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 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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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至1927年,在内忧外患、山河残破的局面下,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通常被称为“大革命”的这场革命运动,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以浩荡之势席卷了全国.受其影响与冲击,马克思主义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革命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地相继开展.向来闭塞的四川地区也受到外界形势的影响.自辛亥革命失败后,四川一直处于蜩螗沸羹的军阀混战中,各路大小军阀为了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巩固延续自身的反动统治,不断挑起以争权夺利为目標的战事,仅1912年以后的20年中,川内就爆发了470多次内战.在激烈的利益角逐之下,四川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阀割据、拥兵称雄”的局面.
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影响
大革命时期,受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组织建设得到迅猛发展,党的革命先驱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领导开展革命活动,也更广泛地将革命的“圣火”播撒到全国各地.
1923年,王右木在成都组织创建了中国在四川的最早组织——成都独立小组,直属领导.自此后,星星之火开始在巴蜀大地燎原.重庆、成都乃至京沪等地受到革命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以自己为原点,在自己家乡或工作活动的地方,不断将所接受的先进思想与行为模式向外辐射出去,在四川各地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正如王右木之于成都,廖划平之于内江,袁诗荛、张秀熟之于南充,邹进贤之于綦江,童庸生之于涪陵,郑佑之之于宜宾等所起的重要开辟作用.这些先驱式的人物,都属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获得充足思想养料的知识青年,在面对五四后期社会环境依然黑暗、国家境况依然危急的局面时,他们逐步觉悟到,单靠教育或思想文化活动难以救国救己,必须进行整体的社会改造乃至于社会革命,并由此接受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从五四式知识青年转变为革命知识青年,共同掀起了四川地区革命运动的大幕.
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进一步传播
大革命时期,在前期党团组织初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在四川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地深入传播.在大革命期与土地革命时期成长为四川地下党骨干力量的刘愿庵、杨闇公、罗世文、邹进贤、袁诗荛、邹风平等人或在学校,或在社会,在对国家现实境况的了解、认识与研判中,逐步靠拢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救国救民道路.
1924年,后来成为著名党人、四川地下党省委书记的刘愿庵来到宜宾,担任四川军阀刘文辉第九师司令部咨议官兼《叙州日报》总编辑.由于他的活动能力较强,曾有过实践行政经验,又在师部和报社工作,接触面广,社会人脉较多,很快就吸收了叙州联中等校师生多人参加读书会.他们在宜宾东街天顺祥旧址内阅读进步书刊,每周举行例会,共同讨论学习《宣言》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 《新社会观》等马列主义书籍,一起研究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当时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宜宾进步青年李硕勋、阳翰笙、何成湘、郑则龙等人也不断地将《资本论》 《向导》 《中国青年》等左翼读物寄回宜宾,实现了新文化信息在川内外的循环流动.这些知识青年主动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活动,既提高了宜宾地区有志人士的思想觉悟,也在地方社会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地下组织四川省委秘书长的革命烈士邹进贤,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的人生经历、价值选择与心灵蜕变历程,也能清晰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川内进步知识青年身上的影响.1923年6月,来自川东南小县城綦江的邹进贤,在位于成都的四川省立高等蚕桑专门学校念书时,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暑期毕业返綦后,积极联合了一大批有志于改造桑梓的青年,组织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募捐赈灾运动及“拒毒运动”（禁种烟运动）.1925年春,他在重庆活动期间由杨闇公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成为綦江县最早的员.同年6月,领导创建了綦年团特支.8月,邹进贤、危石顽等在綦江举办了一期建党积极分子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胡平治、陈治均等8人,学习《马列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革命书籍,为綦江县建党作了准备.1926年1月,作为全川最早的地方党支部之一的綦江县支部正式建立,并于5月前改为特支.邹进贤在川东地方青年组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进步青年杨闇公此时也在学习与接触马列主义过程中,感受到了必须将救国救民理论与组织动员实践结合起来的紧迫性.大革命初期,他在成都与吴玉章、童庸生、廖划平等倾向共产主义的志同道合者过从甚密,并一道筹备成立宗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团体“中国YC团”（又称“中国青年”）.杨闇公通过吴玉章与刘伯承、童庸生、廖划平等人熟识.他们以吴玉章所在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基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除了在校内活动外,还派人深入工厂,发动罢工,组织工会;深入乡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这样,信奉马列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在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形势下联合起来,共同成立一个以宣传、动员与组织工农大众为目标的革命团体,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了.
1924年1月,中国YC团在成都杨闇公的寓所中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上制定了章程与纲领,并选举吴玉章、杨闇公、刘仲荣、张保初、廖划平、傅无双6人为负责人.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党性组织.不久之后,杨闇公等人又组织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吸收成都各校的青年学生与一部分市民、手工业者参加.为了更深入与广泛地在四川民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中国YC团建立不久后又筹办了机关报《赤心评论》,作为针砭时弊、唤醒民众、批判军阀混战与黑暗政治的舆论工具.这些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浪潮中聚合而成的知识分子团体与群众组织,也成为聚合于成都的部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理念、改造社会的一个平台,与党团组织在川内的萌芽、发展相得益彰.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巴蜀大地的深入传播,进步知识青年纷纷觉醒,政治意识与组织意识日益提升,他们的革命化、组织化程度也愈益增高,这就为大革命时期党团组织在川内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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