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学年论文范文参考 行政管理学年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行政管理学年论文范文参考：知识传授与学术探究：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图景
2. 第二篇行政管理学年论文样文：制度环境、政府行为与募资变更
3. 第三篇行政管理学年论文范文模板：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关系研究
4. 第四篇行政管理学年论文范例：银行监管中的市场约束研究
5. 第五篇行政管理学年论文范文格式：科研团队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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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行政管理学年论文范文参考：知识传授与学术探究：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图景

从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在学科最初出现之时,是作为学术知识的分类或学问的分支,其本身并不具有教学的含义,但却与教育、教学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实质上所有学科都是以教育为缘起,抑或是教育形式改变之后所带来的结果.1尤其自中世纪大学形成以来,学科便是大学的细胞,大学则是促进学科发展的主要阵地.大学内结合本学科专业继承人才的培养,在课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互动下推动着学科的发展、分化与融合.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学术日益专门化的情势下,特定类别的知识在大学往往作为一门专门的教学科目来对待,在界定“学科”一词的含义时,既强调知识分类、分门,又无法回避在大学中以教学科目为载体的事实.而以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建立和师范教育兴起为机缘创立起来的中国教育史学科,其发展历程更是如此.

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尤其是师范学堂的创立和中国近代新学制的颁布实施,中国教育史作为培养教师的主要教学科目,被列为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正式科目.中国教育史学科从一开始就以作为大学堂、尤其是师范学堂中师范生的专业基础课和其他系的“通习科”或选修课,通过课堂知识传授的方式,把中国教育史这一知识类别带入国人的视野.并在此过程中,从最初引介日本教育史方面的著述到国人编译、自著中国教育史教材和著作,从仅仅作为教学课堂的讲授内容到结合近代中国新教育历程开展本国教育历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知识内容、知识范围和知识体系,成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学科”.

新中国建立后,在向苏联学习建设以“学院—专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培养党的专门人才影响下,早期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班的设立,通过学术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式讲授知识、传承学术,不仅开始形成以大学为中心的中国教育史研究阵地,促进学科的规范化发展和具备完备的学科形态,而且初步形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教育史学科知识体系.遗憾的是,“*”中,中国教育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因为政治运动的席卷,几乎陷入停顿之中.

改革开放后,源自研究领域基本理论的澄清、学科体系的反思和高校中国教育史课程教学的重新开设,中国教育史学科得以恢复与发展.一方面,在大学正规学位制度推进下,中国教育史学科硕、博士研究生开始招生,在培养本学科的专业学术继承人的过程中,采用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业知识传授和学术探究,既培养中国教育史学科专业学术人才的队伍,又成为该时期学科发展新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在大学教学和科研互动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并在研究观念的转变、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拓展方面都形成自身的特点,从而推动着该学科的规范与拓展.

而进入新世纪初年以来,面对新的时代和社会的挑战,尤其是大学内中国教育史课程地位削弱、学科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的现实,研究者从呼吁课程建设的改革、转变学科研究范式的探寻、倡导研究重心的下移等多角度展开对学科本身的反思和前瞻,既拉开中国教育史前沿研究的序幕,也使得该学科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势态.

本研究正是鉴于学科与大学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和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本身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内中国教育史知识传授与学术探究为观察视角,运用历史文献研究和口述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教育史学科专业学术人才培养过程的考察和学术传承的分析,探讨中国教育史学科是如何在教学和研究的互动下形成、衍变和拓展,从而展现出中国教育史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图景.

第二篇行政管理学年论文样文：制度环境、政府行为与募资变更

募资变更属于公司重大决策,但现有的实证研究仅分析了公司内部因素对募资变更的影响.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上市公司特有的募资变更行为可能应该从更根本、更实质的角度考虑.本文从制度环境和政府行为出发,将募资变更的研究视角拓展到外部,并讨论了政府干预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的具体路径和募资变更导致公司价值下降的具体路径.

首先,本文以2001-2005年A股IPO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制度环境、地方政府干预、公司治理三者对募资变更的影响,并从事后5年内（共涉及时间段2001-2009年）公司超额行业价值（并经过规模分组调整）角度将募资变更分为损失性变更和补偿性变更.研究发现,较好的公司治理在非国企中能有效降低募资变更几率,支持公司战略；在地方国企中只对损失性变更起到“防火墙”作用；在央企组中只有地方负担较轻时才对损失性变更起作用.由于“逆向软预算约束”动机的存在,较强的地方政府干预能导致地方国企中的损失性变更,但其在非国企中的影响受制度环境制约.发达的制度环境能抑制非国企的补偿性变更,但无法有效约束损失性变更.

其次,本文进一步选取2001-2009年期间A股发生募资变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晋升激励、投资来源对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追求任期内的GDP增长,任期内的移动平均GDP增幅越小,募资变更几率越高；但地方政府对企业募资变更的干预还受到其他投资来源的影响,较少的省区贷款投放也能导致募资变更几率的增加,并且在两种情况并存时,募资变更情况更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长期贷款在晋升激励较小的情况下能部分分担地方政府对募资变更的干预,而省区贷款投放在晋升激励较大的情况下更能缓解地方政府对募资变更的干预；省级国企和市县级国企募资变更都受到晋升激励的影响,但市县级国企募资变更更易受到贷款投放的影响；晋升激励和贷款投放在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对募资变更的影响更明显.

再次,地方政府干预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中大多只见政府不见官员,但政府行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官员行为,官员是企业行为背后的重要因素,进而将政府干预募资变更的视角进一步拓展到地方官员.本文以2001-2009年期间A股发生募资变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官员年龄、学历、任期等特征对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小、学历越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几率越大；随着任期的增加,募资变更几率呈现倒“U”型变化；在任期接近4年,官员年龄越小或学历越低时,募资变更几率越大.并且官员特征对募资变更的影响因官员不同来源、任职地区以及国企产权对应的不同行政级别而异.

最后,现有的文献很少关注募资变更之后的投向,从而使得募资变更如何导致公司价值下降成为“黑箱”.本文选取2001-2009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府干预下募资变更后投向的角度解开部分“黑箱”.我们从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构建政府多重目标的干预指数,发现政府干预越强,募资变更几率越大；政府干预下公司募资变更后更易投向固定投资,最终降低公司价值.进一步发现,固定投资的资金是否来自募资变更并不能影响公司价值,降低公司价值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干预；政府干预之下公司进行的募资变更和固定投资均降低了公司价值,而募资变更是政府干预下公司进行固定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

本研究从地方政府干预及制度环境角度揭示了IPO募资变更的部分原因；从投资来源角度厘清了地方政府干预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的具体路径,为我们正确认识募资变更及制定相关监管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且本文进一步将政府“掠夺之手”研究拓展到官员个人层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官员个体差异在企业微观行为中的影响,而从募资变更投向角度揭示了政府对企业“掠夺之手”的具体路径,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政府干预企业动机及经济后果的认识.

第三篇行政管理学年论文范文模板：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关系研究

本文以近年来我国的深化医药体制改革为背景,以高层梯队理论和战略变革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与企业战略变革以及公司绩效的关系加以分析.

自2009年4月深化医药体制改革的政策出台后,我国的医药制造企业便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震动.一方面,为了保障老百姓能“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在政府和党*的带领下,基本药物制度和医疗保障体制的推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我国的医药制造企业不得不对自身的战略进行变革,以适应政策变化的需要.而在这种复杂动态的环境中,企业管理层如何通过战略的调整来应对接连不断的挑战就成为了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和企业界普遍认为,只有不断变革才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根本.因此,战略变革理论对于现阶段国内的医药制造企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究竟从什么角度来探寻国内企业变革的真理成为了摆在每一个中国战略管理学者面前的难题.

纵观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轨迹,不论是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定位理论还是新兴的资源基础观,学者们对企业战略管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将组织抽象为理性的个体,而战略的主体是管理者,是有其独特个性和认知的人.为此,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层管理团队是一个企业的战略核心,他们担任着战略决策的重任.该理论从高管团队的客观特征、心理特征出发,找寻企业绩效差异以及战略行为的潜在逻辑.但是,有关高层梯队理论的相关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还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挖掘与深入.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研究高层管理团队的客观特征与心理特征对绩效的影响；第二,研究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战略变革对绩效的影响；第三,研究战略变革在高层管理团队与绩效之间所发挥的*作用.

围绕以上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在战略管理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无法接受经济学家将管理者视为完全理性的同质假定.相反,许多学者都指出管理者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甚至有许多管理者是天生的战略专家和创新者,他们的决策方式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艺术.然而,正如Johson(1992)曾指出的,在当今的管理研究中,即使将研究焦点转移到分析不确定性、复杂性甚至混沌理论的时候,学者们还是过于关注管理系统中那些非人性的东西,关于认知和有关个人特质的分析在管理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起步阶段.

本研究的出发点,正是基于上述思考而来.即我们对高层管理团队和战略变革的研究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对管理者认知的剖析.但是,现有研究普遍忽视了高层管理团队心理认知因素对其战略行为的影响.因此,从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和注意力出发,来探讨高层管理团队的客观特征、心理特征与战略变革以及企业绩效的关系也就成为了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内容.

第二,关于战略变革效果的讨论一直是相关理论的热点,有学者认为战略变革是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提高绩效的良药.也有学者指出,在现实经营中,成功的战略变革案例要远比失败的战略变革案例少得多,因此战略变革对企业的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神奇.而本文认为,应该从权变的角度来对战略变革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类型的战略变革,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就是探讨哪种类型的战略变革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医药类上市公司更为有效.

第三,许多国内学者都曾探讨过我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的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到战略变革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内容就是将以上两个研究内容综合起来,探讨战略变革在高层管理团队的特征和绩效之间所起到的*效应,并对我国的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以验证高层梯队相关理论在我国企业中的合理性.

本文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基于前人的研究文献,在提出研究模型和假设以后,通过选择沪深两市的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SPSS软件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以期得出对高层梯队理论和战略变革理论有所贡献的成果,同时也希望本文的结论对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转型实践有所帮助.

本研究流程遵循：(1)确认研究方向与研究问题；(2)相关文献综述；(3)提出概念模型和假设；(4)数据收集与研究准备；(5)实证分析；(6)分析结果的讨论；(7)总结与展望.全文分为三个层次,共7章：第一层次(第1～2章)为研究思路与理论基础部分,主要讲述了高层梯队理论和战略变革理论的发展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二层次(第3章～第5章)为实证主体部分,根据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对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第三层次(第6章～第7章)为总结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及实证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团队的教育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也就是说,在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团队的教育异质性和年龄异质性越高,则企业绩效越差.

第二,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中,战略变革在高层管理团队特征和公司绩效之间起着*效应.也就是说,高层管理团队是通过战略变革来对绩效产生影响的.

第三,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越高,其公司层战略变革的程度就越低.也就是说,同质性越高的管理团队越偏向于采用公司层的战略变革行为.

第四,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团队的注意力越偏向于企业型,其战略变革的类型就越偏向于公司层战略变革.也就是说,高层管理团队越注意企业型的问题,他们就越偏向于采取公司层变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第五,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中,公司层战略变革的程度越高,其绩效也越高.而实行经营层战略变革的企业往往会受到组织惯性的阻碍,对绩效产生暂时的负面影响.

此外,本研究基于高层管理团队特征的相关结论,对战略变革和组织适应周期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创新,提出了战略变革双螺旋模型,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验证并深化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相关问题.本文从高层管理团队客观特征和心理特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以及组织绩效的关系.已有研究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客观特征比较重视,却忽视了高层管理团队心理特征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从注意力的视角出发,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心理特征进行了描述和测度.近年来已有国内学者将注意力基础观的概念引入到国内的理论界,但还缺乏相应的实证分析.本文采用我国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的样本对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以及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第二,从战略变革的角度探讨了“企业高管团队特征→组织绩效”的“组织特征黑箱”问题.本文将战略变革作为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绩效的*变量,从而验证了“企业高管团队特征→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为我国企业经济管理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也为企业建设高效的高管团队和企业的战略实践提供了应用性支持.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对高层管理团队的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已得出了较为肯定的结论,但却没有正视战略所起到的*效应.本文引入战略变革作为*变量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补充.

第三,诠释了管理者认知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相关假设和实证结论对企业演进的适应周期理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挖掘.本研究在迈尔斯(Miles)和斯诺(Snow)的适应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战略变革适应周期的双螺旋结构,从管理者认知的动态视角对组织的发展与变革做出了新的解释.

第四,验证了国外的高层梯队理论在我国企业中的“本土化”应用.通过这种“本土化”研究,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的角度来丰富和发展企业战略选择的理论,一方面展示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通过研究结论发现了相关的国外研究结论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对于进一步的企业战略变革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后,本文虽然就高层梯队理论与战略变革问题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与实证上的分析,但受笔者理论水平与知识积累的限制,仍存在一些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本研究采用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来作为其客观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异质性在已有研究中比较常用.而高管团队的客观特征还有很多,本文并没有对其作一个详细全面的分析,因此今后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他客观特征与企业战略以及企业绩效的关系,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第二,本研究采用高层管理团队注意力作为其心理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其他心理特征的量化方法过于复杂和困难.而有关高层管理团队心理特征的实证研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有学者指出,未来的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心理特征变动的程度,还应该关注心理特征变化的速度.

第三,本文在对战略变革测量的过程中,按照国外研究的分类方法,将战略变革分为公司层变革与经营层变革两类.而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发现,这种分类方法带有很强的国外公司体制的痕迹,在应用到本国企业时还需要作出大量调整.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开发更适合我国企业的战略变革实证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学者们才能不断对战略变革理论进行完善,从而达到更理想的分析效果.

第四篇行政管理学年论文范例：银行监管中的市场约束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监管是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基石.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至关重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市场机制拥有发达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稳定功能,而且需要政府进行灵活有效和及时适度的干预.这一点已经被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所证明,当前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更是最新的印证.因此,改革银行监管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依然是如何找到市场约束与官方监管的最优结合点并实现两者动态均衡.

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以银行监管中的市场约束为视角,探讨银行监管的反思与调整这一当前全球最为炙手可热的话题,研究重心通过对银行监管市场约束的重新认识,推动市场约束与官方监管功能耦合的理性思考,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实施监管再造,积极探索在银行安全网重构中强化市场约束效应,并将之付诸于我国银行监管改革实践之中.全文结构按照逻辑路径层层展开:什么是银行监管中的市场约束影响市场约束有效性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在监管再造中实现市场约束与官方监管的功能耦合如何基于我国国情引入市场约束完善银行监管通过回答上述问题尝试建立系统、科学的市场约束理论研究框架及可行实施策略.

通过追溯银行监管中的市场约束理论渊源及发展沿革,厘清市场约束与官方监管的区别与联系,借鉴包括《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内的国内外最新研究文献,系统建立市场约束实施机理的四维分析框架——实施主体、实施程序、实施途径及实施基础,四个维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市场约束激励结构.上述框架的建立回答了“市场约束是什么”的问题.

以模型演绎及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市场约束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社会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约束最优模型意在分析如何有效发挥市场约束以实现银行监管的宏观目标,基于实施基础的市场约束模型重在分析市场约束有效发挥的微观影响因素,基于银行最优经营的市场约束模型则验证了市场约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官方监管资本约束的职能.上述模型分析揭示了实施适度市场约束的重要性以及完善市场约束实施基础的必要性.基于实施程序的实证检验中,市场监控存在的证据非常确凿,市场影响研究较少但大体支持有效性结论,最新研究趋势是将实施程序与实施基础相结合,提高有效性检验的可信度.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我国银行业经营安全系数评价模型,并在改进Demirgug-Kunt和Huizirtga(2004)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考察引入实施基础变量时我国14家银行2000-2007年间的市场约束效应,研究结论为强化我国市场约束提供经验证据.市场约束与官方监管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使两者的结合成为可能,美国次贷危机的监管诱因使两者的结合变得更为迫切,新规制经济学以及激励相容监管理念为两者的结合找到理论支撑.通过实施监管再造,引入市场约束重构银行安全网,实现市场约束与官方监管的最优结合就成为理性选择.通过将理论分析、模型推演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在剖析现有银行安全网的旧弊端与新问题基础上,分析银行安全网与市场约束的结合机理,并对具体制度设计提出建议.包括从实施边界、决策体系、执行模式以及支撑机制四个层面完善广义的审慎监管新框架,从立法支持、甄别机制、救助策略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优化最后贷款人机制设计,通过实施有限的存款保障机制、制定风险保险费率以及优化保险组织形式等措施建立可信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全文最后分析了我国当前强化市场约束促进银行监管再造的必要性,提出从优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加强金融运行透明度、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等方面夯实市场约束实施基础,提出完善我国现有银行安全网中审慎监管及最后贷款人的机制设计,废除隐性担保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等一系列建设性对策.对策将市场约束真正贯穿银行监管“预防性管理-紧急救助-市场退出”全过程,最终将实现我国银行监管帕累托改进.

本文主要研究意义在于丰富银行监管中的市场约束理论分析框架并从监管层面对于此次金融海啸进行反思,为调整与改革全球金融监管提供参考借鉴,并为实施国家金融战略提供决策支持.

第五篇行政管理学年论文范文格式：科研团队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科研团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发源地,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科研团队是由具备不同专业背景或知识技能的研究人员为了完成一项科研任务或目标而形成的学术群体.因此,高异质性是科研团队的一个重要特征,且科研团队的创新成果是个体成员集体贡献的结晶,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我们把落脚点放在整合富有高异质性的团队成员身上.本文围绕“科研团队异质性如何影响成员创新绩效”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研究,深入剖析了科研团队异质性对成员创新绩效的跨层次作用关系,以及团队层面的创新氛围在此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和团队层面的领导观点采择能力、依存性的调节作用,以期揭开科研团队异质性对成员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黑箱”.

具体而言,本文逐层深入地探究了以下五个问题：（1）科研团队成员的创新绩效如何衡量?（2）异质性作为团队结构的一种静态描述,对科研团队成员的创新绩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3）团队异质性是如何通过整合团队氛围来影响创新绩效的?即创新氛围是否在异质性与成员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着*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4）在科研团队情境下,领导观点采择的定义是什么?它对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是否会产生影响?如何影响?（5）在科研团队的相关研究中,鲜有研究把依存性作为团队过程和结果关系的调节变量.那么依存性在科研团队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在研究设计上采用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案例研究重点提炼了科研团队异质性、创新氛围、创新绩效、领导能力和团队依存性的主要特征,并为实证研究提供初步的理论命题和经验性解释.实证研究则从团队层次和个体层次两种研究视角,通过构建被调节的*效应模型,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对我国6所“985”高校101个科研团队的配对样本数据展开分析.研究结论以期在理论上深化和丰富科研团队理论体系,在实践上为我国高校科研团队的建设、管理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管理启示.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对国内外现有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综述.界定了科研团队的概念,对比分析了科研团队主要特征以及科研绩效的衡量方法,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异质性、创新氛围、领导力和依存性的相关理论和研究进展.

（2）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初步构思异质性与成员创新绩效影响机制中可能存在的变量及其关系产生,进而提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和相关的研究假设.根据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的,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样本数据,并检验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3）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检验了团队异质性通过团队创新氛围对成员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HLM分析结果表明：任务相关异质性（专业异质性和从事科研时间异质性）有利于提升成员的主观和客观绩效,而身份相关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则会降低创新绩效.尽管已有研究证实,教育程度差异和性别差异对创新也会产生显著影响,但在本研究中却未得到有效支持.同时,团队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非是直接的.异质性仅是创新过程的输入变量,并不会直接影响创新绩效,而是通过创新氛围的传导作用间接产生影响.

（4）通过构建被调节的*效应模型,重点考察了领导观点采择能力与团队依存性的调节作用.HLM分析结果表明,当科研团队领导者表现出较高水平的观点采择能力时,专业背景和从事科研时间的异质性通过创新氛围的*作用,对个体创新绩效产生的正向影响较强,而年龄差异性产生的负向影响较强；反之,异质性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同样,依存性对异质性通过创新氛围对成员绩效的影响效果也会产生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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