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问题和探究》
该文是有关自由贸易和时政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与贸易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重大国家战略,是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重要举措.文章在对世界自由贸易港概念界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基础上,对当前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思路.
[关键词]自由贸易港;“境内关外”;离岸贸易;营商环境
[中图分类号]F75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1-0056-08
一、引 言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这是站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背景下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试验.对于初尝自贸试验区的中国来说,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最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是一项全新课题.
自由贸易港,是自由贸易区的最早形态,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1].从历史上看,最早的自由贸易港出现在欧洲,这与其率先实现资本主义萌芽、较早开展国际贸易休戚相关.法国在13世纪就开辟马赛为自由贸易区.1547年,意大利的雷格享（今里窝那港,英文为Livorno）被定名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贸易港.随后产生的滚雪球效应促使欧洲其他国家也意识到自由贸易港对经济与贸易的巨大促进作用,陆续将一些港口开辟为自由贸易港.不断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将世界每一个角落囊括进来.全球自由贸易港之风从地中海蔓延到歐洲,在世界各地盛行起来.1842年,中国香港地区成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自由贸易港,范围包括整个香港地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通过不同方式采取自由贸易港政策吸引外资参与全球链构造并获得不菲收益.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运用自由贸易港这种有效政策工具达到了促进经济产业增长的目的,但在有些国家尝试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例如,印度经济特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政策波动等原因导致失效.创办经济特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那种认为通过发布公告、拨出土地、提供赋税减免就能实现经济增长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特区经济的成功并不仅仅是政策给足就能实现.因此,自由贸易港不是一蹉而就的,需要经历时间与历史洗礼,以及人为因素不断培育才能达到.
自由贸易港拉开了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序幕.4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2],凡是对外开放政策贯彻得好的地区,经济增长、人民生活、社会进步及民智开放等多项有利收益都比开放进程较慢的地区要好.回顾40年来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冲破过时意识形态以及各种不符合时展的体制机制束缚,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离小康生活如此之近.但必然警醒的是,改革开放向前难向后容易,绝不能因为一点成就便沾沾自喜、盲目膨胀、失去理性,面对国内外复杂新形势应以更大的勇气推进改革开放新征程.一定程度上,自由贸易港代表了新一轮国际供应链分工发展新趋势.
过去一轮改革开放主要侧重于以关税减让为主要内容的边境方面措施,中国通过加入WTO、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目前,从规模上来看,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亿美元的国家之一.仅仅通过关税减让这种相对初级的开放就能实现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更不用说以边境内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开放所能激发的潜在增长势能.目前,中美贸易冲突正持续升级,美国已对来自中国的2 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涵盖中国2017年对美出口的一半左右.对此,一方面,要奋起反对这种不利于自由贸易的做法,为避免陷入囚徒困境不利一方须进行反击;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高度一致的,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创新驱动发展也不可能由之前的开放模式、增长方式实现,必须推行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国内改革进一步释放要素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决策层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在改革深水区“再深的水也要蹚”.因此借鉴世界著名自由贸易港发展经验,汲取海南特区30年发展经验教训,结合新时代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特点,探索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模式,这是一项以改革促开放,并最终形成新格局的重要方略.
二、世界自由贸易港概念界定、发展现状与最新趋势
党、国务院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是自由贸易港,目前世界自由贸易港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未来趋势特点是什么.既然提出建设自由贸易港,那就必须具备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一些必备要件,否则就是名不符实,也达不到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目的.更进一步,还需回答自由贸易港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何处.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可以为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方向,及时跟上国际时代步伐.本研究将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一)自由贸易港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自由贸易港还未形成高度统一的说法,但对自由贸易港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得出共识,例如,自由贸易港是一块“境内关外”经济飞地性质的封闭区域,而且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经济特区,但对自由贸易港的具体定义不是十分确定.就其封闭特征来看,自由贸易港属于《京都公约》（2006年）对自由贸易园区的定义,即“指缔约方境内的一部分、进入这一部分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费而言,通过视为在关境之外”.陈永山（1988）指出,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园区一样,但又比自由贸易园区更为自由,是最完整形态的自由区.桑百川和邓寅（2018）[3]、赵晋平（2018）[4]指出,自由贸易港,是设在一国或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全部或绝大部分外国商品进出免征关税的特定封闭区域.余淼杰等（2018）[5]也提出相似定义,并认为自由贸易港的主要特征是“境内关外”,这也是港口国际化的标志.杨枝煌（2018）[6]认为,自由贸易港又叫自由口岸,除外国商品进出港口免除交税外,还可在港内自由改装、加工、长期储存或销售,但须遵守所在国的有关政策和法令.可见自由贸易港的产生与海关监管制度密切相关,是重要的临港经济带.竺彩华等（2018）[7]指出,自由贸易港一般依托海港而建,但也不局限于此,还有依托内河港口和空港而建的.对此,朱福林（2018）[8]提出,为避免混淆应将自由贸易港限定为具有海洋港口或其临近区域的情况,而对不具有海洋港口但实行自由贸易港政策的区域可统一称为自由贸易区.世界上著名自由贸易港基本都是依靠世界主航道而建,如曾经的汉堡自由港是连接欧洲东西南北货运的重要交汇点.
根据定义,自由贸易港的特征包括：①监管的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免于惯常的海关程序,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境内货物自由进出港并在港区内可进行自由装配等操作活动.②提供优惠的减免税政策.自由贸易港除对大部分商品免征关税之外,还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薪俸税等都有减免政策,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诱惑点.③自由化程度高.除商品自由进出外,自由贸易港还享有很高的投资自由、金融自由、人员自由,表现为投资的便利化程度很高,资金可自由汇总、汇进汇出不受限制,外籍人员进出自由.④离岸性.与自由贸易区以在岸贸易为主不同的是,自由贸易港主要发展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离岸贸易是指注册地在离岸法区,但可以将境外货物销往企业注册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9],这里“离岸”的含义就是指投资人公司注册地在离岸法区,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但其业务运作在注册地之外的世界各地开展.自由贸易港须具有发展离岸贸易的港口软硬件设施和配套的金融制度,因此可以在离岸贸易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离岸金融.
就自由贸易港类型来看：①按自由度标准划分,可分为完全自由和有限自由.实际中的自由贸易港都是有限自由,完全自由的还没有.②按范围划分,一类是包括港口及其所在城市,如中国香港地区;一类是仅包括港口及其所城市的一部分,如汉堡自由港.③按界限划分,一种是有明确的界限,通常用物理围栏方式隔离,有专门的进出口,如欧洲哥本哈根、不莱梅等;另一种是与非自由港之间没有明确区域界限,比较分散,不连成一片,比较典型的是美国的对外贸易区（相当于自由贸易港,美国的独特叫法）.④按是否有腹地划分,可分为腹地型自由貿易港和非腹地型自由贸易港.前者指港口拥有强大的经济腹地支撑,如汉堡港;后者指缺乏经济腹地的自由贸易港,全部依赖贸易中转,如巴拿马自由贸易港.
(二)自由贸易港发展现状与趋势
目前全球自由贸易港具体数量因学者们各自定义差异而有所不同,究竟有多少个还是个未知数.黄志勇和李京文（2012）[10]认为,全世界约有600多个自由贸易港.竺彩华、李光辉等（2018）[7]认为,迄今全球已有逾千个自由贸易港,其中2/3以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地区.桑百川和邓寅（2018）[3]认为,目前,全球拥有130多个自由贸易港和2 000多个与自由贸易港内涵和功能相似的自由经济区.但由于在很多学者定义中,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区这两个概念几乎可以等同,因此在不作严格区分情况下数量显著增大.陈诚等（2018）[11]认为,400多年以来,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设立了3 000多个自由贸易港（区）.在缺乏公认定义和标准的前提下,确定全球自由贸易港的数量是有困难的.但全球范围内中国香港、新加坡、釜山港、迪拜港、吉布提、鹿特丹港等知名自由贸易港已获得高度认可,目前已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集散与交易中心、金融中心①.具体到中国,若按“境内关外”“免税”等标准来衡量,目前分布于各地的135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均未达到自由贸易港定义,其中16个保税区具有一定的自由贸易区功能,最接近自由贸易港概念的是保税港区,其中上海洋山保税港区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发展水平最高的保税港区.
自由贸易港本质上是港口与自由贸易园区的叠加,属于经济飞地性质,通过让渡一部分经济主权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是经济特区的豪华版.自由贸易港是一定经济历史阶段的产物,每一个阶段的条件、任务和使命都是不同的,自由贸易港的形态与功能因而也不断演化.早期的自由贸易港主要从事转口贸易,表现为贸易型形态,这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国际化规模与程度相适应.二战后,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国际分工不断细化,原先相对单一功能的自由贸易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工贸型自由贸易港顺应时代需求而成为主流,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量涌现,其对东道国要素增值、出口创汇和扩大就业具有重大促进效应.除转口贸易之外,现代自由贸易港还具有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功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港功能在工贸型基础上又扩展到金融、旅游、购物等高级服务配套,其形态也逐渐转向综合型发展,如新加坡.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精细及现代JIT制造对供应链要求不断提高,自由贸易港产业逐渐升级,服务业开放成为自由贸易港高标准、高形态的重要标志.一定程度上,自由贸易港的综合型就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嵌入与聚集.
三、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2018年4月13日,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表示,这是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彰显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自由贸易港的推进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使命,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质量的提升,加快由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过渡,不断释放制度红利.但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具有一定优势但也会遇到较大挑战.
(一)海南自由贸易港可用市场容量有限
根据国际经验,凭借区位优势产生巨大市场容量是造就一个成功自由贸易港的前提,只有市场容量足够大才能产生庞大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促使其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或金融中心.例如,新加坡位居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间国际海运枢纽,市场辐射远东地区、整个亚太.汉堡港地处欧洲南北和东西航线交汇点②.由于海南缺乏广阔的发展腹地和强劲的市场需求,且面临周边海域国内外成熟港口的竞争,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存在市场容量不足的突出难题.一是海南省本地市场容量有限.据海南省统计局信息,2017年全省地区总产值4 462.54亿元,占全国总量的0.54%,通过横向比较也可以看出海南发展差距的拉大.自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海南省GDP增长相对缓慢,1988年海南省GDP占全国前三甲,江苏、广东和山东的比重分别是0.06、0.07和0.07,而2017年这一比值下降至0.05、0.05和0.06③.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 553元,为全国的86.3%.从经济、人口、进出口规模来看,海南自身无法产生自由贸易港所需的要素流量.二是海南也很难大量、有效地利用到周边广东、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等地的市场容量.这些地区都各自拥有不少设施先进的优良港口,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不可能惠及到海南.而且目前海南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与之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而无法形成虹吸效应.三是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北部湾城市群,其经济体量和外向型产业规模也比较有限,且海南与北边大陆的交通还存在很大瓶颈,无跨海大桥或隧道与内陆直接连接,因此北部湾即使有一定的市场容量也无法形成对海南较大的有效供给.总之,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腹地经济支撑,海南目前可利用到的现有市场容量还远达不到自由贸易港的要求,从而很难形成相当规模的国际贸易商品流量,也就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要素聚焦.
（二）海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
历史上,围绕特区概念炒起的房地产泡沫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被刺破,留给海南的除了烂尾楼还有盘根错节的债务纠纷,使其陷入“失去的10年”,错失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此期间,中国加速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奠定世界工厂基础,沿海省份经济飞速增长,逐渐与海南拉开了距离.从对外贸易来看,作为最大的经济特区,长期以来海南货物出口占全国货物出口比重一直保持低位.具体见图1,在经历了初期经济特区政策利好红利之后,自1993年之后呈走低态势,直至2005年到达最低点0.34%,2006—2014年徘徊在0.6%左右,由于2015年增速426%④,比重提升至3.8%,而2016—2017年下降至3.5%和3.1%.一定程度上说明海南出口型经济缺乏强有力的后劲支持,未能发挥出经济特区应有的拉动效应,即使“南巡讲话”与入世这两个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事件也未能给海南出口注入强心剂,足见海南房地产疯狂发展及泡沫破灭对海南外向经济的不利影响之深.从贸易差额来看（如图2所示）,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海南持续保持货物贸易逆差状态,而且逆差呈持续扩大趋势,直至2017年才有所收窄,说明海南货物贸易竞争力不强且一直未得到根本扭转.从FDI来看,长期以来,海南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亚洲地区.2012年来自亚洲地区的FDI占海南全部FDI的84.2%,2014年这一比率攀升至93%,2016年和2017年接近100%.“与凤同行,必是俊鸟”.不难发现,全世界范围及中国利用欧美外资比较多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海南FDI严重依赖亚洲地区,导致其不能从全球技术源头的发达国家获得竞争、技术、管理及制度等多方面溢出效应.从服务国际化来看,尽管近年来海南服务业发展较快,但与发达地区特别是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市场主体特别是龙头企业偏少、国际化水平低等短板成为制约海南服务业对外开放掣肘.以国际旅游业为例,海南旅游产业国际化水平还较低.2010年,国务院发布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利好政策,然而,再一次的疯狂炒房让国际旅游岛的发展失焦.目前,海南所有游客中海外游客的占比很小.2017年,每60—70个人中只有1个左右是海外游客,与国际旅游岛的称谓还相差甚远.
数据来源：UNCTAD,《海南统计年鉴2018》.
(三)产业发展缓慢导致中高端人才短板效应显著
由于长期以来海南的产业、经济体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等因素,导致其人才严重不足,成为制约海南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根据曾翔（2018）[12]的研究,人口净迁移率与经济增长互为正向促进.经济因素构成人口迁移的最基本动机,高工资收入的城市越能吸引到人口聚集,同時迁移带来的劳动力和当地技术、资本的结合产生更高的生产率,促进了迁入地的经济发展.从人口结构来看,海南省人口基本上为常住户籍人口,2017年,海南总人口为925.76万人,其中户籍人口910.41万人,占比98.34%.而同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则情况大为相反.2016年,深圳总人口为1 190.8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84.52万人,占比33.3%,非户籍人口为806.32万人,占比67.7%.说明相比于深圳,海南对外来人才缺乏吸引力,最主要是的还是经济因素.2017年海南省平均年工资为深圳的77%,实际上差距可能更大.经济产业发展不力则无法创造就业机会,也就无法带来外部劳动力,从而不可能获得理论上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双向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效应.另外,海南面临着严重的服务业人才缺失.虽然海南的服务业占比也达到56.1%,但与深圳相比海南的服务业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较为落后,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产业、金融业、研发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上差距巨大,如图3所示,海南省GDP仅为深圳的21%,但同期信息产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仅为深圳的7%、10%、8%—9%.相关专家也指出,海南传统服务业占比多,现代服务业占比少[13].而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能创造大量高收入工作机会,这是导致海南面临中高端人才困境的主要原因.再者,由于海南外向型经济产业发展比较落后,跨国资本进入较少,导致相应的外向型经济所需的专门人才较为缺乏.
（四）海南营商环境与贸易投资便利化高标准具有不小差距
能否建设成对外开放新高地,关键在于能否构建具有强大虹吸效应的投资洼地.据相关报道,海南省前些年引进的1名“千人计划”人才,由于承诺提供的科研配套车间和技术平台用地没有及时兑现,在等待了一段时间无果后离开海南前往长三角创业.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投资环境指数报告》显示,海南投资环境指数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海南省发改委《提升海南营商环境研究报告》指出,2011—2016年以来,海南在全国31个省份政府效率排名由29位下降至31位.另据信用中国提供的2017年城市信用状况简报显示,2017年海南省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总体较为落后,海口市综合信用指数得分在全国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排20名以外,在261个地级市排名中,仅三亚市排名居前15位.
1987—2017年,海南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1.8倍、14.3倍、226.8倍,财政收入增速远远超过价值生产增速.海南自1988年就开始建设经济特区,具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空间,然而营商环境却未能提高,上述数据倒挂也可说明一定问题.
另据海南省发展改革委2018年9月3日公布的《海南营商环境建设大数据分析报告》,首先,在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海南省专业服务供给不足,专业服务机构数量严重偏少.一是海南省法律服务水平相对落后,律所数量严重不足,可能是因为能够达到开设律所水平的资源律师数量相对较少.二是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少,国际知名“四大”中仅安永、普华永道在总书记发表“4·13”讲话后在海南设立了分所,之前一直没有.国内比较有名的“八大”中仅致同、立信、大华在海南设立分所.三是在金融专业服务方面,进驻海南的资产评估机构、咨询公司、金融机构的“量”和“质”亟待提高.其次,在便利化建设方面,很长时间存在着行政效率偏低、审批事项繁多等增加企业开办时间和制度易成本的问题,在2018年推行“极简审批”之后得到明显改善,但“极简审批”还没有在海南全省范围得到全面推广.第三,海南在营商环境的辅助环节上也具有明显差距.除市场容量和营商环境之外,就业、教育、医疗、生态、人文、生活便利性等与人才吸引相关的环境因素也是资本与企业需重点考虑的因素.海南省生态环境明显优于其他省市区,但在就业、教育、医疗、人文等方面的建设历史欠账较多,目前仍处于追赶阶段,这些也对海南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造成很大掣肘.第四,外向型经济发展管理经验的增长需要一个积累过程,但由于长期以来海南外向型产业比较薄弱从而无法形成外向型经济的社会治理能力的积累,从而在创造有利于外资的营商环境方面略显经验不足.
四、探索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战略思路
按照海南全岛35 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来算,海南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面积远超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与迪拜.在如此大面积的全岛区域建设自由贸易港是世界首例,并肩负制度创新、政府职能转变、深度开放、风险管控等重大改革任务,没有现成经验与模式可循,还需逐渐摸索并形成经验逐步推进.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一方面要学习国际成熟先进自由贸易港发展历程规律总结,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着重借鉴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迪拜等国内国际上比较知名成功的自由贸易港建设成长模式,另一方面结合国际经贸投资发展趋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海南本土资源和产业优势,通过建设自贸区并向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逐渐过渡.目前对海南最为紧要的就是要弥补短板,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大力发展重点产业,加大服务业开放,营造宜业宜居的综合环境.
(一) 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不断扩大经济规模
为解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面临的市场规模有限难题,凭借海南与大湾区多个城市相邻在经贸、旅游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通过积极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有效快速扩大市场容量的重要办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求,通过各个方面包括国家层面,包括广东、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方面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把大湾区建设的更好.为搭上这列国家级快车、避免被边缘化,海南应主动加强与粤港澳三地的区域经济合作,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特有的制度与政策优势吸引粤港澳产业投资.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初具国际一流湾区的特征,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的发达标准,是继美国纽约都会区、美国大洛杉矶地区和日本都市圈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据《2017年度珠三角竞争力报告—大湾区》,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已超过旧金山湾区,接近纽约湾区水平,以目前快速增长的速度,有望在五年内超越湾区,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湾区.大湾区的经济总量、经济质量、经济潜力、产业实力、开放型经济发展程度等都在国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国家也希望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进一步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之中.2018年4月1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也提出,依托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鼓励海南与有关省区共同参与南海保护与开发,共建海洋经济示范区、海洋科技合作区.密切与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在海事、海警、渔业、海上搜救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与中国台湾地区在教育、医疗、现代农业、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等领域的合作.深化瓊州海峡合作,推进港航、旅游协同发展.
（二）发挥“一带一路”重要海上支点作用,打造开放新格局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海南可发挥面向东盟最前沿的区位优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截至2018年6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总投资289亿美元[14],并且,随着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巨大发展潜力逐渐释放.“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成为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最大的区位优势来自南海,管辖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是东南亚重要的物流通道,经南海航道的船舶每年有10万多艘,日韩地区90%以上的石油输入、全球1/3以上的国际贸易和中国3/4以上的进出口货物都依赖南海航线,因此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地域.海南应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凭借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契机,推动以泛南海为重点的区域一体化,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支点及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15].《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是海南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方面.为此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海南设立领事机构,共同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创新合作,如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推动海口、三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扩大包括第五航权在内的航权安排,提高机场保障能力,吸引航空公司开辟经停海南的国际航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各种自由贸易园区加强经贸互动、拓展交流合作与功能对接.
(三)以服务业为重点发力领域,推动海南高水平开放
总书记在“4·13”讲话中明确要求,“海南发展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要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指导意见》对海南服务业开放提出具体要求和扶持政策,不仅支持海南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还明确指出要重点发展旅游、互联网、医疗健康、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形成以服务型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出台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也是围绕三大产业进行规划的.《总体方案》提出了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两大任务,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领域.纵观历史,世界知名的自由贸易港都是先靠转口贸家,二战后又增设加工贸易功能,然后逐步向高级形态转型升级,最后发展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开放生态.从规划来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是跨过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阶段,直接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为主导,这也符合当前全球服务业开放大趋势,但实际上是对海南产业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就目前来看,中国一般制造业已基本放开,未来高水平开放的突破点也主要在服务业.事实上,现阶段所谓高水平开放实质上就是服务业高度开放.目前除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重大政策支持之外,海南还拥有诸多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政策优势集合,如以博鳌亚洲论坛领衔的多个国家外交平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国际旅游岛等,应充分利用这些利好政策形成资金、产业、人才等要素聚集.充分利用海南自身已有产业基础,在一些重点服务领域加大开放力度,吸引国际知名服务业跨国公司落地.利用独特封闭地理单元优势,在外商独资医院、养老、教育、游轮等方面探索更高自由度.仿照国际先进自由贸易港制度,最终实现“准入前负面清单”开放管理模式.据华中科技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分析,目前服务业开放是国内外压力最大的改革项目,也是目前其他11个自贸试验区共同面临的任务与挑战,还尚未破题,开放进程比较缓慢,如果海南能在现代服务业上破题功劳巨大.
（四）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大力提升海南营商环境
迟福林（2018）[15]指出,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首先要在改善营商环境上有重大突破.海南省是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岛屿型经济,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市場相对狭小,必须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才能更好地开展招商吸引国内外资本进驻.从大的方面来看,营商环境的建设涉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作为制度创新试验平台,海南应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定位和关系,各施其职.政府要转变职能,甘当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放下姿态、用心倾听、深入一线触摸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强调服务精神.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要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体系和调控市场的宏观管理机制,努力提升现代化社会治理水平.借鉴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经验,在全岛范围内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全面推广法人承诺制,实施企业简易注销制度,取消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推行“最多跑一次”“一次就办好”的简易高效工作机制.在海南率先建立“多管合一”的大市场监督体制,推动以发展促进为导向的监管模式.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施全省统一居住证管理制度.探索推进与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信用体制建设.另外,加快港口软硬件更新建设大幅提高服务能力,采用先进的电子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实现港口物流、航行、监管的高效运作,实现港口与政府部门信息一体化、加强信息横向分享.
(五)通过加强立法、守住底线与管制风险,形成全方位组织保障
自由贸易港制度与政策不可避免地具有突破性,因此,要加大改革授权力度[16],充分利用海南单独地理单元优势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按照国际通行“先立法、后设区”的做法,应针对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立法工作,如从层面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案》,以特别法的形式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法律定位.海南省充分利用全国人大授予海南经济特区较大立法权,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调整不合时宜的各种规章制度,创建自由贸易港所需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除国家层面的立法外,作为直接管理者,海南地方政府还要制定相应的规章条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管理条例》,规范自由贸易港区内的各种活动,让港区管理者、运营者和投资者等各类参与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高建设规范和加强建设预期.
自由贸易港的核心在于自由,但同时也应守住底线,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应对标国际标准、借鉴世界著名自由港发展经验,但同时也体现中国特殊性.《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基本原则实际就是体现了中国特色,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自由港制度与政策体系使风险敞口扩大,为此,应加强风险防控避免出现重大风险.自由贸易港的本质特征在于开放自由和更为便利化,货物、资金及人员的国际进出流动性大,方便贸易投资的同时也要防范重大风险.《指导意见》和《总体方案》都明确提出这一问题,要加强贸易风险、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优化海关监管方式、加强口岸风险防范,加大违法成本创设诚信机制.
[注 释]
① 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欧州经济一体化一直在不断地推进,欧盟内部统一关税成立,成员国之间大部分货物实现免税流通,自由贸易港关税减免的优势在欧盟内部已无竞争力,因此,大名鼎鼎的汉堡自由贸易港在2013年1月1日关门.而鹿特丹港却幸免于难,这归功于其具有超强的港口服务引领能力.
② 汉堡,全称为汉堡汉萨自由市,位于德国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汉堡拥有近180万人口,是仅次于柏林的德国第二大城市,欧盟第八大城市.汉堡港位于易北河出海口,是德国最大的港口.2009年,欧盟《里斯本条件》开始实施.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下,原来自由港享有的多个优势逐渐丧失.自2013年1月起,德国汉堡自由港拆除藩篱终结了124年自由港历史.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
④ 2015年可能由于统计口径调整原因,导致海南出口增速超常规现象.
[参考文献]
[1] 汪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N].人民日报,2017-11-10（04）.
[2] 钟山.奋力谱写新时代对外开放新篇章[EB/OL]（2018-09-01）.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09/01/c_1123362645.htm.
[3] 桑百川,邓寅.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模式与方向[J].国际贸易, 2018（3）：4-8.
[4] 赵晋平,文丰安.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价值与趋势[J].改革, 2018（5）：5-17.
[5] 余淼杰,徐竹西,祝辉煌.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动因与路径[J].江海学刊, 2018（2）：108-113.
[6] 杨枝煌.海南应建设自由港而非仅自由贸易港[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8,32（3）：21-28.
[7] 竺彩华,李光辉,白光裕.中国建设自由贸易港的目标定位及相关建议[J].国际贸易, 2018（3）：9-15.
[8] 朱福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国际镜鉴[J].改革,2018（8）：113-119.
[9] 王淑敏,陈晓.中国自由贸易港发展离岸贸易的必要性及可行性问题研究[J]. 海关与经贸研究, 2018（2）：1-11.
[10] 黄志勇,李京文.实施自由贸易港战略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2（5）：31-33.
[11] 陈诚,林志刚,任春杨.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安排与路径分析[J].国际贸易, 2018（5）：21-27.
[12] 曾翔.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上海科学院博士论文,2018.
[13] 吴茂辉.海南将成服务业对外开放重要窗口[EB/OL].（2018-05-23）.http：//www.zgxxb.com.cn/jsdk/201805230021.shtml.
[14] 陆娅楠.“一带一路”五年贸易额超五万亿美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8-28.
[15] 迟福林.从自由贸易试验区走向自由贸易港[J].中国远洋海运,2018（11）：32-36.
[16] 蓝庆新,韩萌.我国自由贸易港创新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8）：44-48.
结论:此文为关于贸易方面的自由贸易和时政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自由贸易和时政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自由贸易和时政引用文献:
[1] 自由贸易和时政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自由贸易和时政相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2500字
[2] 自由贸易和时政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自由贸易和时政相关毕业论文模板范文2万字
[3] 自由贸易和法律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自由贸易和法律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2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