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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和解构主义论文范文

摘要：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上下篇到处可见上层贵族与底层社会等多种社会阶级之间的语言、文化、观念碰撞,不同社会阶级的人物形象丰富,不礼貌语言现象大量存在.本文以解構主义的视角,基于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分析《亨利四世》中不礼貌言语的延异性.研究发现,剧中人物的不礼貌言语一方面客观展示了上层贵族与底层市井混迹的生活场景,另一方面也暗含多种权力中心的颠覆与解构.

关键词：不礼貌言语;延异;解构二元对立;权力颠覆

中图分类号：I05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莎翁历史剧产生的有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鲜明的主题倾向导致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关注焦点一般集中在对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历史观、政治观和道德观分析.此外还有较多的研究着重批评与分析福斯塔夫的人物形象.然而,从解构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亨利四世》中的不礼貌语言的研究很鲜见.从语言上看,尤其是来源于不同阶层的不礼貌言语,体现出一系列的意义延宕;再从文本的叙述方式和人物形象设置上看,这部作品暗含多种二元对立元素,例如王党与叛党的对抗,国王与王子,上流贵族与底层市井,主人与仆人等,这些罗格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观念在普遍的认知中一目了然,但又在戏剧人物的不礼貌言语表达中逐渐消解,消解的过程中又伴随着诸如王权、男权、夫权等权力中心的颠覆.

二、礼貌与不礼貌的同质和差异性

人们似乎认为礼貌与不礼貌的差异不言自明,甚至认为可将这两对行为划分到根本对立阵营.从二十世纪中后期起,学者们大多关注礼貌言语行为的研究,且研究成果丰富,如Leech（1983）的礼貌原则,Brown & Levison （1978）的缓和面子威胁行为的5种礼貌策略模型等.系统性的礼貌现象研究越来越成熟,而对不礼貌现象的关注却极少.直到Culpeper（1996）首次系统性阐述不礼貌的定义,论述内在性不礼貌和讽刺性不礼貌的概念,反对Leech （1983）认为“冲突际行为相对边缘化”的看法,还提出对立的5种不礼貌策略用于面子攻击.在学界,不礼貌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Bouield & Locher（2008：3）仍然对“不礼貌”总结出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特征：不礼貌是在特定语境下的面子威胁行为.礼貌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双方面子,不礼貌的本质则大多是威胁对方面子、冒犯他人、产生冲突等.但事实上,极端礼貌与极端不礼貌方才构成这种完全对立的意味,但也存在这种情况,关系亲密却使用疏远的称呼反而显得不礼貌,又或者关系亲近适当地使用不礼貌的话语,反而更能显示对话双方的友好亲近关系.这至少证明,礼貌与不礼貌并非一直就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从“延异”的概念来看待礼貌与不礼貌语言策略,二者之间并非单纯对立,而是存在许多隐藏的不稳定因素,双方是相互依存的.而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礼貌与不礼貌之间应该有一个连续体,不同程度的礼貌或不礼貌都可以从这个连续体中找到其位置.礼貌与不礼貌没有根本的区别,它们之间的界限有时相当模糊.在《亨利四世》中经常伴随着礼貌与不礼貌的连续体中,如亨利王子与福斯塔夫等人经常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当哈尔称福斯塔夫为肥头肥脑的东西“ye fat-kidneyed rascal”,更能体现他们的玩伴关系,这在读者观众或者福斯塔夫本人眼里或许并没有感到被冒犯的意思,反而更像是一种玩笑话.

如果要问礼貌与不礼貌之间哪一个先在人类语言现象中产生,恐怕难以解释清楚.德里达（1982）在《哲学的边缘》中解释道,“延异”基于符号学产生,存在产生差异的因素,是人们理解意义时产生差异的起源,也是一切事物或语言现象之间的差异.礼貌与不礼貌是从一开始就在一起,谁也不是谁的起源.但如果只从历史的一个阶段来看,可以将不礼貌视为礼貌的差异变体.在差异的运动或者说踪迹的游戏过程中,礼貌这一同一体颠覆了礼貌原来的意义,撒播出更多的差异和差异变体,例如粗鲁、冒犯、失礼、唐突及不礼貌等.

三、礼貌对不礼貌的压制和推动

日常交际中,人们大多表现为礼貌对话,Leech（1983： 105）提出的冲突性言语表达在人类语言行为中相对“边缘化”,因为社会中人们需要秩序,需要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总是表现出不礼貌是不合理的.但即便如此,礼貌仍不能也无力完全抹杀不礼貌,无论是出于情绪发泄,或是维持制度管理,还是文学创作需求,不礼貌是不可能在礼貌的压制下消失的.因为两者互为差异替补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在延异概念中,对某一概念或符号的理解,往往只是存在关联性,通过一环接一环的关联与解释,方可正中目标,取得最合适的语义.虽然不礼貌语言在所有的语言现象中出现得较少,但是在特定的语篇当中出现得频率较高,有的甚至扮演中心角色,例如军队训练、法庭辩论、交通管制等等.

不礼貌言语是生活当中不容忽视的一种语言现象,不仅存在于自然语言当中,在各种文本中的体现也非常丰富,例如电影、小说、戏剧、电视节目等等.其中莎士比亚戏剧在故事情节构造发展的过程中更是产生大量的不礼貌语言,而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创作以部分史实为背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莎翁的生活经历场景,因而历史剧中语言现象具有一定的“自然”性.《亨利四世》上下篇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经典佳作,内容囊括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国王,下至流氓,社会距离是不礼貌言语产生的一大来源.

四、不礼貌言语的延异性

“延异”（différance）是德里达自创的词汇,这个词本来在法语词汇中是不存在,是德里达将法语词“差异”différence中的e替换成了a.“difference”和“différance”这两个词的发音一样,只有当它们被书写出来时才可以被辨别,这种情况对于德里达而言是对传统的音位中心的一种例证反驳.

德里达改造出来的“延异”一词正是这种音位中心观点的例外,因为它不能通过声音而被知晓其意义.“延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时间延宕,表示意义在时间上的推迟、延缓、变化等;二是空间距离,强调非同质性、差异性和可辨性等（Derrida, 1982： 8）.本文并非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延异”作哲学意义上的探讨,仅从语用的角度借“延异”一词来表现不礼貌言语的意义延宕和模棱两可.在《亨利四世》中存在大量的不礼貌现象,如例（1）珀西夫人要求其丈夫告知暂时离开的原因,但她丈夫躲避回答,珀西夫人则假装生气的骂他为“你这疯癫的猴子”,语气似乎很强烈,但从上下文可知,珀西离开是为了与其弟合谋争夺王位.而且她的丈夫烈火骑士听到这样不礼貌的称呼也没有生气,两人反而开始打情骂俏.

当人们想知道“you mad-headed ape”中的“ape”的意义（所指）时,通过查字典就会得到更多的能指,ape的所指包括：animal,similar to monkey,no tail or only short tail等;如果再通过字典查这些能指的所指,又会出现另一批能指,再查,同样的结果再出现一遍.在这种不断的延伸与循环中,词的意义不可能得到确定.同理,戏剧中不礼貌言语的意义似有道路可循,但又总是向其他相关的意义延伸下去,不能到达终点,由于没有固定所指,而总是漂向另一个能指.

五、不礼貌语言中的二元对立解构与权力的颠覆

在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观点中,随处可见的是两个对象之间明显的权力等级关系,大多不可兼容,并且会有其中一方处于主导地位,对另一方施与各种统治作用.德里达认为要颠覆传统哲学,就必须解构二元对立,其策略“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朱立元,2014：227）.《亨利四世》上下篇自成首尾,喜剧成分居多,剧情总在王室活动与市井胡闹之间穿梭进行,市井的描写反映了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城市下层社会的生活情况.因此,剧中无处不渗透着罗格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观念：一是以国王王子为中心道德上层贵族与以福斯塔夫为主要人物的底层阶级的对立,二是维护王权的王党与企图推翻王权的叛党之间的对立,三是有官阶有地位的“主人”与侍从仆人的对立,四是亨利珀西与珀西夫人的夫与妻之间的对立,五是以福斯塔夫为首的胡闹之辈的男性身份与快嫂、陶嫂等女性身份之间的对立.在西方罗格斯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这五种对立元素中存在明显的等级关系,而且大多表现为前者主导统治后者,例如上层贵族社会地位和权力高于底层人民,自诩正义的王党高于权谋的叛党,主人管理统治仆人,丈夫各项权力与地位高于妻子,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等等.

然而,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中的不礼貌言语到处渗透着对解构这种传统二元对立的力量,首先是福斯塔夫与亨利王子对话中的不礼貌言语解构上层贵族为中心的思想,福斯塔夫不仅用粗鄙低俗的语言“解构”和“颠覆”了传统的、贵族的、上层的价值观念与思维逻辑,而且以他在舞台上的喜剧行为,把本应该是十分庄严高尚的话题玩弄于油嘴滑舌之间,并彻底摒弃了本应该十分严谨的逻辑体系,如例（2）所示,《亨利四世》上篇的第二幕第四场的一段对话,语境是福斯塔夫等人在抢劫失败后回到野猪头酒店,破口大骂亨利王子与波因斯是临阵逃脱的胆小鬼：

例（2）中使用了多种不礼貌策略,为方便分析将其分为3个句群.句（1）福斯塔夫用了“A plague of all cowards”和“a vengeance”咒骂亨利王子与波因斯,使用“禁忌词、咒骂语”策略攻击对方.接着福斯塔夫要一杯葡萄酒,用祈使命令语气威胁听话者的面子.在句（2）中亨利王子把福斯塔夫比作肥腻的奶油“butter”,应用消极不礼貌的嘲笑对方.然而句（3）中福斯塔夫没有反驳亨利王子嘲笑自身的肥胖,而是转移话题骂对方在酒里掺了石灰,且使用“rogue”和“coward”等辱骂的词语暗指听话者,最后又继续用“plague”诅咒,使用禁忌咒骂语攻击亨利王子等人的消极面子.从福斯塔夫的不礼貌语言,再加上戏剧场景地点的变化,王宫与野猪头酒店的出现频率相当,可窥探出上层贵族为中心的思想在瓦解,高阶级的权力在读者观众的心里被颠覆.

王党与叛党之间的二元对立解构体现在双方的互相指责言语当中,王党维护王权的理由并没有理直气壮,因为亨利四世的王位并非光明正大的继承而来;而叛党也并不是败坏的乱臣贼子,他们有正当的理由起义.在第五幕第一场,叛军首领之一华斯特伯爵前来宣战,并首先与国王及太子进行了一番唇舌剑.从此时的台词,无论是华斯特指责国王忘恩背信负义,还是国王和太子指责华斯特等人的叛逆举动中,双方以同样严肃的口吻和词语表达指责,指责背信弃义和指责犯上作乱似乎同样有理有据,华斯特和国王及太子似乎同样振振有词.由此,叛党一方的言行试图颠覆现任国王亨利四世的权力.

历史剧《亨利四世》中上至国王,下至福斯塔夫爵士和乡村法官,他们都配有侍从、仆人或侍童等,这明显的主仆二元对立解构体现在福斯塔夫爵士与随从和侍童的言语当中.例如在第二幕第二场亨利王子的侍从等在抢劫过路商人过程中,波因斯捉弄福斯塔夫将马偷偷牵走,导致福斯塔夫不能骑马.后来会合时,福斯塔夫大骂波因斯是懦夫,但是作为侍从的波因斯却对福斯塔夫爵士仍发出威胁式的不礼貌言语“’Zounds！ ye fat paunch, an ye call me coward, I’ll slab thee”（你再喊我做懦夫,我就一刀杀死你）.又例如在上篇第三幕第三场,福斯塔夫嘲笑巴豆夫的酒糟鼻子和红脸蛋,巴豆夫最后生气地骂他一句“’Sblood, I would my face were in your belly”（呸,我倒恨不得我这火蜥蜴钻到你的肚子里去）.诸如此类不礼貌言语,伴随着福斯塔夫的爵士身份以及仆人的不礼貌言语行为,主仆关系的二元对立被渐渐解构,主人的权力中心逐渐被颠覆.同样地,在上篇珀西夫人直接“骂”其丈夫为“ye giddy goose”,“ye thief”,“you paraquito”等,这些不礼貌言语的延异意义体现以丈夫为上的夫权被颠覆.又如,在第五组男权与女权的二元对立元素被解构体现在福斯塔夫与酒馆老板娘快嫂的争执话语中,在下篇的第二幕第一场当中,老板娘找来差役和大法官,企图借此逼迫福斯塔夫还钱.此外,当老板娘被福斯塔夫辱骂其信仰不如“窑子里的老鸨”,诚实不如“被赶出洞的狐狸”,妇道还远比不上行为不端的“玛丽安姑娘”,她反击福斯塔夫是流氓,虽然大多情况下以“自卫”为主,少数是攻击对方面子的不礼貌言语,但老板娘等人的女性意识没有一味地向男权低头,这一言语的延异意义暗含部分男性权力的颠覆,消解性别上的传统二元对立模式.

六、结语

礼貌与不礼貌的关系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它们不是一个深层的整齐匀称的二元对立系统内,而是处在一个无止境的差异链条系统内,相互指涉.德里达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取决于由相关复杂的符号网络,在通过理解相近语言符号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差异,意义总是被这种差异流动所延宕,在流动中不断出现新的差异,新的差异不是走近语义的获得,而是通向新一轮的延宕.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不礼貌言语也是如此,文字对言语的再现是不完备的,其间必然存在意义的延异,戏剧人物的不礼貌言语的延异性反映該作品中的二元对立及罗格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更具体的表现为上层贵族社会地位、王权、主人权力、夫权、男权等权力的颠覆.

参考文献：

[1] Bouield, D. & Locher, M. A. Impoliteness in Language： Studies on its Interplay with Pow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8.

[2] Brown, P. & Levinson, S. C.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Culpeper, J.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J]. Journal of Pragmatics,1996,25（3）.

[4] Derrida, J. Margins of Philosophy [M]. translated with additional notes, by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5]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6]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周敏萍（1994-）,女,广东清远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外国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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