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协商共和看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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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从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其他各界人士代表在协商建国过程中,坚持统一战线重大原则,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方式方法,充分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堪称统一战线的经典史话.
政治协商的根基在于共同的初心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同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共同目标、历史逻辑、现实基础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提出新主义革命纲领,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产生之初,政治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成为大家高度一致的目标追求,为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奠定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由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初年制和国民党的失败,从历史和实践角度再次证明：中国的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专制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要归于失败.
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中国人民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政治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在领导新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中,清楚地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之后,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才能救国救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48年4月30日,中国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坚持以人民利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为重,充分认识各自的价值所在,共同作出历史的选择.
政治协商的关键是坚持中国领导
政治协商制度区别于制和国民党,关键在于中国是执政党,各党派是参政党.两者本质关系是平等但不对等、监督但不制衡、参政但不分权、合作但不同一,其核心是坚持中国的领导.
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两面性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代表革命阶级、阶层的党派、无党派人士相比,阶级基础最深厚、利益代表最广泛、组织纪律最严明、思想理论最先进,因此只有坚持中国领导才能完成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重任.而在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立之前,国民党集团建立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独揽国家一切权力,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拒绝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各党派在长期实践中经过对比,郑重选择和接受中国领导.
历史事实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只有中国才能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不仅是中国的观点,更是各党派代表人士的共同心声.中国发布“五一口号”,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李济深说：“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的领导.革命的三义与新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的领导.”民建原主席成思危说：“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党派和中国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才能胜任.”
坚持中国领导是包括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选择,坚持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自觉坚持和维护中国的领导,只有中国的领导越坚强,各党派之间的凝聚力才能越大,合作的格局才能越稳固.
政治协商的方针是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
政治协商关乎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国之大是.必须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關系的方针,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做到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在坚持一致性中包容多样性,做到包容多样而不丧失主导.
在这一点上,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在给李济深、沈钧儒两位老先生的信中,采取当时流行的半文半白文体,用语谦恭,以弟自居.周恩来要求对党派的头面人物,不能像对待党内同志一样,把人家叫来开会,而是要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征求意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由于住房十分紧张,陈毅主动将自己的住房让给了傅作义.
我党还尽量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同盟者”与“统一战线”相伴而生,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就是团结同盟者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团结同盟者必须照顾其利益.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些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其中,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中有3人,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有2人,34个部级正职中有15个由党外人士担任,在63名人民政府委员中,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30人.
我党还坚持团结—批评—团结方针.“团结—批评—团结”是我们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对一些原则问题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批评,最终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比如,柳亚子先生性格直率,1949年到北京之后,因为个人情绪给写了一首诗.读诗后,很重视此事,他理解柳亚子的心境,立即派人妥善地安排他的生活问题.在百忙中,又回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回忆了他们的交往,并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委婉、含蓄、善意地提醒劝导,启发他从大局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柳亚子深受感动,欣然接受了规劝.
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正确处理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统一战线就巩固壮大,党的事业就向前推进;否则,统一战线就缩小甚至破裂,党的事业就遭受损失.新时代我们要在充分尊重多样性基础上,增进一致性,不断巩固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不断巩固一致性基础上,尊重多样性,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的范围.在实际工作中,一致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学会用一致性来协调多样性,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到统一战线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责编 杨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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