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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财会方面论文范文参考：基于财务治理的企业集团财务控制体系研究
企业集团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重要经济组织,也是完成顾客价值链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它以成员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为基本纽带形成整体性目标,并发挥整体性功能.这需要以其拥有或控制的财务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必要的基础条件,因而,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近些年来一直是国内财务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一)
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都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经济主体,这是研究企业集团财务控制必须承认与遵循的制度条件,却也是现有不少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无意忽视的地方.因而,站在集团公司的角度看,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应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个是集团公司对其非独立的组成机构的财务控制,这是基于经营管理层权威、依靠行政命令而展开的、直接的财务控制,另一个则是集团公司对其他成员企业的财务控制,这是基于集团公司的出资者地位、依靠其产权(财产权利)或股权、通过其他成员企业的治理结构而展开的、间接的财务控制.应该说,后者是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的重点内容,这也使之呈现出层次性、群体性、制度约束性、间接性与复杂性等基本特点.
正因为如此,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不能等同于企业财务控制的简单拓展,它有自身需把握的基本原则:1、“引导为主,强制适度”,即主要通过经济性诱因引导各成员企业目标的整合,形成企业集团整体性的财务控制目标,并以此引导各成员企业的财务目标及财务活动.2、“以需定度,动态调整”,即根据企业集团整体战略与目标的需要,确定并调整对成员企业的股权投资份额及由之衍生的财权影响力.3、“控而不死,放而不乱”,这主要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来保证集团公司在各成员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发挥与其产权(股权)相适应的影响力.
(二)
财务治理的核心与要义是企业(公司)财权在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分割与配置,它为保证企业财务决策与财务活动增进企业整体利益、并在各产权主体(财权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均衡的分配提供稳定的制度性框架.因而,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要以各成员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及其运行为制度基础,集团公司对其他成员企业的财务控制更应通过充分运用其产权(财权)在其财务治理结构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来展开,控制其财务决策、执行与监督等过程,却要防止“越位”地直接实施其具体的财务活动.这点对于我国“财务、人事、业务”混合一起的企业集团而言更应注意.
财权是由产权衍生的,是产权在财务层面的“映射”,因而集团公司在其他成员企业财务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控制力的强弱首先取决于其股权投资份额的大小.为此,集团公司需要以企业集团整体战略与目标为导向,在同一行业内及不同行业间对其股权投资进行合理设计并动态调整.
除此之外,集团公司还应对其他成员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具体机构、运行程序、方式方法等进行合理的设计及动态的调整,在其产权(股权)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化地发挥其拥有的财务治理权应有的效应.当然,对于其不同类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如何在既定股权投资份额下充分运用其财务治理权的具体要求会有一定差别的,本文对此分类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这种基于财权的财务控制理念,以及基于财务治理的财务控制框架与模式,是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的基本特点与内在基础,这也反映到其他层面上.
(三)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的选择,也即对集权分权管理模式的选择,并不仅仅是对其各自带来的成本收益比较进行考虑的结果,这种经济性效果虽然可能诱致这种选择,但不能直接决定某种财务管理体制的形成,而是通过对股权投资结构及其调整、进而对作为受控对象的其他成员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的参与及控制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或模式的形成,是以企业(公司)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财务监督权的配置状态为现实的制度基础的.当然,这种选择还要考虑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发展阶段、产业性质、发展战略、地理分布等因素的影响.
企业集团财务负责人制度是其财务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两个层次:1、集团公司层次的财务负责人制度.这主要是为集团公司内部直接的财务控制服务的.这个层次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个是总会计师制度,在我国国有企业或公司中运用较广,总会计师是企业(公司)总经理班子的组成成员,对总经理负责,另一个是CFO制度,CFO同样是总经理班子的成员,但与CEO(总经理)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这二者都可视为“经营者财务”的内容.2、其他成员企业层次的财务总监制度.财务总监是作为出资人的集团公司派往成员企业的财务负责人,有决策型、监控型、混合型等不同类型,但主要是代表出资人履行财务监管的职能,可视为“出资者财力”的内容.
企业集团的预算管理方式是其财务管理体制的具体体现.集权模式下,集团公司是预算的制定者与执行组织者,而分权模式下,则是审批(审阅)者与监督者.但其基本过程都是先确定企业集团预算的总体目标,然后在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解.分解的基本方法有目标资产报酬率法和目标资本报酬率法.针对预算目标分解过程中由讨价还价导致的预算松弛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联合基数确定法”的应用模型,并对各类子公司的预算管理过程进行了分类探讨.
企业集团的资金控制对降低其整体的财务风险是重要的,本方分析了以集团公司财务部门为主体的内部封闭式资金集中管理的几种方式,如统收统支方式、拨付备用金方式、设立结算中心方式等,以及为企业集团提供开放式金融服务的几种方式,如财务公司、保险服务公司、信托公司等,对其优劣异同进行了比较,并着重从制度规范、现实需要及典型案例等不同角度预测了财务公司的发展趋势,认为它是我国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最佳模式.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理解,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实际上是种委托——*关系及其变动,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为此需设计与运用适宜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是为了实现理财者(*人)与出资者(委托人)目标之间的兼容性、正相关性与最优化,即二者达成均衡的财务契约.约束机制是为了抑制理财者的“逆向选择”,其理想状态是实现约束成本与*成本总和的最小化.这些都需要以企业集团的绩效评价为反馈控制的基础,为此本文探讨了子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架构,选取代表集团战略实现程度的“经济附加值”(EVA)或“剩余经济附加值”(REVA)为核心指标,从财务、市场、企业内部业务过程、企业创新与学习四个基本方面来构建.在此基础上,分全资子公司、上市子公司、非上市子公司几种情形进行分类设计.
(四)
在对企业集团财务控制体系进行构建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国有企业集团财务控制中所出现的基本问题,对其改进工作作了对策性研究.
首要的是国有企业集团财务治理结构的改进,这以其所有权(股权)结构或投资结构的演变为权利基础.本文对集团公司和其他成员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的改进分别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前者分三种基本情形进行了较为细化的探讨:继续维持狭义的国有企业集团(全民所有制)、转化为广义的企业集团(国有法人股的加入)、转化为民有持股企业集团(民有股的加入).
在对国外与国内的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特点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产业性质、发展阶段、组织结构、产权特征、发展战略、经营规模、集团文化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应采取集权为主、适度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
对于国有企业集团财务负责人制度的选择,在集团公司层次关键不在于总会计师名称的变化,而是其责权利的匹配,真正让其从财会方面的幕僚或参谋角色转变为直接的专家决策者,在其他成员企业层次,财务总监应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从决策型、控制型、混合型中相机选择.
(五)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创新性意义,主要体现在:
1、把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划分为集团公司内部的直接控制与对其他成员企业的间接控制两大部分,并着重对后者进行探讨,相对于现有类似研究把它看成是企业(公司)财务控制的简单拓展的状况,更清楚地界定了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的基本框架,也更符合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
2、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精神把财务控制纳入制度层面来研究,把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与财务治理结合起来研究,并把其体系构建在财务治理结构及其运行的基础上,相对于现有研究过多地局限于具体的操作性、技术性层面的现状,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创新,且提升了对财务控制研究的理论性层次.
3、对企业集团如何控制各类成员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运行进行了较为系统、详细的研究,对企业集团在制度框架内展开间接性财务控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对规范我国集团公司对其各类子公司的财务控制活动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4、对企业集团的各项财务治理权如何在集团公司与其他成员企业之间进行分割与配置进行了较为详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财务治理的研究有一定的裨益.
5、对如何评价子公司绩效的指标体系提出了一个“塔形评价模型”,以EVA/REVA为核心指标,把市场、内部业务过程、创新和学习与财务结合起来,有利于从整体、战略上把握子公司的发展状况.
尽管如此,本文对于企业集团财务控制这个复杂的大课题而言只能说是增添了些许砖瓦而已,更多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地展开研究,恳请各位老师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
第二篇财会方面论文样文：税收征管博弈与激励机制研究
税收是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从古到今都是凭借其政治权力强制征收.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各自利益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正是对于各自利益的不懈追求,才导致了税收领域的多层博弈的存续.税收征管过程是由一系列不同层次的委托—*关系组成的,形成了一条层层下移、环环相扣的委托—*链.自1994年实施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平均增速达17.3%,并在2008年突破了60000亿元.但是,在税收征管实践中,税收不遵从行为、纳税服务层次低、纳税人激励错位等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运用博弈论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分别研究税收征管中的事(逃税和避税)和人(征税人、纳税人和税务*人),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它们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或分离均衡,提出税收征管改革的建议.目的是要提高税收遵从度和征管效率,力图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并注重对实际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全文共分10章:
第1章主要阐述本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内容及框架、方法、特色与创新.
第2章作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结果表明,国外的研究侧重于建立数学模型对现实中的税收问题进行分析,但这些模型普遍具有较严格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大的差异,因而直接把这些研究成果用于指导我国实践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受国情所限,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所得税遵从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对税收征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些研究总体上还属于粗放型,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实践层次看都还有待于深入.
第3章回顾了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的历史沿革和税收征管法的制度变迁,分析了税收收入变化和税收征管特点,指出税收征管机制的缺陷与不足以及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发达国家税收征管经验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一些建议.
第4章对逃税进行概述,内容包括逃税的概念、特征、手法、危害、处罚以及我国逃税现象的严重性.从利益和文化以及税收法律制度方面剖析了逃税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建立和求解数学模型分析了征纳双方的博弈关系,并对优化税收征管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第5章对税收筹划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特别强调认定风险,即税收筹划主体制定出的税收筹划方案自认为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却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逃税.然后依此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企业与税务机关在税收筹划博弈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和均衡结果,并提出改善结果的具体措施.
第6章主要论述国际避税与反避税,指出转让定价是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中最广泛采用的一种手段.为了对抗这种避税,大多数国家赋予税务机关根据“正常交易原则”对转让定价进行重新调整的权力.本章依此建立博弈模型,对跨国公司与税务机关的决策行为和均衡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反国际避税的对策.
第7章分析税务机关与征税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借鉴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的做法,建立税务机关与征税人之间的委托—*模型.提出完善我国征税人激励机制的建议.
第8章分析纳税人与税务*人之间的委托—*关系,选择纳税成本率作为反映*人—税务*人效率的变量,利用拉丰模型为不同能力的税务*人设计激励契约.针对我国税务*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税务*制度的构想.
第9章分析我国在税收激励机制方面存在的错位、缺位等问题.借鉴日本和台湾的做法,设计了两种税收激励制度,并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这些制度确实可以起到减少逃税的效果.提出我国实行所得税蓝色申报制度的设想.
第10章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指出研究的局限和后续研究建议.
本文的研究特色是用博弈论和激励机制理论全面研究税收征管.创新点:一是将税收征管的博弈研究从国内拓展到国际税收领域.二是对税收筹划的博弈研究领域进行了探索.三是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有效的税收激励制度可以减少逃税现象的发生.
第三篇财会方面论文范文模板：集体谈判权研究
劳动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于劳动关系矛盾的凸显期和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的转型期.集体谈判制度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以制度方式有效化解劳动者与雇主两大对立阶级矛盾、有组织地解决集体劳资冲突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发明,在我国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中是值得期待的.
本文从解释论的视角,对集体谈判权的定义进行了规范.为了更加贴近“集体谈判”的本意,未使用“集体协商”、“集体协议”等去冲突化的语言表述,并从完善立法、指导实践的角度,对集体谈判权的内容、权利行使中的侵权现象进行了剖析,对学界关注的罢工权立法及工会独立性确认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解读,以期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集体谈判制度框架.
从研究的意义入手,分析了集体谈判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指出集体谈判制度设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其次说明文章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取语义分析方法明晰概念；采取实证研究方法,以劳资纠纷典型案例为对象进行问题解析；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比国外立法的做法经验,适当借鉴、合理移植.最后是对此问题研究的预计突破,即通过对集体谈判理论的梳理和系统构建,分析权利主体中的弃权、侵权现象,为促进集体谈判权的立法提供理论指导.
对集体谈判权进行了多元解释.首先在齐美尔、科塞“社会冲突理论”的理论框架下对“集体谈判”、“集体协商”、“集体协议”进行词义辨析,明确“集体谈判”的法律概念.其次从人权、劳权、公民权三种权利形态出发,探究了集体谈判权的法律属性.最后从正义、自由和效率原则入手,明确了集体谈判权的法律价值.
对集体谈判权利场域中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特殊主体进行了详尽、明确的阐析.在权利主体的划分中,把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主体,展现了具有“双重代表”身份的工会在集体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位置和尴尬处境；在义务主体的划分中,把雇主组织列入其中,体现了我国亟须建立行业级、区域级集体谈判的现实状况；在特殊主体的划分中,把政府列入其中,体现了政府作为集体谈判“第三方”的不可或缺性和正确定位的必要性.本章是下文进行侵权及救济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对集体谈判制度构造进行研究.首先结合对美国集体谈判制度的借鉴,充实了国内现行的集体谈判内容,丰富了该制度应有的内容构造,并对国内外集体谈判构成中最重要的内容——工资集体谈判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与解读.其次从程序上对行使集体谈判权的准备、过程与结果进行了梳理.在行使集体谈判权的准备阶段,强调了代表人的确立和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在集体谈判的结果上,对我国当前集体合同的签订情况做了一定的实证考察.
对权利运行中的主体弃权、侵权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权利主体的弃权方面,结合法制史研究中的法律文化视角,分析了劳动者因法文化的积淀、法意识的缺乏造成的权利意识薄弱、因“搭便车”心理造成的主动弃权的现象；在义务主体的侵权方面,通过案例分析了雇主未尽承认谈判义务和未尽诚实谈判义务的现象；在特殊主体侵权方面,论述了因政绩导向下的越位、管制导向下的缺位、利益导向下的错位造成的侵权现象.对当下集体谈判制度运行中的困境进行的多角度、多维度的*,为本文第六章对集体谈判制度的救济与保障研究打下了伏笔.
对集体谈判权的权利救济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对救济种类的划分,论证了集体谈判权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自力救济的权利.在自力救济方面,运用社会工作中的“增权”理论,分析了劳动者个体增权的困境,主张通过社会的良性中间力量和工会的外力作用促成个体增权,激发和挖掘劳动者的潜能,提高劳动者的个体素质,实现真正的“造血”.对于工会在集体谈判中权利主体的代表主体的角色定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建立“低耦合、高内聚”的真正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入手,从源头上改变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提出完善政府的劳工政策,特别论述了罢工权立法,这一劳动法研究领域的热点及难点问题,梳理了罢工的概念、发展、存在问题并阐述了解决思路和方法.最后建议政府转变对劳动关系的思维定式和管理模式,从“意图*”向“责任*”适时过度,建立有所为亦有所不为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和“善治政府”.
本文对集体谈判权的研究,是基于各种学术理论和相关学术观点展开的,是围绕集体谈判权的内容构造,着眼于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集体劳动冲突实例,从侵权状态的分析到救济举措构建的落实,力图描绘和构建较为完整的以团结权为基础、罢工权为保障并符合中国国情的集体谈判制度体系.
第四篇财会方面论文范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建设市场性研究
当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态势强劲、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新经济模式日渐显露、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等教育形态,迎来了难得的契机,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我国的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影响其健康发展的问题.究其原因,这些问题无不与专业建设没能按照市场性的要求运作有关.
所谓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市场性,是指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受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市场原则的影响和制约的特性.“市场性”是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固有的基本属性,是基于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相统一的要求而形成的.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必须同时适应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消费者市场“两个市场”的需求.强调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市场性,并非指它是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唯一属性.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高职教育及其专业建设同样具有公益性,而且,在高职教育专业产出的“商品形态”以及其生产过程体现出公益性品质.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必须坚持市场性与公益性统一的原则.高职教育的专业建设是集专业开发、专业设置、专业调整、专业教学为一体的活动,其要素包括:市场分析、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实践教学体系和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其中,市场分析是前提,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是核心,实践教学体系和基地建设是基础,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4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和促进,形成了专业建设的动态系统.从市场性要求出发,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体系和教学环节等,都必须坚持以适应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满足职业岗位要求为依据,专业的实践教学和实训基地的建设必须更紧密地结合地方经济和行业特点,坚持“校、企合作”,师资队伍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师型”结构,构建高职院校师资引进和培养的独特机制.只有紧紧围绕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市场性,才能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教学模式由以学校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市场需求为中心的转型.坚持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市场性,高职院校的教育和教学改革中创造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实践经验,包括“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技术能力等<,WP等于4>,级”为特色的教学模式,体现全面素质教育的KAQ模式,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及对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等.认真总结这些实践经验,有助于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 关于财会方面论文范本 | 大学生适用: | 3000字在职论文、8000字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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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财会方面论文范文格式：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特征及政策效果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有赖于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推动.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与金融机构发展虽历经三次大的变革和调整,但还是无法根本扭转大量农村资金外流的局面,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和乡镇层级)依然存在着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银监会于2006年12月出台相关政策,大幅调整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境内外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期望通过大力发展扎根农村、服务于“三农”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现农村资金的部分回流,充分利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管理层次少、经营方式活的特点积极“支农”、“支小”和“支微”；同时,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现行竞争状况,提高经济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自2007年以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推出已有6年多,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究竟发展情况如何它们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相比,有何发展特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是否达到了预期政策效果和目标这正是本文选题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本论文以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为线索,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生存发展机理和理论依据,并结合我国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三农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特征,探讨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变迁及环境约束；然后,论文通过实地调查深入考察了我国三种类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现状、发展特征及存在问题,找出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又运用试点发展的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支小”政策效果及影响政策效果发挥的制度设计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论文研究和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及经验,结合我国金融实际和三农发展需要,研究提出了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定位、三种类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和策略选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措施.
全文共包括六大部分,各章节主要研究内容及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和阐述.同时,本章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和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其中国外的研究动态主要从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演变、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国内研究动态主要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的新范式转变、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一般理论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总体来看,现有文献集中于传统农村金融体制存在问题及改革对策的研究,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产生背景、发展环境、试点现状及问题研究的较多,而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特征、政策效果及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研究则较为欠缺.
第二章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一般分析”.本章主要对比研究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在准入条件、经营特点及功能作用等方面的不同特色,并分析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产生的制度环境和理论依据.具体研究思路是,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接着对三种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即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分别进行了界定；其次,结合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探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产生的背景和制度环境,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增加农村市场的资金供给和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局面.最后,还探讨了支撑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研究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有其产生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些理论依据包括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与农业信贷补贴论、长尾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及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第三章是“城乡统筹背景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现状与发展特征考察”.本章主要结合实地调查数据,首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近年来的总体发展格局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分别对三种组织形式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现状、发展特征、成效及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索.通过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的区域分布分析发现,三种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村镇银行发展速度最快,但分布明显偏向东部地区；有银监会批准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缓慢,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分布在东中西部相对均衡,但在资本总额和贷款规模方面,东西差距巨大.论文以福建省为例分析了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的试点现状、运营特征,认为村镇银行具有管理模式上与主发起行趋同化、运营支行化、定价管理粗放化、设立地点以县城为主等特点,存在着公司治理弱化、筹资难度大、经营成本高、盈利水平低、贷款风险高等问题.从福建及其他地区的小贷公司试点看,小贷公司的兴起推动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创新、拓宽了县域经济的资金来源,有效缓解了农村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难问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间非法借贷的蔓延；但小贷公司也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确、融资杠杆率低、资金来源严重受限、专业管理人才不足、监管难度大等问题,论文还从法律定位、监管制度及发展方向三个方面对小贷公司的问题根源进行了深层次的制度分析.本章最后,在比较分析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种运作模式(机构化运作管理模式、商业银行代管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的基础上,运用来自四川、河南和山东三地调查资料,重点讨论了政府主导型村级资金互助社在设立原则、资金构成、组织架构等方面的运作特征.研究认为,资金互助社具有社员入股产权明晰,社区主导、自我管理,强调社区瞄准和封闭运作、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帮扶机制等发展特征；在扶贫支农方面,资金互助社具有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不可比拟的优势,但目前也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确、治理结构不完善、项目运转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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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是“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效果分析”.本章首先研究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的目标、政策传导过程和传导机理；在此基础上,论文对照银监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三年规划目标,发现三类机构的数量规划目标只完成了60.7%,在地区分布目标上也没能实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农业大县和贫困地区倾斜的预期.接着,论文运用来自三省的农户调查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实证模型等方法,重点对村级资金互助社的支农效果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研究发现,农户是否参加互助社、是否使用互助资金与农户收入增长变量显著相关；但非贫困户利用资金互助社的机会更多,意味着互助资金对贫困户的支持力度还不足；农村互助资金使用效果的好坏,与借款农户的自身素质(如户主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等)有着密切关系.调查发现,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运行效果除了扶贫支农方面的经济价值,还具有融洽成员关系、干群关系等方面的社会管理功能,对村级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本章最后深入探讨了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效果的制度设计因素,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商业金融或普惠金融的性质(或目标)抉择、小型微利或规模经济的规模选择,以及经营策略选择、监管体制选择等制度设计层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效果的发挥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实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回避或模糊处理这些制度设计层面的冲突.
第五章是“国外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及经验”.主要介绍和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及经验,其中发达国家重点比较分析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农村金融制度和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特点及经验,发展中国家主要分析了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农村金融制度特色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经验.分析认为,国外经验的重要启示在于：农村金融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必须立*国国情,不能盲目照搬；强调政府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中的作用发挥；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农村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为基础和保障等.
第六章“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选择及对策建议”,是全文研究的落脚点.针对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共性和差异化问题,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经验,首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市场功能进行了总体定位；然后,根据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者各自不同特征,提出它们未来发展的各自模式选择及经营策略；最后,还提出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措施的具体建议.研究认为,在市场定位方面,要明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社区型小微金融机构和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生力军属性,坚持“支农、支小、支微”的服务原则和“特色化、能赚钱、可持续”的经营方针,并放宽准入条件、采取激励约束机制引进多元化资本投入,同时,构建*和地方政府分级协同监管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选择方面,认为村镇银行未来发展可选择总分行制或控股公司制模式；小贷公司的未来发展路径既可选择成为专业化的贷款零售商,也可创造条件逐步改制为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则应是多方合作、相融共生模式,包括资金互助社与商业银行联合发展模式、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区域联合发展模式、农村资金互助社与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发展模式.除了模式选择,论文还提出了促进各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顾“支农、支小”政策目标和自身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具体策略建议.最后,论文还从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财政和货币扶持政策、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建立存款保险和农业保险制度等视角,提出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进相关配套改革的系列政策建议,特别强调了农业保险对农村信贷风险的分担和转移功能,提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业保险机构合作、农村信贷产品与农业保险产品合作途径及意义.
纵观全文研究,始终以可持续发展为线索,重点探讨了影响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特征及政策效果问题.只有深入了解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行特征及发展遇到的瓶颈,找出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支农政策效果发挥的各主要因子,才能创新性地提出兼顾支农政策需要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模式.论文研究的主要特色及创新之处包括：
一是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效果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性研究.论文较深入地探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的目标、政策传导过程和传导机理,比较分析了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支小、支农”效果优劣,并通过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社区互助性金融组织,不仅对农户家庭增收扶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对村级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最后还深入探讨了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效果的多方面制度设计因素,包括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目标冲突、规模选择冲突、策略冲突及监管冲突等,认为制度设计层面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效果的发挥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实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不能回避或模糊处理这些制度设计层面的矛盾冲突.
二是创新性地探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发展方向及发展模式选择.从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兼顾支农政策目标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论文提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乡村社区型小微金融和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生力军的市场定位,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应该坚持“支农、支小、支微”服务方向和“特色化、能赚钱、可持续”的经营方针.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选择方面,认为村镇银行未来发展可选择总分行制或控股公司制模式,小贷公司则可选择成为专业化的贷款零售商或改制为村镇银行的发展路径,农村资金互助社则只有选择多方合作、相融共生的道路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在设计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经营策略时,始终坚持支农政策需要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二者兼顾.
三是结合福建省的试点调查资料,较全面地考察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历史、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创新性地探讨了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层次制度根源,并提出了小贷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多种模式选择及对策建议.论文从现行法律法规出发,深入讨论了小额贷款公司在法律上的模糊性质定位及对小贷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分析了小贷公司未来两条发展路径的可行性及应具备的经营条件和制度环境,探讨了小贷公司现行的多头监管造成的有些管得太多、有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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