作用.

论文主体为四章.第一章简要勾勒“前史”,描述了“五四”时代到1978年之前外国文学研究话语模式的变化过程.论文认为,从晚清到民国,不同知识群体通过各有侧重的外国文学译介共同建构了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外国文学话语,为转型期中国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参考；50—70年代,在一元独尊的阶级斗争话语系统中,学界确立了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色的外国文学新秩序.

第二章梳理1980年代外国文学话语重建和转换的过程,以1985年为界,将1980年代分为前后两段.论文指出,经过前期的论争与磨合,人道主义话语和现代派话语代替“十七年”话语传统,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1980年代后期基本形成了重视19、20世纪西方文学、重视西方当*论话语的外国文学新秩序.与此同时,阶级分析话语模式虽已淡出,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模式依然是社会历史批评,形式审美研究呼声渐高,但并未形成规模.

第三章回顾1990年代以来西方话语强势凸显的过程,以及学界对西方话语所表达的质疑.通过对比1990年代与1980年代在理论引介、作家作品研究视野上的异同,呈现西方当*论对外国文学研究模式日渐深入的影响；剖析“殖民文学论争”、“全球化与民族化”、“理论”三次重要论争所折射的学科困局与问题意识.

第四章描述新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模式多元化的态势；概括理论退热、文化转向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及其在批评实践中的表现；并通过批评个案详析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转型过程；最后评析几种本土批评话语建构的价值以及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篇文学评论论文范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加拿大女作家,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儿童文学、电视剧本等各种文体,收获加拿大本土和国际众多文学奖项,有“加拿大文学女皇”、“加拿大文化代言人”之称.纵观阿特伍德的整个创作生涯,其作品充满了大量的希腊神话、西方童话、圣经故事、文学经典等“前文本”,论者把这一创作特色定义为“经典重构”.本论文将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结合经典论争的讨论,考察阿特伍德作品主题与“经典重构”之间的关系,旨在说明阿特伍德以“经典重构”的叙事策略成功地表达了“生存”的主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义、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文学经典重构的潮流.20世纪后期这些文艺理论的共同核心是对传统的反叛、对权威的颠覆.在此背景下,作为承载了权威、典范、永恒等品质的文学经典,成为被审视、被质疑的对象,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从考察“经典化”的过程出发,人们认识到经典的形成不完全是根据其美学价值而确定的客观事物,而是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合力建构的结果.通过考察传统西方文学经典,人们发现入选的都是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作品,即作者的种族、阶级、性别身份决定了经典之列的被包含或被排除.因此所谓经典其实是权力等外因操控与建构的结果,带有种族歧视、男权中心、帝国主义色彩,并对少数族裔、女性、劳动阶层的边缘化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经典成为社会权力合法化的合谋.可见,在多元化的背景下,作为文化表征的文学经典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权力争夺场.

阿特伍德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她的“政治性”是一种权力意识,本质上是对边缘与中心位置重新排列的兴趣.阿特伍德“政治性”的集中体现是作品传达的“生存”主题.“生存”在阿特伍德的文学世界里具有多重内涵,具体来说,即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艰难生存、加拿大民族在英国和美国双重帝国主义阴影下的尴尬生存、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里前景堪忧的生存.概括来讲,就是女性生存、民族生存、人类生存.女性、加拿大民族、大自然在传统的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大自然二元对立模式中,显然处于边缘、下层的位置.重构“中心”、“权威”代表的文学经典,为实现阿特伍德寻求的边缘事物到中心从而实现“生存”的目标提供了绝佳的契合点.通过重构文学经典,阿特伍德修正了男权中心下的女性神话,把女性从“神”的位置上解救下来还原其作为独立的人的真实面目；改变了英美帝国中心下的“附庸”加拿大民族形象,以文学想象构建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批判了人类中心思想下人类对自然的践踏,对身处生态危机中的人类发出预警.

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分两节展开论述.第一节首先从阿特伍德作品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经典“前文本”入手,梳理了“经典重构”、阿特伍德的“政治性”与“生存”主题的关系,进而指出“经典重构”是阿特伍德传达“生存”主题的叙事策略,即通过重构历史上的文学经典,质疑经典背后的权力关系,让处于边缘的女性、加拿大民族、自然借文学形式得以发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的“经典重构”不是对文学经典的颠覆与消解,而是对文学资源选择性地再利用.第二节是文献综述,首先梳理了国内外阿特伍德的研究现状,进而指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和研究目标：从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叙事表层入手,深挖“生存”主题的表达.

第一章分三节阐述了关于“经典”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典”辨析.通过辨析中外“经典”概念的词源及其演变,指出经典背后隐藏的权力因素.第二个问题是“经典论争”.围绕“经典化”问题形成了“捍卫经典派”和“拓宽经典派”两大阵营.“捍卫经典派”以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坚持认为经典本身具有的审美品质是构成经典的本质要素.“拓宽经典派”认为经典是被建构起来的,主张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传统精英标准,拓宽经典,纳入更多女性、少数族裔作家及作品.第三个问题是“经典重构”.通过对重写、改写、重述、反写、重构几个相近概念的辨析,指出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后现代语境意义.

第二章题为“女性神话的重述”,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女性生存主题的表达.该章首先指出女性在传统文学经典中是以要么“天使”要么“女妖”的两极化形象而存在的,表明女性只是男性以自我存在为参照建构出来的“神话”,本质上反映了女性无言的生存处境.阿特伍德通过赋予文学经典中的女性以话语权,颠覆了男性建构的“女性神话”,展现了女性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类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章从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自我、女性与母亲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全面分析了阿特伍德笔下所呈现的女性世界的丰富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文学经典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单一性.第一节“女性与男性”论述了异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分两小节分别从“语言”和“身体”的角度分析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以及女性的反抗.第二节“女性与自我”与第三节“女性与母亲”探讨了同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论述了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对女性身份的抗拒与认同.

第三章题为“民族史诗的重唱”,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民族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史诗”这一古老文学体裁对民族身份建构的意义,同时通过分析加拿大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状况造成的民族身份的尴尬处境,指出阿特伍德通过文学建构民族身份的努力就是为加拿大谱写“民族史诗”.本章分两节从两个角度分析阿特伍德为寻求加拿大民族生存采取的策略.策略一：召唤“幽灵”,阿特伍德通过梳理本国文学经典、寻找本国文化祖先,树立加拿大的文化自信,从而建构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策略一对抗的是宗主国——英国对加拿大身份建构的影响,阿特伍德通过写作代表加拿大民族文学的评论专著、塑造苏珊娜·,穆迪为加拿大人原型、追认加拿大土著居民为祖先,表明加拿大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根基,力图解决加拿大民族的“异乡人”之感.策略二：心灵“去魅”,阿特伍德通过构建施害(美国)／受害(加拿大)模式,塑造“施害者”的美国形象,对这一帝国中心进行“反写”.“美国人”在阿特伍德笔下已成为一个特殊名词,它与国别的关系不大,而是具有破坏力、征服欲和善于使用现代工具的一类人(尤其是男性)的代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塑造反面的美国人形象,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而是体现了她对加拿大社会现实乃至人类整个文明进程的反思.

第四章题为“创世纪的再创”,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人类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人类片面强调对自然的权力,而忽视了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破坏,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前景.阿特伍德通过戏拟的一系列“恶托邦”小说,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创世纪”故事,把人类毁灭的图景*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期对现代人类生活方式起到预警作用,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章分三节重点分析了《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洪疫之年》、《债与偿》四个文本,探讨阿特伍德对人类生存不同角度的思考.

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提升.为弱势事物“寻找位置”是贯穿阿特伍德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女性、加拿大与自然在传统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均处在弱势的位置上.如何让这些处于弱势、边缘位置的事物获得应有的位置,阿特伍德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重构,把非主流事物带到中心,目的并非取代而是获得和谐平等的地位.阿特伍德通过重构文学经典,让非中心的女性、加拿大和自然得以“幸存”,也获得了“生存”应有的尊严.

第五篇文学评论论文范文格式：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源于1920年代末的上海,战后同源分流,1940年代末以后兴盛于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1980年代随着先锋派作家出现,汇流大陆.华文现代主义川流不息,从未间断.刘以鬯(1918-)是传承上海现代主义与五四精神到香港最重要的人物,1949年南来香港,身兼作家与编辑双重身份,多年来在商业社会坚持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与推广,扶持也斯(1949—)、西西(1938-)等下一代香港作家现代主义的发展.1985年刘以鬯发起创办并总编《香港文学》杂志,发起世界华文作家联会,以香港特殊的政经空间连接大陆与海外华文为己任,是华文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本文在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以及港台海外华文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密切联系的背景上,考察刘以鬯七十余年的写作生涯,尤其是1949年南来香港以后,上海记忆梦萦于字里行间,构成两座城市文化交缠的美学.本文研究重点是通过现代小说家刘以鬯及其作品,梳理上海到香港在文化上与美学上传承与转化的关系,有助补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全面的发展脉络.

论文首章为导论,重新整理刘以鬯文学与现代主义及评估其研究价值.第章分为两部份,前部份重新检视历史,梳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自上海诞生到分流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的过程,并探讨刘以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后部份整理过往刘以鬯作品评论与研究.经本人收集、梳理、统计,历来大陆、港台与新马有关刘以鬯作品评论文章超过四百篇,另有不少外文书写的评论,包括英文、法文与日文,刘以鬯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本论文在研究角度上寻求突破,打破过往港台澳文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隔阂.将刘以鬯作品研究置入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框架,整体性分析其文化与美学的传承与转化.

第二章及第三章从较宏观角度讨论刘以鬯作品整体的文化与美学特色.第二章分析刘以鬯与上海新感觉派和五四新文学关系,本文发现刘以鬯在文字风格与文学形式受到上海新感觉派成员刘呐鸥(1905-40)与穆时英(1912-40)影响颇深,在民族立场上却有分歧,刘以鬯能够将现代手法技巧与民族自主立场自然融和.他跟施蛰存(1905-2003)在民族观点上较接近,追求华文现代主义与世界同步.刘以鬯亦受到五四新文学鲁迅等的内省精神启发,作品往往对时代与社会辛辣批判,兼具个人反思.第三章论及刘以鬯的城市迁移经验与文学作品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关注过去没有评论提及刘以鬯以新马为题小说的第一手资料.输文思考城市迁移对华文现代主义在文字、风格、美学上的影响,体验到战後中国文学多中心新局面发展的文化多元性.

第四章至第六章以分析刘以鬯的文本为主,探寻现代主义纵向传承与横向发展的关系.前者指源自上海至香港的文化传承,后者指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在华文文化中的横向影响.第四章探讨刘以鬯的心理小说,分为两部份.前部份尝试寻求一种科学而客观的方法,剖析《酒徒》与上海新感觉派及西方意识流小说关系.通过文本内语言模式的归纳与比较,发现《酒徒》运用六种语言叙事模式,其中有来自乔伊斯《尤利西斯》(Ulysses,1922)及穆时英的启发.刘以鬯《酒徒》的贡献是有意建立一套崭新的华文语言系统,描写意识流不同程度的心理层次,同时《酒徒》内省精神可以追溯到鲁迅《狂人日记》(1918),可见《酒徒》在文化上和美学上有纵向与横向的传承与转化关系.通过同时代港台意识流小说比较分析,揭示《酒徒》在华文意识流小说中的重要价值.后部份讨论《酒徒》以后,刘以鬯发展了两种心理描*法,一种是混合深层与表层心理的书*法,另一种是纯粹表层心理的书*法.

电影视觉文化与城市生活文化出现,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特色,刘以鬯作品同样兼具这两种特色.第五章尝试以“城市图像”的概念阐释刘以鬯文本内各种城市时空演绎法与跨媒体经验(来自电影视觉、听觉经验与蒙太奇节奏).刘以鬯对城市图像的探索,在上海新感觉派等视觉描写基础上发展,他主要受到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横向的启发,从电影汲取崭新手法捕捉香港的城市经验,当中以《对倒》(1972)成就最高.第五章从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与李维斯陀(L6vi-Strauss, Claude,1908-)所启悟的“音乐结构”(composition)概念,分析《对倒》与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2000)的跨媒体影响.刘以鬯启发王家卫拍摄名作《花样年华》,该片获康城最佳导演殊荣.本章透过“音乐结构”剖析意义的方法,整理出刘以鬯如何从电影媒体汲取描写城市的手法,文学手法又如何启发电影,表现20世纪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多元与跨媒体互涉复杂现象.

刘以鬯有一系列故事重编小说向来备受评论关注,以往研究方法多遵循“故事新编”概念,着重文本内版本比较,很容易忽略文本外因素,尤其是香港这种多元文化的商业城市因素.第六章以“现代复修",代替“故事新编”的说法.“现代复修”概念,来自历史古迹遗址复修的现代建筑方法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育观念.”现代复修”有利于将文本内的关系(新旧符号的和谐与张力)与文本外的关系(经济、文化、社区环境)作整体分析,对刘以鬯在财经或商业报刊连载的故事重编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寺内》(1964)那种雅俗共赏、新旧文字符号并存的作品,得到更精准有效的分析.“现代复修”作为一种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的观念,亦有助评估刘以鬯个人的上海记忆在香港城市现代化的特色.

刘以鬯写作时间超逾七十年,作品数量极多,部份坊间失传.本论文在第一手资料发掘上有突破,例如中篇小说《龙女》(1952)、《第二春》(1952)、《星嘉坡故事》(1957)、《梦街》(1958)等,都是过去几乎没有评论过的作品.另外新近重新整理出版的旧作,例如《热带风雨》(2010),《甘榜》(2010)、《吧女》(2011)等,对本论文研究在新资料上也有很大支持.本人多次专访刘以鬯及其夫人罗佩云,他们在资料上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总体而言,本论文较全面整体地梳理刘以鬯作品从上海到香港之间文化与美学的纵向传承与横向发展,为补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全面的发展脉络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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