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杨渡记录台湾社会转变的容颜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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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物周刊论文范文

1958年生,台湾作家,曾任《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现任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出版过诗集《南方》《刺客的歌：杨渡长诗选》,散文集《三两个朋友》《飘流万里》,传记《简吉：台湾农论文范文动史诗》《暗夜里的传灯人》及专著《日据时期台湾新剧运动》等十数种.

“从农业文明转型到工业文明,中国5000年历史只有这么一这次机会.我们这一代人有看到这个转变,所以应该把转变的容颜记录下来.这个过程中的挣扎、奋斗、汗水、孤单、寂寞或者说茫然追寻等等,我们这一代人才感受得到的,应该把那个感觉记录下来变成故事,因为当它转型之后,我相信你的孩子绝对没有这个感觉了.”台湾作家杨渡说.

最近,他在大陆推出了新书《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台版名为《水田里的妈妈》）,通过叙述其家族的故事,带出20世纪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图景.这本书的台版名,跟杨渡母亲的经历有关,杨父在台湾办企业时负债,开了杨母的支票,违反了当时的《票据法》,导致杨母被捕入狱.多年之后,杨渡仍然记得母亲当时为了逃过论文范文的抓捕,曾在水田的污泥里躲藏爬行的情景.

杨渡说,在那个时代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女性为男人的闯荡失败而默默承受着痛苦,他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1980年代,被称为台湾的“社运黄金十年”,杨渡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媒体见证者之一,诸如反核电运动、反杜邦运动,他都参与其中.这些事件,也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的衍生物之一.

时代的变迁,令杨渡不无遗憾,比如他曾经希望退休后到一个环境优美的农村生活、写作,后来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写作是我会走一辈子的事情.过去还会想,回家耕读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很传统的想法.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回台中,好像比较难,要重新找农地,过去的农地也都不在了,因为都发展起来了,有的变成工厂,有的变成公寓.”

如今,那段社会转型的历史,正在时间上远离台湾,而在海峡的对岸,社会变化的巨轮也不断前进,关于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声音,每日轰然作响于各类媒体,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更广阔的农村地区似乎陷入了沉默.然而在2016年春节,一则关于“江西年夜饭”的假新闻,引发全民关注,聚焦点落在了“农村/城市”这一议题上.农村或许显得沉默,但未被忽略.

杨渡所述说的台湾故事,或许离大陆并不远.

没有奇迹

人物周刊：《一百年漂泊》的写作缘起是什么?现在我们距离转向工业化的时代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去梳理这个事情?

杨渡：1994年我去美国进修,那时候亚洲经济奇迹成了美国人研究的重要课题,他们想知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怎么崛起的,他们说亚洲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是儒家精神,还有勤俭以及传统农业社会的各种美德.这些概念都通,但是台湾在发展历程里面,就我父亲的经验,是一个很艰难的转型,因为他从一个农民、中国传统的人,要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需要学到现代工业技术、工厂的管理、财务的管理包括资金的周转等等,这些他都没有,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条件可以让他学,70年代的时候没有这些学校,所以他等于是用个人的身体去跌跌撞撞,辛苦挣扎.在这个过程中,我母亲被通缉,去逃亡,而父亲躲债,也去逃亡,整个家仿佛是崩溃了一样,房子也差点被拍卖了.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留下很深的烙印.

人物周刊：这是70年代的事?

杨渡：我妈妈逃亡是1972年左右发生的事,那变成我一生永远在追问的问题：是什么造成她去逃亡的命运?我后来阅读台湾的历史、台湾社会的问题,其实也是在追索这个问题的答案.1995年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想说,没有经济奇迹,所谓的奇迹,其实都是用许多劳动者的血汗,用中小企业主家族、家庭的失败,或者他们跌跌撞撞挣扎的血汗所构筑起来的.1995年之后,我回台中跟爸妈相处,偶尔会问他们过去的故事,久而久之就累积了许多素材.几年前,我父亲开始有些痴呆,我发现他那些记忆完全没有了,我如果不写的话,那一代人的记忆就永远消失了,就开始准备,花了一年半写完.在修改的时候,他过世了.其实这种书写,也等于是为那段历史留下记录.

人物周刊：你刚刚提到,美国在总结亚洲经济发展情况的时候,说辞是“奇迹”,那时没怎么提到劳动者血汗这些内容?

杨渡：很少,他们一直说亚洲人有勤俭的美德、储蓄的美德,不像欧洲人、美国人会提早消费.其实我们是不得不储蓄,因为没有他们的社会福利条件.要不储蓄,老了怎么办?不像他们,社会福利做得很好,失业还有失业金啊.可是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亚洲,所以当时觉得中间有个落差,蛮有趣的.

人物周刊：当时看到这些落差,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杨渡：那时候相对来讲是台币升值,美元贬值,日元也一直升值,所以他们一直觉得亚洲很厉害.我那时候觉得,他们自己过那么好的日子,我们的环境那么差,可是他们一直说你很厉害、很有奇迹.其实这些奇迹包含了牺牲劳工应该有的社会福利、健康保险,再来就是牺牲环境——台湾70年代到处设厂啊,也没有做什么环保措施.到了80年代,就有各式各样的环境运动,群众起来抗争,要求环境保护,不要让污染工厂进来.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面有提到,在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中,人性的一些变化让你刻苦铭心.那是怎样的一种变化?

杨渡：比如拜金啊.因为原来很穷困,赚到钱的就成为拜金主义者.再来就是突然发展,土地出售给工厂,农民就会获得一大笔钱财,但他没有现在的金融知识,不晓得怎么去理财,就去消费,有的去买跑车,有的建豪宅,甚至去论文范文,有的去买很奢华的洋酒来喝.就是各种过度的消费.

人物周刊：具体有哪些事情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杨渡：那时候有一种论文范文游戏叫“大家乐”,就是台湾原来有一种奖券,是政府开的,有固定的利润算法,民间就拿来自己赌,兑的是他的号码,各自出钱,谁猜中了,钱就全部是他的.可能是几千个人同时一起来玩,所以叫作“大家乐”.那一阵子台湾的中部特别风行.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加工出口型工业赚了很多外汇,可是因为外汇管制,你不能拿到美金,只能拿台币,民间就拥有很多台币,但是不晓得怎么消费、投资,只能用过去农业时代的习惯去花这些钱,因此就有很多扭曲的经济现象.当然人性也会扭曲,因为他过度消费,然后自我膨胀,最大的悲剧就是,钱花完就没有了.有的很可怜,土地因为被工厂买了,他就没有继续耕种了,他一生就只会当农民啊,所以就跑到城里卖菜什么的,但他在城里头跟黑白两道、跟蔬菜运输系统又没有那么熟悉,所以就被欺负,欺负完了,可能钱花光了,回到乡村的时候就一无所有,很多家庭在这个过程中流离失所.

人物周刊：这些都是你当时看到的情况?

杨渡：亲眼看到的,也因为我当记者,会到处采访.当时只是觉得,嗯,为什么人会这样子?替他们担心.在那个当下,我也还没看清楚是这样的一个演变,到了90年代回头去看,才想得比较清楚,原来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时候,不只是生产技术的转变、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也好、价值观也好,都会跟着变,可是还来不及转变过去.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有400年,慢慢在转变,我们不是,我们用20年,农业文明的各种价值观、做人应该做什么、怎样活着的文化都还在,可是已经走到工业时代去,所以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并存,两者可能互相矛盾.台湾那时候是很魔幻现实的,最鲜明的例子是炒股票.炒股票应该是一个很现代的资本行为对吧,要对公司的财务、营运状况进行分析,台湾也有这些,可是做得不是这么仔细,反而他们在炒之前,会去拜三太子的庙,因为三太子那个风火轮嘛.当代最大的资本游戏,你怎么会相信最古老的三太子帮你做决定?这是很矛盾的.

工业不可能永远景气

人物周刊：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你也提起了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

杨渡：我觉得是从农村社会传承过来的一种比较温厚的互相理解、互相照应的（精神）,特别是在农村社会还没有解体的中南部.像我们台中的那些家族,原来是在一个三合院里面的,后来虽然分散开来,可是住在附近啊,所以我叔叔伯伯家有种了菜,就会拿到我家来,谁家碰到困难,大家都会关切,一直维持这样的传统.虽然我们家开工厂,可是门随时开着,亲戚会走进来,然后我就来泡茶,一些小辈我往往不认识,有时候他喝完走了,我还想不起他是谁.可这是一个习惯,他到你家来,总要喝一杯茶再走,浓厚的人情味还在.比如说,有一个人因为孩子去做房地产失败了,土地什么的全卖光了,生活过得很艰难,大家会一起来尽量帮忙,他做那种传统的食物去菜市场卖,大家就会跟他买.在台湾的农村,温柔敦厚的传统还在,那是没有被改变的部分.

人物周刊：除了这些变与不变,还有哪些东西是你想告诉世人的?

杨渡：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看台湾的那个过程,农村是被牺牲的.工业资本可以无限复制,但是农业生产只能借助大自然的条件,所以农业生产在整个工业化生产过程中是处于弱势的.可是农业对于社会发展来讲,它对整体的生态是有帮助的,再来就是,当工业不好的时候,它可以作为调节.工业不可能永远景气、永远保持得非常好.台湾在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很多工厂倒闭了,那些失业者怎么办?就回到农村老家去,勉强靠农地的一点作物维持生存,渡过难关,等经济好起来的时候,再出来做生意或者找工作.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好像是一个安全的腹地,如果发展失败,还有一个腹地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农业是跟整个社会的安全结合起来的,不是注定被牺牲的、弱势的,应该有多一点政策去保护它、照顾它.

台湾解严后,新闻品质下降了

人物周刊：你以前做记者,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解严之后,台湾的新闻行业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杨渡：压力放松之后,可以做很多报道,就变成报纸竞争多的局面.可是过度竞争,反而市场没那么大,就有报纸没有经营好就结束了.再来电视台也开放了,电视台很多,就变成媒体爆炸.新闻过度竞争,大家都没有利润可图,就把成本压得很低.虽然自由了,但是新闻的品质,跟国际观、世界观都下降了,原来有驻欧洲、驻纽约、驻华盛顿的记者,后来都取消掉了,直接用外电.在过去,我们都希望中国人要建立自己的观点、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所以要有记者去到现场看.

人物周刊：到了今天,台湾的媒体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杨渡：社交网络的媒体取代了大媒体特别是报纸,也取代了电视,所以现在是一个很纷乱的时代.它可能就是一个发展的必然,惟一的遗憾是新闻品质下降了.深度报道在一个消费社会里面,关注的人少,但正是这样的新闻在改变时代,而不是消费新闻.台湾太多消费新闻,在Facebook上谁呛了谁一句话,也可以写新闻.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老派的,但我知道美国有一些资深的新闻人,组成一些团体来发深度报道.有深度报道的媒体才真正有社会信用,这种信用可以影响社会.

人物周刊：你以前报道台湾的各种社会运动,自己也参与其中,甚至还跟里面的人结拜兄弟,但你并不觉得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杨渡：没有耶,我比较像游侠,就是帮完忙就去别的地方玩.其实帮助马英九选举那次也是嘛,帮他们打一仗然后就走了.

人物周刊：热心公共议题,你认为原因之一,是自己有“不忍人之心”.这句话出自《孟子》,你受儒家的精神影响深吗?

杨渡：有一点点,但主要是受我妈影响.我们小时候,台湾还有乞丐,当他们经过,即使家里没剩什么东西了,但我妈妈一定会给他们一点东西吃,比如把锅巴蘸一点糖弄成饭团给人家.

人物周刊：对于你所述说的家族往事,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反应?

杨渡：我的孩子觉得我父亲怎么那么有勇气啊！我父亲知道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去找出路,有过莽撞、冲动、犯错误,可是他一直有勇气再站起来.孩子也觉得我是很有勇气的爸爸.我一生中当过记者、参与过社会运动,参与选举,很多激烈的事情或者台湾社会里面巨大转变的历程都参与了.我会跟孩子讲,未来的时代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一个父亲好的教育,无非也是教育你有勇气去面对任何事情而已,给你再多的钱跟知识都没有用,真的,再多的钱都不足以让你怯懦一次然后失去很多.

改革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

人物周刊：长期以来,你的身份是报人,做的是监督政府的事情.后来你去帮马英九做选举了,能谈谈这件事吗?

杨渡：我2007年开始帮马英九选举,帮他做本土的论述、文化的论述,策划活动.比如他骑脚踏车从南部农村的那个灯塔骑到最北部的灯塔,我发起这个活动,然后陪他骑,哈哈,也就是让他在选举过程中尽量贴近台湾的民间.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想到去做这样的事情?

杨渡：因为看到论文范文在第二任的过程中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我觉得应该要换一个清廉的人出来做.马英九个人的操守是没有问题的,也许他在做事情上不是那么有魄力,不尽然是一个乱世的领导者,但他可以在贪腐的年代树立一个比较廉能的典范.我希望台湾不要有政治上的动荡,而是有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一个适合参与政治的人,因为政治就是握有权力,握有权力的人,你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你不去搞人家,人家也会来搞你.我是不太愿意跟人这样弄来弄去,不是玩权力游戏的人,所以选完我就回家做我的快乐文人.

人物周刊：在这个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体认?

杨渡：对政治有更多现场的体会.第一个就是,所有政治领袖人物,其实也都是很平凡的人.只要是人,就会有优点缺点,而政治领袖的优点缺点会被放大,放大到如果偏向了某一点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危险,优点也会变成缺点.比如说,马英九的优点在于清廉、自爱,但人在自爱的过程中,就不敢去做某些事情.政治里面会互相杀伐,马英九太仁慈了,或者说他的个性中不愿意做某些事情,所以作为政治上的领袖,别人就不会怕他,这是大家在选他时的优点,可是后来就变成他在领导上的某一种缺点.你作为有威权的领导者,才能领导一个地方冲脱乱世,开创一个新局.但如果是很威权的人,人家又会借用你的威权去作恶,这也会是个缺点.所以,在政治上的体悟,就是要学习平衡.这有点像老子的哲学,一定要维持某一种动态的平衡.

南方人物周刊:20130526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吴秀波

再一个还是对大局的感受.就是说即使再怎样革命,政治的背后还是社会的文化,是大家共同的价值观,是一种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这个是会延续的,不容易改变.即使论文范文化之后,台湾的选举依然有地方的派系,依然有人在买票,它只能够慢慢地转变,不会一夕之间全部改了.我们都期待说有一个政策来一个大转变,但这很难,必须要有耐心,最好的方式是改革,让大家的价值观往前走,形成共识来改变.

人物周刊：改革而不是革命?

杨渡：对,改革,不是革命.革命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政治行为模式、人的思维模式改过来.思想是无法革命的,这是我的体认.我在80年代后期参与了许多环境运动、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我跟他们很熟,甚至直接参与到他们的规划中.我当时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你从事任何社会运动,都要想清楚是搞改革还是搞革命.如果改革的话,你就要有进有退,要留给对方余地,也要留给自己余地,这样你就必须训练你自己的认知,同时也必须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让大家有共同的认知,慢慢推动这个改革.但是如果你要搞革命,小事化大,化为不可收拾,把冲突拉到最大之后,彼此都毁灭.搞改革,就只能一点一滴地要求,你今天可能提出某一个要求,希望改变某一个法条,你得很有耐心地往前推动,而不是采取极端的、你死我活的对抗.

人物周刊：根据你书里面提到的社会转型时产生的种种问题,你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有怎么样的意识去改进它们?

杨渡：台湾的工业化比大陆早了约莫20年吧.70年代那种加工出口型工业,大陆好像从90年论文范文始风行,经过20年的急速发展,工资也升高了,环境也受了很多破坏.我觉得应该到了盘整的时期,对于我们的工人,应该要给予劳动条件的保护,还有健康保险各方面,再来就是环境,要把环保当成未来要发展的产业.比如你要用好的设备去清除污染,对于那些悬浮微粒,你要考虑怎么用工业设备去降低它,所以你去投资环保设备,这可以变成未来的产业.现在中国光是处理煤的污染,做好煤的环境保护的设备,全国有多少需要量?中国size太大,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变成一个产业,核电工业也是,高速铁路也是.所以中国如果把环保作为一个未来产业的话,会是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可以解决眼前经济上的困难.环境保护可以作为一个产业,不是一个道德性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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