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鱼袋致仕李君尉铭文紫石砚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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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砚始产于何时?一直是砚文化研究和界关注争论的焦点.清代计楠《石隐砚谈》记载：“东坡云：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之世”,即初唐高祖李渊时期.而《钦定四库全书端溪砚谱提要》认为：“考端砚,始见李贺诗” （李生于公元790年）, 即为中唐时期.而目前国家馆藏的有考古出土报告的唐代端砚,也皆由中晚唐墓出土.不过,不少古砚家根据古砚型制变化规律和藏品,认为端砚始产,应早于中唐,但一直缺少有力的物证.笔者有幸从古玩市场淘到一方唐代箕形紫石砚,笔者认为系盛唐端砚,上有原刻21字铭文,清楚地记录了砚主人姓名、职务、铭砚事由、理想追求和人生成就,首次展现了盛唐时期,一位挂鱼袋退休、受皇命修国史的骑都尉从五品高官,使用砚台的面貌,填补了史料多项空白,极其罕见.
李君尉铭文石砚,如图1所示,砚为箕形,长18.9厘米,首宽11.1厘米,后宽11.8厘米,首高3.5厘米,尾高2.6厘米,属唐砚中的大砚.是砚左右边墙挺直,向下内收,与淌池有折痕相接;首尾向外弧凸,砚首与池底无折痕过渡;砚池深广,尾底设双梯形足;与米芾《砚史》和《歙砚谱》记载的斗样古端“两边平直,池斗深峻”完全相符,呈箕形砚早期特征.砚石细腻,坚润适中.石色紫中泛青,面浅底深,自然过渡.石声沉浊,如敲朽木.质理与吉州、虢州砚石明显不同,石肌内含宋坑端石常见的石英金星点、马尾火捺和黄白、青黑色的鹧鸪斑,与多位古砚藏家讨论认为,系端石产品.（图2砚堂淡紫色石肌中,可见清晰的土咬痕和深紫的火捺、青黑色和黄白色鹧鸪斑）
此砚造型古朴,器大,体薄,池深,边线流畅,简中见精,与洛阳考古出土的盛唐箕形陶砚型制相同.通体土沁,墨锈蚀痕入骨.铭文为锐器勒刻,与常见的宋砚浅线划刻铭文有别,显得笔笔认真,深峻有力.字为楷体,结字高古,内容合范,字口老旧,内外气息相通,具备唐代原刻铭文的所有特征.（图3砚侧原始的打磨痕和自然沁蚀痕）
一、砚铭释读
唐代铭文石砚极其罕见,在众多私人藏家手中,笔者见过几方刻有年号铭文的所谓唐砚,有的砚假,有的铭伪.本砚铭文多达21字,分3列竖排,每列7字,内容丰富,为目前国内首见.
究此砚铭,易识难解.铭文中虽有不少古体字,但除“薦”字外,其它皆常见.其对应的简体字为：鱼袋致仕李君尉（第一列）修国史骑都撰权（第二列）地月臣荐大之利（第三列）.铭文因无标点,又错列行文,内容罕见,笔者推敲了很久,广询师友,才基本揭开了谜底.（图4砚底铭文）
首先,笔者通过百度,弄懂了关键词的含义;然后,参照唐代墓志、碑刻习惯,并结合砚铭前后逻辑关系,发现铭文应以“撰”字為节点,分为两个部分,前面为“志”,写人记事;后面为铭,记怀抒情.断句如下：鱼袋致仕,李君尉修国史、骑都（尉）撰：权地月臣,薦大之利！根据唐代官员名称,推断“骑都”应为“骑都尉”,少一“尉”字,应为铭砚时误脱所致.
鱼袋、致仕：唐代官员分为九品,在服饰上有严格的规定,通常五品以上为俗称的高官,皆配鱼符,以袋盛之,称为“鱼袋”.三品以上为金鱼袋,五品以上挂银鱼袋.六品以下为卑官,不配鱼符.“致仕”为古代官员离任退休的通称,“鱼袋致仕李君尉”则指：“享受挂鱼袋退休的李君尉,是位五品以上的官员”.
修国史,骑都尉：在唐代,“骑都尉”是本官,属于武职勋官.唐代勋官按军功高低,分十二转,最高的上柱国,为十二转,正二品.骑都尉为五转,从五品.而“修国史”为使职官,可由不同文武职级官员担任,但通常德才兼备,受皇帝诏命,方能入史馆修撰国史.因身份特殊,常在唐史和碑志中与高官同列,倍感荣耀.所以,本砚铭将“修国史”排在“骑都（尉）”之前.“修国史、骑都（尉）撰”则指：（本砚铭）由担任过修国史的骑都尉撰写.
权地月臣,薦大之利：此属于四字韵文,前后呼应,在唐代碑志中,十分流行.考“权”有多种词性含义,作名词,主要有权力、权益、权威之意;作动词,主要有应变、权衡、用权之意;作副词,主要有权且、暂时之意,可引申为“暂时行使”某职权,如“权国”,就是摄政的意思.这里有可能指“受诏修国史”的任职经历.“臣”作名词,指“大臣”的职务或古人自称;若作动词,则有“臣服”的意思.“地”指宽广的大地或胸怀,“月”指位高而明亮;所以,这4个字的含义可理解为“在朝廷要害部门,有经天纬地之才;用权要胸怀大地,心装明月”.“薦”也有多种词性含义,读豸zhi时,作名词,意指獬豸（獬廌）,传说中能辩别是非曲直的神兽.读jiàn时,为荐的古体字,一为名词,指“薦食的草”;作副词,主要有反复、多次的意思;作动词,主要有推荐、举荐和报效的意思,如鲁迅诗“我以我血薦轩辕”中的“薦”字,就是报效的意思. “利”主要有利益、贡献的意思.很明显,“大之利”应为一个词组,与“薦”搭配,形成动宾结构;意为“报效国家朝廷,做最大的贡献”.如此对应,“权地月臣”也应是一、三动宾结构.因此,结合砚主的特殊身份和退休铭砚的背景,这8个字主要想表达两层意思,一为抒发感情,写理想信仰;二为人生总结,记录成就.
砚铭通解：砚主人李君尉是一名荣立过战功的骑都尉,承蒙皇帝恩典,奉诏修撰国史.今享挂鱼袋退休,特撰砚铭,以资纪念：身为朝廷重臣,要胸怀大地、公正贤明;努力以最大的贡献,报效国家朝廷！
二、铭后玄机
通过以上砚铭释读,我们有幸知道,唐代还有这么一位德才兼备的高官！但由于此砚十分罕见,心中不免存在疑问：我对砚铭的释读是否准确?砚铭的背后还有哪些未解之谜?下面我就把这些疑问和我思考的过程写出来,请方家教正！
(一)砚主和铭者是否属同一个人?
因为砚铭没有标点,所以,考证释读时,对“撰”字之前的铭文,存在不同的理解,有关砚主和铭者是否为同一个人,就容易产生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砚主为挂鱼袋退休的“李尉”,撰铭的人是修国史、骑都尉,“君”字是铭者对砚主的尊称.而笔者通过反复推敲,认为砚主和撰铭者都是李君尉.理由有三：一是 “鱼袋致仕”放在铭首,是为了突出荣誉退休和铭砚事由.二是挂鱼袋只是官员待遇,并非官职;骑都尉的“从五品”与挂鱼袋“五品以上”前后相符;若非砚主所撰,则砚主应另署官职,铭者职务后也应另书其名;三是将姓名置于事由和官职之间,既可节约文字,又不会产生歧义.
（二）砚主名字究竟叫什么?
对于砚主的姓名,除了上述“李尉”观点外,还有朋友认为：“骑都尉”为官职名,不能分割和不全,铭文中“尉”字与“撰”字有可能是随葬时,被铭者记刻错位,铭文可断句为：“鱼袋致仕李君,撰修国史、骑都尉：权地月臣,薦大之利”,砚主人应叫“李君”,铭文自刻或他刻都有可能.但笔者认为,在唐代史官名称中,只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史馆修撰和直史馆四种,而没有“撰修国史”的官名;而且,“撰字”离开原位后,文体结构变得模糊不清;还有,在唐代姓名叫“李君尉”的很正常,如刺史李君球,诗人李君何、李君房等等;因此,砚主就是李君尉,“骑都尉”官名不全,应为刻者疏漏所致,这样更合乎情理.
(三)砚铭是随葬临时他刻,还是砚主自撰纪念?
在五代和宋砚中,笔者见过多方刻有墓志的出土砚台,上记砚主人的生平事迹、生死时间、撰志人和死者关系等等,但无论详略,都有一定的格式,只要是随葬品铭文,必有故、讳、烧钱纸等专用名词.此砚铭文从格式到内容,明显与墓志和随葬无关,应属于砚主人在世时,为纪念退休、回顾人生而自创的作品.（图5五代随葬铭文砚：天祚二年四月十八日,耳蒸衙推与五哥住抄烧钱纸,张丘谦）
细审本砚砚铭,文字为锐器勒刻,与唐代常见的墓志、碑志相比,显得简单草率,而且“薦”字还多写了一竖,很容易让人产生“随葬草就”的联想.其实,古代任何器物和载体铭文,都有时代特征,唐代墓志、碑志属特定标志物,为集体行为,规制仪式感强,多请名人撰文、名家书丹、专业石匠刻勒,显得正规庄严.而砚铭肇始于汉,唐代偶见,多属于个人自娱、友人题刻,甚至隐私作品,大多自撰自刻.从已出土的古砚实物来看,一直到北宋,石砚铭文大都为锐器“单刀”刻划而成,如果为双刀篆刻,反而与时代风格不符.本砚砚主李君尉,身为修国史的官员,其书法水平应该不差;但他不是明清时代时尚篆刻的文人,而且年迈退休时,目力和体力均会不济.因此,结合铭文行文规范、字口深峻、勒刻从容判断,砚铭系随葬前匆忙草就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从铭文书法有据无神,字法合度、脱误“尉”字和“薦”字多笔来看,砚铭自书自刻的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为自拟砚铭,由他人抄刻上砚.
(四)铭砚的时代属唐朝何时?
本砚砚铭虽然不见太宗、玄宗年号,但笔者考证发现,铭文中“鱼袋致仕”和“修国史”称谓,准确地将铭砚时间锁定为唐玄宗开元盛世.（图6开元盛世开创者唐玄宗像）
据赖瑞和《唐代史馆的使职官名》考证,“唐代史官的正式官名,分为监修国史、修国史、史馆修撰和直史馆四种,既代表了不同层级和地位,亦可从官名中看出其时代先后.”唐哀帝天佑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今修撰职名稍卑,不称内廷密重,宜充兼修国史”,为“修国史与史馆修撰职级谁高”提供了难得的答案.可见,修国史是仅次于监修国史的重要史官.
其中,“修國史”多用于唐玄宗天宝之前,最早始于贞观六年的令狐德棻,“六年,累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赐爵彭阳男”.在唐后期偶尔见到,如《旧唐书·代宗记》大历十二年,“以朝议大夫、守太常卿、兼修国史杨绾为中书侍郎”.《旧唐书·职官志》与《新唐书·百官志》均载：“天宝已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也”. 盛唐的刘知几在史馆任史官长达20年,刘的本“官”常换,甚至担任宰相,但他的“职常如旧”,一直都是“修国史”.由此可见,天宝以后,除宰相、宠臣担任监修国史（玄宗至德宗时,只称修国史） 首长之外,其它史官已不叫“修国史”,而叫“史馆修撰”和“直史馆”.而李君尉是个从五品骑都尉,不可能是监修国史的长官,只能是资深的史官,所以,按“修国史”官名推断,铭砚时间早不过太宗贞观六年（632）,晚不迟于玄宗天宝元年（742）.
我们再来考证“鱼袋致仕”的时间节点.据杜文玉《唐代的鱼袋与鱼符》考证,唐代不同品阶的官员,鱼符的质地和鱼袋装饰均不相同,只要一看鱼袋,品级一目了然.而随身鱼符分为左右,授官以右鱼.皇帝如有征召,则颁下左鱼,左右勘合者,官员便须应召入内.故《唐六典·符宝郎》载：“随身鱼符,所以明贵贱,应征召”.
《唐会要》卷31“鱼袋”和《旧唐书·舆服志》均记载,唐朝施行这一制度,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 （651）,当时规定,开府仪同三司及在京文武职事官五品以上,皆给随身鱼袋.而员外官（正员编制之外的官员）、试官（试任其任）、检校官（其官）等,还不能佩鱼.直到玄宗朝才规定,以上几类官员允许佩鱼.起初,官员死亡和卸任及致仕后,鱼袋要予以追回;自永徽五年规定,官员死亡后,鱼袋不再追收.开元九年（721）,经宰相张嘉贞的奏请,才允许官员致仕和正常卸任者,终身佩鱼,“以为荣宠”.本砚李君尉“鱼袋致仕”,说明砚铭不会早于开元九年.（图7唐代鱼符）
综上所述,此砚铭刻时间应为：开元九年（721）—天宝元年（742）,此时正值盛唐“开元盛世”.
(五)是否为端石?产于何时、何坑?
本砚是否是端石?目前尚存争议.笔者将砚图发给众多砚友求教交流,也有人持怀疑态度,其主要观点是“没见过”“我的藏品中没有这样的”,但都讲不出具体的否定理由和确认的石种,猜测吉州、虢州,甚至蠖村石的都有.
笔者认为,唐代是优质石砚始产时期,在砚史典籍中能查到的紫红色砚石只有几种,其中,吉州石相对端石干枯粗松,主要特征是砚色紫中泛白,上罩丝网状白色石品.虢州石比端石泥质感更强,石色紫中偏红,难见石英状金星点.而蠖村石普遍青灰,矿物颗粒相对粗松,质地与端石明显不同.本砚笔者认定为端石,理由有五：一是石色相符.本砚紫中泛青灰,符合唐端的时代特征.二是石质相符.砚石细腻,坚润适中,石声沉浊,石肌与笔者的其它唐宋端砚基本一致.三是石品相符.百度文库“端砚石品”载：“鹧鸪斑,也称麻雀斑,它是呈椭圆形的小斑点,疏密不一地洒落在砚面上.这些斑点有白中带的,有黄中带褐色的,有青带黑色的,像鹧鸪或麻雀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本砚石肌内含宋坑端石常见的石英金星点和火捺纹,黄白色和青黑色点状石品,也与端石的“鹧鸪斑”描述一致.而其它唐代砚石,同时具备以上石品的,从未见过著述.四是物主相符,李君尉“鱼袋致仕”,觅方好砚刻铭纪念,乃人之常情;他作为“修国史”五品高官,属皇帝近臣,也有能力拥有稀有的端砚.五是与考古研究报告相符.《文物》2004年第4期刊载全洪《唐代端溪石砚的几个问题》“据广州地区出土的几方端砚可以看出,由于没有精细打磨,使得部分唐端砚乍一看‘石’质重而‘泥’气不足,也就是说缺管宋及明清砚那种端砚特有的细腻、温润和娇嫩的感觉.唐砚外观的颜色偏于青灰,少数呈紫红.”当然,部分砚友因为没有上手实物和见识不一,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也理所当然.笔者也有可能存在未知误识,因此,真诚地希望广大师友共同探讨,以定“真身”.
考唐端记录,只见于唐诗等文学著作,专门论著始于宋代.但查宋人砚著,无明确端砚始采时间记录.关于唐端开采坑口,也只是片言只语.宋代叶樾《端溪砚谱》有载：“上岩转山之背曰龙岩.龙岩唐人取石之所.”清代计楠《端溪砚坑考》集录多处：“丁实夫曰：唐宋古坑研有十余品,最老者曰龙岩,曰级绠,曰黄圃,龙岩为佳.”关于唐端的石质、石品特征,历代砚著难见著录.因此,本砚若为端石,究竟产于何坑,因著述和实物太少,已无法认定.（图8《端溪砚坑考》书影）
至于成砚时间,通常都早于铭砚时间,但从本砚无明显的使用痕迹来看,李君尉生前没有长期使用过,其成砚时间不会比铭砚时间太早,极有可能就是退休时受赐、受赠或自购的纪念砚.考开元年号共用29年,改元“天宝”,正是开元盛世的顶峰.此时君臣贤明,国力强盛,天下太平,李君尉拥有此砚,并退休铭志,正是盛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官员素质的集中体现.
三、本砚价值
众所周知,“砚贵有铭,价值倍增”.白居易曾言：“王建侯,侯建庙,庙有器,器有铭,所以论撰先德,明著后世,古今通制也.”本砚“年份老,端石造,高官用,真铭原刻,开门完整,存世唯一”,自然价值非凡.就文史价值而言,至少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铭文罕见.以前只在典籍中,见过唐代砚铭和砚诗,今天终见物证,且铭文内容包含砚主身份、铭砚事由和事迹追求,这在唐代早期端砚,甚至整个唐砚中,都具有“破天荒”意义,为研究唐史、官制、砚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
（二）盛唐端砚.1965年,洛阳市博物馆曾发表《洛阳市十五年来出土的砚台》,介绍了古都各代调色器与古砚共42方.其中唐至五代古砚25方,只有石质砚台1方,其余全是陶砚（澄泥砚）.而且,至今考古发现的唐代端砚,多见于广州、扬州、长沙等南方地区的中晚唐墓葬.考古界对李肇《国史补》描写的唐开元至长庆见闻“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就持怀疑态度.究竟端砚始产于传说中的“唐武德”时期,还是目前考古界认可的“中晚唐”时期?我十分认同著名的藏砚家黄海涛《认识唐代端溪石砚——兼与洪全先生商榷》中的观点：唐端产量和存世量并不是考古界认定的那样少,其流行也肯定早于中唐.本砚的存在,就是最好的实证.从本砚精美的造型工艺来看,端砚始产“应该更早”,离传说的“武德之世”又接近了一步.（图9洛阳出土的盛唐箕形陶砚）
（三）高官用砚.唐代出入史馆皆高官,“重其职而秘其事”. 著名唐相薛元超曾叹：“吾不才,富贵过人,然平生有三大恨：一是未能进士及第,二是未娶五姓女,三是不能修国史.”薛位极人臣,却有此感叹,可见“修国史”在唐朝,是多么的显要.
据清代计楠《石隐砚谈》记载：“端州汉以前不通中国（中原地区）,唐宋砚充贡,官为监錾,满贡数则封穴,它无得盗.”但“唐端充贡”不知根据何在.端砚正式作为贡品最早记录,见于《宋史·太宗本纪》：“淳化二年夏,四月庚午,罢端州贡砚.”说明北宋之前,就有端砚之贡.宋米芾《砚史》又云：“仁宗已前,赐史院官砚,皆端溪石,纯薄,上狭下阔,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犹有凤池之像.或有四边刋花,中为鱼为龟者,凡此形制多端,下岩奇品也.”综合这些史料分析,我們不禁要问：唐代端砚生产是否存在官采、官制?北宋贡端和御赐史官端砚是否承袭唐制?因此,本砚的发现无疑对研究上述疑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物证.（图10米芾《砚史》书影）
（四）先贤遗物.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本砚来之大唐开元盛世,一名不大不小的要职官员退休时,仍铭砚自省自警,要“公正贤明,敬君爱国”,这对我们今天“,民族复兴,从我做起”来说,无疑是一件古老而生动的活教材！
遗憾的是,查遍现有资料和上百度搜索,均未找到唐朝“李君尉”的记载.唐朝为李姓王朝,赐姓常有发生,“李君尉”也许并非砚主本来姓名.但笔者相信,在唐玄宗开元盛世,既是武职勋官,又受诏担任修国史要职,直到平安退休的史官,一定不多.在此,笔者呼吁有关专家学者帮忙考证指教,力争让本砚未解之谜,早白于天下！
本文结束语,此文为一篇关于赏析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文物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文物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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