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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系统性的概括,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命题.从世界维度、历史维度、理论维度、现实维度、变革发展维度等5个方面解读四中全会精神,对进一步深化对党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具有重要帮助和意义.

[关键词] 十九届四中全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之制;中国之治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0）02-0022-08

制度立基,方能前行有依有靠、方向不偏不倚.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中国带领人民全面执政70周年.70多年来,中国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加成熟定型,治理效能进一步凸显.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面回顾总结党和国家制度建设历史和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主题,提出并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命题.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全面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充分理解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关系,从世界维度、历史维度、理论维度、现实维度、变革发展维度等5个方面,充分认识全会提出的战略目标、战略要求和战略任务,让“中国之治”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坚强保证.

一、世界维度：在“变局”中明确方向、坚定道路

同志在2018年6月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即“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一论断.从世界角度观天下“变局”,既要敏锐捕捉一个“变”字,同时也要坚守一个“定”字.100年来,世界格局在“变局”中演进和发展,如今抵达“大变局”的关口,国际政治格局和秩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深刻理解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大变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同时进入.同年,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由此带来了思想的选择与激荡.次年,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酝酿建党.到1921年7月底8月初,拥有58名成员的中国宣告诞生.而美国正是在1919年成立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呈现尖锐化.当年,就发生了200多起工人罢工事件,美国一时笼罩在所谓的“”之中.当年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欧洲上空“共产主义幽灵”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世界,几乎同时进入美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全世界的影响,使得国际政治和秩序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孕育发展.

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制造业占世界比例就达到了36%,而中国彼时只有0.5%,从这一指标上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也更加反映了国际政治格局和中美关系.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布雷顿森林體系的建立, 迅速建立了以美元为基准的世界金融体制,美国从而主导了世界经济的话语权.联合国的创立更是确立了其政治上的话语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志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与此同时,同志写下雄文《别了,司徒雷登》.中国在处理与美国关系上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但美国并不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府.除苏联外援外,中国遭到了国际上的大面积封锁.我国坚毅地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雄伟口号,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1958年首次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准备分别用15年和50年时间,全国钢产量赶超英国和美国.结果是,15年后钢产量接近英国钢产量,不到50年就超过了美国钢产量.

随着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历史终结论》一书,臆断社会主义历史已经终结.但中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GDP不断增加,在2010年后陆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紧跟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发展中国家.截至2019年,中国新增GDP对世界经济贡献份额达到了30%以上,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逐渐由资本输入国开始向资本输出国转变,在制度供给方面逐渐展现出了全球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中国道路不但没有中途夭折,反而显示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当今世界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叠加出现,世界局势仍然处于和平与动荡并行交替状态.随着亚洲经济对世界贡献份额的增加,世界注意力正逐渐从欧洲、北美转移到亚洲,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特朗普上台推行逆全球化、反多极化,不断退出国际组织,坚持“美国优先论”“美国第一”.而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方面,开始展现大国担当和智慧.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展示中国价值,这是“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的价值升华.

一方面,百年之变,变就变在一百年来世界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北美又呈现出向亚洲转移趋势;变就变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依伴;变就变在一极化与多极化之间明争暗斗;变就变在中国崛起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千方百计地打压中国发展;变就变在社会主义不断胜利的“中国之治”与资本主义不断遭遇治理困境的“西方之乱”.另一方面,中国道路为什么行、中国制度为什么好、社会主义有哪些优越性、怎样才能实现制度之治,使中国的发展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需要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这艘巨轮在现代化的复兴路上能够行稳致远.

二、历史维度：从文明、苦难与光明中寻求答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

从历史视野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在制度建设和政治文明方面积累了许多优秀的传统.譬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六合同风,四海一家;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民贵君轻,政在养民;任人为贤,选贤用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等这些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历史养分和文化基因.在悠久的历史传承中,不忘本来才能走向未来,铭记来路才能开创出路.

新中国、新时期和新时代三个时段,即中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都是在中国近代史画卷的基础上展开的.1840年发生的战争主要是因为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制度的落后.中國革命先贤在耻辱面前开始寻求国家的发展方向,在苦难面前,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铭记历史和面向未来的双重维度中开始了艰辛的探索.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的制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局部地区积累了执政和治理的初步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同志领导的中国带领全国人民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志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历史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理论变成实践.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在美国霸权和西方主导的后冷战时期,一方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对领先的管理经验,学习、借鉴、引进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努力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发展和自主性.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首次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为巩固构建“中国之制”、不断迈向“中国之治”的未来图景确立了奋进之路.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科学命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接过历史接力棒,正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定稿”.

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具有方向性、基础性作用.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管是观照古代历史,还是近现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守正创新、完善发展,“中国之制”一定能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中国之治”一定能展示出更加强盛的生命力.

三、理论维度：制度创新是改革继续向前的逻辑起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上来说是对旧的模式的突破和扬弃,走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制度性选择,也是改革开放沿着正确道路继续向前发展的逻辑起点.中国走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发展体制是国家动员型体制,这种制度不注重个体和社会市场的力量,是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中国化”,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政治体制和封闭的管理机制,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正是现实面临的困境倒逼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也倒逼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变革举措.

2016年7月1日,同志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中鲜明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2]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还给我们留下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历史进程中,我党先后创立了思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制度理论是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80年,同志在总结“”的教训时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党的十八大以后,同志把制度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党要更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我们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全会形式专题研究、周密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其有九个方面是我党历史上的首次：首次用一次党的全会专门研究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首次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首次从13个方面凝练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首次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总体目标;首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制度明确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首次明确党的领导制度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首次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作出重要拓展和深化;首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明确为一项根本制度;首次明确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4].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加强制度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描摹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蓝图,是党的制度理论的最新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领域的新发展.制度的依据是理论,制度是制度理论和制度实践的呈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制度理论,深化制度理论,创新制度理论,既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也是推进党的制度理论科学化的需要.

四、现实维度：党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新局面

历史映照现实,历史昭示未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国当前最大的现实,就是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在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对“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理解.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根据不断变化的时空环境,与时俱进地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并取得重大成果,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当下的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是其他国家的舶来品,中国的发展实际就是中国制度生成的最大背景,这是当下中国之治的基本国情.

中国之制迈向中国之治是历史与现实聚合,标注的是文明的力量;是破旧与立新的上升,展现的是革命的力量;是目标与战略的统一,凸显的是奋斗的力量.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根本依据,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中国对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是一种理性并坚定的制度性认同.所谓道路自信,就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发展现实就是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向前,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选择,也是中国治国理政的制度选择.坚持道路自信,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得更加宽广,在实践中检验党和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所谓理论自信,就是保持对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在革命和改革时期形成的理论的不同声音的清醒认知,要认识到这些声音的存在更多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对中国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误解以至偏见,因此消除这些误解和偏见关键就是要认真回应干部群众关切,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理论与实践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所谓制度自信,就是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992年,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作出一个重大判断：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制度自信源自于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也会让我们更加自信.所谓文化自信,就是指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是治国理政最大的底气,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将会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靠的是先人在历史和实践中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制度完善和发展,才能更大地发挥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好比一棵参天大树,扎根在神州大地.70多年风风雨雨,是这棵大树庇护着祖国、护佑着人民.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推进制度自信与制度自觉的统一和结合,加快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所必需的制度,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度建设的重要现实任务.

五、变革发展维度：走向复兴的目标指引

惟变革者强.处在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转型中的中国,面临着改革创新的繁重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课题,首次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明确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是围绕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目标制定出时间表和路线图.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第一次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党的全会主题.全会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宪法是“根本大法”.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同志在福州视察时进一步比喻改革和法治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必须以立为主、破立并举.在江苏视察时第一次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到“四个全面”之中,随后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概括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自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布局.

党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其中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大政治问题,进一步提出和明确了制度建设、制度治国的战略目标、战略要求和战略任务.这是制度建设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哲学角度来说,是一个递进式的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发展的正确方向.这就需要把握好发展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发展为完善制度建设提供了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各方面制度的成熟定型;另一方面,制度的建设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速发展进程,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双方是良性的互动过程.因此,在制度建设过程的是随着发展进程与状态的改变,要更好地调试制度建设的方向,不变的是始终把制度完善作为一个永恒的课题.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突出把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加以建设好、维护好、稳定好.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开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站在更高处来谋划国家治理制度,即从发展角度来思考制度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但同时,制度的建设完善是需要经过实践的,甚至需要经历一定的失败.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与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好的制度除了坚持,还要通过不断改革创新、完善发展实现提高进步,这就要在坚度自信基础上坚持制度自觉,善于根据实践发展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定型.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经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带领人民的集体创造,是经过历史检验和风险考验的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并且理直气壮地坚持.坚持是发展,完善是发展,创新更是发展.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起着四梁八柱作用,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巩固.还要通过加快完善发展来创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军事、外事等各项领域的主体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化必备的制度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急需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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