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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宾诺莎是世界宗教理论史、犹太教史、基督教史和《圣经》解释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又是西方近代早期唯一一个非宗教信徒的哲学巨擘.二战以后,国外斯宾诺莎思想研究进入全面复兴阶段,在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学、宗教学说等领域涌现出了大量经典成果.与此大体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斯宾诺莎思想研究也经历了从译介到诠释、从理解到对话的艰辛而光荣的历程.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研究既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典型缩影,又逐渐成为未来推动我国斯宾诺莎思想研究发展和创新的生力军.

关键词：斯宾诺莎;宗教学说;哲学

中图分类号：B5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1-0047-09

斯宾诺莎的一生既是致力于反抗传统启示宗教和迷信的一生,又是以建构普遍学和新宗教为宗旨的一生.尽管他的两本主要著作《神学政治论》和《学》分别以宗教批判和道德哲学为主题,但是这两大理论任务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众所周知,斯宾诺莎因多方面原因于1665年暂时搁置了《学》第五部分的写作,转而先完成了《神学政治论》,并匿名出版.而《学》则是他从1660年代初至1675年接续撰写的,既耗费了他的毕生心血,也凝聚了他的全部哲学思想.因此,对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的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神学政治论》或《学》研究,甚至他的早期著作《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知性改进论》和晚期著作《政治论》以及《书信集》中都包含有丰富的宗教思想.除了上述文本范围,为了集中和准确地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国内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本文将地域范围限定在大陆斯宾诺莎学界.

斯宾诺莎的宗教学说既是对17世纪荷兰共和国境内加尔文国教、犹太教和其他新教小教派的反思,也是对罗马天主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伊斯兰教的评述,更是对古代希伯来人的宗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考察.按照当代我国宗教学界对宗教学学科的划分①,斯宾诺莎的上述理论涉及了比较宗教学、宗教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学、宗教政治学、宗教哲学等诸多二级学科,也包括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圣经》学.70年来,我国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从1949年建国至1978年的头30年为刚刚起步阶段.尽管“”以前发展势头很好,但在“”十年期间几乎完全中断;第二,从1979至1999年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为缓慢恢复阶段,期间斯宾诺莎的全部哲学著作汉译完成,也出现了少数学术中坚,为新世纪我国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研究打下了基础;第三,从2000年至2019年的最近20年为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成果数量较头50年更多、涉及的领域更加丰富、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也更加多样化.

一、斯宾诺莎哲学著作的汉译

鉴于斯宾诺莎的全部哲学著作都可以作为研究其宗教学说的文本,因此,在呈现大陆学界对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的忠实介绍或创造性诠释之前,有必要梳理其原著汉译、出版的源流②.

汉语界出版的第一部斯宾诺莎哲学著作是由著名翻译家伍光建完成的《学》,第二部是著名哲学家贺麟翻译的《致知篇》③,这是建国以前就出版的两本斯宾诺莎原著,但都未成为当前学界的通用本.建国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斯宾诺莎著作是贺麟翻译的《学》,第二部是贺麟将《致知篇》改译的《知性改进论》,第三部是温锡增翻译的《神学政治论》,这三本译著都在“”以前出版,反映了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研究第一阶段的良好发展势头.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内,斯宾诺莎著作的汉译工作得到了学界的重新重视,并先后完成出版.最早是王荫庭翻译的《笛卡尔哲学原理：依几何学方式证明》,其次是洪汉鼎、孙祖培合译的《神、人及其幸福简论》,此后,洪汉鼎又独译了《斯宾诺莎书信集》.1999年,顾寿观先生独译了《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此书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4年又被编入商务印书馆集合出版的《斯宾诺莎文集》第1卷④.它是斯宾诺莎这一最早专著的“译本”,但這并非否认之前译本《神、人及其幸福简论》的价值.汉语界最晚出版的斯宾诺莎哲学著作是冯炳昆翻译的《政治论》.至此,斯宾诺莎的全部哲学著作都有了汉译本⑤.此后,斯宾诺莎原著在新世纪又出现了少量新译,如陈丽霞翻译的《学》,谭鑫田、傅有德、黄启祥合译的《政治论》,黄忠晶编译的《斯宾诺莎自述》等.

二、斯宾诺莎比较宗教学研究

我国对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的研究有一个很早熟的现象,就是一开始就自觉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同斯宾诺莎哲学相比较,进行创造性的比较宗教学的诠释.新中国成立以前,以引介西学、传承国学为己任的张东荪⑥、冯友兰、张岱年等人就对斯宾诺莎哲学与中国宗教文化的相通之处做过论断和阐发.其中,最著名的是张岱年的《斯辟诺萨与庄子》⑦ 一文,这篇文章开了将斯宾诺莎哲学与道家哲学和道教进行比较的先河.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在将斯宾诺莎定性为“唯物主义者和战斗的无神论者”⑧,而“庄子哲学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⑨ 的认识基础上,学界对中西宗教文化比较的态度从热情探索转变为严肃默认、从学术研究转变为政治立场,因而成果寥寥.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研究局面得到了改观,学术界对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的研究兴趣也得以重新激活和缓慢复苏,不仅继承了斯宾诺莎与道家的比较,还扩展到了与儒教⑩的比较.如朱海风的《张载哲学与斯宾诺莎哲学异同辨析》、张学智的《论贺麟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吸收与改造》、姚大志的《天人合一：斯宾诺莎与儒学》、何锡荣翻译的《道家圣人与斯宾诺莎的智者》等{11}.最近20年,学界对文化比较的兴趣得以保持,成果有芮常木的《庄子与斯宾诺莎人生境界之比较》、潘斌的《老子的道与斯宾诺莎的实体》、蓝江的《儒家传统与斯宾诺莎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异同》、和建伟的《斯宾诺莎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等{12}.值得注意的是,韩东晖的《天人之境——斯宾诺莎道德形而上学研究》{13} 尽管没有直接进行比较,但从其书名所用术语“天人之境”即可看出该书融贯中西的旨趣.还有对第一批比较研究展开再梳理和阐释的,如冯莹莹翻译的《胡适、张君劢眼中的斯宾诺莎》等{14}.不过近十年来,这一方向的研究有所放缓.

究其原因,所谓斯宾诺莎的比较宗教学应当指的是斯宾诺莎本人对不同宗教的比较,如犹太教与基督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天主教与新教、传统启示宗教与新宗教的比较.我国目前直面这一理论问题的成果鲜有,黄启祥的《斯宾诺莎是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吗?——如何理解《神学政治论》对犹太教的批判》{15} 可谓大陆在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该文反驳了柯亨、施特劳斯二人对斯宾诺莎批判犹太教甚于基督教的解释,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新约》并不优于《旧约》,是他没有公开表达而让读者自己领会的言外之意”,“斯宾诺莎在著作中有意识地回避对《旧约》进行直接和公开的批评”.该文的结论是斯宾诺莎无意将犹太教、基督教甚至是伊斯兰教相比较和选择,他反对一切建制性宗教.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宾诺莎确实谈到了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诸多差别,如民族主义与普遍主义、爱上帝与爱人等主题,因而阐释的空间巨大.

三、斯宾诺莎宗教史学研究

对古代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进行历史考察,对《旧约》和《新约》文本的语言、写作、汇编的源流做出新的训诂和考证,这两项任务是斯宾诺莎宗教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吴树博所言：“斯宾诺莎所谓的《圣经》的历史,既是指《圣经》作为一部文本所经受的历史,同时也是指作为一部史书的《圣经》所记载和叙述的历史,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圣经》史.”{16} 这两种历史的差别在于：前者主要指斯宾诺莎对《圣经》作历史批判的方法,后者指的是经由这种历史批判方法所得的历史知识.吴树博的《阅读与解释：论斯宾诺莎的历史观念及其效用》一书是我国在该领域的唯一著作.作者将斯宾诺莎的宗教学说尤其是《神学政治论》中的《圣经》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给斯宾诺莎学界呈现了70年来最具有多维学科视野和创新性的成果.鉴于其他成果与下文斯宾诺莎《圣经》学研究综述多有重合,兹不赘述.

四、斯宾诺莎宗教哲学研究

斯宾诺莎宗教哲学研究是70年来我国斯宾诺莎学界最关注、兴趣最为持久、涉及主题最广泛、成果数量最多的一个宗教学领域.它囊括的子问题有：宗教的本质或真宗教问题、上帝观、幸福观或至善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等.其中引发最多讨论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观.关于斯宾诺莎究竟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还是泛神论者的身份之争仍然没有定论.

(一)斯宾诺莎的上帝观研究

众所周知,斯宾诺莎将神或上帝等同于实体、自然,但是,对斯宾诺莎哲学中神、实体、自然“三位一体”的本体论研究并不等于其宗教哲学中的上帝观研究.我国在20世纪20年代引介西学之时,斯宾诺莎的本体论“自然与神”就随着《学》一同被介绍了进来.而他关于“宗教与不朽”的学说则作为《学》的第四部分与本体论区分开来{17}.可见,当时西方学界对斯宾诺莎宗教哲学的这种不自觉性影响到了中国大陆,以至于人们有意识地将“上帝”边缘化,只谈实体和自然.此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斯宾诺莎的上帝观更是在唯物主义的幕后遭到了忽视,人们极力廓清斯宾诺莎哲学与宗教学的干系.如贺麟在《斯宾诺莎哲学简述》中说：“当他说上帝是实体或上帝是自然时,他是想指出除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实体或自然和自然的规律外,更无所谓上帝,他要教人不再去崇拜宗教上的上帝,而须用科学态度去理解实体或自然.”{18} 另如方炜的《斯宾诺莎的〈学〉》、张世英的《关于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与认识论》则将神即自然的思想归为“泛神论的外衣”{19}、“没有彻底贯彻唯物主义原则的思想表现”{20}.《神学政治论》首版的“出版说明”中说：“斯宾诺莎在这一著作中仍然沿用了许多宗教的术语,但是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这些宗教的术语却具有唯物主义的内容.例如,作者所谓的‘上帝’,不是别的,就是‘自然’.”{21} 真正自觉地用宗教哲学的范式来阐释斯宾诺莎上帝观的尝试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表现为无神论、泛神论、宗教、神、拯救、永恒等宗教哲学的术语逐渐取代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一般性的哲学术语.如贺麟的《斯宾诺莎主义的宗教方面》、姚大志的《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新考》、谭鑫田的《论斯宾诺莎的“神或自然”》、愚夫的《斯宾诺莎无神论思想述评》、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第二编第一章“神”等{22}.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开始冲破对斯宾诺莎唯物主义身份的界定,产生了许多质疑和讨论.如公直翻译的《斯宾诺莎和唯物主义的关系》、傅有德的《斯宾诺莎的唯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吗?》、郑明的《也谈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与傅有德同志商榷》、周文彬的《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者吗?》、徐瑞康的《论斯宾诺莎哲學在本体论上的两重性和含混性》、姚大志的《斯宾诺莎属性的客观主义解释和主观主义解释》等{23}.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斯宾诺莎学研究水平的提升,人们越来越从更多的角度阐释和发掘斯宾诺莎的宗教学说,如宗教政治学、《圣经》学的研究.这一方面转移了学界对斯宾诺莎上帝观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使得斯宾诺莎的宗教学说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从而推动了大陆学界与国际学者的对话.最近20年,仍有不少关注斯宾诺莎上帝观的成果,如谭鑫田《知识·心灵·幸福：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研究》第四章“上帝即自然”,霍晓斌、杨淑华的《斯宾诺莎早期哲学中的上帝和人》,单纯的《启蒙时代的宗教哲学》第三章第三节“宇宙本体：上帝即自然”,吴增定《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第二章“神与人”,李勇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与信仰》第二章第二节第二条“本体论证明的近代形式”,潘玉龙的《超越与内化、自由与必然的张力——斯宾诺莎泛神论思想研究》,黄启祥的《斯宾诺莎的“神”学辨析》与《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问题：历史争论及其原因》,周晓亮的《斯宾诺莎》第三章第二节“神”等{24}.

(二)斯宾诺莎的真宗教观研究

斯宾诺莎在《学》和《神学政治论》等著作中都提到过真正的宗教或对宗教本身下过定义,这是他对不同的启示宗教、传统启示宗教与新宗教、迷信与真宗教、哲学与神学相比较得出的结论.上节已述,我国学界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正视斯宾诺莎宗教观、在宗教哲学的范式下研究斯宾诺莎的上帝观的,在宗教本质说题域中亦是如此.专门探讨这一主题的有：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第四编第四章“宗教与道德”,陈强虎的《理性与信仰——论斯宾诺莎的宗教观》,徐文俊的《将哲学与宗教分开：斯宾诺莎思想的两重性》,仰和芝的《试论斯宾诺莎对迷信的批判》,黄启祥的《〈神学政治论〉中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与《〈神学政治论〉中的耶稣是一个哲学家吗?》,陈勇的《论斯宾诺莎的神学观》,徐瑞康的《斯宾诺莎宗教概念研究》,韩东晖《天人之境——斯宾诺莎道德形而上学研究》第二章第五节第三条“哲学与宗教”,徐瑞康的《斯宾诺莎宗教与迷信相区别思想意义简论——重读〈神学政治论〉》,李勇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与信仰》第四章第一节第二条“信仰与哲学”,张明伟的《哲学与神学的分野——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思想探析》,彭柏林的《斯宾诺莎究竟如何看待宗教?》等{25}.

（三）斯宾诺莎的拯救观研究

斯宾诺莎对人的罪恶、德性、至善、幸福的討论既属于他的宗教学说,也是其宗教哲学中拯救观的一部分.从哲学传统上讲,尽管斯宾诺莎的幸福学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德性学一脉相承,都主张人的幸福在于道德的至善和过沉思的生活.但是,由于他的宗教哲学反对自由意志和神学目的论,他的拯救观又与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主导的经院哲学有根本分歧.斯宾诺莎的拯救观既可以从获得幸福和至善的方法去讨论,也可以强调其理论归宿和终极理想.前者涉及他的哲学方法论和知识论,后者关涉他的圆满论、心灵永恒论、幸福感、自由观、理智之爱论.我国从第一代引介西学的进步人士开始就十分强调西学中的人生哲学,这也是我国斯宾诺莎宗教学研究的一个优点.冯友兰的《斯宾诺莎的反观法》{26}一文可谓开风气之先.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意识地运用宗教哲学的范畴研究斯宾诺莎拯救观的成果有：冯玉珍的《斯宾诺莎的理智拯救说》,詹世友的《情感与理智的对待：斯宾诺莎对人生的思考》,李登贵的《走向永恒——论斯宾诺莎的“最高完善境界”》,强以华的《论斯宾诺莎关于求达人生最高境界的思想》,谭鑫田的《论斯宾诺莎的心灵永恒的理论》,仰和芝的《人生至善实现于对自然的爱中——论斯宾诺莎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谭鑫田《知识·心灵·幸福》第七章“人的至善就在于理智的完善”、第十一章“心灵的永恒在于知识”,黄久儒的《斯宾诺莎学的宗教性》,宫瑜的《通向至善的幸福圆满之路——论斯宾诺莎的自由学说》,尹哲的《在永恒的方式下——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一种联系》,田洁的《关于斯宾诺莎永恒概念的分析》等{27}.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尽管斯宾诺莎的宗教哲学思想受到全面关注,但斯宾诺莎的“宗教哲学”一词在汉语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极低.笔者目前仅见到单纯的《启蒙时代的宗教哲学》第三章第五节“宗教哲学”{28},其中谈到了摩西律法与宗教训条和法律的关系、迷信与奇迹、宗教的自然性质和性质、上帝存在的意义等问题.一般性地介绍斯宾诺莎宗教哲学的有徐文俊的《近代西欧哲学及其宗教背景》第一章第四节“斯宾诺莎”{29},该文十分中肯地列举了斯宾诺莎基本的宗教学说,准确地评价了斯宾诺莎对后世宗教哲学的影响.黄启祥的《斯宾诺莎的先知观》论述了先知获得启示的途径是想象、先知没有完善的理智、先知为何被称为“先知”等问题;其《斯宾诺莎的神迹观》则论述了斯宾诺莎“神迹”范畴的含义、是否存在违反自然规律的事件、斯宾诺莎是否提出了与违反自然规律不同的神迹观等专门的宗教哲学问题{30}.而专门讨论斯宾诺莎神迹观的还有高山奎的《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神迹观的批判及其启示》,作者论述了斯宾诺莎《圣经》批判的目的、任务及方法,斯宾诺莎对神迹的厘定和双重批判,斯宾诺莎神迹批判的根本局限等问题.他还在《试论迈蒙尼德与斯宾诺莎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对迈蒙尼德与斯宾诺莎的宗教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斯宾诺莎对迈蒙尼德的批判只具有修辞学的效力,因为二者对理性、上帝有不同的理论预设,在神律、人的认知能力、神迹等神学观念上有根本分歧,缺乏共同的批判地基{31}.

五、斯宾诺莎宗教政治学研究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以政治哲学的方式讨论《圣经》,引发了经久不衰的“神学政治问题”.此后,这一思想被赫尔曼·柯亨、卡尔·施密特、利奥·施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安东尼奥·奈格里、艾蒂安·巴利巴尔等大家不断阐发,并得以与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和“犹太人问题”研究相结合.其效用是使得斯宾诺莎的宗教政治学在当前中西斯宾诺莎学界都成为一门显学,成了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斯宾诺莎宗教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尤其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厚基础上,这一领域尽管起步较晚,但仍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成果.

樊公裁的《从斯宾诺莎、霍尔巴赫、、费尔巴哈批判神学的历程看神权与人权的消长》,汪太贤的《法治：从神性回到理性——斯宾诺莎的理性法治观》,王利的《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韩东晖的《天人之境——斯宾诺莎道德形而上学研究》第二章第五节“政治与宗教”,王玉峰的《政教分离——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问题》,吴增定的《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第一章“斯宾诺莎与现代‘神学政治问题’的缘起”、第三章“宗教批判与理性启蒙”,刘锋翻译的《迫害与写作艺术》第五章“如何研读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李永晶翻译的《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谭牧的《神约之国的初始权利——从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内在不一致谈起》,赵文翻译的《斯宾诺莎与政治》第二章“《神学政治论》：一篇的宣言”,由阳翻译的《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石尚的《犹太人的解放与出路——从斯宾诺莎的犹太人问题到马克思是犹太人问题》,高山奎的《隐匿的交锋——试论柯亨与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的不同评价》,吴增定的《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第三篇“斯宾诺莎与‘犹太人问题’”,冯波的《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双重阅读——以马克思的〈神学政治论〉摘录为中心》,崔永杰的《斯宾诺莎对传统宗教的理性批判》{32} 等文,从政治学、法学、宗教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多个学科论述了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激进左翼扩展、斯宾诺莎的宗教政治学说被后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的学术思潮中,我国学界出现了一部将马克思与斯宾诺莎进行比较诠释的力作：冯波的《马克思与斯宾诺莎：宗教批判与现代的建构》.该书以长期以来未受重视的马克思对《神学政治论》的摘录为中心,为我们呈现了马克思阅读斯宾诺莎的方法和特点、马克思对斯宾诺莎宗教批判的继承和激进化、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所共有的建构的旨趣等.“道德规范、价值安立的问题需要在社会政治制度设计中解决,而不是通过文化批判来实现.马克思与斯宾诺莎都以‘古典的现代建构’的方式来建构现代生活.”{33} 作者精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与斯宾诺莎宗教政治学的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即在古典中发掘道德宗教的维度以补充现代的虚无主义之不足.作者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在发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不可能完全放弃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义愤,因而斯宾诺莎的理性的道德宗教建构是不可避免的.这部著作在参与国际斯宾诺莎宗教政治学研究的对话中也是有意义的.当前西方学界在处理斯宾诺莎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时陷入了“自由共和主义”的二分泥淖{34}.他们注意到斯宾诺莎一方面竭力消除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绝对承认宗教的政治地位和价值,因而难以将斯宾诺莎划入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传统或洛克的自由主义传统.这部著作通过发现马克思对斯宾诺莎道德建构的“保留”,启发我们解决上述二难困境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是学范式.时刻以人的生存现状来提道德的、宗教的和政治的要求这一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正是斯宾诺莎宗教政治学的本质精神.

六、斯宾诺莎《圣经》学研究

如果说我国对斯宾诺莎宗教學说的自觉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么,对其《圣经》学的自觉则更晚.尽管《圣经》是我国宗教学界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专业的根基、《圣经》解释学是上述诸专业的必修课、斯宾诺莎是《圣经》解释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绕不开的思想家,我国斯宾诺莎《圣经》学研究至21世纪仍然姗姗来迟.斯宾诺莎《圣经》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只是对《圣经》的解释,更是以《学》等著作中的新哲学为基础对《圣经》展开的批判性阅读.斯宾诺莎宗教学说中的心理学、政治学、学、哲学、宗教史学、比较宗教学都可以归为他的《圣经》解释学.把宗教的全部和唯一的权威归给《圣经》既是他写作《神学政治论》的原因和方法论,也是该书所要证明的核心论点.斯宾诺莎的《圣经》批判不是要放弃《圣经》的权威,而是要批判对《圣经》的批判,即批判17世纪中期在欧洲流行的对《圣经》的怀疑主义和独断主义的理解.因此,当人们把他误解为无神论者的时候,他在《学》中则高歌对神的理智的爱.

我国第一篇关注斯宾诺莎《圣经》学的专论是崔永杰、苏虹蕾的《用〈圣经〉解释〈圣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该文论述了斯宾诺莎对以往《圣经》解释学的批判、斯宾诺莎对《圣经》的自然主义解读、斯宾诺莎《圣经》学的理论影响.崔永杰在《论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方法》中补充论述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所面临的困难”这一问题{35}.谭鑫田的《知识·心灵·幸福：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研究》第十章“上帝是纯正生活的楷模”,虽然并未提出斯宾诺莎的《圣经》学,但梳理了其基本思想：批判神迹、启示、神律,建构道德、公正和仁爱的生活方式{36}.田海华的《斯宾诺莎对〈圣经〉的历史批判与诠释》一文论述了斯宾诺莎的历史批判方法包含的四个主题：第一,斯宾诺莎对希伯来民族有敌意;第二,斯宾诺莎将《圣经》诠释政治化了;第三,斯宾诺莎将《圣经》研究“新教化”了;第四,斯宾诺莎将《圣经》研究限于知识精英阶层.作者认为斯宾诺莎《圣经》学的原创性不是在《圣经》中探求理性主义的真理,而是对《圣经》文本的历史理解{37}.李勇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与信仰》第三章第二节第三条第二点“斯宾诺莎”,从质疑《圣经》的角度论述了斯宾诺莎的《圣经》学{38}.张云翼的《论斯宾诺莎解释〈圣经〉的方法与其中显示的宗教与哲学之相关性》,论述了斯宾诺莎《圣经》解释学强调的历史方法和语言问题{39}.薛霜雨的《试析斯宾诺莎〈圣经〉诠释法之理论来源与依据》论述了斯宾诺莎《圣经》解释学的自然主义和唯理主义{40}.周晓亮的《斯宾诺莎的〈圣经〉解释学》论述了斯宾诺莎《圣经》解释学的目的、方法和结论{41}.黄启祥的《利奥·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解经方法的误读》论述了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以经解经”方法的四个误读,即以经解经就是不要借助历史材料、不要引入外部原则、《圣经》本质上是不可理解的、要超出作者的本意去理解作者{42}.吴树博的《阅读与解释：论斯宾诺莎的历史观念及其效用》第四章“《圣经》与作为方法的历史”,论述了17世纪荷兰宗教战争的政治背景、《圣经》解释与阅读的思想背景、自然史与《圣经》史的关联、《圣经》的语文学批判、作为《圣经》解释方法的历史等问题{43}.周晓亮的《斯宾诺莎》第六章“《圣经》解释学”补充论述了斯宾诺莎解释《圣经》的基本态度{44}.

七、简评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70年来,我国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研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尽管从建国以前学界就对斯宾诺莎的宗教思想产生了兴趣,并在建国以后得到了保持和增强,但是真正自觉地运用宗教学学科的术语和方法去研究斯宾诺莎的宗教学说是从80年始的.此后,斯宾诺莎宗教学家的身份得到学界认可.第二,在我国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研究的三个阶段,学界的兴趣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二阶段主要兴趣是他的宗教哲学,尤其是他的上帝观,第三阶段的主要兴趣是他的宗教政治学和《圣经》学.第三,自从斯宾诺莎的著作被译介到我国,学界一直热衷于将斯宾诺莎的宗教学与儒、道相比较和对话,但是对其比较宗教学的直接关注极少.换言之,我国仍未走出文化本位思维,对于与传统文化资源无关的宗教文化比较缺乏学术兴趣.第四,我国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研究的优势在宗教政治学学科,尽管起步较晚,但是凭借着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亲缘关系,很快取得了一些可以参与国际对话的优秀成果.第五,我国斯宾诺莎《圣经》学研究不仅起步晚,在研究水平上与其他国家也仍有较大差距,学界对斯宾诺莎《圣经》解释学的方法和目的等外在特点关注较多,但未能深入《神学政治论》文本讨论其具体内容,尤其是未能结合《圣经》本身分析斯宾诺莎对经文的解释.不过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兴趣逐渐增强是可喜的,它也必将成为推动我国宗教学研究的重要支点.第六,从斯宾诺莎的宗教学说研究可以管窥我国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大貌.就著作类成果而言,新世纪以前的斯宾诺莎专著只有一本,即洪汉鼎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尽管最近20年,相继出现了六、七本斯宾诺莎研究的专著,但多数仍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层面,且宗教学说更是这种一般性介绍的一个方面,因而难以深入.就译著而言,尽管学界对斯宾诺莎原著的翻译兴趣不减,但是至今没有完全从拉丁语或荷兰语原文译出的著作,“语言瓶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斯宾诺莎学研究.就论文而言,学界研究水平则参差不齐,研究成果的交流、接受和规范化程度较低,在国内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和争鸣.

提出以上优势和不足既是为了总结和反思70年来我国斯宾诺莎宗教学说研究的艰辛而光荣的探索历程,也希望能为未来我国斯宾诺莎宗教学和哲学研究的方向提供浅陋的参考.最后,谨以此文纪念《神学政治论》实际出版面世350周年{45}.

注释：

① 段德智将宗教学学科划分为基础学科和分支学科.基础学科包括比较宗教学、宗教史学、宗教类型学、宗教学原理等,分支学科包括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等.见段德智：《宗教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50页.

② 应该说明的是,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的斯宾诺莎原著翻译.《简论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的参照本不详,但现存两种书稿本非斯宾诺莎原稿,皆为19世纪中叶以后发现的荷兰语手抄本.见[荷兰]斯宾诺莎：《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译序”;《知性改进论》是根据拉丁语、参考德语译本译出.见[荷兰]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译后记”.《笛卡尔哲学原理》是参考德语、英语、俄语、拉丁语译本译出.见[荷兰]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译后记”.《学》是根据英译本、参考拉丁语、德语译本译出.见[荷兰]斯宾诺莎：《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译后记”;《神学政治论》是据英译本译出.见[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扉页;《斯宾诺莎书信集》是根据英语、参考德语译本译出.见[荷兰]斯宾诺莎等：《斯宾诺莎书信集》,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译后记”;《政治论》是根据英语—拉丁语对照本译出.见[荷兰]斯宾诺莎：《政治论》,冯炳昆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译者前言”.《神、人及其幸福简论》是根据英译本译出.见[荷兰]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洪汉鼎、孙祖培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译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论》是根据英语、参考其他英语译本和俄语译本翻译的.见[荷兰]斯宾诺莎：《政治论》,谭鑫田、傅有德、黄启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译后记”;伍光建的《学》是根据英语版译出的.见[荷兰]斯宾诺莎：《学》,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译者序”;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学》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宾诺莎自述》所参考的版本不详.见[荷兰]斯宾诺莎：《学》,陈丽霞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荷兰]斯宾诺莎：《斯宾诺莎自述》,黄忠晶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③ [荷兰]斯宾诺莎：《致知篇》,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④ 《斯宾诺莎文集》第1卷,顾寿观、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⑤ 斯宾诺莎另有《希伯来简明语法》、《论虹的代数测算》、《机遇的计算》等非哲学著作.见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 张东荪有《咏斯宾诺莎》一诗：“天分能所化身全,能即为神所世间.智有参天第三量,资生磨镜乐终鳏.”见[英]史蒂文·纳德勒：《斯宾诺莎传》,冯炳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⑦ 《张岱年文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249页.

⑧ 见《学》“出版说明”.

⑨ 见张岱年《斯辟诺萨与庄子》一文“附识”.这一划分延续至改革开放以后,其影响可见一斑.

⑩ 尽管关于儒家是否为宗教有争议,但儒家的宗教性是可以在宗教学学科内讨论的.

{11} 参见朱海风：《张载哲学与斯宾诺莎哲学异同辨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张学智：《论贺麟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吸收与改造》,《文史哲》1990年第1期;姚大志：《天人合一：斯宾诺莎与儒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 [美]刘易斯·希帕：《道家圣人与斯宾诺莎的智者》,何锡荣译,《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3期.

{12} 参见芮常木：《庄子与斯宾诺莎人生境界之比较》,《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潘斌：《老子的“道”与“斯宾诺莎”的实体》,《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蓝江：《儒家传统与斯宾诺莎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异同》,《兰州学刊》2005年第3期;和建伟：《斯宾诺莎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3} 韩东晖：《天人之境：斯宾诺莎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胡适、张君劢眼中的斯宾诺莎》,冯莹莹译,《长江学术》2015年第1期.

{15} 黄启祥：《斯宾诺莎是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吗?——如何理解〈神学政治论〉对犹太教的批判》,《世界哲学》2015年第5期.

{16} 吴树博：《阅读与解释：论斯宾诺莎的历史观念及其效用》,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73页.

{17} [美]杜伦：《斯宾诺莎》,詹文浒译,青年协会书局1929年版,目录.

{18} 贺麟：《斯宾诺莎哲学简述》,《哲学研究》1957年第1期.

{19} 方炜：《斯宾诺莎的〈学〉》,《读书》1959年第24期.

{20} 张世英：《关于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与认识论》,《哲学研究》1961年第6期.

{21} 见[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出版说明”.

{22} 参见贺麟：《斯宾诺莎主义的宗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姚大志：《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新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2期;谭鑫田：《论斯宾诺莎的“神或自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愚夫：《斯宾诺莎无神论思想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59页.

{23} 参见[法]J·吕兹：《斯宾诺莎和唯物主义的关系》,公直译,《哲学译丛》1982年第1期;傅有德：《斯宾诺莎的唯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吗?》,《文史哲》1984年第3期;郑明：《也谈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与傅有德同志商榷》,《文史哲》1985年第3期;周文彬：《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者吗?》,《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6期;徐瑞康：《论斯宾诺莎哲学在本体论上的两重性和含混性》,《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姚大志：《斯宾诺莎属性的客观主义解释和主观主义解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2期.

{24} 参见谭鑫田：《知识·心灵·幸福：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87页;霍晓斌、杨淑华：《斯宾诺莎早期哲学中的上帝和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单纯：《启蒙时代的宗教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86—94页;吴增定：《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6页;李勇：《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41页;潘玉龙：《超越与内化、自由与必然的张力——斯宾诺莎泛神论思想研究》,民族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黄启祥：《斯宾诺莎的“神”学辨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周晓亮：《斯宾诺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72页.

{25} 参见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4—715页;陈强虎：《理性与信仰——论斯宾诺莎的宗教观》,《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徐文俊：《将哲学与宗教分开：斯宾诺莎思想的两重性》,《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仰和芝：《试论斯宾诺莎对迷信的批判》,《企业家天帝》2005年第12期;黄启祥：《〈神学政治论〉中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会议论文集》2007年、《〈神学政治论〉中的耶稣是一个哲学家吗?》,《哲学研究》2016年第2期;陈勇：《论斯宾诺莎的神学观》,《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徐瑞康：《斯宾诺莎宗教概念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2期;韩东晖：《天人之境：斯宾诺莎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128页;徐瑞康：《斯宾诺莎宗教与迷信相区别思想意义简论——重读〈神学政治论〉》,《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5期;李勇：《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187页;张明伟：《哲学与神学的分野——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思想探析》,《济宁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彭柏林：《斯宾诺莎究竟如何看待宗教?》,《科学与无神论》2019年第4期.

{26}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174頁.

{27} 参见冯玉珍：《斯宾诺莎的理智拯救说》,《中州学刊》1982年第2期;詹世友：《情感与理智的对待：斯宾诺莎对人生的思考》,《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李登贵：《走向永恒——论斯宾诺莎的“最高完善境界”》,《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强以华：《论斯宾诺莎关于求达人生最高境界的思想》,《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谭鑫田：《论斯宾诺莎的心灵永恒的理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仰和芝：《人生至善实现于对自然的爱中——论斯宾诺莎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谭鑫田：《知识·心灵·幸福：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213、316—334页;黄九儒：《斯宾诺莎学的宗教性》,《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宫瑜：《通向至善的幸福圆满之路——论斯宾诺莎的自由学说》,《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尹哲：《在永恒的方式下——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一种联系》,《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田洁：《关于斯宾诺莎永恒概念的分析》,《哲学动态》2016年第5期.

{28} 单纯：《启蒙时代的宗教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35页.

{29} 徐文俊：《近代西欧哲学及其宗教背景》,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7页.

{30} 黄启祥：《斯宾诺莎的先知观》,《犹太研究》（第9辑）2010年8月,第58—74页;黄启祥：《斯宾诺莎的神迹观》,《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31} 高山奎：《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神迹观的批判及其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试论迈蒙尼德与斯宾诺莎的古今之争》,《哲学研究》2017年第9期.

{32} 参见樊公裁：《从斯宾诺莎、霍尔巴赫、、费尔巴哈批判神学的历程看神权与人权的消长》,《外国哲学》第6辑;汪太贤：《法治：从神性回到理性——斯宾诺莎的理性法治观》,《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王利：《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韩东晖：《天人之境：斯宾诺莎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28页;王玉峰：《政教分离——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问题》,《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4期;吴增定：《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3、77—107页;[美]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96页;[美]列奥·施特劳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李永晶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谭牧：《神约之国的初始权利——从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内在不一致谈起》,《人民论坛》2013年第8期;[法]艾蒂安·巴利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赵文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78页;[日]内田弘：《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由阳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6年刊;石尚：《犹太人的解放与出路——从斯宾诺莎的犹太人问题到马克思是犹太人问题》,《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高山奎：《隐匿的交锋——试论柯亨与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的不同评价》,《基督教学术》2017年第1期; 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61—256页;冯波：《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双重阅读——以马克思的〈神学政治论〉摘录为中心》,《哲学动态》2018年第1期;崔永杰：《斯宾诺莎对传统宗教的理性批判》,《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33} 冯波：《马克思与斯宾诺莎：宗教批判与现代的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作者的话”.

{34} 当代西方学界之所以会陷入这种难以将斯宾诺莎在政治哲学中归类的窘境,是因为没有将斯宾诺莎的宗教、国家、自由三个范畴放在学的范式中去讨论.见彭柏林：《重读斯宾诺莎宗教自由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20日.

{35} 崔永杰、苏虹蕾：《用〈圣经〉解释〈圣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6} 谭鑫田：《知识·心灵·幸福：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315页.

{37} 田海华：《斯宾诺莎对圣经的历史批判与诠释》,《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4期.

{38} 李勇：《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132页.

{39} 张云翼：《论斯宾诺莎解释〈圣经〉的方法与其中显示的宗教与哲学之相关性》,《理论界》2012年第11期.

{40} 薛霜雨：《試析斯宾诺莎〈圣经〉诠释法之理论来源与依据》,《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13年第2期.

{41} 周晓亮：《斯宾诺莎的〈圣经〉解释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42} 黄启祥：《利奥·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解经方法的误读》,《求是学刊》2014年第1期.

{43} 吴树博：《阅读与解释》论斯宾诺莎的历史观念及其效用》,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6—207页.

{44} 周晓亮：《斯宾诺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130页.

{45} 学界长期以来认为《神学政治论》出版于1670年,最近出现了异议.爱德文·科利（Edwin Curley）说：“《神学政治论》出版的时候,尽管这本书在1669年末可能已经出现了,其标题页写的是1670年这个日期.”见Benedict Spinoza, Edwin Curley tran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II,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9.“剑桥哲学史文本系列”之《神学政治论》也说：“扬·利乌魏特兹在阿姆斯特丹匿名秘密地出版和销售的拉丁语版本,表面上是1670年（实际是在1669年）,这个版本是最早的、也一定是这个文本的真实版本.”见Benedict Spinoza, Michael Silverthorne & Jonathan Israel trans., Jonathan Israel ed.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XLII.

作者简介：彭柏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胡静）

简而言之：上述文章是关于宗教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宗教学和宗教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宗教学和宗教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宗教学和宗教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