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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的艾思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以一本《大众哲学》影响了大批青年投身革命、奔向延安.据说退到台湾后,在理论总结方面多次提到,我不是败给的军队,而是败给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他要求部下包括他的孩子好好研读《大众哲学》.的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力.全面抗日战争之初的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来到延安.在欢迎会上,这样亲切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接着又说：革命要靠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把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有文有武,文武结合,革命的事业就能胜利.艾思奇的到来,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学哲学的热潮,提高了抗战骨干力量的素质；同时通过文化活动影响广大群众,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2月3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父亲李日垓是激进的主义者,曾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系同盟会员,在护国讨袁斗争中任蔡锷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兼秘书处长,后因反对新军阀唐继尧险遭杀害,被迫流亡他乡.
艾思奇2岁时随母亲迁居昆明,7岁入私塾,后入国民小学.14岁到父亲流亡的香港,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在港期间,父亲常与他说起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以及蔡锷护国讨袁的壮举.艾思奇自幼勤奋好学,喜欢思考.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指导下,除四书五经外,他还读了《老子》、《庄子》等先秦哲学典籍,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启蒙教育.同时,父亲的遭遇和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25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艾思奇回到昆明,同年考入省立一中.这是一所进步学校.在那里他读到《新青年》、《向導》等刊物,深受新思潮的影响,很快成为反对黑暗世界的斗争的骨干.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举行了各种活动.艾思奇积极参加,并在《滇潮》上发表声援文章. 1926年,北京又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运动进一步高涨.反动当局下令逮捕骨干分子,艾思奇也被通缉,后在他父亲的学生李沛阶帮助下才乔装成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取道越南,逃到苏州,找到流亡中的父亲.
风云变幻,政局不稳,艾思奇的父亲对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他觉得自己虽然满腔热忱投身革命,但推翻了清王朝和袁世凯,却仍是军阀混战,国弱民穷,他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振兴实业的人才”.因此,他希望艾思奇走工业救国之路.1927年春,17岁的艾思奇,怀着探求知识与真理、立志救国的雄心,东渡日本求学.
1927年春,艾思奇到达.那时的,世界各种思潮、学派、学说充斥,艾思奇仿佛置身于知识的原野,开始了顽强的追求与探索.美丽的富士山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近在咫尺的洗足池公园也从未去过,但他却是神田书店的常客.浩瀚的书海中最吸引他的是哲学.一本黑格尔的《逻辑学》几乎被他翻烂了.对于凡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更是悉心研读.以前,他喜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而今,大量西方哲学原著,在他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培根、康德、黑格尔,尽管学派纷纭,枝蔓芜杂,但他锲而不舍地钻研、探索,纵观几千年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发现了许多人类精神的瑰宝,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历史地位.这时,由特别支部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负责人张天放、寸树声介绍,他参加了社会主义学习小组.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加刻苦、自觉了,在读了日文版《反杜林论》以后,他深感日译本不够好.为了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把日、德文本对照攻读,力求取其精义.1927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支部组织同学回国以示.他于1928年春回.
回国后,艾思奇刻苦钻研了从日本带回的许多马列著作,并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的活动,如以云南书报社名义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团体等,还与大哥李生庄一起研究西方哲学.当时,李生庄主编的《民众日报》副刊上辟有《之塔》和《杂货店》专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艾思奇常常用“小政”、“店小二”、“SG”、“三木森”等笔名投稿,以杂文、译文形式介绍新文化和新的哲学观点.其中在对《费尔巴哈论》的解释和对公孙龙子“白马非马”命题的讨论上,兄弟间在报上公开争论,引起人们的兴趣.艾思奇还常常为《市政日报》撰稿,成为该报副刊《小宇宙》的骨干之一.
艾思奇将《国际歌》、《马赛曲》和日本渔民打鱼的小调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由聂耳在音乐会上教唱.他和聂耳早在昆明省立一中读书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他从日本回来,专门给聂耳带回来了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传记,并给聂耳介绍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
1930年底,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这期间,他仍然广泛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甚至在同学聚会的喧闹场合仍手不释卷,其刻苦精神为同学们所叹服.在哲学方面,他更加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颇有所获.当时,支部组织的中国青年会,每周在神田区学习一次.艾思奇住在大网,每次不顾路远,从不缺席.他的发言很有见地,时常把从社会上调查感受到的材料进行理论上的深入分析,鞭辟入里,给人启发.
经过3年多的刻苦学习与思考,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却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宇宙和社会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同时,他对救国之路也做出了新的判断,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艾思奇和许多爱国留日学生愤慨万分,毅然弃学回国.
以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动了年轻人的心
艾思奇曾向往能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留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实现.当时,他的父亲已出任云南“殖边督办”.老人仍希望儿子继续学工,以助他兴办实业.对此,艾思奇断然拒绝.他决心脱离家庭,走自己的路.
1932年初,艾思奇到达上海,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文章.8月,他在留日同学的帮助下到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当时该校的员团结广大教师、青年正同反动当局做斗争.艾思奇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积极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活动.他开始以“思奇”、“李东明”等笔名在《中华月报》上发表哲学短文,并着手翻译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
1933年初,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了解斗争情况,该校有人反映艾思奇对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不积极,要杜国庠做艾思奇的工作.杜国庠则发现,尽管艾思奇不爱出头露面,但思想活跃,学习勤奋,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应该发挥他的长处.于是便与当时社联的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奇的关系转到了社联,使他有了充分的时间进行哲学研究工作.不久,由杜国庠和许涤新介绍,艾思奇正式加入社联,并担任研究部的工作.从此,他以笔为武器,更加坚定地走上了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的道路.
1933年5月,艾思奇第一次写作了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在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编者指出：“作者以宏博精深的研究说明抽象作用,以及抽象作用在辩证法的正确运用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以丰富的哲学史知识,阐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反映出艾思奇已具有相当的哲学水平.
30年代初,国民党在实行暴力统治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围剿”.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上海.艾思奇从自觉地走上革命的文化道路那一天起,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充斥思想界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哲学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他系统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哲学界的斗争,剖析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派别,写成了《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对当时流行的胡适实用主义和玄学派张君劢的形而上学,做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旧哲学统治的时代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在中国有着无限未来的必然是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使被压迫者的前进之势更加锐不可当.
当时中国反动哲学界的主要代表是新康德主义者张东荪和叛徒、托派分子叶青.艾思奇指出：他们的哲学是一种“披着辩证法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围绕着哲学消灭与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和唯物辩证法的实质等问题,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同他们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并给以有力的批判.
在这场哲学论战中,艾思奇有力地驳斥了叶青等人对新哲学的歪曲和诬蔑,揭露了他们的阶级本性,扩大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为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以胡秋原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人”,鼓吹文艺自由论,反对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大肆攻击左翼文化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鲁迅和左联的革命作家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时,艾思奇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写了不少文章,如《文艺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诗人自己的道路》、《论文学的鉴赏》等,阐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指出艺术的永久性不排斥文艺的政治性,两者始终是统一的.
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勃开展,面临民族危机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新的思想武器.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作用,使它能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开拓性工作,艾思奇感到,“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他认为：“我们这个國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的对象.”他坚定地开始了新哲学通俗化的探索.1934年他写出了《哲学讲话》,成为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开端.这个“讲话”原是他在量才业余学校的讲稿.他在广泛征求学员意见的基础上,又做了整理,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哲学并不神秘”.此后,“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第4版后改名为《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别开生面的形式,阐述了新哲学的基本原理,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的色彩,使新哲学开始走到人民大众中去.它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启发引导人们探求真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很快,这本书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这本书还有一些缺点,并遭到反动文人的种种诬蔑和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但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前共印行了32版.在黑暗的旧中国,这本书首次以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动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5年10月,艾思奇加入了中国,成为一个更加自觉、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7年9月,艾思奇与上海文化界十几位知名人士被党组织调往革命圣地延安.
说：“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从上海到延安,从白区的文化战场到抗日根据地的讲坛,艾思奇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任教,并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协会主任.
当时,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党在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常与艾思奇一起研究哲学问题.1937年10月间,对《哲学与生活》做了长篇摘录后,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
1958年,艾思奇發表了题为《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的文章,一方面赞扬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必须要注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文章指出：“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而一点也不能离开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是我们一条重要经验.”
1959年初,他又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特别指出“在一定时间总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等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艾思奇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并把它当作自己践履笃行的生活准则.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艾思奇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他在高级党校担负了大量教学工作,为党培养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兢兢业业、呕心沥血.除了组织、计划教学外,无论是高级干部班、师训班、理论班,还是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等,几乎每期、每班他都去讲过课.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还是经典著作、形式逻辑、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或中外哲学史等,许多哲学领域的科目他都进行探讨和讲授.其他机关、团体、学校等来请他讲课,作报告,他也是有求必应,不辞劳苦.他一贯以治学严谨著称,每次讲课,都要研究新情况,重新修改讲稿.他常对搞教学的同志说：那种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研究课是讲不好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透彻朴实,逻辑性强,联系实际,力求从理论上给人以新的启迪.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更是一丝不苟、扎扎实实,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而对于不同意见,他则认真听取,反复探讨.他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总会越辩越明.
1954年起,他就在校内系统地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初步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一书,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易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这本书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
1961年,和高教部联名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艾思奇任哲学专业组组长,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为此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编写过程中,他和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都力求准确、简明,无论从总体结构到各章内容,从基本观点到材料的选用,都逐章逐节,一字一句地修改.这本书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说明问题,联系实际斗争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的哲学思想,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本较为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坚决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
艾思奇十分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研究自然辩证法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30年代,他就在上海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宣传和著述.
他在《进化论与真凭实据》一文中,用丰富的实验材料阐述了进化论的科学内容,有力驳斥了歪曲进化论的邪说.他还积极撰写科学小品,如《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由爬虫类说到人类》、《谈死光》等,并与高士其合编了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热情从事科学普及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应邀到北京的一些大学作报告,曾三进清华园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当他讲到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指出“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时候,许多老教授都不能接受.这使他感到,在我国宣传和普及唯物辩证法思想,以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一项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他曾恳切地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说：“科学家如果不能自觉地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就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难以解决现代科学的困难问题.”他对身边搞哲学的同志则多次提出要求：必须好好学习自然科学理论和前沿学科,把握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向,认真研究其中的哲学问题.他坚决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夸大哲学的作用,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企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做法.他亲自抓党校自然辩证法班的教学,先后讲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的有关篇章.在他的领导下,党校编写了我国第一批比较完整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并培养了一批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骨干人才.
1964年,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书在我国译出之后,艾思奇非常重视,认为它“阐发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很有价值的思想”,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的文章.他曾提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要面向整个自然科学领域,既要研究理论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也要研究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他还认为,既要从认识自然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也要从社会角度,从社会总体上考察自然科学问题,因为自然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离开社会、生产、哲学等方面去孤立地研究自然科学现象,就难以弄清现代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这些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总结：此文结论，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人精方面的艾思奇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艾思奇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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