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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国内宏观论文范文

要稳住宏观杠杆率.宏观杠杆率出现一定上升有其内在必然性,但上升过快就会积累风险,并挤压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对债务融资的需求,以及防范杠杆过快上升可能导致的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是适宜选择.

“稳杠杆”包含了稳经济、稳房价、稳预期等多层含义,有其内在的经济学逻辑.给定目前的发展阶段,趋势上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还有可能上升,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使杠杆率尽量保持稳定,从而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实现平衡,并为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留出空间.否则,若宏观政策刺激力度过大,一是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风险,二是可能导致杠杆率过快上升.因此,要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维护好长期发展战略期.

近期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金融部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的措施.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继续实施好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同时有针对性地支持重要物资生产企业、短期受疫情冲击较大企业,保障企业合理资金需求,创新完善金融支持方式,为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不会变化.

发展直接融资要依靠改革开放.只有发展好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才能够减少对银行债权融资的过度依赖,从而实现在稳住杠杆率的同时,保持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减的目标.发展直接融资根本上要靠改革开放.在推进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提高资本市场的透明度,让投资者真正通过自我决策,在承担风险的同时相应获得投资收益.完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健全金融特别法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发展,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鼓励创新发展.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几年推动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并逐步取消外资对境内金融机构控股比例限制,大幅度扩大了金融开放,这有利于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做法,推动国内竞争和改革.从国际上看,普通法系国家直接融资发展得要更好些,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发展直接融资的经验.现在国内对财富管理、养老及健康保险等需求很大,有很大的市场潜力,这方面国外发展时间长、有比较成熟的经验,通过扩大开放,可以更好地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要管理好风险.金融的本质是一种跨期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是在时间轴上配置经济价值,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寻找平衡,既然涉及未来就会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分散和管理风险是金融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是怎么有效地分散风险、怎么有序地化解风险.

首先,要管理好改革和开放顺序风险.加强顶层设计,稳妥有序推进改革和开放,处理好金融对内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实现相互协调,渐进、稳步向前推进.

第二,要管理好金融机构风险.金融是特许行业,必须持牌经营,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放贷和金融诈骗活动.居民要在正规持牌金融机构存款或投资,中国已经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可以有效保障广大居民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要稳步打破刚性兑付,该谁承担的风险就由谁承担,逐步改变部分金融资产风险名义和实际承担者错位的情况.

第三,要管理好房地产市场风险,建立长效机制.房产是我国居民的主要财产,且与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对偶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波动对全社会财富的影响极大,与其他行业的关联度也最高,保持房地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收入差距中的机会不均等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汪晨,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张彤进,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万广华本文节选自《财贸经济》2020年第4期

机会不均等会使人产生被剥夺感,并可能带来社会甚至政治稳定问题.本文将全国、城镇和农村收入差距分解为環境因素导致、努力因素导致以及运气和未知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均等,研究结果如下.

2010—2015年,城镇、农村的机会不均等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但出生时户籍因素的贡献度有上升趋势.如果不考虑党员身份、迁移两个努力变量以及环境变量与努力变量交互效应,我国的机会不均等将至少被高估8个百分点,居住地、性别、出生时户籍共同构成机会不均等的重要影响要素.农村机会不均等与城镇机会不均等二者平均相差约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年龄与性别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均等过大.

从分解结果来看,居住地是导致机会不均等的最重要原因.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使得人们面临的就业、教育环境有重大差别.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性别既是导致全国也是导致农村机会不均等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消除性别歧视,全国收入不均等能下降4个百分点以上,农村收入不均等将下降约7个百分点.而以年龄表征的工作资历是农村机会不均等的重要来源,消除年龄歧视,农村收入不均等能至少下降6个百分点.

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观察对象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周佑勇本文节选自《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

按照结合型裁判逻辑,“滥用职权”是用于对裁量权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标准.我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增加了“明显不当”审查标准,将其与“滥用职权”并列作为撤销行政行为的理由,表明滥用裁量权的表现已不仅限于“滥用职权”,还包括“明显不当”.这两项标准有必要合理分工,以便发挥各自独立的审查功能,防止标准的交叉、重叠或者虚置.

从法理上讲,行政机关未遵守裁量规范之目的,既可能表现为行政机关故意实施违法行为,也可能表现为行政机关错误地不遵守为裁量权行使设定的内部法律限制.滥用裁量权既可以是客观上的明显不当,也可以是主观上的滥用权力,将“滥用”限定在行政机关的主观层面,并不能涵盖不合理行使裁量权的全部情形.为确保各项审查标准在体系上的逻辑融洽与分工上的明确,“滥用职权”仅应理解为主观方面的审查标准,主要适用于审查行政机关具有主观恶性的行政行为,而“明显不当”主要适用于审查客观不当的行政行为,如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等情形.

滥用职权应被界定为一种具有严重主观过错的行政行为.所谓主观过错,主要是指行政主体明知其行为的结果违背或偏离法律法规的目的、原则,出于对个人利益或单位利益的考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所谓滥用职权,即行政机关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与立法目的或法律原则相冲突,但基于非正当目的,依然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与之不同,“明显不当”并不要求行政机关主观上存在过错,而是仅从行政行为在外观上存在不当进行判定,适用于那些主观意图无法判定或主观上并无过错的情形.行政行为明显不当,通常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行政行为虽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明显不合情理或不符合公正要求.其常见表现有：显失公允、受不相关因素影响、不符合惯例、不符合传统、违背公众意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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