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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跨越“陷阱”的成功经验
一、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转变,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经济基础.50年代,纤维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70—80年代,机械行业在出口中占比大幅上升,其中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工业和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机械电子工业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第一次石油危机加快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70年代,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最大的是通用机械和精密仪器,80年代贡献最大的是半导体和电力设备.从1980年开始,日本产业结构再次转向以最终消费为主,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服务业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自20世纪60年论文范文始,韩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1965—1980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6%,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被称为“汉江奇迹”.但是,1978年爆发的第二次能源危机对韩国形成较大冲击,韩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在此背景下,韩国主动求变,通过实施“科技立国”战略,逐渐改造出口导向型经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最终完成了从轻工业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的转型,并继续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80—1988年,韩国GDP年均增长高达9.9%,人均GDP也由1980年的1678美元增加到3366美元.
日、韩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均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口,投资率不断下降,消费率不断上升.1970—2002年,韩国投资率从高于40%下降到30%,而消费率从25%左右上升到65%以上,形成了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
二、实施“科技立国”战略,提升产业竞争能力
20世纪70年代,“加工贸易立国”已经无法满足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80年代日本确立了“技术立国”战略,并把它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90年代,在“拿来主义”、促进技术进步基础上,日本更加重视基础性和开拓型研究,进行自主技术创新,并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进一步提出“技术创造立国”战略.此后又发展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从而迅速实现了科学技术的赶超.
1982年,韩国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其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1986年,韩国政府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90年代后,韩国政府为减轻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技立国”战略,重视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科研投入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并于2007年达到占GDP的3.47%,超过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名列世界前列.“科技立国”战略及具体计划的实施使韩国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实现了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目前,日本和韩国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
三、重视合理分配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1960年,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工资收入,计划10年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不久,日本为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农地改革,废除地主制,佃耕农成为自耕农,取消了高达50—70%的地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韩国于1971年启动“新社区运动”,大幅增加农户收入.1973—1978年,大约一半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
日、韩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均吸取了欧美福利制度的经验,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20世纪60年代,日本建立了包括年金、医疗、雇佣、劳灾和看护五项社会保险制度.80年代起又重点实施收入、医疗、教育、居住四项基本保障计划.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基本完成了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并积聚了足以抗衡后来出现的更严重、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政府把发展经济和建设福利国家定为目标,并制定了十几个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到2002年,四大社会保险均实现了覆盖全体国民或全体劳动者.
拉美及东南亚国家落入“陷阱”的主要教训
一、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甚至出现路径选择错误,经济长期低迷,人均GDP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
二战后,拉美国家普遍推行“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长期实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和过度的国家保护主义等弊端.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弊端开始显现,但拉美国家没有及时进行调整.7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为继续维持这一模式,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再次贻误了调整转型时机.70年代后期,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大幅上扬,美国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墨西哥终因无力偿还外债于1982年首先爆发债务危机并波及地区其他国家.此后,拉美国家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经济转型大约延迟了35—40年.但是,此次转型不仅没有给拉美带来经济发展,反而使拉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是一次错误的路径选择.20世纪80年代,拉美年均GDP和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1%、-0.9%,成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分别为3.2%、1.4%,成为“有增长、无发展的十年”；1998—2003年分别为1.4%、-0.1%,成为“失去的六年”.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自20世纪70年论文范文始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吸引外资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依靠低成本的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但是90年代初,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未能对这一模式进行调整,既有的优势逐渐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菲律宾1980年人均GDP为671美元,2006年为1123美元.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时隔30年后人均GDP仍只有4100美元.
二、金融体系脆弱,危机频仍,实体经济受到拖累,经济增长大幅下滑
1974—2003年,拉美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平均数量和复发次数几乎是其他地区的3倍,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频仍,经济犹如“方形轮子”,走走停停,起伏不定.金融危机不仅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影响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导致次年GDP总值较上年下降6.9%,通膨率达52％,本币贬值超过126％,全年外流资金总额高达600亿美元.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造成次年GDP总值较上年下降11%,较1998年下降28%；人均实际收入下降21%,人均GDP由20世纪90年代末的8000多美元下降至2000多美元；通膨率上升至41%,贫困率上升至57.5%.
1997年东南亚爆发严重金融危机,汇市和股市剧烈动荡,资本大量抽逃,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相比,各国本币贬值在10—70％之间,其中泰铢和印尼盾跌幅分别达39％和72％,股市缩水三分之一以上；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危机发生一年后,泰国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超过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在危机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和1998年的-7.5％.
三、对外依赖严重,科研投入不足,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长期以来,拉美一直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特别是9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拉美对外资和外部市场的依赖更加严重.不论是拉美还是东南亚,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各国自主发展能力不强.从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来看,2003年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仅分别为0.61％和0.41％；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马来西亚和阿根廷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分别只有0.42论文范文1.1人；从劳动力素质来看,2007年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仅为20.3％和29.5％.作为工业部门的主体,1980—1990年拉美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仅为0.11％,丧失了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90年代,在拉美500强企业中,外国企业由142家增加到200家.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期,出口部门多半采取外国跨国公司投资并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和生产设备,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加工、装配,然后再出口到国际市场的生产方式.由于过分依赖外国资本、技术和市场,没有有效带动本国工业发展,未能形成本国独立的工业体系.
四、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并长期动荡不安
拉美国家在战后数十年内一味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深信所谓的“滴漏效应”,结果出现“有增长,无发展”及“增长性贫困”等问题.20世纪70—9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都将实现经济增长放在头等地位,社会发展滞后.其中,马、泰、印尼三国用于住房、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平均为4.3％,明显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16.2％；人类发展指标排名也均落后其人均GDP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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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却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拉美20％最低收入者占国民收入比重仅为4.5％,而20％最高收入者占国民收入比重为52.9％.2008年,20％最富有家庭与20％最贫困家庭的人均家庭收入相差为20倍；地区贫困率由1980年的40.5％升至2002年的44.0％,贫困人口由1.35亿增加到2.14亿；基尼系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0.5上下高位徘徊,个别国家甚至一度超过0.6.1990年,印尼20％的富人占有40％的国民收入,而占40％的穷人只占国民收入的21.3％；1986年,泰国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占有55.6％的国民总收入,而占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国民总收入的4.5％.
社会贫富分化造成一些国家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仍.1994年1月1日,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恰帕斯州发动武装论文范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巴西“无地农论文范文动”数十年来活动频繁.80年代以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多位总统在民众论文范文声中论文范文.2001年经济危机期间,阿根廷在16天内先后更换了五位临时总统.
五、论文范文乱象丛生,政府效率低下,腐败问题蔓延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拉美军政府陆续“还政于民”,逐步恢复论文范文制和代议制论文范文.由于三权分立,朝野政党往往置国家和民众利益于不顾,你争我斗,相互掣肘.另外,政党政治的选举功能被过度放大.从表面上看,拉美逐渐成为“一片论文范文的大陆”,但实际上各国政府的作用被削弱,政府决策力和执行力不断弱化,难以发挥调控宏观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消除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无力推行深层次的体制性变革.90年代以来,由于传统政党治国无方,拉美新兴政党异军突起,“强人政治”颇受青睐,军事政变时有发生,军人干政现象再现.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推行西方式论文范文政治,族群势力、党派之间斗争激烈,议会成了派系斗争、相互扯皮的主要场所.
同时,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腐败丑闻不断,多位总统因腐败问题遭弹劾或锒铛入狱.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拉美一些政府官员趁机与国际资本暗箱操作,中饱私囊,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据“透明国际”2010年公布的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在被统计的26个拉美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的清廉指数在5以上,而20个国家在5以下.
（责任编辑：刘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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