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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的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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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的美欧金融危机,给财富管理市场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如何赢得财富所有者的信任、有效管控风险、降低管理成本、回应新的投资原则与监管要求,以更好地服务于客户利益,成为财富管理者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I）所展现出的强大、高效、多维的能力及其不断增加的广泛适应性,使得它越来越受到财富管理者的青睐,成为财富管理者应对新挑战的重要凭借之一.贝莱德公司（Blackrock）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年来,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在资产管理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自然语言能力、机器学习能力等方面的突破,人工智能将会越来越成为财富管理领域的核心工具.

但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很多方面也将改变传统财富管理模式,新模式在突出、强化人工智能作用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将改变甚至弱化财富管理者的作用,并进而改变客户对财富管理者的期待及其与财富管理者之间互动的方式与内容.管理模式的改变在很多方面对传统的财富管理法律关系的假定前提将会形成冲击,从而要求对这些法律关系及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整或重新界定.

财富管理者的信义义务是财富管理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石之一.如何调整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以适应人工智能应用所带来的财富管理模式的改变,是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普遍应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人工智能与信义义务的范围与责任主体认定

在所有类型的信义关系中,受托人对委托人负有信义义务,这是各国法律上的普遍规定,也是学术上的共识.信义义务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首先是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的财产交付受托人持有、管理与处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信义义务的保障,委托人的利益将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其次是免除管理者的无限责任,管理者在履行了信义义务的情况下,除非法律与合同另有规定,管理者对受托管理的财产的损失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在财富管理关系中,信义义务的主体是财富管理者,传统上其信义义务的责任范围涵盖所有的财富管理行为,这是因为在实践上,财富管理的每个环节、每个方面都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下,每个管理行为都是由财富管理者亲自或委托他人做出的,对行为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及预测性结果都（应当）十分清楚,委托人的委托财产受管理者行为的直接影响,财富管理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是法律上与道德上的应有之意.可以认为,传统上财富管理者对财富管理的所有方面与所有行为都负有信义义务的前提,是管理者对财富管理过程与技术的全面掌控.

但是,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应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前提.人工智能应用已日益扩大到财富管理的每一个方面,包括资产管理、财务顾问、投资决策、客户服务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的機器学习能力、自律能力与数据收集与处理能力越来越强,虽然从财富管理全景上看,它仍然是工具性的,但是,人工智能的管理与决策过程、决策结果,将越来越超出人的控制与理解范围,作为管理者的自然人将难以做出清晰的解释.由此将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人工智能的行为与后果,是否属于信义义务的范围;二是对于不受自己控制且自己不理解的人工智能行为及其结果,财富管理者是否要承担信义责任.

因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应用到目前为止还处于起始阶段,由此引起的信义义务主体责任问题还不是很突出,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探讨还处于初步阶段,但很多公司与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有些资产管理者如美洲银行明确表示,银行将对人工智能决策及其后果承担责任,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由于受信任的家族财富规划者与计算算法之间的差异,对于人工智能是否符合信义义务标准值得怀疑.

但从信义义务的性质与目的来看,不论人工智能应用与否,委托人的权益不应受到影响.从根本上讲,人工智能的应用是财富管理者为适用市场发展及出于竞争的需要而采用的应对性手段,目的是提高财富管理的效率并降低成本,不能因此而减损委托人基于信义关系原本享有的权利与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的行为与后果,仍然属于信义义务的范围.因此,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但更关键的是第二个问题,即信义义务的主体如何认定.很显然,人工智能本身不是一个责任主体,无法承担信义义务,信义义务只能由财富管理者承担.但是,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范围是否全面涵盖人工智能的全部行为与全过程,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因为受托人承担信义义务的前提是其对财富管理过程与行为的自主性与控制,它与人工智能的过程与行为在某些方面将越来越超出其控制的范围,存在着冲突.管理者承担人工智能相关的信义义务,须考虑如何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冲突.

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确定性的答案.考虑到该问题的复杂性,上述冲突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方案或规则来解决.从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应用所展现出的主要特征来看,解决该问题至少须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关于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应用的适格性.对于采用的人工智能是否适应财富管理的要求与需要,财富管理者应承担信义义务.适格性证明需要一套行业公认的标准,在财富管理者采用符合标准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情况下,即可认定财富管理者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已履行了信义义务.其二,对于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中的管理与决策行为.如果能证明符合一般的专业财富管理者的行为标准,即可认为财富管理者履行了信义义务.其三,如果在人工智能管理与决策过程中,财富管理者进行了人为干预,对于干预导致的后果,财富管理者应承担信义义务.其四,对于人工智能管理与决策行为在其他情况下的后果,在财富管理者不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可考虑采取保险、在不同的相关主体（如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等）之间利用契约划分责任等方式解决,但如果财富管理者疏于采取防范相关风险的措施,则应承担信义责任.

人工智能与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标准的调整

几个世纪以来,信义义务的标准与内容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争议,但是它包括忠实义务与谨慎义务两大方面已成为普遍共识.信义义务这两个方面的具体标准与信义关系的具体内容及受托人作用息息相关.随着信义关系的商业化与市场化,受托人义务越来越积极化,信义义务的标准也随之不断变化.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将是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它对信义义务的标准也必将产生新的影响.

忠实义务的核心是要求管理者的行为须以委托人的最佳利益为目标,除非委托人同意,不得使自己处于与委托人利益相冲突的境地,不得从自己管理者的地位中牟取利益,在任何情况下管理者必须秉承善意行事.忠实义务的标准相对较为稳定,而且义务的核心内容已逐步法律化.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忠实义务的标准,但是,在两个方面,忠实义务的标准须因之做出调整.

其一是最佳利益判断问题.最佳利益一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总体来看,传统上是以短期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主要因素.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不断受到重视的可持续金融理念、政策与规范,使得最佳利益的理念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长期与短期利益的平衡、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平衡上.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数据与计算,但人工智能能否对委托人的非经济利益做出准确判断,仍存有疑问,因为委托人的非经济利益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或社会特征,需要综合各种具体情形与非标准化因素进行判断,并需经过与委托人的反复沟通方能确认,而以逻辑与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在此方面的判断能力相对较弱.另外,人工智能能否对于委托人的长期利益进行准确界定,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因为长期利益既须考虑委托人的委托目的,也要考虑未来受益人的利益,还要对宏观经济、政府的政策与监管、社会价值取向等做出综合判断,而这些判断也是非标准化的,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不具有优势.在这两种情形下,人工智能应用是否需要管理者的介入,以及管理者的介入将承担何种责任,将是一个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二是秉承善意行事标准问题.善意只能由具有独立意志的主体才能拥有,人工智能本身无法拥有善意或恶意.但是正如很多研究者指出的,人工智能将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系统性偏见,在不能认定此为人工智能非善意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管理者善意与否,将是一个难题.总体看来,不能简单地将人工智能的系统性偏见视为管理者的非善意,在管理者不知晓、不理解人工智能系统性偏见的情形下,该偏见才与管理者善意与否无关;如果管理者知晓人工智能系统性偏见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则管理者须承担忠实义务.管理者在此情形下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消除或校正人工智能的系统性偏见,或者在系统性偏见无法消除或校正的情况下,对人工智能的管理或决策行为做出必要的人工干预.

关于谨慎义务标准,西方经历了从数量标准（英国的“法定清单（legal list）”方法）、谨慎人标准到谨慎投资人标准的演变.为适应资产管理的不断商业化趋势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PT）,谨慎投资人标准在谨慎人标准基础上,更加强调专业管理者的行业标准,强调并确认专业受托人的信义义务（特别是谨慎义务）标准应高于一般的谨慎标准,受托人应拥有较高的专业管理与投资技能.

人工智能应用能进一步为财富管理者赋能,有助于管理者履行谨慎义务,但它同时也对谨慎义务的标准提出了需要考虑与应对的新问题,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如何判断行业标准问题.传统上,行业标准是以行业的普遍实践与对从业者的专业要求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是以“人”为参照对象.但是,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专业技能,如数据与信息收集与处理、成本与收益计算、客户服务的及时性与容量,都将远远超出专业人员所能达到的水准.在人工智能应用的情况下,财富管理的专业能力是以通常的从业者的普遍能力作为标准,还是以从业者能力与人工智能赋能的综合能力作为标准?如何判断人工智能在行业中的普遍或平均能力?人工智能的應用将使谨慎义务的专业基础更加复杂化.

其二是管理与投资决策的合理性问题.为了证明管理者尽到了谨慎义务,管理者必须能够说明其管理与投资决策理由与合理性.在人工智能初级应用、受管理者控制的情况下,既有的谨慎义务标准完全能够适用.但是,随着人工智能自主性与机器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人工智能将利用远超人类能够掌握与计算的大数据、通过系统自身的逻辑与程序做出决策,人工智能如何收集、加工、利用数据将不是一个可见的过程,即存在一个所谓的“黑箱操作”过程,人工智能不会对此做出完整的记录与解释,管理者将很难对人工智能的决策理由与合理性做出明确的解释,甚至也并不理解.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基于专业的合理决策标准也将无法适用.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管理者谨慎义务的标准必须随着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而做出调整.调整的基本原则应是将人工智能系统的适格性与操作的合程序性纳入到管理者谨慎义务的标准之中,在人工智能应用的情况下,弱化对人工智能管理与投资决策本身合理性标准在判断谨慎义务中的作用.

人工智能与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内容的新变化

人工智能应用既导致财富管理者行为与作用的改变,同时也将从不同方面对委托人的权益产生影响,委托人与管理者之间的联系、权利（或权力）与义务也将发生改变,二者之间信义关系的内容也必将随之而变化.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财富管理新变化也必将反应在信义义务内容之中,使信义义务内容进一步丰富、发展.从人工智能的特征、在财富管理领域现有应用与可能的发展方向来看,人工智能对信义义务内容新发展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确保人工智能系统适格性义务.人工智能日益成为财富管理的重要工具与手段,在很多方面将取代自然人的工作,人工智能系统是否符合财富管理的需要、是否适于从事相关的财富管理工作,对于财富管理是否能够实现委托人期望的目标、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人工智能本身并不是信义义务主体,而财富管理者对于人工智能管理与决策过程并不能完全掌控,因此确保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的适格性具有基础性意义.只有适格的人工智能系统才能解决由人工智能对信义义务所带来的新挑战,在委托人与财富管理者的信义关系中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对委托人数据进行保护的义务.随着人工智能及其他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个人数据保护日益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出台了个人数据保护政策与法律.在财富管理中,管理者对委托人负有保密义务,但传统的保密义务已无法为应用人工智能进行财富管理情形下的个人数据提供充分的保护.一方面,基于信任与应用人工智能进行持续财富管理的需要,个人数据将前所未有并且持续地汇集于人工智能系统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使得个人数据的存储、拷贝、传输更为便利,个人数据扩散与用于其他目的的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在人工智能应用的情况下,个人数据保护义务更为迫切、更有必要.财富管理者不仅对数据负有保密与妥善保管义务,而且负有采取必要技术与手段确保人工智能系统中数据的安全,确保基于财富管理收集的数据不得用于其他目的.个人数据保护义务将成为人工智能应用情形下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新的核心内容之一.

确保人工智能系统正常运转的义务.由于人工智能对委托人的利益具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人工智能系统的正常运转因而也就具有了基础性的意义.为了使人工智能能够正常发挥管理与决策作用,除了须确保人工智能系统适格外,还必须保障人工智能系统运行正常.虽然人工智能的算法与运行进程不受财富管理者控制,但对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正常运行,管理者仍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确保人工智能系统正常运转成为管理者须承担的信义义务.为此,在技术人员配备、人工智能运行环境、人工智能系统升级维护以及异常情况下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财富管理者须做好必要而充分的准备.

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引起财富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管理者的信义义务的范围、标准与内容等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如何调整管理者信义义务以适应人工智能应用所带来的新变化,是财富管理领域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只是关于人工智能与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调适的一个初步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更加广泛、深入地应用,它对信义义务的全面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探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新财道财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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