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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二重论文范文

摘要：实验哲学是一种将心理学调查和传统哲学论证结合起来的一种哲学,通过质疑哲学论证所依赖的直觉来批评各个哲学领域中的核心论证.作为一种新型的哲学形态,实验哲学自21世纪诞生之初,就受到各个方面的批评与质疑.通过对新型实验哲学方法和传统概念分析方法的系统讨论可以发现,实验哲学和概念分析哲学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实验哲学在推进哲学研究中,既依赖经验检测也依赖概念分析,二者缺一不可,这个二重证据法是实验哲学带给哲学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实验哲学本身应该时刻坚持的原则.

关键词：概念分析;直觉;心理学;二重证据法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5-0123-10

作者简介：梅剑华,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研究员（山西太原 030006）

在当代分析哲学领域,概念分析是传统哲学的一种主要方法,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方法回溯到柏拉图时期.在概念分析论者看来,像“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把握,而无需求助于经验得到解答.在当代哲学语境中,概念分析论者通过使用思想实验、重构论证、构造反例来批评或捍卫某个哲学主张.实验哲学就是对这一方法的质疑,实验哲学家认为这些单纯借助概念分析而来的哲学需要接受经验的检测.

实际上,从柏拉图开始到21世纪,诉诸直觉在哲学中起着相当核心的作用.在一个典型的场景里,哲学家描述一个真实的或想象的场景,问情景中的人、对象和事件是否展示了一些哲学上有趣的性质或关系.例如,这个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故事中的主角不能赢得彩票吗?孪生地球上的说话者使用语词“水”指称H2O吗?等等.《理想国》里有一个经典案例：

“你说得完全对,”我说,“克法洛斯！然而,这同一东西,正义,我们能否简单地把它称作是说实话和偿还某人从他人那里拿的某种东西：或,这同样的事情,有时可能做的合理,有时不合理?我指的是如下这类事情：人人都会同意,如果某人从一位头脑健全的朋友那里拿了武器,之后,这朋友疯了,要索回武器,他不应该归还,倘若他归还,他就做的不合乎正义,再说,对一个头脑处于如此状态的人,没有人愿意告诉他全部实话.”“你说得正确,”他说.

苏格拉底讲了一个故事（用我们的行话说是构造了一个思想实验）,有力地反驳了正义就是“有债就还”的定义.这里面隐含诉诸了人们的直觉,通过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当下反应,苏格拉低批评了一种正义的偿还理论.

一、概念分析哲学与实验哲学的互动

当前对直觉的理解主要是把“直觉”限制在心理的或认知的特点上,但具有这种特点的直觉不能解释其在哲学中所承担的作用.从古始,对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进行分析就是哲学的重要工作.在20世纪中叶,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有一些哲学家甚至认为概念分析是唯一合法的哲学研究.科学探究世界的真理,哲学仅仅是概念研究,是一种对各种概念（科学概念、日常概念）进行澄清的活动,不管是维特根斯坦还是逻辑实证主义都大致承诺了事实研究和概念研究的区分.直觉能够作为运用概念的证据,也是因为它预设了哲学为这些直觉提供了概念应用的相当精确的信息,古德曼就指出,“这是概念本性的一部分等主体拥有一个概念就倾向于产生和这个概念的内容一致的信念和直觉.如果某一概念F的内容蕴含了F蕴含或者不蕴含X,那么这个人就倾向于直觉到F应用到（不能应用到）X,当他想到这个问题时”.直觉也作为理论关于世界客观特征的证据.通常认为分析哲学仅仅在概念分析中诉诸于直觉,这是极具误导性的.在哲学中直觉的使用不应该仅仅限制于概念分析.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些主要的争论：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的争论、政治哲学中的正义论之争或者认识论中的外在论与内在论之争.这些争论没有实质的概念分歧,直觉与真实世界中的事实更加相关而非仅仅是对事实的判断.当然对于诸如关系到权利、正义或认知辩护这些争论,也可以合理利用假想案例以及案例引发的直觉来考虑.这些关乎和认知的主题并非仅仅是个概念议题而是关于世界的主张.索萨非常正确地指出,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使用直觉作为那些能够刻画世界客观特征理论的依据.在形而上学领域中,哲学家的目的是要给出何谓因果的说明,而不仅仅是某些人关于因果概念的说明.在知识论领域中,要给出何谓知识的说明,而不仅仅是某一群体对关于知识概念的说明.在学领域中,要给出何谓道德上允许的说明,而不仅仅是给出某一群体关于什么是道德上允许的概念的说明.在政治哲学领域中,要给出究竟何谓正义的说明,而不仅仅是给出某一个群体关于正义概念的说明.直觉不仅仅是关于概念的,也是关于事实的,这也是实验哲学要检测直觉的重要原因.

从如何对待科学出发,概念分析哲学与实验哲学之间的争论可以被理解为非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的争论.本文的自然主义指在本体论上只承诺自然的事物,在方法论上接受自然科学方法优先的一种哲学立场. 当然,概念分析哲学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的内容和方法,也需要寻求和自然科学立场的兼容.但和实验哲学不同,概念分析哲学主张概念分析方法作为优先的立场,主张直觉作为哲学证据的优先立场.自然主义框架下的实验哲学,希望哲学论证的前提接受经验科学的检验,哲学论证的方法将概念方法和经验方法相结合,在能使用经验方法的地方尽量使用经验方法,将哲学知识的基础锚定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实验哲学属于经验主义传统,概念分析哲学属于理性主义传统,二者的争论可以视作当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一场关于哲学方法的争论.

实验哲学代表了一种哲学的科学化趋向,有人把这种哲学称之为科学化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 ）,科学哲学的各个门类,例如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等理所当然属于科学化的哲学;甚至形而上学也可以被当作为科学化的哲学.纽约大学哲学系的物理学哲学专家莫德林教授（Maudlin）的专著即为《物理学之内的形而上学》,Maudlin,M., The Metaphysics Within Phy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2007.他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就是一种科学化的形而上学.但实验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科学化的哲学,还是一种哲学化的科学（Philosophical Science）,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科学的边界在不断扩张,有一些尚未有定论的问题,如意识、因果推理等问题的哲学化思考承担着核心作用.但有一些问题处在传统的知识论和心理学之间或者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之间,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样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哲学化的科学.例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知识论专家图里（Turri）教授给自己的工作定位就是哲学化科学,他关于知识论研究一书的题目为：《知识与断定的规范：哲学化科学的一项研究》.而且始终关注哲学争论中存在的张力和不够明朗的假设,经常关注哲学争论的大格局.当然,哲学家推理、反思、质疑、争辩、澄清,但这些并不为哲学研究所独有,在其它大部分研究领域也具有这些基本特征.除了阅读、写作和计算之外,哲学和其它领域之间的区别不大.图里把哲学当作和科学连续的一种探索形式.他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受到哲学传统的丰富和充实,另一方面受到来自认知科学、社会科学、符号逻辑和生命科学的结论和概念的丰富和充实,同时图里也使用很多哲学里面不常用的研究方法,如行为实验、反应时间、文化比较、数据科学、社会观察、形式逻辑、心智控制,等等.我们知道认知科学领域包括：语言學、神经科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工智能六大学科.实验哲学是这六者的综合研究,哲学的实验化,使得实验哲学变成了一门哲学化的科学.

目前关于如何理解实验哲学对于哲学的贡献存在分歧,学术界对实验哲学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立场：第一种,否定论,这种观点认为,实验哲学不是哲学,与哲学无关.具体而言,根据这种观点经验结果与哲学无关、实验结果与哲学无关、实验哲学方法论存在问题.这是对实验哲学的完全否定.第二种,审慎论,这种观点有所保留的承认实验哲学的价值 ,认为实验哲学对已有的哲学方法论提出了批评,帮助哲学家获得了如何做哲学、如何理解哲学本性的高阶知识.第三种,乐观论,这种观点认为,实验哲学不仅能够发现高阶知识,还能够发现关于意识、知识、自由意志、实在的一阶知识.

实验哲学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研究者也有三种不同立场：（1）虚无论.持这种立场的研究者认为,根本就没有关于哲学的一阶真理要发现.在这种立场看来,哲学的核心工作就是澄清语詞的用法,探索一阶真理是科学家的事业,我们需要保持静默.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都是这样一种立场.不过早期分析哲学家运用的是概念考察、逻辑分析来澄清语词的用法,实验哲学家则运用心理学调查来澄清语词的用法.虚无论者进一步主张,实验哲学只关心高阶真理,或者说他们只关心我们如何言说世界,而不关心世界的实际之所是.虚无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语言转向对实验哲学的影响.（2）科学论.持这种立场的研究者主张,用经验方法取代概念分析方法来推进哲学研究,他们认为,实验哲学就是唯一发现哲学真理的方法.这属于比较激进的实验哲学家持有的观点,他们把哲学看做科学的连续,认为二者在方法、目标上没有实质的不同.科学论和虚无论不同,科学论还可以承认有一阶哲学真理,只不过发现其真理的办法不是概念分析而是经验调查.（3）修正论.持这种立场的研究者主张,实验哲学可以修正、限制、扩张概念分析办法,使其变得更为有效.他们认为实验哲学不是唯一的哲学方法,而是可以帮助限制、修正和改进概念分析方法.这一立场属于哲学中的最小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实验哲学和概念分析哲学不是互相竞争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在实验哲学研究中吸收概念分析方法,在概念分析领域中吸收经验调查方法.本文就属于实验哲学的修正论,既承认有哲学的一阶真理,也承认有二阶真理;既承认概念分析方法,也承认经验探索方法.

二、概念分析与三种实验哲学

实验哲学包括三个分支：第一,否定的实验哲学：研究直觉的变动和差异,对概念分析方法加以反思和补充,例如知识论和语言哲学中的案例;第二,肯定的实验哲学：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研究重要哲学概念如何应用的模式,扩充了概念分析,例如意图行动、自由意志、基因、因果;第三,哲学心理学：研究哲学判断所牵涉的认知过程,澄清概念分析,使用实验手段研究大众和专家进行哲学判断时的认知过程,例如诺布、格林（Greene）等人的工作.我们可以大致将虚无论与否定的实验哲学相联系,把修正论与肯定的实验哲学相联系,把科学论与哲学心理学相联系.接下来我们分析这三种类型的实验哲学和概念分析的关系.

1.否定的实验哲学与概念分析

否定的实验哲学探究与哲学理论立场相关的直觉和判断中的差异,通过对大众的直觉调查表明哲学论证中所依赖的普遍直觉是不可靠的,进而削弱了传统哲学的方法和立场.传统哲学家可以做出多种回应.第一种回应是质疑实验数据,认为实验数据是不可靠的,这种回应其实已经对实验哲学方法有了某种承诺,只需要通过更合理的办法得到实验数据就可以了.由于整个社会科学都可能面临数据不可靠的问题,因此这一批评不会对实验哲学造成根本威胁.第二种回应是求助理想化,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找到概念的充分必要条件而非现实性条件. 区分直觉判断和理想化（最大反思）判断,认为后者是更有哲学价值的.这种回应的麻烦在于,理想化推理经得起经验测试吗? 例如认知反思测试（Cognitive Reflection Test）.一方面,如果跨文化差异持续存在于更多的理想主体中,那么理想化的分析就会被弱化,否定的实验哲学的证据就会更强;另一方面,如果跨文化差异在理想主体那里消失了,那么理想化回应就被加强了,否定的实验哲学的证据就会变弱了.我们认为答案不是非此即彼, 也许在理想化和实际化之间才是哲学的真相.第三个回应是求助语词、概念的区分.受试者在使用不同的概念时,产生了差异.因此受试者的判断差异也许并非真正的差异,某种意义上说双方都对,这相当于承认了概念多元论的立场.例如,针对“知识”“善好”“因果”等概念,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如果承诺概念多元论,就没有真正的哲学争论,所有的哲学论证就变成了自说自话.这似乎违反了我们对哲学的理解.有人会认为关于什么算作“椅子”是合理的争论,但是关于什么算作“权利”就是不太合理的争论.因为我们对“椅子”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而对“权利”则没有.但通常的争论都是发生在关于“权利”这样的概念上.对于狭义的概念分析的争论是合理的,例如否定的实验哲学并不追求狭义的概念分析.承认概念多元论也就是包容相对论和地方性知识.实验哲学并不必然导致立场的相对论立场和地方性知识.如果调查的结果是普遍的,那么实验就确认这种立场;如果得到的结论是地方性的,那么实验哲学也坚持这种立场.概念分析哲学并不像实验哲学一开始所主张的那样完全依赖直觉;至少并不比经验哲学更依赖直觉.即便那些的确和直觉有关的哲学,直觉也只是开始,而非最终的裁判,论证、代价、理论的功用等都扮演着核心的作用.

否定的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修正并且限制概念分析哲学, 但要获得一些实质的结果必须与概念分析哲学相结合,双方都要解释实验数据的相关性.有一种观点认为：实验哲学削弱了概念分析哲学并且取而代之.但是这并非持平之论,实验哲学需要概念分析哲学来弥补经验数据和哲学结论二者之间的鸿沟. 没有概念分析哲学,实验哲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二者的结合具体可以采取如下办法：在设计实验时,充分探测设计中可能隐含的前提、推测可能出现的结果;在分析数据时,对数据作出系统的概念分析、评估和阐释.

2.肯定的实验哲学与概念分析

诺布效应研究属于典型的肯定的实验哲学.实验让我们考虑如下场景：小安是一个哲学家,他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清楚知道破坏或改善环境的公司老总是否在有意破坏或者有意改善环境这一问题上存在负面效应.他认为公司老总有意为恶,无意为善.因此他进一步认为道德与意图行动的概念密切相关.那么小安是在做实验哲学还是在做概念分析呢?显然小安是在做概念分析,因为他没有用到调查统计的手段.让我们考虑另外一个场景：小安是一个哲学家,他到王府井大街问路边的一个路人：一个清楚知道破坏或改善环境的公司老总是否在有意破坏或者改善环境这一问题上存在负面效应.路人认为,公司老总有意为恶,无意为善.小安因此进一步认为道德与意图行动的概念密切相关.那么小安是在做实验哲学还是在做概念分析呢?好像小安并没有在做概念分析,而是在验证概念分析的结论,但这种方式似乎介于概念分析和经验调查之间.一方面,如果是概念分析,那么小安并没有提供充分分析;另一方面,如果是经验调查,那么小安没有提供足够的样本来进行调查.现在考虑第三种情况：小安是一个哲学家,他利用网络调查软件调查如下问题：一个清楚知道破坏或改善环境的公司老总是否在有意破坏或者改善环境上存在着负面效应.将近100人的结论显示,公司老总有意为恶,无意为善.因此小安进一步认为道德与意图行动的概念密切相关.那么小安是在做实验哲学还是在做概念分析呢?好像这里小安是在做实验哲学而不是概念分析.

事实上,这三种情况只是调查的人数从一人变成多人,调查的个体从*称转向第三人称,但其它概念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有人指出肯定的实验哲学计划不过是从一个哲学家的概念分析转向多数大众的概念分析而已;如果哲学家和大众的看法没有差异,何须调查大众的看法?早有哲学家卡姆（Frances Kamm）就预言了诺布效应.因此有人指出,如果实验哲学的贡献仅仅是验证了哲学家已经有的正确结论,那么实验哲学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并没有触及到实质问题.在批评者看来,只有一些非常反直觉的实验才有价值.其实,为什么人们期待一些具有新闻效应、反直觉、不寻常的结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实验哲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问题.如果概念分析和经验探索达到了一致的结论,这不是非常好的事情吗?一些悬空的思辨得到了经验的证实,就如同爱因斯坦从相对论出发作出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反过来佐证了相对论.概念分析和经验考察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经验考察是对概念分析的一种还原证实.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概念分析的结论,经验考察这一步骤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概念分析本身也存在问题.例如概念分析和词典学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汀（Austin）实际上不区分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他运用了不少语言学的证据来支持哲学结论.有很多概念分析论者,在对某个概念进行分析时,或者在一开始就搬出词典学上关于这个概念的定义,或者在最后搬出词典学上关于这个概念的定义,用来证实自己的概念分析和词典学暗合.概念分析给出我们使用语词的意义和概念的内容,这些分析出来的内容也许对语言哲学家有用,但对其它哲学可能无用.这个顾虑也适用于实验哲学,因为实验哲学首先是对受试者判断的系统调查.在研究语词和研究世界之间存在着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关系. 我们有时候可以通过对语词的考察获得关于世界的结论,这就是语义上行的问题.我们能够运用实验调查手段不仅仅表明道德判断与大众关于一个行动是否有意图的判断是相关的,也能表明道德与一个行动是否有意图也是相关的,但要得出后面这个实质的结论,就需要增加一些辅助条件：（1）大众的判断是正确的;（2）他们使用的概念和哲学家使用的概念是一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从而可以获得一阶真理.但关键问题在于什么叫“正确的判断”?这个表述已经潜在蕴含了判断和事实的符合关系.

如果我理解的自由意志的意思是甲,我的评论者理解的自由意志的意思是乙,那么我们之间仅仅是语词之争.实验哲学给出的实质结论不过是：道德考量与意图行动相关.但这种结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仅仅反映了我们实际上是如何挑出“意图行动”的.如果有人对这一案例有不同的直觉,那我们之间的争论不过是语词之争而已.我们可以说这个意图行动的案例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如果从实质方面理解,可以说,意图行动的重要特征会因为人的道德考量而发生变化,这个重要特征是在真实世界的客观特征. 我们可以区分狭义的概念分析和广义的概念分析.前者指分析完全奠基于概念能力的应用情况;后者指分析部分奠基于判断的应用性情况.规范分析指分析善好、权利、理性这些规范性概念的应用条件,也包括模态的、逻辑的和心理的分析.考察实质的推理和判断是有意义的工作,肯定的实验哲学以及其它正面的广义的分析能够帮助发现第一阶真理.肯定的实验哲学与传统的概念分析是连续的.实验哲学和传统的概念分析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肯定的实验哲学本身就是概念分析的一种形式：不过这种分析不是通过*称,而是通过第三人称.调查人数从少数专家变成多数大众,更多采取量化和系统的研究方式,而非定性的、个人化的研究方式.概念分析和肯定的实验哲学两者殊途而同归.

3.哲学心理学与概念分析

哲学心理学主要研究哲学判断所牵涉的认知过程,澄清概念分析.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发展心理学中包含对因果推理、因果判断、心灵理论、对象、数字、虚构、道德推理、反事实推理的研究.从更大范围来看, 哲学曾经和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存在大量交集.但直到最近哲学家才开始经验的、系统的和严格的研究. 哲学心理学对心理学和哲学都有促进作用.但这似乎依然只是获得了哲学推理的高阶真理而非一阶真理.问题在于哲学心理学如何帮助我们获得一阶真理;以实质的方式运用肯定的实验哲学,考察在何种情况下哲学判断是可靠的;从经验上检测哲学家所做出的心理宣称,例如在解释或者取消哲学判断时的一些宣称.哲学心理学并非是统一的领域,而是存在大量由问题定义的子领域,例如存在关于道德、因果、心灵、存在的、語言的地方性知识.如何评价哲学心理学的工作?我们可以很乐观地评价：对于发现高阶真理而言,哲学心理学本身就足够有趣;也可以消极地评价：对于发现一阶真理而言,它不能提供直接的指引;还可以比较中肯地评价：哲学心理学为传统的哲学分析提供了一种基本限制,是概念分析的补充、修正和限制.

实验哲学如何有助于发现一阶哲学真理?它通过限制和拓展传统哲学方法来研究问题.在实验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比喻：烧掉扶手椅（burning the armchair）,暗讽概念分析学者不需要起身去实验室做实验、到大街上进行调查,只需要坐在扶手椅上,喝着下午茶,建构哲学论证.可见,扶手椅哲学就是概念分析哲学.实验哲学家不需要烧掉扶手椅,而只需使用三种被修理过的扶手椅：第一种是限制的扶手椅：否定的实验哲学;第二种是拓展的扶手椅：积极的实验哲学;第三种是被检测过的扶手椅：心理学哲学.

三、专家直觉与概念分析

概念分析论者一般认为大众直觉是不可靠的,但哲学论证依赖的是专家直觉,所以哲学论证没有受到经验的侵袭. 下面,我们将从实验哲学和概念分析互相补充的角度来重新考察专家直觉的问题.

实验哲学家希望表明人们的直觉是不可靠的.人口差异：年龄、性别、文化、职业、阶级、性格、语言等均可造成直觉上的不可靠.顺序效应、框架效应、环境因素也会影响直觉.概念分析论者提出了专家辩护,认为职业哲学家的直觉要更少地受到像文化、顺序、框架的影响.专家辩护是一个应对实验挑战的策略,受过训练的哲学家具有专业知识和技巧不会受到外在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追求“客观现象”计划的哲学家来说,哲学家直觉的内容更有可能是真的. 对于从事概念分析哲学家来说,哲学家的直觉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世界的真实状况.但已有的实验研究表明专家直觉存在问题.韦曾（Vaesen）发现,哲学家的母语影响了他们关于信念是知识的例示的直觉.在这个实验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职业哲学家,他们都非常熟念地使用英语.但结果发现那些母语是德语、荷兰语和瑞典语的哲学家的直觉非常不同于那些母语是英语的哲学家的直觉.另有研究发现,哲学家和非哲学家在电车难题的判断中表现出相似的顺序效应.而且当他们被问到是否支持双面效应时,令人惊讶的是,哲学家要比大众表现出更大的顺序效应.施维茨贝格（Schwitzgebel）等人的研究发现,与非哲学的学术研究者相比,哲学家同样表现出顺序和框架效应;而且抽检的那些熟悉思想实验和对测试问题有专业研究的哲学家的数据,发现他们就是造成顺序和框架效应的主力军.

托比亚（Tobia）等人聚焦于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参与者/旁观者偏见.研究者让受试者阅读了如下故事：

您发现自己位于南美小镇的中心广场.绑在墙上的是20名当地人,大部分人害怕极了,少数人有些挑衅.在他们面前站着几名穿制服的武装人员.身穿汗渍的卡其布衬衫的粗壮汉子是负责的船长.他们经过对你大量的质询,确定你在植物探险时偶然来这里.他们解释说当地人是一群随意的居民,在最近政府的行为之后,他们即将被杀,以警告其他可能的者.然而,由于您是来自其他地方的贵宾,船长很高兴为您提供杀死一名当地人的特权.如果您接受,那么作为特殊场合的纪念,其他本地人将被释放.当然,如果你拒绝,那么就没有特殊场合,本地人会被全部杀掉.你绝望的回忆起童年读过的那些虚构小说,如果你拿着,你可以立刻干掉船长和其他士兵,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任何类似的尝试都意味着你也会和所有当地人一起被杀.所有人都明白当下的形势,显然是在乞求你接受这个建议.你该怎么办?

其中一半的受试者被问及是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有道德义务射杀一个本地人以拯救其他人,而在另外一半的受试者所阅读的故事里面,所有涉及到“你”的地方都系统性的用“约翰”代替.调查显示,把*称换成第三人称或者相反,造成了道德判斷的极大差异.

专家也是常人,也会受到一些认知因素的影响.如果把专家和大众的角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思路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研究思路：第一,哲学家从事传统概念分析并和观点不同的哲学家进行论辩,这可以看作一种专家的质性研究.第二,实验哲学的思路是把专家的反思论证拓展到专家所不自觉具有的直觉上,从而调查专家直觉是否可靠,这可以看作一种专家的量化研究.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对大众展开质性研究,即对大众进行深度访谈讨论,这类似于苏格拉底在大街上和世人交谈,讨论什么是正义等情形.这是当前实验哲学研究比较缺乏的角度,应该大力引进.第四,针对大众的量化研究.这是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式,也是被传统概念分析诟病最多的研究进路.这四种方式应该结合起来对某一议题展开研究,在实验哲学范围内的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结合,也是概念分析和经验探索的结合.一旦通过这种经验手段获得关于哲学的结论,那么就可以在大范围内结合传统概念分析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如果哲学是人间之学,是反应真实人类生活的哲学,那么将大众的视角纳入哲学研究就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传统概念分析依赖的证据和所处理的议题过于精英化,那么实验哲学的分析依赖的证据和所处理的议题更加趋向于大众化.将传统哲学视野之外的议题也包容在研究范围之内,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尝试.

四、二重证据法

1.无知的立场

从哲学传统来看,实验哲学是经验主义、自然主义传统之中的哲学,其根本的哲学立场是：考察人类在认识实际世界产生的哲学问题,而认识实际世界只能借助我们所能使用的经验科学等.麦希瑞（Machery）是实验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其新著中他指出：

我认为许多传统的、当代的哲学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我们不能知道二元论是否是真的（假定实际世界中的心理事件恰恰等同于物理事件）,疼痛是否等同于某些复杂的神经状态（假定实际世界中的疼痛等同于神经状态）,知识究竟是什么,什么条件使得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因果是否就仅仅是事件之间的一种反事实依赖关系,是否随着自我的持续我依然是同一个人,是否如果我能有所选择我的行为就是自由的.我认为这些哲学议题都应该消除等我们不能通过科学去获得关于可能和必然的模态事实.本书的主旨是模态怀疑论（Modal Skeptici）：或许有这样的事实,但我将表明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事实.

我们不能探索到哲学家所理解的终极真理,但是我们可以处在不断加深理解认识世界的路上.麦希瑞系统讨论了这种立场,其中他区分了三种模态怀疑论立场：第一,强硬的模态怀疑论,这种立场主张我们缺乏所有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知识.第二,形而上学模态怀疑论主张我们缺少形而上学必然性知识和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可能性的知识. 第三,谦虚的模态怀疑论,这种立场认为我们缺乏关于世界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知识.麦希瑞是第三种意义上的模态怀疑论,他认为,我们的确可能知道一些必然性的知识（比如数学的、逻辑的）,但那些具有哲学价值的形而上学必然性知识完全超越了我们的认知把握能力,因此我们最好回避对于这种哲学知识的追索.在承认人类认知局限的前提下去研究哲学问题,以研究物理主义著称的斯图加（Stoljar）大致分享了这种模态怀疑论的立场,斯图加提出：二元论反驳物理主义的论证建立在对无知基础之上的想象,应该承认存在着我们人类无法认知的物理真理.自然主义者麦希瑞和概念分析论者斯图加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模态怀疑论,可谓殊途同归.

2.实验哲学的二重证据法

传统哲学注重概念分析,实验哲学注重经验探索,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研究哲学十分类似于20世纪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1925年9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打开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新思路.在《古史新证》讲义中,王国维先生讲到：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树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古史新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饶宗颐先生提出了“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考古学的发现基本分为两种：有字的材料和无字的材料.有字的材料,负载的信息更为丰富,可以作为专门的一类.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只能通过古书去还原古代的历史世界.古书经过历代传递到今天,有错漏、有修正、有扭曲.但是考古提供了第二条途径,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遗存,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辨伪将不再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工作.“二重证据法” 把 “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结合、相互发明、相互印证,是对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一种全面表述.在未有出土材料之时,对传世文献的整理、辨别、诠释、建构是历史学的主要工作;这十分类似于在实验哲学方法没有引进之时,对已有哲学文本、哲学问题的诠释、重构、批评和反驳是哲学的主要工作.当出土文献出现后,历史学就不能忽略出土文献中的记录,如何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说法统一起来,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二者之间的立场面临冲突,就需要判断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通过鉴别后整合进新的历史叙述中.与此类似,当实验哲学方法出现后,传统分析哲学就不能回避实验哲学方法对哲学论证建构的质疑,如何将实验哲学提供的证据和传统分析哲学的立场整合起来就变得非常重要.

从实验哲学角度来看,地上材料和地下材料这种说法也可以是一种隐喻：地上材料可以指人们业已形成的直觉和反思,地下材料可以指人们的直觉和反思背后所隐藏的心理机制.通过揭示潜藏的心理机制来指出人们直觉和反思的局限,就是以地下材料纠正地上材料之偏见.如果我们进一步引申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地下材料分為有字材料和无字材料,那么对心理机制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去理解人们的认知趋向;另一类是通过直接检测大脑的生理机制去理解人们的认知趋向.第一种好比无字材料,需要研究者来设计理解;第二类好比有字材料,通过仪器直接观察大脑中发生了什么.很长时间以来,在考古领域,大家都重视地下的有字材料,有字的材料可以告诉我们直接的信息.在认知科学研究领域,大家更看重神经科学中核磁扫描技术而轻视问卷调查,因为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直接“看到”,而后者更多是通过控制变量进行推理.而要从出土的无字的古物上推测出信息,难度相对高一些,需要结合多种途径来进行推测.实验哲学需将地下的两重材料结合起来探索,进一步将“地下的”经验调查和“地上的”概念分析结合起来,构成实验哲学的二重证据法,推动哲学研究.

3.实验哲学研究中的信古、疑古、释古

在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尤其清代以来,古书辨伪是学术界的一项基本工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得非常清楚：

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大,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些辨伪工作大都借用和科学有关的方法.实验哲学也是一种辨伪的学问,旨在质疑哲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和方法,并运用经验的办法加以确证.但实验哲学并不是要全盘怀疑、甚至拒绝传统哲学,而是通过辨证以增进理解.不妨从冯友兰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论谈起,在《古史辨》第六册序中,冯友兰先生认为学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有三种：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了;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表面价值的.疑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汇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做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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