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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财政毕业论文范文参考：中国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研究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末至今的十几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其中三个方面的发展势头最令世人称道.一是,加速高等教育大众化.1999年至今,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标志着我国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6.5%,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二是,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自上世纪90年*始,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主要采取两个措施加强高等教育质量控制.一是实施重点发展战略,集中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在其带动下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迅速赶超世纪水平.二是实施实施“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质量评估制度,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实行标准化控制.三是,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一方面,政府逐步转变职能,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不断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完善高等学校法人治理结构.
为了保障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我国政府非常重视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迄今为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政策体系.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一般性政策”和“指导具体领域的政策”两个方面.2010年7月,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为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完善高等教育政策体系奠定了发展方针、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2012年6月,国家教育部发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确定了“十二五”时期,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思路.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动教育优先发展、科学发展,使教育更加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殷切期望,更加符合时*展的潮流.以上两个纲领性文件为今后一定时期我国教育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
然而,在迅猛发展的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从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看,有四方面问题较为突出：一是与“高考”相关的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问题.二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三是经济困难家庭学生的高等教育权利问题.四是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社会组织发展缓慢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这些短板直指高等教育政策公平与效率失衡缺乏问题.有人指出：“当前我国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与效率状况满意度不高.原因之一在于教育政策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存在教育政策主体的价值选择偏离社会的期待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政策主体‘轻公平’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对教育公平要求有加大差距.”（石火学,2010）[1]
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社会政策研究关注社会中的社会福利问题,包含比较强烈的价值诉求.（关信平,2009）(57)[2]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政策研究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门独立的学科,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是其中一个应用领域.而强调社会政策价值分析特征是社会政策研究的灵魂.鉴于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存在的诸如此类问题,本文定位于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分析框架是对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价值分析,具体到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分析.高等教育具有培养高素质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个体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公平是人类美好的理想和永恒的价值追求.高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此,高等教育公平已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基本的价值取向.[3]同样,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使得效率也成为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鉴于公平与效率均为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学界对两者关系的认知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因此本文对高等教育社会政策所进行的一系列评价都必须基于公平与效率的应有之意；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分析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内容和行动的理论框架.
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一是没有明确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政策领域,大学生就业政策没有被纳入政策体系.二是某些政策建立带有明显的补救特征,政策的主体、内容和运行模式并不是按照社会政策的理论原理来制定的.三是各项政策内容之间缺乏有机的配合.同时,现行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存在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上的偏离.作为当下教育政策的基础性文本,《教育规划纲要》在公平与效率取向上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对教育公平的认知和定位上存在偏差.一是,教育工作方针所指的“公平性”的内涵狭窄,没有区分不同教育层次教育公平的程度,某种意义上降低了公平的标准.二是,教育工作方针和战略目标的内涵彼此颠倒.具体就是,工作方针的内涵较为狭窄,而《教育规划纲要》适用时期内（2010-2020年）的战略目标比较宽泛,二者之间逻辑混乱.其次,缺乏新形势下促进教育公平的有力举措,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背景下,如何真正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乏善可陈.再者,某些政策仍然沿袭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如坚持“重点发展战略”,投入大量的资源创办“一流大学”.对民办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和教育社会组织的关注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这些政策危及了公平.为此,本文提出构建公平与效率均衡的高等教育社会政策体系的观点.
本文认为,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应该以公平与效率均衡为目标.概括起来有三层含义：第一,公平必须是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首要价值取向,公平是绝对的、第一位的,是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政策目标、资源配置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共同价值选择.第二,高等教育社会政策也应该注重效率,不过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效率取向是相对的、从属的.一方面,高等教育资源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市场机制以效率为基本价值取向.高等教育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动用一定的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资源,以合理的资源投入获得满意的政策效果是社会政策设计者、执行者和受益者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当公平与效率存在冲突时,效率必须服从公平.而且每一项具体的高等教育社会政策都有独特的效率标准,局部效率不能代表整体是有效率的.第三,所谓公平与效率均衡,是要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即在实现真正公平的同时,达到最大效率.高等教育社会政策要尽量避免公平差-效率差的状况,努力实现公平好-效率好的状况.而且高等教育政策是一个政策系统,每一项具体的政策都要谋求公平与效率均衡.不应笼统地评价高等教育政策,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第二章和第三章侧重理论分析.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基于现实的思考,依据公平与效率均衡的分析框架分别对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四大内容进行政策分析,并且提出完善我国各项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基本思路.本文的研究重点与核心观点包括：
第一,重新界定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含义及其政策领域.本文提出的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定义并非是把政策对象从全体受教育者聚焦为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而是针对高等教育领域内弱势群体的特点,对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政策主体、保障对象、政策内容和价值取向等要素给予重新界定.基于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标准,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微观层次,即高等教育资助政策.二是中观层次,包括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和大学生就业政策.三是宏观层次,包括高等教育财政政策、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办学政策和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本文主要研究高等教育财政政策.
第二,提出以公平和效率均衡为目标的完善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分析框架.其一,确定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在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上的定位,提出公平与效率均衡是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公平取向优先于效率.进而公平与效率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公平与效率均衡只能是一种动态平衡.其二,概括了高等教育财政政策、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和大学生就业政策等政策领域中公平与效率均衡的特有形式.其一,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公平和效率均衡必然是在实现了起点公平的同时,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均达到好的状况.例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宏观政策下,采取社会化的招生服务模式,即在考试、录取等环节上,适当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作用.可以在保证正常招生秩序的前提下控制招生成本,达到少投入多产出的结果,达成宏观效率.同时,采取招考分离模式能够实现考生个人效率和学校招生效率.其二,高等教育资助政策公平与效率均衡是指,资助政策在达成其职能的同时,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但是,公平与效率之间必须以公平为主要目标,必要时可以牺牲效率.此外,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均有其独特的公平与效率均衡的形式.
第三,关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的构建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必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多样化,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落实高等学校自主权和促进高等教育社会组织发展等基本规律形成良性互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这些基础性政策完全契合了公平与效率均衡的价值取向.其中,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发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转变政府职能等思路主要是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公平.落实高等学校的自主权以及促进教育社会组织发展是为了提高效率.同时,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必须兼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研究需要运用当下最热点的社会政策理论和方法.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和分析框架对构建高等教育社会政策理论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适度普惠型社会政策理论为公平与效率均衡提供了完美的理论依据.
第四,对现行各项高等教育社会政策进行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的分析.其一,我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具有突出的二元制特征,存在公平与效率失衡现象.据此提出建立公平与效率均衡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框架.一是建立公立高等学校与民办高等学校一体化的高等教育投入模式.二是在财政投入为主导的前提下,大力拓展社会捐助,合理控制个人学费负担,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投入模式.三是改革经费投入机制,提高经费拨款、使用和监管的效率.其二,揭示了我国现行大学生资助政策中公平与效率失衡的突出表现.一方面,价值取向过于偏重效率,政府把其对高等教育资助的责任转嫁给金融机构、用人单位.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结果缺乏效率.个人承担的学费负担并没有因为建立资助政策而有显著改善.构建公平与效率均衡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基本思路是：一是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二是资助政策必须重点保障经济困难大学生,同时关照那些有资助需要的大学生.三是采用普惠型与选择型并存的政策模式.四是资助项目兼顾经济资助和能力提高双重功能.其三,现行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在公平与效率方面存在不足.“高考”制度在“分省命题、按分录取”的基本模式下已经无法兼顾公平和效率,现行的“自主招生”政策也难以改变招生制度的固有缺陷.公平与效率均衡的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政策框架是,建立招考分离制度、采用多元化自主招生机制和发挥招生社会组织作用等.其四,梳理了现行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内容,概括了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特点.针对现行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的不足,构建公平与效率均衡的大学生就业政策.主要的观点包括：建立从大学生在校期间直至大学毕业后一段时期的政策体系,政策目标兼顾扩展就业岗位和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宏观上以政府转变职能为切入点,确立以增加就业为主、创业为辅的就业政策取向.当前应该重点抓好离校未就业大学生的失业登记和保障等待就业期间基本生活两项工作.
建立公平与效率均衡的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应该兼顾宏观与微观层面.在宏观上,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外在的社会需要良性互动.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在各项高等教育社会政策上的主导责任.一方面在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项目之间合理地分配公共福利资源；另一方面有力地促进和维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社会政策在以公平为基本原则和首要原则的同时,重视政策运行中的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使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入尽可能多地产生社会效益.在微观上,除了各项高等教育社会政策要营造自身的公平和效率均衡价值取向.而且各项政策之间也应该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保持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要求、新时期社会政策的政策
第二篇财政毕业论文样文：生源地助学贷款可持续发展研究
生源地助学贷款在我国正方兴未艾,其政策流变过程中充满了多方的博弈.随着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不断汇集,新的政策窗口终于在2007年徐徐打开.以此为分水岭,这一制度经历了“农信社时代”、“国开行时代”两个发展阶段,目前国开行模式已成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流.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国际上相对成熟的学生贷款方案对其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相对于校园地助学贷款,该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目前贷款供求矛盾还相当突出,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困难很多.这既有制度设计本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本研究通过对甘肃、湖北等省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发现,生源地助学贷款逐渐成为高校贷款学生的“第二财政”；其规模与普通中学毕业人数、生源地人口、乡村从业人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RP显著相关；但银行放贷意愿仍然是决定贷款规模的最主要因素,而且贷款审批发放的“计划色彩”还相当浓厚.
影响该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经济环境、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等.其中,家庭经济状况反映了学生的贷款需求,银行放贷意愿决定了贷款供给,而且“供给决定需求”现象很明显,但其前提是市场机制十分健全.因此政府必须减少干预和管制,还市场主体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促其多元化发展,提高银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社会制度约束主要表现为法制不健全、行政的不当干预等方面；文化背景中突出的影响因素是信用文化建设滞后.
在其内部运行规律中,杠杆原理起着核心作用.从宏观上看,*政府运用财政—金融杠杆,加大先富者、地方政府、学生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确保地方财政及居民收入投入到高等教育,实现“以轻拔重”的杠杆功效.生源地助学贷款涉及学生(家庭)、银行(国开行或农信社)、各级政府、高校以及保险公司等,多元主体间存在着动态博弈.只有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才能实现博弈的均衡.
实践表明,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资助效果与激励作用均比较明显.笔者提出,正如物质世界的“波粒二象性”一样,教育也同时具有生产功能和信号功能.生源地助学贷款既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也有助于贷款学生外在教育信号的增强,从而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的跃迁,促使学生摆脱“次要劳动力市场”.
关于生源地助学贷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理念与文化.需要强化市场化、多元化等发展理念,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大力弘扬信用文化,加强诚信教育,树立人本思想.国开行更要加快金融创新和市场开发步伐,在战略定位中更多地关注民生、关心人的发展.
二是制度设计.首先要突破现有社会制度的不利约束,切实加强法制建设；其次要完善操作管理流程,加快资助中心建设,尤其要引导保险、证券化等*机构和市场机制的充分参与,使得贷款可以如期回收,*流能够良性循环,违约与呆坏账损失可控,贷款资金流通顺畅,存量有保证,金融生态链不至于中断；再次,要划定金融与政府行政的边界,防止行政对金融的不正当干预.
三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持续繁荣,弱势群体收入水平才能逐渐提高,毕业学生才会有足够收入用于还款,公共教育投入及生源地助学贷款中的政府补贴才能持续增加,贷款覆盖面、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才能持续扩大.
第三篇财政毕业论文范文模板：浙江省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及其独特性的实证研究
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以及人们观念的转变,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从而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地处经济相对发达、市场发育程度相对完善的浙江省,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投资体制改革中也领先一步,通过体制与模式的大胆创新,实现了浙江省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本文以当前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为背景,在分析其规模发展和成本分担的独特性,及其造成这种独特性原因的基础上,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和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定量地建立了浙江省高等教育供需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规模、成本分担比例与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力图对浙江省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有指导意义.
本文首先从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及成本分担现状和演变过程的分析入手,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与探讨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建立的经济学基础和社会学基础,并从投入与收益的角度,对成本分担主体——个人、企业及政府的高等教育投资行为进行了经济分析,深入探讨了增加个人(家庭)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比例的理论依据,同时对国际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模式进行了归纳与比较. 本文的重点落在对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独特性的分析和浙江省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模型的建立上.通过小规模访谈、问卷设计、大规模调查、统计处理等手段,从微观上建立起浙江省高等教育个人需求模型,从供需平衡的角度,建立了浙江省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分析模型.利用分析模型,对近几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成本分担的结构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否满足了百姓的需求,是否符合不同类别民众的经济承受力,成本分担结构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实证研究.最后,结合供需模型,对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可能模式进行了模拟,特别是对浙江省高等教育新体制独立学院的规模发展潜力,进行了实证研究.为浙江省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 1.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的独特性,既有历史、地域原因,也有其文化传统原因,更有受经济水平和发展模式影响的原因. 2.1999年以来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通过几年的努力浙江的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满足了老百姓接受高等教育与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缓解了高等教育供需的尖锐矛盾,也缩小了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需求上的缺口. 3.根据建立的模型分析得到了1999-2002年浙江省个人(家庭)在不影响浙江大学博士论文其他消费的情况下,平均可承担的高等教育学费水平--一即高等教育个人(家庭)意愿支付水平,以及在动用家庭储蓄和牺牲一定的未来消费情况下平均可承担的高等教育学费水平---一即高等教育个人(家庭)最大可能支付水平. 4.从平均水平看,1999一2002年浙江省高等教育个人(家庭)承担的比例基本合理,在老百姓的承受范围之内.2000年以后浙江省高等教育个人(家庭)的实际支出达到或超过其意愿支出值,但仍小于最大可能支出,说明个人(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整体高等教育财政政策是积极有效的.但到2002年高等教育个人(家庭)实际支出己接近最大可能支出了,因此,今后浙江省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应持谨慎态度. 5.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对浙江省高等教育成本个人(家庭)分担比例的承受能力差别较大.对于城镇居民,1999一2002年浙江省高校的学费小于其意愿支付值或与其意愿支出值基本相当,更低于其最大可能支付值,这说明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学费是合理的,且尚有上升空间.但对于农村居民,2000年以后的浙江省高校学费水平,就超过了其意愿支付水平,2001一2002年甚至超过了其最大可能支付水平.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和总体个人 (家庭)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比例达到较高值造成.为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在制定学费政策上对两类不同的群体应区别对待. 6.研究表明,个人(家庭)收入、高校学费、大学生可获得的资助、毕业预期收入等因素对浙江省高等教育个人(家庭)需求有显著影响,完善对上大学学生的资助政策后,个人(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会进一步提高,但资助的方式应不仅仅依赖于助学贷款,还应加大对勤工助学(即有偿打工)政策的研究,因为这是学生的首选. 7.通过供需平衡模型,对浙江省不同财政政策与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如不增加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量,仅依靠提高学费,最多可使浙江省高等教育的规模比现时提高16.6%一25.4%,如维持学校学费标准,依靠增加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量,使其达到法定教育经费占GDP4%时,最多可使浙江省高等教育的规模比现时提高41.5%一47.9%.可见增加政府投入,应该是浙江省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依靠. 8.利用论文中的模型,对浙江省的新模式高校一一独立学院的规模发展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 2002年为例,在假设对资助的期望值可达到国家有关规定的60%时,①总招生规模和录取率不变时,独立设置二级第四篇财政毕业论文范例：乡村治理转型期的县财政研究（1928-1937）
本文以河北省为中心,把县财政研究置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治理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之中,集中探讨该时期的乡村治理转型与县财政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揭示南京国民政府乡村治理转型未能成功的县地方财政因素.
第一章在回顾清末至北洋时期乡村治理转型与县财政产生、发展的基本关系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治理转型的特点、动机及其对县财政的诉求. 清末至北洋时期,县政府治理乡村的职能逐渐扩大,县地方的教育、警政、实业亦逐渐发展.应乡村治理转型之需,县地方财政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与*和省级财政相对立的县级财政逐渐形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政府治理乡村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同时在县以下实行区乡制,并实施庞大的“完成自治计划”.这些乡村治理新举措的推行,对县财政收支及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诉求. 第二章集中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财政支出与乡村治理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点阐释县财政支出的“欠增长”对乡村治理转型的制约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治理新举措,使得县财政支出出现成倍突增特征,大大加重了县地方的财政负担,并且改变了原有的支出结构.但是,增长了的县财政支出却仍处于“欠增长”状态,增加的支出仅足维持新增职员的薪水,从而使得县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乡村治理转型的各种举措因缺乏资金往往被流于形式. 第三章集中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财政支出“欠增长”的源头“县财政收入”的欠增长,着重分析了导致县财政收入“欠增长”的各种因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财政支出的“欠增长”是由县财政收入的“欠增长”所引致,并且收入的“欠增长”状况比支出的“欠增长”状况更为严重.导致县财政收入“欠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国家对税制安排的“厚省薄县”、县地方款收入结构以省税附加为主的尴尬境地、税收征管中的损公肥私以及农民负担不合理等. 第四章从改革县财政机构、打破专款制度以及建立财政预算和监督制度等方面分别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指出其制度创新点和积极作用,同时从能否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制度保障的角度出发,剖析南京国民政府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局限性. 第五章集中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对县财政和乡村治理的相应改革措施及其成效.对县财政的改革,是以“开源”为出发点,主要措施是进行土地整理.对乡村治理的改革,是以“节流”为出发点,主要措施是进行机构改革.这些改革的成效甚微,最终未能从根本上缓解乡村治理转型与县财政之间的矛盾. 第六章集中考察由乡村治理转型与县财政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一个政策归宿:减第五篇财政毕业论文范文格式：清末民初的审判独立研究
实现一个完整的审判独立体制是中国近代司法体制改革的诉求之一.以政治权力重构的视角观察审判独立,即意味着作为审判权力载体的司法审判机关和近代意义的法官要在社会的各个政权层面予以实现.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府提出的各种司法规划中,组建体系化的法院,并配置相应的法官都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清末、民初是审判独立在中国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期,清末所建立的不完整的法院体系为民初政府所继承,民初政府又在清末法官考试选任的实践基础上,明确了法官的专业法学教育背景.通过对这一时期法院的设置和法官选任制度实践的仔细梳理,本文比较清晰的描述了它们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发展过程.同时,可以看到,实现审判独立在近代中国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现实障碍,它集中体现在初级审判组织的构建上,初级法院设置数量的庞大远远超出了国家财政所能够承担的负担,数量同样庞大的专业法官群体在加重了这种负担的同时,也使法官选任方式限于两难境地：高标准必然导致法官数量的不足,而低标准则与审判独立的理想制度模式相背离.在现实障碍前,民初的审判独立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维持一个小规模的法院体系的存在,并力图逐步扩张.同时,正是基于这个小规模的法院体系,一个水准较高的法官考选制度得以持续的实施.
本文由以下部分篇章组成： 第一章,政治权力体系重构中的审判独立”.从权力一元到三权分立,中国近代社会权力体系的重构可以视为社会各层面政权管理体制上的转变.作为对德、日政体仿效的结果,近代中国对审判独立的认识集中体现为建立独立的司法审判机关,以考选方式选任出独立进行司法审判的法官.这种认识也建立在对传统审判体制否定的基础上.此外,近代审判组织体系的确立也是对先前以改革审判方式为核心诉求的“恤刑狱”延续. 第二章“清末各级法院的设置和法官选任”.建立完善的审判组织在晚清“预备立宪”的筹画中是极为彻底的,设置法院、配置相应的人员要体现在所有层面的地方政权重构中.为此,司法规划对法院的设置方案有明确的时间表.同时,法官选任也逐步确立为考选方式.对规划、制度的实践集中反映在宣统二年各省省会、商埠各级审检厅的建立,以及同年进行的法官选任第一次考试.在此进程中,现实中的障碍开始显现,清末的地方督抚开始质疑初级审检厅的设置方案,各地方相继提出财政和人才资源上的困难.制度规划中的初级审判体系设厅规模过于庞大,地方财政根本无法负担厅署的建设费用和运营中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的审判独立研究以法院设置与法官选任为中心员开支.另外,初级审判组织要求数量庞大的法官群体,而这一职业群体形成又取决于法官选任标准的高低.宣统三年对法官选任方式的调整,初步表明,降低对法官专业素质的要求是清政府对现实障碍的初步回应.https://www.mbalunwen.net/lishi/077201.html
第三章:“清末法院设置的地方实践—以新疆为例”.清末地方各级法院的构建,主要是*审判组织体系的建立和地方法官的选任.本章以比较翔实的材料,描述了新疆设置九所审检厅和考试选任法官的过程,进一步揭示理想的审判独立体制在实现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第四章:“民国元年对法院、法官的改组.不同性质的政权交替,使民初政府需要清理前清留下的政权遗产.民国元年的法院设置是比较特殊的,为了昭示对共和政体的拥护,民国元年各省的法院数量出现了较大的增长,而这并不都是*政府司法规划的结果.民初司法部对前清遗留的司法审判组织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对前清法官去、留标准的选择上.强调法官的法学专业教育背景,强调考试选任方式成为最终的选任标准.但《旧法官特别考试法草案》因没有完成立法程序而未施行的事实,使得法官群体在两个政权间的延续并不连贯. 第五章:“民初法院体系的变迁”.对法院体系予以扩张、完善的计划都被很快抛弃,相反,民国3年的政治会议反而通过了一个裁撤法院的方案,并予以实施.客观的看待这一事件,基本可以揭示出基层权力体系的重构:在民国政府财政不能得到根本改善的条件下,完整的、独立的初级法院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根本无法建立的.裁撤法院后,在《法院编制法》之外的一些法院组织形式开始出现. 第六章:“民初法官考选制度的形成和实践”.与审检厅设置上的困难相比,对法官的考试选任持续存在.以考选方式选任法官,在民初没有施行的《司法官考试法草案》及《施行法草案》中就己经体现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对考试资格的严格要求,将系统化的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宫任职联系在一起的法官考试,恰恰出现在民国三年大规模裁撤审检厅后.它的持续进行也是和审检厅数量增长缓慢有着密切联系.此外,司法讲习所考试和司法储才馆考试,是这个时期另一种法官考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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