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流行下查士丁尼的变和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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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瘟疫作为自然界的一项基本参数,过去和现在一直是许多人类历史事件的决定因子,值得被关注.542年的拜占庭帝国时代,一场威力不亚于欧洲黑死病和西班牙大流感的瘟疫猛烈地更改着历史进程.[1]对此,拜占庭学研究却并无明显关注,正如陈志强教授有言：“现代拜占庭学家最严重的失语表现之一是,他们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叙述只字不提‘查士丁尼瘟疫’这一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2]随着环境史和瘟疫史的兴起,学者们有了更多的可能去重新阐释这一历史事件,笔者也乘兴而来,传唱大瘟疫中的慷慨悲歌.
关键词：查士丁尼;拜占庭帝国;大瘟疫;变与不变
一、从各个战场的形势看变与不变
1.波斯战场的战和反复
罗马帝国曾在图拉真（Traianus,98-117）时期短暂统治过两河流域,但是到了查士丁尼时期,国力已难望从前项背,又受外交军事政策的影响,拜占庭帝国在与波斯帝国的战争中总体表现劣势.
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即位之初,主少国疑,波斯国王科巴德一世（Kad I,488-497,499-531）就发动同盟战争逼迫拜占庭帝国参战并大举入侵,在达拉城（Daras）战役中,青年军官兼中兴名将贝利撒留（Belisarius）脱颖而出,挫敌锋锐,扭转战局.[3]
533-539年,查士丁尼在击败汪达尔王国后命令贝利撒留向东哥特进军,节节败退的东哥特王国抵挡不住武德充沛的贝利撒留,竟穿越拜占庭国境向萨珊波斯求援.[4]科斯劳一世（Khosrau I,531-579）深知其中利害,于540年大举入侵拜占庭.由于是突袭战争,拜占庭帝国攻守失衡,波斯帝国充分发挥骑兵优势,势如破竹攻入叙利亚地区,劫掠安条克（Antioch）.可怜罗马帝国时期的威严都市,在战争和瘟疫的影响下几乎沦为一片废墟.
为改变战局,查士丁尼紧急调动贝利撒留充当救火队员,贝利撒留从意大利战神归来,不负众望,收复失地,构筑防线,反攻波斯.在此期间,542年,瘟疫席卷埃及,随后波及全国.[5]543年库斯劳一世趁机侵占亚美尼亚之后双方再无战果,遂于545年议和.[6]
在查士丁尼王朝,和平与统一是拜占庭帝国的两大战略目标.[7]无论是从统一即恢复罗马帝国辉煌的出发点,还是想通过战争胜利换取和平,波斯与拜占庭之间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需要恢复的领土众多,国力又不足以支持两线开战,在实际的战略选择中,查士丁尼在东部战线上采取的是防守姿态,并不主动入侵波斯,但这种姿态也是有底线的,当波斯大动干戈侵犯到拜占庭的核心利益的时候,查士丁尼也是不吝血战的.这种纵深防御战略虽然保障了查士丁尼在西部战线上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出击,却牺牲了东部前线军民的利益,无法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查士丁尼这种不变的战争需求和变化的战争策略是矛盾的,是迫于实际需要产生的,不可避免地使东部战区走向劣势,并且影响到了整个国家.安条克城的崩坏虽说是波斯毁约在前,但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也应该有“兵不厌诈”的基本概念.事实上,波斯帝国也从未轻视拜占庭帝国在利比亚和亚平宁地区的征服.[8]与此同时,瘟疫的席卷确有加快战争结束的一面,也导致东部战线军民被二次伤害,查士丁尼的选择无疑是这些地区时代苦难的根源,也为整个帝国的衰败加重一根稻草.
2.利比亚地区的得而复失
东部战线疮痍满目,被倾斜资源的西部战线也并非尽心如意.
就地区的征服而言,由于汪达尔人在为了方便统治这一地区的时候拆除了城墙,在战术和战略上独具慧眼的贝利撒留自然势如破竹.汪达尔人野战败北,又无城可守,先辈们“筚路蓝缕”侵占而来的领土在一年多里又重回罗马版图.[9]
就查士丁尼的统治而言,军事征服成果并不牢固.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查士丁尼奉行高压政策,在这种高压并不利于新征服地区的民心稳定.二是北非土著居民摩尔人的反叛和侵扰;三是距离统治中心遥远地方离心的现实.
在这三座大山下,迎接利比亚地区人民的并非幸福和快乐的童话结局,而是“战火之后,幸存的利比亚人数极少,生活贫困,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获得了和平[10]”.在大瘟疫流行的背景下,利比亚地区的荒凉景象不难窥探.
查士丁尼指派管理利比亚地区的总督所罗门的统治确有称道之处,但抵挡不住一波又一波三座大山下奔涌而来的大潮.“救火队员”贝利撒留能救所罗门一次,却难救第二次,毕竟,他本人后来也受到颇多掣肘,不复当年之勇.太监总督所罗门的死亡象征着拜占庭帝国在利比亚统治的初步失败,此后,地方离心趋势不断加强,查士丁尼的强权统治一结束,这个地区也就注定不再属于东罗马帝国.
“尽管汪达尔人在征服时期史残暴的劫掠者,但在他们统治时期,北非的农业和商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对外贸易甚至还相当繁荣.”[11]新形势下查士丁尼以他顽强固执的高压姿态使他的复兴努力在这一地区也以失败告终,利比亚地区的荒凉与得而复失既有天灾,更是人祸.
3.哥特人的死灰复燃[12]
与哥特人的战争开始于535年,拜占庭帝国兵分两路,北路由和贝利撒留一起平定尼卡的元勋门德斯（Mundus）率领,从达尔马提亚进攻;南路由贝利撒留率领,攻向西西里.贝利撒留或真拥有上天难以掩盖的光辉,在北路军统帅门德斯因为丧子之痛和敌军拼的你死我亡毫无进展的时候,贝利撒留则发挥了举世无双的军事才能,轻取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兵锋直指罗马.罗马帝国自3世纪衰败以来,胜少败多,其领土主权不断丢失,而贝利撒留数年之内,连战连捷,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扩大了几乎一半,无愧战神称号.[13]
当然,贝利撒留能在哥特戰争早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与哥特人内部的混乱不分开关系,但当年轻果敢的维提格斯（Vitiges 536-540）取代了昏聩怯懦的老国王狄奥达图斯（Theodatus,?-536）后,力战的他面对贝利撒留也是吃力不讨好.在罗马围城战中,维提吉斯整合15万精兵力战贝利撒留的一万新军,贝利撒留依靠城墙和计谋重创哥特军队,随着拜占庭援军的到来,哥特人元气大伤,大势已去,亚平宁已成为贝利撒留的囊中之物.第一次哥特战争是贝利撒留一生传奇的巅峰,此后的他由于功高震主,屡次受到皇帝和皇后打压排挤,即便危难时刻会让他出场,壮志难酬依然是是贝利撒留后半生的主旋律.
539年底,因为波斯毁约宣战,贝利撒留被仓皇调往东部战区,此时的他依然身负着皇帝的种种寄托.540年至544年,拜占庭忙于东部战线,无暇西顾.本来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可长久进行,但一场瘟疫突如其来的爆发,沉重地打击了帝国的有生力量.查士丁尼也害怕再出现一个像贝利撒留会被异族人封王的将领,所以帝国在意大利的軍事部署出奇的分散,一万多军队却有12个互不统属的长官.为了防止僭主出现而实行的地方分权措施在统治不稳定的地区是极其致命的,哥特抵抗力量公推的托提拉（Totila,541-552）趁势兴起,541年至544年,托提拉所向披靡,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力量仅限于几个拉文纳,罗马几个据点,古都告急.
544年,历经瘟疫和波斯战争伤痛的拜占庭帝国重整旗鼓,由贝利撒留领兵回击.然而,在宫廷阴谋中几乎失去了一切急忙逃出帝都的贝利撒留得不到皇帝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近乎于孤军奋战的他最后无力回天,最后于548年仓皇退出意大利.
和对待利比亚地区一样,查士丁尼王朝的军事征服首先是相当成功的,但随之而来的统治的维系带有不稳定的色彩,刚好遇上大瘟疫对拜占庭帝国强有力的冲击,查士丁尼在意大利的经营迅速化为泡沫.意大利的得而复失再一次说明,在新征服的地区,高压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战史》记载了面对托提拉围困的罗马守备贝萨和科农的一个故事：他俩储存大量的谷物以供罗马城墙里的自己人用,结果这些粮食在战时被高价卖给罗马富人以达到敛财的目的.当最后不得不释放那些因为绝望而想离开罗马的人时,居然也需要付钱,最后无数罗马人惨遭此浩劫.正如几百年后毁灭君士坦丁堡的是打着圣战旗号的十字军,真正毁灭罗马的也是罗马正统拜占庭.
在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地区建立政权以后,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的意大利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短暂复苏.但是短暂复苏之后进行的哥特战争给意大利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意大利地区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局势.[14]靠军事胜利获得的短暂荣光是极容易让人陷入的,这美梦也很快被惊醒,只留下了意大利地区的一片狼藉.经年累月的征战终是悬在各个国家上的“The Sword of Damocles”,带给普通百姓的唯有浩劫.[15]
二、从同时期的人看变与不变
1.贝利撒留的坎坷仕途：从“封狼居胥”到“李广难封”
汉武帝时期,汉朝有两位名将霍去病和李广,霍去病和李广拥有着两种不同的人生,典故“封狼居胥”和“李广难封”就是这种不同人生的最好陈述.有意思的是,这两种看似互不兼容的陈述却是对瘟疫前后贝利撒留人生状态的最好解释.“纵观贝利撒留的一生,他的政治成败和军事得失相辅相成.尽管在早期他得益于查士丁尼的信任和狄奥多拉的政治庇护,后期却也因为政治上的失势导致军事上的败局.”[16]显然,这种政治失势与瘟疫的爆发不无关系.
贝利撒留出生于公元505年的色雷斯,曾使罗马共和国危如累卵的斯巴达克也出生在这一地方,这一地区历来就是好斗尚武之地,也与查士丁尼的出生地伊利里亚相近.贝利撒留最早出现是作为查士丁尼的亲兵,他的妻子安东尼娜（Antonina）和查士丁尼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500-548）是闺蜜,用兄弟来形容贝利撒留和查士丁尼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这也能解释哪怕后来查士丁尼再不信任贝利撒留也从未致对方于死地.这种关系决定了当查士丁尼从将领到共治者到皇帝一路上升的时候,贝利撒留能够享受到的政治资源也得天独厚起来.
527年,刚刚即位的查士丁尼还没来得及坐稳皇位就迎来了第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并非来自内部却来自波斯.年纪刚刚满20胡子都还没长齐的贝利撒留和西塔斯诸将被调往前线,与查士丁尼共同应对这一场大考.在这次会考中,贝利撒留以其惊人的天赋在达拉城之战中打败波斯—阿拉伯联军,也证实了查士丁尼的慧眼识珠.此时的查士丁和贝利撒留都处于青年期,看似胆大妄为的行动中透露着深深的自信.查士丁尼即践祚即起用以贝利撒留为代表的年轻将领,贝利撒留等不负君望,成功完成自己的使命.宛若童话一般的故事里代表着的是王朝初期兴兴向荣的繁盛景象,若是没有那场瘟疫,霍去病式英年早逝倒成了恶名.
532年,在与萨珊波斯签订和约的同时,帝国的中心君士坦丁堡正爆发着一场严重的统治危机,代表着外部危机的第一次考试刚刚结束,象征着内部冲突的第二次考试就迫不及待来临.在帝都,代表大地主,元老院贵族等统治阶级的“蓝党”与代表商人和包税人等市民阶级的“绿党”分化由来已久,终于由于查士丁尼偏向前者打压后者导致矛盾一触即发.[17]绿党者高呼着“尼卡”,想要推翻查士丁尼的统治,这场起义声势浩大,整个城市处于腥风血雨之中,以至于查士丁尼一度想要让出皇位放弃统治.在这个时候,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500-548）力主抗争,女子尚能如此,查士丁尼自然下定决心抗争,他一边命令太监总管纳尔西斯用金钱策反人群,一边急召刚刚了结东部战事的贝利撒留入京勤王.双管齐下下,这场很快被镇压,查士丁尼靠着他强大的政治资本赢得了这场国内斗争,巩固了皇位.贝利撒留自然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帝王的股肱之臣,为他接下来领导复兴战争打下了基础.在这两场斗争中,以查士丁尼为核心,贝利撒留,狄奥多拉,纳尔西斯,卡帕多细亚人约翰,特里波尼安,西塔斯,门德斯等人组成了了强大的统治集团,帝国的复兴离不开他们每一个人的尽心尽力.
上文提到,533年到539年贝利撒留在西部战场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汪达尔战争胜利结束后,查士丁尼为贝利撒留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贝利撒留是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唯一获得过此殊荣的将军.后来意大利战场上的成就,更为他赢得了无上的荣光
贝利撒留这样的无双上将的存在起初是查士丁尼统治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8]但作为对权力十分看重的专制君主,查士丁尼奉行的“一元理念[19]”是不会允许可以威胁到他地位的人存在的.[20]早在贝利撒留之前,狄奥多拉代替皇帝已经处理了许多位高权重的文臣武将,反对她的人多数要最终丧命.[21]
贝利撒留的身份和能力使他在早些时候的权力斗争中没有受到波及,相反,他是深得皇帝信任的.但是,贝利撒留声望的日渐增长,军国大事对他的无比依靠,使他权臣的形象日渐丰满（虽然他本人并不具有这种想法）,对专制君主的地位构成了威胁.恰恰在这个时候,在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之间的信任变得模糊且脆弱的时候,贝利撒留却犯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为迅速结束哥特战争,贝利撒留假意接受了哥特人对他称王的支持.这种称王虽然只是个噱头,并没有付诸行动,但传到查士丁尼那里总会让人觉得扑朔迷离,空穴来风.而这还仅仅是事情的前奏.
基于双方之间兄弟般坦诚的信任,更迫于东部战线的需要和贝利撒留在意大利地区取得的辉煌战果,查士丁尼并没有就此事发难,但并没有为贝利撒留再举行凯旋式很好的说明了他的态度.当贝利撒留在东部地区力挽狂澜的时候,一场瘟疫却正在帝国内部蔓延着.君士坦丁堡由于是帝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又地处交通要道,自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22]在这次冲击中,皇帝查士丁尼也不幸患病,危在旦夕.
在这个人心浮动焦躁不安的时刻,“一些军官说,如果罗马人在君士坦丁堡拥立像他（查士丁尼）一样的人为皇帝,那么他们绝不承认他.”后来,“皇帝病情好转后,军官们互相指控,彼得将军和暴食者约翰声明听信了贝利撒留和布泽斯（Buzes）的话才发表了上述言论.”其中,布泽斯是贝利撒留的部将,问题的焦点一下子就集中到贝利撒留身上.于是,“狄奥多拉把所有的军官召回君士坦丁堡调查这件事.”最终,“尽管对贝利撒留的指控无一成立,但是在皇后的支持下,他仍然被皇帝解除了统帅职务.”事情还并不止于此,贝利撒留的亲兵和家仆都被拆散分配,他通过战争或者其他方式得到的大量财富全被没收,他还被明令不准被熟人拜访.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对贝利撒留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和致命的,“他被人遗弃、内心忧郁、面容愁苦,他曾希望再次卷入新的叛逆阴谋以结束自己的生命.[23]”
这场政治斗争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结束,皇权对军权进行了强有力的压制,虽然贝利撒留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处于半终结的状态.信任危机的产生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世人普遍相信的一个老鼠屎坏一锅汤的道理,哪怕查士丁尼也是一样,何况,贝利撒留并非不具有取而代之的能力.“皇帝病危事件的发生反映出拜占庭帝国集权制度的弊端.等这种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在为皇帝必须具有足够能力与健康体魄以维系其统治和地位.”[24]
贝利撒留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遭到了三重打压,又因为查士丁尼的投鼠忌器,更在随后的征战之中得不到实质性的支持,再加上树大招风的真理和推墙的众人们的努力,贝利撒留在对托提拉的征战中几乎无所收获,安东尼娜的背叛[25]和瘟疫的末日图景更会加重他内心的负担.
即便是在这样沉重的环境下,他惊人的光彩依然无法被掩盖.559年,保加利亚和匈人骑兵南侵,君士坦丁堡黑云压城.这个时候,垂垂老矣的查士丁尼终于又想起了被雪藏在都城的贝利撒留.忠诚又能干的贝利撒留仅凭他搜罗到的跟他征战过的300名老骑兵和1000新步兵击退了入侵,将入侵者赶回了多瑙河彼岸.[26]只可惜韶华易逝,一场战斗的胜利扭转不了帝国衰亡的趋势,正如已经老去的他俩一样,一切再回不到从前了.
2.普罗柯比的先扬后抑：从《战记》、《建筑》到《秘史》
“由普罗柯比所著的《战记》、《秘史》和《建筑》不仅是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主要史料来源,而且通常还是唯一的来源.”[27]
普罗柯比本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作为贝利撒留的随从官是整个时代的亲历者,他那显而易见的爱憎分明的态度更有利于我们理解瘟疫对查士丁尼时代的影响.
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时代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关于他的写作顺序以及他的态度转变,在秘史开头的前言中普罗柯比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
“到目前为止,在我所写的有关罗马人的战争的文字中,那段历史是按年代顺序记叙的,并且完全是为当时情形所迫.现在我要按另一种方案写作,以揭露整个罗马帝国真正发生的事件,作为对以前完成的呆板的编年史的补充.众所周知,当某些人在世时,按照历史加本應做的那样去记载其真实言行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这样做了等置我于最悲惨的境地.等这些不幸的人可以找到哲学上的安慰,邪恶并非只是降临在他们头上.
接下来,我将开始.首先,我将揭示贝利撒留的愚蠢,然后再讲述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的堕落.”[28]
总的来说,《战史》里的查士丁尼是为恢复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疆域而发动战争的正面形象,贝利撒留则是主要的描写对象;《建筑》是颂扬查士丁尼在帝国各地修建的奇观;《秘史》则揭露了贝利撒留及其妻子的丑行,抨击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塞奥多拉的恶魔本质.
这样两种不同的书写由一个人生产,排除普罗柯比有人格分裂的可能,他对查士丁尼时代的态度一定发生了天崩地坼的改变,连他早年追随,不离不弃,甚至为其专门著书《战史》的贝利撒留在《秘史》里都变成了愚蠢和怯懦的男人,被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安东尼娜的所蛊惑.
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呢?要知道,普罗柯比所说并不是什么盛世危言,《秘史》与《战史》后半部分同时完成于550年前后[29].在这个时间点,帝国境内大小城镇都应该遭受到了瘟疫侵袭,一种世界末日的无力感在到地方也随之弥漫;贝利撒留被雪藏在君士坦丁堡,卡帕多西亚的约翰也被疑忌,查士丁尼专制皇权的强大助手狄奥多拉已经去世,开朝元勋也各自凋零;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统治即将告知失败,波斯帝国正在东部虎视眈眈、蠢蠢欲动.无论是从内部矛盾还是外部坏境来看,此时的查士丁尼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日暮西山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与查士丁尼刚刚继位时那种欣欣向荣与平定尼卡的众志成城极不相衬.普罗柯比的态度转变肯定有一个量变的过程,但无处发泄的苦闷终于被时代的衰败拉开了闸口,一发不可收拾,开始极尽刁钻挖苦之能事.
无可否认的是,普罗柯比作为时代的亲历者,的确比我们后世每一个人更有发言权.他在作品中的言辞和他受过的教育也告知我们他具有看破历史的慧眼——“普罗柯比的历史观承自古希腊罗马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超越等他认真对待的是生活中的人的历史,而不是精神领域的神的历史,这使得他的作品与同时代的基督教史学家相比更为冷静客观[30]”,他个人的态度转变最能反映大瘟疫时代下查士丁尼统治的穷途末路.
3.同朝元老的宦海沉浮：从用人不疑到疑人不用
查士丁尼选才任贤的政策也在瘟疫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查士丁尼和他的叔父查士丁都是出身低微的人.“查士丁是个文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以前从未听说过罗马统治者是这个样子.当时的习惯是皇帝必须亲手签署法令,而他却既不能颁布法令也完全不了解国家的事务.”[31]
基于这样的情况,他们统治的正统与合法性会时常受到挑战,宫廷宦官总管阿曼提乌斯（Amantius）和反叛者维塔利安（Vitalian）的死亡既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也为查士丁尼敲响了警钟.
为了避免受到旧贵族精英阶层的掣肘,查士丁尼自上台伊始,就十分注重启用中下层平民阶层,例如他对波斯的第一次会战中,中级军官贝利撒留和青年军官西塔斯的被启用.其实,就连她的贤内助狄奥多拉,在与他结婚之前也不过是一娼妓而已,“赛奥多拉不仅出身低下,早年行为十分不堪等是一位不具备女性美德且强势干政的皇后.[32]”
这种不问出身只看能力的选才方式一开始为查士丁尼的统治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但是自从瘟疫重病之后,查士丁尼感到：即便是由自己一手提拔栽培出身低下的平民累积到了足够的力量后依然会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为了延续自己对庞大帝国的统治,查士丁尼不再一味相信勇敢和智慧,而更偏向于相信忠诚,并且只有身体有残缺的男人或者女人的忠诚值得相信,因为在拜占庭帝国这两者完全不具备统治者的形象.自此,文臣武将集团被冷落,宦官和皇后趁势而起.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贝利撒留一案.而早在先前贝利撒留攻打东哥特的时候,太监纳尔西斯率援军赶来,查士丁尼明令纳尔西斯应该无条件接受贝利撒留指挥,此时,皇后狄奥多拉也没有任何对贝利撒留打压的能力.太监总督所罗门阵亡后一意孤行派遣愚昧昏聩的所罗门的后代去继续统治利比亚地区和纳尔西斯后来成为意大利的总督则是宦官阶层崛起的最好表现.狄奥多拉则以她独有的魅力深深影响着皇帝.[33]
除了武将被打压之外,文臣代表卡帕多西亚人约翰也惨遭狄奥多拉毒手.约翰是个十分精明的税务官,在尼卡曾被“清君侧”的名义要求撤职,尼卡结束之后又恢复重用,在他的辅佐下下,查士丁尼的的经济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他和贝利撒留算是查士丁尼的左膀右臂.后来,安东尼娜在狄奥多拉授意下以贝利撒留的不满引出约翰的背叛,随即约翰被流放.
三、瘟疫对帝国复兴的消极影响[34]
笔者认为,瘟疫对帝国复兴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财源枯竭无法应对大量开支.[35]查士丁尼作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君主,其帝国政策对内对外都有很多重大行动,无论是经年累月的对外征战,或是日复一日的修葺建筑[36],对于金钱的消耗无不是持续且庞大的.当遭受大型瘟疫所带来的巨大的人口减损、生产破坏、经济凋敝的时候,国家税收显然无法承担帝国各项行动所需要的支出,而这种入不敷出又加剧了查士丁尼对人民的剥削,造成了对人民的二次伤害,帝国的元气伤及根本.[37]
其二是精英阶层后继无人.大瘟疫无视平民和贵族的区别,加上战争以及查士丁尼的专制统治的影响,精英阶层出现明显断层,就我所知的众多名臣,除了像贝利撒留政治死亡的人之外,西塔斯、所罗门、查士丁尼的侄子日耳曼努斯（Germanus）、门德斯、狄奥多拉、特里波利安、约翰最终都一一生理上死去,众臣的早早退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王朝的衰败.第二次哥特战争中,领军打仗的居然是已经74岁高龄没有经历任何战事的太监纳尔西斯,好在命运终于抬了查士丁尼一手,纳尔西斯犹如贝利撒留附体一样横扫了整个意大利哥特势力.可是,个体的奇迹无法扭转整体的颓势,就如同559年贝利撒留击退匈人入侵一样,只是萤火之光罢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查士丁尼为了自己统治的唯一性也不情愿启用有能力但可能会给他带来威胁的贝利撒留,他十多年后专门绕道去看望妻子的坟墓又显示出他实在无力独自应对那个时代.笔者认为,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策,情同手足的兄弟本可携手赴难,何必闹得两相为难,共治本为罗马传统,为了一己私欲打击众臣则过于迂腐.
其三是帝国中弥漫着消极情绪.“一方面瘟疫的高死亡率引发强烈的社会恐惧情绪,另一方面,由此导致的普遍的绝望心理,特别是广泛出现的社会恐惧会改变人们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人们对现存政治和国家看法的改变,进而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改变.”[38]
这种消极情绪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普罗柯比的改变,雄才大略的查士丁尼在他的《秘史》里变成了毁灭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恶魔.基督教里的“Original sin”更为查士丁尼的统治和复兴运动带来不可逆转的心理影响.
四、查士丁尼的变与不变如何加重瘟疫的消极影响
笔者认为,查士丁尼的政策至少在三个方面加重了瘟疫的消极影响.
其一是横征暴敛,丧失民心.大瘟疫环境下,社会的生产力环境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被破坏地区的恢复和发展是极其需要轻徭薄赋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查士丁尼為了帝国的各项行动不受干扰,坚持以高压税收姿态取富于民,竭泽而渔,造成了瘟疫之外对帝国的二次伤害,扩大了其在位时期的成果,却留给后人满目疮痍的世界,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查士丁二世面对这样的世界时就被逼成了精神病,查士丁尼无愧于“功在当代,罪在千秋”的评语.[39]
其二是老气横秋,艰难御敌.瘟疫造成了精英阶层大量死亡,在后继无人,帝国急需大量人才以延续各项行动的时候,查士丁尼的用人政策却变得自私自利.专制皇权的加强满足了查士丁尼的个人私欲[40],宦官和后宫的得势使得他的地位不可撼动,但文臣武将集团的被打压严重削弱了本就在瘟疫中受到重创的精英阶层.贝利撒留前半生的辉煌与后半生的落寞基本符合查士丁尼时展的趋势,以74岁高龄征战东哥特的纳尔西斯则显得帝国老气横秋,后继无人.
其三是丧失初心,无力回天.在长久的权利斗争中,查士丁尼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本心,他再也回不到那个和贝利撒留骑马共游君堡的日子.比这更为严重的是瘟疫的打击,“人事”在“天命”面前的弱小和无奈,更使查士丁尼产生了末路的幻觉.他可能已经忘了他的下层平民的出身,忘了他要复兴罗马帝国的辉煌而一步步爬上权力的顶峰.罗马还未复兴,他便已经沉沦在权欲的海洋里不能自拔.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值得为他辩解的地方,那就是他的确曾努力过.
五、总结
瘟疫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历史单元,在不具备科学调控的古代社会,尤其如是.在变动的历史大形势下,查士丁尼作为见证者,当然感知并了解.站在后世的角度来看,让笔者感到可惜的是,他的政策几乎与正确的方向背道而驰,当然这也是处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的无奈.帝国复兴的进程进行到一半却突然遭受瘟疫的侵袭,是前进还是该后退?誠然,复兴不可中止,但大可不必毕其功于一代.查士丁尼不变的强制专制皇权使得他有能力调动力量去进行行动,却在瘟疫中牺牲了被剥削者的利益,最后终究反噬帝国.查士丁尼变化的心态使得他在专制皇权框架下具体行政命令、政策的实施上忽视了更为合理的选择,一步错,步步错,查士丁尼就这样迈着踉跄的步伐走完了他的一生,他所辛苦创立的帝国也随着他的逝世烟消云散.
注释：
[1]这场名为查士丁尼大瘟疫的自然灾难对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查士丁尼万年拜占庭社会急剧衰落的主要因素,普罗柯比曾感叹这次瘟疫几乎灭绝了全人类.当然,作为大国,其兴衰成败的因素非常多,外族入侵,阿拉伯国家的兴起,政治腐败,政策失误等多种因素不容忽视,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导致查士丁尼中兴失败.参见陈凯鹏：《查士丁尼王朝急剧衰亡原因探析》,《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十卷第六期,第34—37页
[2]陈志强、武鹏.现代拜占廷史学家的“失忆”现象——以“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历史研究,2010年03期,第24-33+189页
[3]普罗柯比著,崔艳红译.《战史》,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4—50页
[4]崔艳红译.《战史》,第70页
[5]A.H.M.Jones,Later Roman Empire 248-602,Blackwell Publishing,1964,pp.287-300
[6]崔艳红译.《战史》,第76—126页
[7]马峰.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在波斯战争中的战略选择.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52页
[8]波斯人后悔与罗马签订532年的合约,因为合约限制了波斯人的行动,使罗马更强大,波斯后来要求同罗马人分享在利比亚的权益,查士丁尼给了一笔钱作为敷衍.参见崔艳红.《战史》,第65页
[9]汪达尔人溃败得如此之快,其原因大概有四：汪达尔人的落后因素、阿非利加省的特殊性因素、拜占庭的同一野心、战争中的战略失误.参见全春花.《论汪达尔之兴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6年,第19-22页
[10]崔艳红译.《战史》,第240页
[11]马修松.汪达尔战争先于哥特战争爆发的原因探究.史志学刊,2015年第3期,第37页
[12]基本史实参见崔艳红译.《战史》,第241页到463页
[13]Belisarius may he been the greatest Roman general since Julius Caesar—an achievement that is even more notable than it sounds,since generalship was one of the few Roman attainments about which no argument exists.William Rosen,Justinian’s flea,Penguin Group Publishing,2007,p.91.
[14]曾静海.浅析东哥特王国的兴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1年,第21到26页
[15]The demon’s influence on the Franks,and those portions of western Europe outside Justinian’s direct authority,is equally devastating.William Rosen,Justinian’s flea,p.261.
[16]邵兆颖.贝利撒留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4年,第185到189页
[17]朱锡强.从拜占廷帝国的社会条件看查士丁尼的历史地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三期,第23-24页
[18]邵兆颖.贝利撒留入仕原因探析.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6卷第2期,第8到13页
[19]即一个帝国,一个教会,一部法律.参见维姆·布罗克曼、彼得·霍朋布劳沃著,乔修峰、卢伟译.《中世纪欧洲史》,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一章
[20]In the early years of his reign,Justinian addressed problem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finance,and the armies with a series of major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tended to strengthen imperial power over the bureaucracy and the social elite.Michael Maa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61-190
[21]赵瑞杰.论塞奥多拉对查士丁尼时代政策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8年,第14页
[22]据普罗柯比记载,瘟疫流行了四个月,有三个月情况都很严重,每天死亡人数在5000到10000不等.瘟疫有关情况还可以参考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18年第2期,第77-85页
[23]普罗柯比著,吴舒屏、吕丽蓉译：《秘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19页
[24]刘榕榕、董晓佳.查士丁尼与贝利撒留：拜占廷帝国皇权与军权关系的一个范例.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第100页
[25]安东尼娜早期过着放荡的生活,并且在婚前有许多孩子.像塞奥多拉一样,安东尼娜的早期生活非常不检点,除了丈夫之外可能还有数个情夫,并有不止一个孩子,其中有据可靠的有一儿子叫做佛提乌斯（Photius）.有关情况可参见钱小芹.从优伶到贵妇：安东妮娜的身份转变初探.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8年
[26]The final battle against the Huns allows us to establish a firm opinion of Belisarius’ residual abilities at an older age.His bold decision to split his troops,despite being outnumbered,allowed him to attack the Huns from three different directions,resulting in a collapse in their morale and eventual defeat.Even with hindsight it is hard to imagine how else he might he won the battle against such odds.Belisarius’ ability to foresee the Huns’ response demonstrates that he retained his military flair into old age.Ian Hughes：Belisarius：The Last Roman General, Westholme Publishing,2009,chapters 14
[27]馬锋、王冰莹.普罗柯比的“史才四长”.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6期,第41页
[28]吴舒屏、吕丽蓉译.《秘史》,第1-2页
[29]A.Cameron,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Routledge Publishing,1996,p.9
[30]崔艳红.普罗柯比历史观述论——以<战记>为分析对象.国外动态理论,2008年第11期,第87页
[31]吴舒屏、吕丽蓉译.《秘史》,第28页
[33]刘榕榕.拜占庭史家普罗柯比笔下皇后塞奥多拉的形象及影响力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六期第五十卷,第95页
[33]None had exercised so much influence as Theodora while male authority was intact,or for that matter,completely in charge.And none had started so low and risen to the top as she did.J.A.S.Evans：Empress Theodora：Partner of Justinia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p.119
[34]Justinian’s efforts to overhaul the administrative and fiscal framework of empire were severely undermined by the advent of bubonic plague.Peter Sarris,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ustini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00-222
[35]In the course of Justinian’s reign,the apparatus of government dealt with continuing chang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s throughout the empire,alter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imperial courtand the church,and a series of reconquest of former imperial territory that were remarkably succesul but expensive in manpower and cash.Michael Maa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p.28
[36]关于建筑的有关情况,可参考王云清.查士丁尼时期君士坦丁堡的建筑研究.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
[37]Later Byzantine emperors lacked the resources to hold on to Justinian conquests,new Germanic kingdoms emerged in the west,and the old Roman Empire was divided for the last time.Martin,Thomas R,Ancient Rome：from Romulus to Justinia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chapter 10
[38]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第81-82页
[39]Justin’s reign was unlucky;he ruled briefly and disastrously before he went insane.James Allan Evans,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Greenwood Publishing,2005,p.xiv
[40]Perhaps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lowly origins,Theodora and Justinian set new standards for protocol.Senators who came into their presence were expected to prostrate themselves before both of them and kiss their shoes.James Allan Evans,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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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和瘟疫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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