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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园林论文范文

摘要：日本造园体系以中国园林为母体,这一点不论是从日本最早记载园林场景的《万叶集》,还是最早的造园古籍《作庭记》都有明确记载.从11世纪末平安晚期造园古籍《作庭记》出现以来,直到19世纪江户时代结束,日本至少有30多种造园书籍被发现,其代表有写于室町时代的《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山水并野形图（抄写本）》等.这些书经由寺院以秘传书形式流传,有多种不同手抄本流于民间而对后期造园书籍的写作都产生深远影响.但目前在中国仅《作庭记》一部得到研究并受到较为广泛的认识.從文化比较的角度而言,日本造园古籍是中日造园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也是中日造园比较研究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史料.从对中国造园史自身研究的角度而言,有助于认识中国造园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影响和发展,同时对中国本土造园有进一步认识与解释.本文对现存日本造园古籍的研究从造园古籍的谱系、造园古籍的写作者以及造园古籍的书写体例等方面入手,呈现日本造园古籍书写的历史背景、书法和内涵思想,以期探寻其与中国造园思想的源流关系.

关键词：日本造园古籍;书写;源流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3-0121-07

The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Garden Concepts Basedon the Ancient Book Genealogy

HE Xiaojing

（School of Design,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310000）

Abstract：The Japanese gardening system is based on Chinese garden. This is clearly recorded from the Manyoushuu, the one of the earliest book of gardening scene recorded in Japan, or the earliest gardening book Sakuteiki Gardening Book. From the end of the 11th century, the late Heian era when gardening book Sakuteiki Gardening Book appeared, until the end of the Edo period in the 19th century, there were at least 30 kinds of gardening books in Japan,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written in the Muromachi era, were Saga Ryuutei False law secrets of secrecy, Sansui Confined Shape （Copybook）, etc. These books were circulated in the form of secret books through monasteri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manuscripts that spread to the folks and h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post-production books. However, at present, only one of the Sakuteiki Gardening Book has been studied in China and widely recogn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parison, the ancient Japanese gardening is the product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direct and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udy of China’s gardening history,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spread, influ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ardening culture outside the region, and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Chinese native gardening.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on the existing Japanese gardening ancient books begins with the genealogy, the writer, and the writing styles of the ancient books of the garden, present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writing techniques and connotation ideas of the ancient books of Japanese gardening Thus to explore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China’s gardening ideas.

Key words：Japanese gardening ancient books; writing; origin and spread

一、日本造园古籍的出现

造园书的出现是造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既是造园经验的总结,又因流传而影响其时代及特定人群的造园行为.中国历史上专门讲造园的书籍流传极少,具有两千多年造园史,却至晚明才出现了一部《园冶》（1634年）,其中所述内容仅仅是中国古代造园发展长河中极小的一部分.而邻邦日本受中国造园的影响,他们对于造园理论的梳理,不但保留了较《园冶》年代更久的造园书《作庭记》,而且在此之后到17世纪江户时代,专门的造园书籍更是层出不穷.江户时代以前的造园古籍,有《作庭记》《童子口传书》《山水并野形图》《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4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创作出了更多抄写本,如《山水可致抄》《相阿弥筑山山水造庭传》《筑山山水传》《筑山庭造传》《庭坪筑形传》《筑山染指录》等书,这些书不仅传抄前代造园方法和观念,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新的造园主张,这些书籍集中出现在11—17世纪之间.现有日本帝国图书馆和汉书件名目录（1905）、内阁文库国书分类目录（1961 ）、大阪府立图书馆藏书目录（1971 ）、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古文书、古绘图目录（1976）等各大图书馆的造园古籍藏书目录可供查阅.

日本对造园古籍进行系统整理始于明治时代,社会大变革的结果使原来秘传的珍贵书籍流入民间.小泽圭次郎的《造园论：国花》（1893）以及《明治庭園记：明治园艺史》（1918）正是基于此,对从明治时期到昭和初期的庭院历史进行研究并取得较大成果.他的造园古籍大部分都交由都立图书馆保管,一部分由国立国会图书馆保管.这些古籍都盖有“小泽藏书”或者“小泽醉园火后藏书”的红印.

但大部分日本造园学家们对造园古籍的研究并没有非常地重视,仅在园林研究的基础上,偶有涉及古籍考据.如外山英策的《室町时代庭园史》（岩波书店）通过分析室町时代的园林,提出了《作庭记》和《山水并野形图》都是室町时代盗版书的说法.森蕴和田村刚对《作庭记》中的园林手法进行了研究,得出作者是橘俊綱这样的定论.久恒秀治则提出了《作庭记》不是平安时代,而是镰仓时代之后完成的说法等.因为,造园古籍的量少且获取不易,一部分园林学家对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印刷出版,如龍居松之助的《近世的庭园》（三笠书房）,对于江户时代的古籍进行了梳理和概述;堀口捨己的《日本作庭资料：雄山阁》,对多本完成年代不详的古籍进行比较研究并使之系统化;上原敬二出版了一套十册的造园古籍整理与解说,受到了广泛流传.

当代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与相近领域的日本建筑史研究比较,园林研究人群极为稀少,对造园古籍的研究更少之又少.但近年来也有学者关注到此类问题,并作了系列的研究,如三浦彩子和铃木里佳,他们合著有《作庭书及其实际作用研究》《<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的异本研究》《日本古典作庭书中石组尺寸描述的相关研究》等文章,开始关注到造园古籍本身的书写体例,以及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得出不同时期造园思想和营造手法的改变.

中国对日本造园古籍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年.一批旅日的建筑师们在日本发现《作庭记》,且深知它对于研究东方园林体系的重要意义,但因时局形势等各方原因,对《作庭记》的引进和介绍却一度停滞,仅童寯先生在其《造园史纲》中论及《作庭记》,称其“乃东方最早造园文献,书中分论山、石、池、岛、植栽、建筑、杂以阴阳五行、佛教、兼散步迷信之说”.国内对日本古典造园理论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基于自身文化背景对日本现存园林实物所进行的较为直观的、视觉化的,并依托想象的分析.

2004年东南大学张十庆教授的《<作庭记>注释和研究》开启了从日本造园古籍入手进行中日造园对比研究的先河,除上述专著以外,他还著有《<作庭记>与<园冶>——中日古代造园专书的比较》《从日本<作庭记>论中国古石艺术》《古代造园的理水艺术与技术——从<作庭记>及其比较看早期造园理水的特色》等文章,但除此之外,此类研究便无以为继;也有部分学者以中国园林为本体对日本园林进行比较研究,如2003年刘庭风的《中日古典园林比较》,2004年曹林娣与许金生合著的《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2007年许金生的《日本园林与中国文化》等,其论述以形式和美学分析为主,涉及从日本造园古籍内析出园林思想的研究并不多见.

二、作为秘传的造园古籍之流转

日本造园古籍总结并传播了园林发展过程中在选择地势、方位和造园禁忌等方面的内容,不仅是那个时期造园方式和手法的总结,更是园林观念和手法传统的延续.据统计,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创作的庭园建造的相关参考书籍共有29类,现存包含手抄本在内的大约200本书籍[1].江户时代之前的造园古籍现有《作庭记》《童子口传书》《山水并野形图》《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4本.上原敬二对造园古书作了系统的年份上的梳理,在此作为参照（见表1）.

最早可考的造园书为《作庭记》,写于平安时代,描写寝殿造园林.镰仓时代这本书被称作《前栽秘抄》,江户时代之后才被称作《作庭记》,实则为一书.该书内容可以简单归纳为：皇室寝殿庭园建造方法,池水的挖掘以及相关地形构造方法,点景石的设计构造等.从内容上推断,这本书的编者很可能是藤原赖通的庶子橘俊綱.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奈良的元成寺和京都府下的净琉璃寺庭园考古遗址中发掘整理时,发现园中配石结构、沙洲、古桥以及其建造方式都与《作庭记》十分吻合,也就是说,《作庭记》在以平泉毛越寺为首的寝殿建造的相关净土式庭园遗迹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其作用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前期.

《山水并野形图》是继《作庭记》之后另一部年代古老的庭园技术书.前田家留传下来的此书的抄写本由育德财团在昭和十五年（1940）制作成了抄本,推进了后续的研究,森蕴、齐藤胜雄、上原敬二、久垣秀治等人对本书进行了通读,特别是齐藤、上原两人在研究中加入了简单的注释

1996年度日本建筑学会,关东支部研究报告集,平山育男.《山水并野形图》与同时期的其他造园书相比更被重视,它记载的主要内容为书院式府邸庭园,经由多次传抄而传播,内容也几经扩充.原书卷首称：该书基本是参考了中国汉代著名方士（寻求神仙之术的人）东方朔的主张,但因过多描写禁忌之说,到后世并没有很普及.同时期的另一部造园书《童子口传书》,在内容上主要描述寝殿式庭园,也包含很多的禁忌说法,但远没有前者所产生的影响.

另一部受到《山水并野形图》影响的造园书为《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该书建构了系统造园的方法,并结合绘图说明将地形分割为围棋盘格,在盘格上标注池、山、岛等位置,在正对面立上守护石,左侧是主人岛,右侧是客人岛,池中是中岛.这样一来,日本传统园林中极具特色的“真行草”

真行草是指花道、庭园等方面的三种格调形式：“真”为正格或基本型,“草”为其变化的优雅型,“行”介于“真”和“草”之间.模式就初具模型了.就算没有池和山,只有石,也依然可以参照正格图进行设计.该书在造景手法上与《作庭记》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树木种植方面又有很多与《山水并野形图》相似.绘图采用了图和文字相接和的方法,如配有“九字の心石居様の事”“横竪外石の事”“呂律の体”“庭坪地形”和“諸仏影向の蓮台”等图

所引五图名称作为史料,在本文中保留古日文的书写方式.

,标注有57种庭园点景石的名称和每种设施的位置.小泽圭次郎称这本书为“以平凡的僧侣之手撰写的书籍”.江户时期北山援琴所著的《筑山造庭传》中大量引用了《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的内容,摒除了很大一部分禁忌说法,并加入盛行一时的造园手法总结而成为江户时期最重要的造园书籍之一.

从《山水并野形图》到《山水可致抄》,相隔的200年间没有其他的造园书被发现,原因有可能是随着茶道的发展,茶室庭园营建虽然备受重视,但是这些记载不似之前的造园书籍,以手抄秘传的造园营造书流传,而纳入到茶道传承的整体系统中,以茶道命名,如《古今茶道全书（第5卷）》《梦窗流治庭》和《茶室庭园听书》等.后两本书详细记载了茶室庭园建造的尺寸,细致程度堪比专门的造园书籍,可作为造茶庭的直接技术参考书籍.由于茶道兴盛,江户幕府也设有“茶室庭园建造”和“庭园建造”等官职.天和三年（1683）到延享三年（1746）期间,武鉴担任“建造庭园”的官职,他正是《镰田庭云流岩组》《庭造初段之传》中所谓的“庭云流”的创始人[2].

进入江户时代,从园林书籍发展的数量和质量来看,远超前代,较为著名的有北村援琴的《筑山庭造传》前篇、东睦和尚的《筑山染指录》、秋里籬岛的《筑山庭造传》后篇、《都林泉名胜图》《石组园生八重垣传》、石垣氏的《庭作不审书》,以及未具名的有《露地听书》《秘本作庭书》《庭石书》《山水平庭图解》《山水图解书》和《筑山山水传》等.这些书之间也都有着深厚渊源,如日本学者普遍认为《筑山山水传》是《筑山造庭传》的先驱,据推测,该书有可能在享保八年（1723）稍后的时间发行.《筑山庭造传》的卷首有一段序文：这是北村援琴在享保二十年（1735）创作的,属于江户时代中期的作品.书的开头首先是目录,然后是“山水的建造方式”.在山水的设计中,作者首先考虑到地形这一关键因素.该书前半部分基本上都是从《山水并野形图》《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庭坪地形图）以及《筑山山水传》等原有的秘籍上整理出的内容,并说明了实际性的建造方法,增加了大量有名庭园的素描图和理想的庭园图.之后,秋里籬岛接续了北村援琴的方向发展,使“真行草”的造园方法往更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书写了《筑山庭造传·后编》,博得了极高的名声.

三、基于古籍谱系的造园手法传承

日本造园古籍的谱系从《作庭记》到《筑山庭造传》,再到后续相关造园书籍,可以说完成了一套时间脉络清晰的造园手法记载,为我们构建出日本园林发展的整体特征.对造园古籍谱系整体化的梳理,所总结形成的特征构成了园林个案研究以及断论研究的历史语境.造园史研究更能以此为基点,往前推演至没有园林遗存的年代,通过书籍中语词沉淀的特征,掌握园林历史发展的趋势.

奈良时代造园的详细情况现已无从得知,但是从日本《怀风藻》《万叶集》等古籍中记载的只言片语,仍能对其营造手法获知一二.当时的庭园主要是由贵族亲自主导设计的,由中级官吏或者手工匠人施工.也有一些庭园是由中国以及韩国匠人建造,书中记载：外国匠人们依据当时平城京原有的自然地形以及泉水、流水,运用由朝鲜半岛传来的石造建筑物以及中国风的桥组合造园,这些元素共同构成池水洼地景观.关于中国早期的造园观念促使形成日本净土（寝殿造系列）庭园样式的这一观念,研究者们都能达成共识.中国造园手法成为古代奈良时期日本庭园的规范,

尤其在择地、方位的选定和禁忌等园林观念给予日本造园以重要的参照.根据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调查表明：奈良时代日本在庭园中运用水、石以及植物等摹仿真山水,如被中国誉为名山代表的江西庐山以及理水景典范的杭州西湖[3].

平安时代前期,关于造园的记录还是非常少.在迁京都之前,京都的庭园里有过利用地下水源的记载,但还达不到需要聘请庭园专家进行设计的程度,因此,也没有造园古籍的相关记录和流传.宫廷里的造园活动由画家以及有特殊造园才华的贵族承担.宫廷画家巨势金冈不仅是神泉苑监,还指导设计了嵯峨院大泽池中的点景石;畫家百泽川成设计过龙殿大石;还有画家源融、源高明、藤原良房等都是以绘画具名的庭园设计者.

到平安时代后期,贵族生活发生变化,以专心念佛和庭园设计为最奢侈的兴趣.此时的生活习惯对于庭园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开始出现了较多的园林记载,有名的园林建筑包括：藤原赖通设计的高阳院和平等院、实资的小野宫、橘俊綱的伏见山庄、白河上皇的初期鸟羽殿、后白河上皇的法住寺殿、一乘院慧信僧正的净琉璃寺等.此外,还有绘阿阇梨延元、皇后宫大夫源师时、德大寺法眼静意、伊势房林贤以及其他很多人的名字都与著名庭园一同被保留下来.

在这些平安时期的造园古籍中列举园林做法,常常被称其为“唐人之作”,“唐人”是当时日本对于中国人的一种整体称谓,但不仅限于唐朝时期的人,根据《作庭记》的出现时间,此时的“唐人”已经是宋时之人了,但仍可见造园手法受到中国造园的极大影响,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认为这是值得借鉴的外来优质的造园手法.这段时期,中日文化的交流不论是还是民間都很密切.学者们指出二者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日本从隋唐时代直接输入中国文化以后,历宋、元、明、清,凡是中国的学术文化、技术风俗,或迟或早,没有不复演出现于扶桑三岛的.所以,日本文化学术,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学术的延长.”[4]《作庭记》的撰写,记载和总结了从奈良时代造园的基础上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平安时代的造园技术,但在本质上,《作庭记》中所总结和反映的造园技术是在唐宋文化影响下的日本造园发展前半阶段的内容,是其数百年汲收、积累与发展的产物和反映.

进入中世（1184—1572）之后,日本的造园在宋元文化尤其是宋元禅宗文化的影响下,展开了另一番的发展,并呈现出又一新的面貌,其影响以持续至日本近世,成为日本造园史后半阶段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此时的造园古籍有《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1395）、《山水并野形图》（1466）、《秘本作庭传》（1496）,而这些书的流传途径就是以秘本的形式,通过僧侣间的记录传抄,在造园手法上极少有突破和改变.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出现了一些以建造庭园为的僧侣,他们受神社和寺院的委托以建造庭园.这些僧侣技艺高超、独具匠心,建造的庭园被朝廷记录了下来,如德大寺法眼静意、伊势房林贤都属于这类人.仁和寺一派的僧侣们建造了平野神社的水石庭,南禅院庭园的建造者心遍,据说也是仁和寺的相关人员.文永四年（1267）信尧坊建造了内山永久寺中的瀑布堆石组合;正和年间（1312—1317）净春坊建造了堆石组合.

造园古籍中记载：日本传统园林中极具特色的“真行草”模式,此时初具模型.虽未直言与中国造园的直接关系,但在历史上,此时中日僧人之间的往来非常频繁.中国的赴日僧侣和日本的入宋僧、入元僧传入日本.在赴日僧侣中,兰溪道隆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兰溪道隆,俗姓冉氏,四川人,33岁（1246年）时率弟子赴日传道,为中国禅僧游化日本之始[5].由于兰溪的到来,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由庭石构筑巨大景物的尝试.中国式叠山的特点是雄厚高大、凝重险峻、豪健粗放,使用大量高达险峻之石进行造型.被称为日本瀑布造型白眉的天龙寺、金阁寺瀑布都具有上述特点.据日本学者研究表明：两者都是受中国画影响而产生的典型,均传为兰溪助力所作,为典型的北宗山水画结构[6].

同时,还存在着造园借用中国绘画意境的手法,来自南宋的绘画作品被日本禅寺及将军家竞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牧溪.牧溪为代表的僧人画家在日本称为禅余画家,据悉：室町将军足利义政藏画279幅,其中牧溪的达130幅,居首位;其次是梁楷、马远等作品.牧溪的作品中,代表作为《八景图》.其中八景的题名,成为园林题名的参照.另一位被日本所推崇的是南宋的画僧若芬.因其在苍崖上造茅屋,门上匾额“玉润”,因此,其画风被日本人称为“玉润样”,日本古代造园家也把玉润的画风用在造园上,称为“玉润流”.这种风格的特点是在两个假山中间设瀑布,瀑布之上架高桥.假山高耸而山谷幽深,瀑布叠石则刚劲有力,假山上部置有多数石组,整个构造豪华奔放.

梦窗疏石是经历了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的重要造园人物,他的师父是旅日的中国禅僧高峰显日.他的造园思想深受中国禅宗思想的影响.在参与造园之前,梦窗疏石已经频繁经历了各种寺院僧堂的建造,据记载有甲州的静居寺、二阶堂永福寺的南芳庵、瑞泉寺等.1333年,镰仓幕府倒台,梦窗疏石又受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的重用,负责管理京都临川寺,《临川家训》有“三会院东侧建筑起了一些小山水”[7]的记载.足利尊氏的住宅——等持寺庭园虽然是按照等持院设计师指示建造的,但是内部的池水、庭园以及瀑布组合很有可能也是梦窗所设计.从《荫凉轩日录》以及其他禅僧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此泉水は開山手づから御立つるの石なり（此泉水是开山手立石）”的记载.可以推测的是梦窗疏石也参与了此庭园的建造.此后,梦窗疏石就成为人们争相模仿的庭园建造者,他的庭园设计也成为了人们模仿的范本.江户时代,很多出版的庭园建造秘籍都提到梦窗疏石的名字.

中世晚期,日本园林开始进入全面内化的时期,形成自己独特的园林特征.如上文所述,茶庭营造的记载主要存在于有关茶艺的书籍中,如《古今茶道全书（第5卷）》、《梦窗流治庭》和《茶室庭园听书》等,园林的营造围绕着茶庭展开.千利休是茶庭营造的关键人物,他精通茶道,并善于造园,丰臣秀吉拜他为师学习茶道.千利休在中年之前所居住的茶室庭园多沿袭师傅武野绍鸥的风格.晚年时,他设计的居室大多展现了他自己独特的茶道观.他的茶室庭园继“四张半室”之后,还有椅子、厕所、内部厕所、栅栏门、井等特有设施,以及踏石路、鹅卵石路、篱笆、双开板门等构筑,建筑物的旁边还要有池水.这表明千利休除了在茶室雅居的建筑上非常有研究外,还对茶室庭园的设计颇有造诣.千利休的茶室庭园设计不止局限于地形和设施,对于树木的搭配也十分考究.《茶话指月集》记录了千利休的一句话：“おち葉のつもるもそのまま掃きぬが功者也といへり（落叶不扫,也是一种设计之美）.” 后人认为这种在茶室庭园内铺设落叶的做法始于千利休.

江户时代以来,造园书的大量书写表明了造园活动的兴盛,书中也可见此时造园手法较前代有了不一样的发展.《筑山庭造传》如其书名所示,是讲筑山（庭园内的假山）和庭园山水的书,同时还涉及其他造园方面的问题,如出现了池水庭园的各种样式——大海形、大川形、山河形、枯水形、沼形、池川形、草平形等.书中提到“枯水形”是“以低矮假山和庭园道路为基础的、极具风情的”一种设计样式,跟我们现在所见的“枯山水”手法有极大渊源.作者没有直接解释枯山水的含义,而是通过插图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其形态.该书与以往秘本造园书最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论及阴阳吉庆、用佛陀和菩萨的名字给真山水命名、表现西方净土九品等形式上的问题,而是通过实地经验,将庭园石头和树木的处理方法传授给读者.尤其在树木的种植上,研究者们认为这是参照了《月令广义》等书中的中国植物.《筑山庭造传》和《筑山庭造传·后编》在谈论茶庭洗手石钵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司马温公洗手石钵”.在那个时候,中国宋元的园林思想对于日本造园仍有深远影响.洗手石钵在后来发展成了日本造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另有其他造园书的内容也出现了与之前主流的《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相反的想法.如《余景作庭图》与传统的以点景石为中心的庭园不同,其加入了利用海这样大胆的构思.《筑山根元书》否定了真行草的形式,但遗憾的是没有提出可以代替的方法.各种记载不同造园思想和做法的书层出不穷,日本园林观念在这个时候发展出了独特的内化特征,如当时出现了关于日本本土生态环境的思考——“海”的观念,以及海与陆地的关系问题,这是在中国园林营造中极少出现的观想对象,另外,有关禅宗思想的深化等.

江户晚期,明末的计成,他的造园理论兼实用书《园冶》传到日本,该书不仅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在做法的描述上可以直接参照使用.显然,这本书也受到了日本造园研究群体的广泛重视,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本土造园书籍却极少对《园冶》中所提到的做法有所参照,仅在缩景和借景这些特定的取景手法上有些许借鉴.这也表明了此时的日本园林营造并没有借鉴具体的造园方法,而仍然十分关注园林中景物提名的诗意借鉴上.可以说,直至后世,日本庭园以朴素的形式继承着中国已抽象化的早期园林之手法.

四、结语

与现今中国重视自然生态和营造的观念相比,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史虽有着悠久年代及思想文脉的集中體现,但却还是显得有些苍白.这不仅是出于对中国古代园林文献的回望所得出的结论,更是从日本园林典籍中所获得的认识.日本留存的造园古籍可谓是东方造园史研究的瑰宝,每本造园书籍都可以从一个角度切入来窥探一个时代的园林意象和造园手法,同时,这些书籍又共同作用并串联起历史长河中一度被切断的脉络.日本的造园思想受到中国园林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研究中国传统园林思想的演变与传播,有必要将日本造园古籍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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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刘庭风.中日古典园林比较[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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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1]曹林娣,许金生.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