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本文可作为就业政策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就业政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陈永杰 卢施羽
【摘 要】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近年来愈演愈烈,从2003年的56.3万上升到2010年的近200万.大学生就业困难甚至失业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其中又以“蚁族”问题最为瞩目,因为它牵涉到了教育公平、户籍改革、社会流动等一系列极具争议的社会议题.“蚁族”指代的有就业困难的弱势大学生,他们的出现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有着根本的联系,这个群体的长期存在则是由于这一结构现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同时相关的就业政策又缺乏足够的回应性.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是长远纾解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根本途径,这包括了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作出逐步调整,以及进一步完善回应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相关社会政策.首先回顾了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出现的制度背景及发展变迁,并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探讨了现阶段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形成的结构性原因,继而尝试以社会政策的角度剖析“蚁族”群体出现的根本原因,指出社会政策需要在什么方面作出回应,最后通过梳理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政策文件,讨论现行政策在回应性上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大学生失业蚁族社会政策 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D6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2486(2011) 03 - 0146 -26
一、导言
我国高等教育扩招至今已经12年,虽然让更多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但却并未带来同样多的就业机会,致使教育无法有力地改变他们及其家人的命运,衍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在每年均有过百万大学生失业的背景下出现的“蚁族”群体,正是其中的典型.扩招之后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从2003年的187.7万（教育部,2004）急增到2011年的660万,使我国的高教毛入学率已经接近25%（刘丹,2010）,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然而,未就业毕业生也从2003年的56.3万人（表2）,跃升到2010年的约200万人.八年以来,每年都有约三成毕业生在未落实工作前离校.进退维谷的大学毕业生被挂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如“校漂族”“蜗居”“月光族”等,其中又以廉思(2009a)提出的“蚁族”一词得到最多的关注,全部都指向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却收入低微、生活缺乏尊严的年轻人.为何本来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会陷入如斯境地,怎样分析和理解“蚁族”的出现,过去十年间的相关就业政策到底成效如何?这是三个亟需回答的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导言；第二部分回顾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中外文献；第三部分回顾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体制的变迁,分析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第四部分探究“蚁族”概念的提出,以及“蚁族”群体如何出现；第五部分运用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框架梳理相关的政策文件,剖析就业政策的特点与回应性；第六部分探讨治理我国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并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
国内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文献主要有讨论政策议题和政策机制两类,分别着眼于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办”这两个关键问题,即分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成因,以及应该推出什么政策和其实施效果如何.与此两个问题相关的国际经验的探索则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上,现有文献多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人手,两种比较主流的见解分别是供求失衡与结构失衡.
从供求失衡来看,对持有大学学历劳动者需求的增加速度赶不上大学毕业生的增长速度被认为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尤其是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政策,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进行扩招,被认为是造成“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主要原因（张谋贵,2004；易定红,2004；Bai,2006；岳经纶,2007）.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旷日持久,本质上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足导致劳动力需求不足而引起的（邹云龙,2008）.张车伟(2008)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这种错配的具体表现,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在第三产业的“正规”岗位,但急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却主要是第二产业的“非正规”岗位.
从结构失衡来看,出现了两种“有岗位无人做”的情况,一是一大批欠发达地位需要大学生的岗位吸引不到大学生；二是一批需要一定知识技术水平的岗位,大学生又没有能力胜任.不少研究发现,在高校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在广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因为薪金水平难以抵偿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投资,他们不愿在这些地区就业（赖德胜,2001；曾湘泉,2004；唐矿,2004；杨伟国,2008）.基于上述这种观察,教育系统内一直都有意见认为,与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相比,我国大学生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问题的关键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未能像以往计划时代般调配劳动力.同时,教育部门也一直认为大学生知识结构、收入预期与雇主的要求不相符导致就业难,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高等院校没有培养出“适销对路”的大学毕业生（赖德胜、孟大虎,2008；卢敏、朱晓妹,2008）.
在回答“怎么办”这个问题上,现有研究主要着眼于分析相关政策的成效如何.赖德胜、孟大虎( 2008)从政策执行者政府的角色缺位来评价大学生就业体制.赖德胜认为,我国政府积极干预培养和生产大学生过程,而分配和安置大学毕业生环节却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出现了政府职责缺位.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在2003年出现了重大转变,核心就是从传统的政策安置转向了政策激励,杨伟国(2008)认为,虽然高校毕业生政策体系日趋完善,但从政策实际效果而言,“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均缺乏对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报的完备考虑,政策的吸引力与可行性不强.
在大量文献尝试回答“为什么”及“怎么办”这两个问题的同时,尝试回顾国际经验方面为中国实践引入参考的文献并不多,现时尚处于起步阶段.杨伟国( 2004)基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补偿的视角,以2003年“大学生服务西部志愿者计划”为例与美国帕金斯贷款项目与护理教育贷款偿还计划进行比较性评价,指出我国的就业激励政策在补偿制度、补偿收益明确性等方面有待完善.此外,有学者从就业需求、就业供给与供需匹配三个视角来介绍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促进大学生就业措施,并据此建议大学生就业政策应发挥刺激创业精神、提供就业激励、改进教育体系、完善职业指导等作用(杨伟国、王飞,2004；顾惊雷,2010).田永坡(2006)针对法国、挪威、奥地利与印度等“知识性失业”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共同原因,但在政策介绍上并没有总结出异同点.另外还有对瑞典、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的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及其特点进行描述性介绍（刘怡,2008；刘继华、李霞,2010）.
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出现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现象,并非中国特有.欧美国家的大学扩招早于中国,也早于中国出现同类问题.欧美学界早于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过度教育( over-education)现象：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产生过多的毕业生,导致就业难问题；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受过高等教育者逐渐取代了以往由中学毕业生担任的工作( Freeman,1976).该理论认为,人们所受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但现代化水平和自动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尤其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人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于工作职位的实际技术要求.对扩招基本持肯定态度的特罗则提出了工作改造论( The Tran论文范文ormation of Jobs)的视角,认为这些人“倾向于通过履行责任,发挥首创精神,运用技巧和想象力来改造这些工作”( Trow,1973).故此,这是高等教育范围扩大对职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反过来,这样又提高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地位以及创造一展所长的机会.然而马里奥( Morio,1980)反驳,这样的趋势导致工作潜力贬值(The devaluation ofwork potential),并且迫使这些中学毕业生只能接受一些更低级的工作,或者面临失业.事实上,随着人们受教育机会增多,绝大多数求职者的学历水平和知识技能已远远超出岗位的实际需要,这并非提高反而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Rumberger,1981；Tsang&,Levin,1985).总的来说,无论是否肯定大学扩招,国际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超前于经济速度的扩招几乎必然对就业带来冲击,因此有需要从就业政策的角度来审视大学生就业问题( Schomburg&,Teichler,2006).基于上述认识,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文献基本上纳入青年就业(O’Higgins,2002)政策或就业问题的比较框架之中.三个国际组织(UN/WB/ILO) (2000)将青年就业政策的关注点精辟地聚焦为“4Es”,即提升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创造平等机会(Equal opportunity)、培养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以及创造就业机会( Employment Creation).奥希金斯总结亚洲与太平洋国家的青年就业政策,认为应将青年就业政策纳入总体就业策略、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上,为青年获得体面的工作( Transition to Decent Work)营造良好的经济与就业环境(O’Higgins,2002).这种全局性的就业政策视野,显然是我国现时的相关就业政策框架所远未所及的（岳经纶,2007；2011）.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尤其是与国际研究的比照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中文学术文献为剖析和应对大学生就业困难作出了贡献,但在起码三个方面略有不足.首先,现有研究重供求关系、轻制度变迁,主要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解释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形成,忽视了大学生就业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其次,尚未有对“蚁族”群体出现的社会政策讨论.显然并非所有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都是“蚁族”,并且现有的讨论主要基于商品化的逻辑来解释“蚁族”的困境,应对措施未脱离市场逻辑,欠缺社会政策的视角.最后,由于基于商品化的逻辑来解释“蚁族”,因此尚未有从社会政策角度探讨现行政策如何或能否回应该群体的需要.这里欠缺的是对于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系统分析,尤其是对大学生就业难的回应性分析尚且处于空白阶段.本文尝试在上述三个方面为相关研究作一定的补充,以起抛砖引玉之效.
三、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形成与现状
(一)大学生就业体制的变迁与就业困难的形成
从计划经济的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大学毕业生都没有就业困难的问题.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看,这是因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高于供应；从就业制度的角度看,则是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生仍然“包分配”（岳经纶,2011）.我国的就业政策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上基本上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90年代初,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包统分”就业模式与全就业时期.新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模式始于1950年.1951年确立了“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的制度原则.这个时期就业工作特征是就业有保障,但没有选择自由,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比较常见的做法是由国家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干部.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开始到21世纪初,“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体制逐步确立.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出台,标志着高校正式确立这一就业制度.从这一年开始,大学毕业生不再享受保证就业的权利,但同时拥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这种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上的市场化改革,在1990年代中后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1996年推出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和1998年宣布的《面向论文范文振兴行动计划》,均着眼于完善与优化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在“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政策实施后出现自然下滑,并伴随社会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如受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就业率曾一度下降至76.8%（表2）,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大学毕业生一直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因此就业率在总体上仍然保持在相对高的水平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爆发与持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冲击,内需不足与失业率高企成为当时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当年高中毕业生超过262.9万人（中国统计局,2010）,他们要是进入劳动力市场,会进一步推高失业率.以汤敏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者于是提议高校扩招,一方面可以使这批劳动力的一部分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起码三到四年）,另一方面,扩招将能有效地拉动内需,不失为一条“一石二鸟”缓解社会经济发展燃眉之急的重要策略（杨东平,2008）.1999年5月,论文范文政府决定推行高校扩招政策,普通高校扩招人数从1997年的100万增至2000年220万,毕业人数从1997年的82.9万人上升至2003年的187.7万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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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扩招政策不过是权宜之计,把1999年的就业压力推迟了三到四年以另一种形式出现.2002年,扩招政策下的第一批大专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毕业时未就业的人数高达26.7万,比2001年的10.4万上升了超过1.5倍（表2）.2003年,扩招后的首批本科生也进入了劳动市场,毕业时仍未就业人数更飙升至56.3万,是2001年的5倍多（陈永杰,2011）.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的出现,是因为当时国企下岗职工的数量正触及峰值,而涌进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人口又源源不断（岳经纶,2007）.这三股求职人潮于2003年汇聚碰撞,形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这正是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自扩招第二年开始至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同比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率（表1）.换言之,高校毕业生的供应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需求.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与就业制度的改革相适应,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经历了“全就业高就业 就业低迷”的三个时期.从相对值上看,未就业毕业生人数占总体毕业生人数的比例,在这15年间上升了20个百分点,绝对数则从1997午的不到2.4万增加到2010年175万（表2）.2003年后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一直在低位徘徊,未见实质好转.从绝对数上看,未就业毕业生人数更是越滚越大：从2003年的56.3万急速增加2009年的146万人及2010年的175万.按此趋势推算,2011年大学毕业生未就业人数有机会突破200万.
总概而言,从2002/2003年开始出现的大学生就业困难,是大学生就业体制变迁与20世纪末失业问题通过扩招延期爆发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期持续急速增加的失业人数,则更多与结构失衡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经济与社会结构问题相关.
有研究指出,并非所有大学毕业生都面对就业困难的挑战（陈永杰,2011）.面对就业困难的大学生多是非重点院校毕业的学生,他们从事的工作从工作稳定性到户籍福利等方面均逊于来自重点院校的同侪.因此,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之,身陷就业困境的大学生主要是那些被挤出城市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群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态,是由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演变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赖德胜,1996）.这里说的“体制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的是包括了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外资企业的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体制外”在这里包括了以民营中小企为主的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及农村劳动力市场.虽然争论颇多,但这一基本格局在过去十几年中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李健民,2002；聂盛,2004）.城乡收入差距大、工作转换成本高阻碍大学生在两个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
劳动市场分割造成劳动力在两个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尤其是次要劳动力市场往主要劳动市场流向.求职者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市场就难以重返主要劳动市场.对于大学生而言,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缺少职业培训、工作经验以及晋升机会；另外,工资待遇方面的不完善也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与人力资本效用的耗费（刘帆,2011）.由是观之,大部分在大城市里求职不称心的大学毕业生宁愿继续搜寻工作,也不愿意向西部走向农村走,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符合工作搜寻理论(job search)(Mortensen,1986)的见解.求职之路走得不如意,但却不愿意或不能换条路走,是被视为“蚁族”的大学生群体的一种普遍心态(廉思,2009b；2010).
四、“蚁族”现象：弱势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出现
(一)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的规模
在测量大学生失业人数方面,主要有两个论文范文口径：一个是在毕业时根据就业协议签订情况统计的“初次就业率”；另一个则是在毕业半年后通过追踪收集毕业生就业信息整理统计而来的“最终就业率”.以2007到2010年的数据来看,这两个就业率之间的落差在13到18个百分点之间,也就是说在近三成毕业时仍未落实工作的同学之中,约有一半左右在毕业后的半年间找到工作（表3）.
现行教育体制之下,大四事实上成为了大学生的求职年,大多数的毕业生招聘会一般在农历年前后举行.故此,到学生毕业之时,他们的实际求职时间已经超过半年.如果到毕业后半年仍未就业,事实上的求职时间已经差不多有一年了.中国大学生毕业离校也涉及到户籍迁移的问题,能找到一个可以为自己入户的东家的毕业生,大多数也会在离校时*相关的手续,以省却之后再往返工作所在地与学校之间的种种麻烦.因此,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在毕业后的半年内才找到工作的这一批大学生,他们的就业状况不如意的情况较其他学生为高,主要体现在收入（偏低或不稳定）与身份（工作不稳定,不能人户）这两方面,可以视之为“勉强就业”.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看,这个群体的工资收入偏低,是因为被挤出了以拥有一定学历的户籍人口为主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同时由于他们又欠缺家庭或政府支持,必须自行解决生活所需,尤其是最沉重的房租负担的双重作用之下的结果.这群在毕业时未就业,然后又“勉强就业”的大学生,他们不至于身无分文要打道回府（乡）,但其收入又仅足以支持在城中村里租个小房间,应该最接近廉思指的“蚁族”.如果上述分析正确的话,这个群体在2010年已经高达109. 48万（表3）.
(二)“蚁族”概念的出现
廉思(2009b)提出的“蚁族”概念,指的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未能在大城市中找到体面的工作（工作稳定性差与收入水平低）,并聚居于城中村之中的大学毕业生群体.用廉思自己的话讲,他们的特征是“高智商、群居、弱小”.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并非近几年才出现,“蚁族”一词亦并非“空降”而来.翻看廉思本人的研究轨迹能发现,在正式推出“蚁族”一词前,他便已经在研究类近群体,当时他使用的关键词是“校漂族”（廉思,2009a）.“校漂族”是指“那些已经毕业但为了考研或找到更理想的工作或害怕面对激烈的就业环境而继续留在母校及其附近其他学校周围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廉思,2009a）.显而易见,“校漂族”与“蚁族”有一定的差异,但存在相当大的交集.前者指在学校的周遭环境中的寄居者,后者同时包括那些住在其他地方的大学毕业生——例如与工作场所较近的城中村,离中关村较近的唐家岭便是典型例子.两个概念在已然毕业却面对着相当大的就业困难方面,收入微薄、生活条件恶劣等方面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认为“蚁族”比“校漂族”的覆盖范围更广,同时更加突出该群体在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上劣势.
然而,“蚁族”这一概念在媒体中获得空前成功的同时,却无法在学术界得到足够的认可（朱迅垚,2010；朱磊、魏姝,2010；温卓毅、岳经纶,2011；叶荫聪,2011）.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从理论上看,“蚁族”并非一个稳定的阶层,甚至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群体（温卓毅、岳经纶,2011；叶荫聪,2011）.其次,从应用的角度看,该概念的操作( operationalization)并不直观（straightforward）甚至自相矛盾(paradoxical).例如,该群体所谓的“高智”是研究者或研究对象自身的主观判断,与他们的大学教育的经历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的“弱小”与“群居”之间也并没有必然联系：他们的弱势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这些方面.但按此概念,如果不是住在城中村或者不与同类人群聚居,即使在上述几个方面仍然弱势,却也不能再被称为“蚁族”.凡此种种,显然与现有研究对该群体的认识有一定的距离.简而言之,在概念、特征与指标三者间的“断路”,使得“蚁族”的应用操作相当困难.因此,最近的相关研究不少弃用此概念,使用没有那么醒目却更为具体的“漂在城市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韩恒,2010）及更为准确的“弱势大学毕业生”（温卓毅、岳经纶,2011）.
(三)“蚁族”群体形成的社会政策分析
“蚁族”群体的形成从表面上看,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所得不足以支撑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问题的关键是现行的经济制度并未得到一套适当的福利制度的配合,以致他们失去必要的保障——如果他们拥有社会权利,福利制度能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使个人不需要依赖市场也能维持生活水平.本节先从工资收入人手分析,再进入社会权利的讨论.
从文献回顾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廉思的“蚁族”概念指的主要是一群毕业于非重点院校,长期聚居于租金低廉的贫民区（例如城中村）的学生.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便是为何弱势大学生要住城中村,而其他大学生有能力住公寓呢?这与两者的收入水平差异及城市租金水平有相当大的关系.
主要与次要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福祉的影响,首先反映在收入水平上.根据麦可思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2009届“211”院校毕业生半年后的平均月薪为2 756元,“非211”本科院校的为2 241元,高职高专院校的为1 890元.然而与2009年城镇职工月均收入（2687元）相比,除了“211”院校毕业生半年后月薪高其2. 57%之外,非“211”本科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的月薪分别相当其83. 4%与70%.这样的差距反映在生活中则是,大部分非“211”本科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达不到城镇一般职工的生活水平（表4）.根据廉思( 2009；2010)关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该群体月均收入为1903.9元,月均支出为1867元.相比之下,36.1%的本科院校毕业生与59.1%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的月薪是低于2000元（图1）.
重点院校学生与其他院校学生之间有五到九百元的工资级差,决定了他们能否住得体面.以现时一线城市的生活水平看,月租普遍在千元以上的市区单身公寓只有重点院校的毕业生能负担,普通院校学生,尤其是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以其低微的薪金水平大多无法支持.考虑到普通院校的学生的贫困生比例更高（陈永杰,2009）,如果还要还助学贷款的话,就更加无法承担过千元的租金了.这决定了后者在住宿方面的最佳选择只能是城中村里月租几百元的村屋.
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看待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有利于我们分析出“蚁族”群体出现的原因,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理论层面来讨论社会政策回应,结论往往都是老调重弹,很难为这个社会问题的思考带来新的思路.过去几年,大多数研究者从这一角度进行政策分析的研究,政策建议的提炼都仍然着眼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和工作配套这一类论述,最主要的关注都放在了调控经济政策以刺激就业增长或者鼓励和支持学生自主创业之上.这些政策措施的建议使得相关研究又回到了经济政策研究的起点上,没有真正进入社会政策的领域内.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这类政策建议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触及“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及“去阶层化”( destratification)这两个福利国家核心概念的讨论.
马歇尔(T．H．Marshall,1950)认为社会公民权构成了福利国家的核心概念.艾斯平·安德森( Esping-Andersen,1990)把这个概念进一步推进,指出社会公民权的确立,建基于“去商品化”与“去阶层化”之上.在劳动力市场中,无论是主要还是次要,人们通过出售劳动力维持生存,人就被商品化了.但如果服务和福利的提供是基于社会权而不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那么就出现了“去商品化”.社会有不同的阶层并且因此带来社会不平等,那些热衷于使用社会流动概念来分析大学生们面对的教育不公和就业困难,其实最终的指向是拷问社会政策究竟要促进怎样的社会分层.从更正面的角度看,更是希望使社会政策成为一个安排社会关系的积极力量.当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地位与其阶层地位之间发生竞争,甚至出现前者取代后者的情况,那么“去阶层化”就发生了.“去商品化”与“去阶层化”的程度,是当代西方社会政策中判断不同福利体制的最重要标准.
在“蚁族”群体出现的问题上,如果应用“去商品化”与“去阶层化”这两个概念,我们将能有力地揭示社会政策回应的着力点所在.首先,“去商品化”关心被排挤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外的大学生如何在缺乏足够经济资源的情况仍然能过体面的生活.其次,“去阶层化”关心由原有阶层身份带来的不平等,因此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的应用主要应放在社会流动的机制是否畅通,能否为来自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的大学生带来自身地位提升之上.
“去商品化”关心的是作为工作所在地的外来者的大学生,他们能否与当地居民一样获得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这些福利和服务,主要有与工作挂钩的各种社会保险以及与户籍挂钩的收入审查型福利及服务.弱势大学毕业生生活之所以窘迫,是因为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户籍,因此在有工作时也未必能参与缴款型项目,当出现收入偏低甚至失去工作的情况也无法得到保险项目的覆盖或福利项目的救助,从而使其“去商品化”程度低于当地城镇职工.
“去阶层化”的重心是社会政策能否提供适当的社会机制确保大学毕业生能公平地争取工作机会,继而得到提升社会地位,获得身份认同的机会.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在劳动力市场中相应出现的主要及次要部门,收入水平的高低仅仅是去阶层化的其中一个表象,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身份转变的机制的大门是否向大学生敞开.这主要包括了“体制内”职位以及城镇户籍对他们的开放程度.以往大学生稀缺的年代,毕业后获得一份固定工作及随迁户口是普遍现象,通过同时获得职业与户籍身份,来自欠发达地位（尤其是农村）的学生也就实现了获得新的身份继而提升社会地位的可能.然而,现在还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主要是重点院校毕业的学生（陈永杰,2011）.因此,在大学生就业体制发生改变但相关的就业政策与户籍制度却如此僵化的背景之下,其“去阶层化”的程度也相当低.
五、中国大学生就业政策评价
体制变迁后,所有大学生到毕业求职的时候都只能自求多福；但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原本就来自社会弱势阶层的大学生,要在更加不利的位置上与人竞争,接受工资低、工作不稳定、没有户口等一系列的不利待遇,从而造成“蚁族”成群的局面.过去十年,我国推出了一系列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政策,但大学生就业困难仍然是越来越严重.
(一)中国大学生就业政策概述
2002年是普通高等学校扩招专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当年的毕业未就业学生数为26.7万,是2001年10.4万的2.5倍（表2）,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若隐若现.2003年是扩招本科生毕业的第一年,又遭逢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务院于2003年5月29日出台关于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国务院论文范文,2003）,主要包括四条：一是安排就业供给.例如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等基层工作,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二是鼓励增加就业需求.不但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新增岗位要面向大学毕业生,还鼓励企业加大聘用量,和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三是加大公共就业服务,促进就业信息的流通和手续的简化.四是强化政府在大学生就业的领导.尽管如此,大学生就业问题仍如预期般爆发,2003年初次就业率迅速下降至70%,未就业人数首次突破50万人(表2).
尽管这些措施未能避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全面爆发,但论文范文政府仍坚持以“西引”为主轴的治理策略.在2003年相关文件的基本精神上,2004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对新招募6000名志愿者、经费保障等进行了详细规定（中国共青团,2004）；2005年强调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重要意义,决定2005年起连续5年,每年招募约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开展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以及提出优惠建议（论文范文论文范文论文范文,2005）.尽管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2004与2005年轻微上升了两三个百分点,但未就业人数依然迅猛增加至2005年的84.1万（表2）.
200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为413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00万（表1）.为了落实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的文件意见,同年2月25日,论文范文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论文范文决定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简称“三支一扶”计划）.除了多部门联动之外,文件还详细规定组织招募、服务期间管理、期满后的就业推荐政策,如服务期间给予一定的生活、交通补贴,统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基层岗位优先录取；自主创业可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小额贷款担保和贴息等；报考硕士研究生时初试总分加10分,优先录取；鼓励联合组织的部门积极吸纳“三支一贫”计划大学生等.但此项计划并未扭转局势,当年初次就业率降到70%,未就业人数更再创新高,突破百万大关,达123.9万（表2）.
2007年4月22日国务院办公室出台相关文件,强调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以及政府的职责,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上述所提及的就业措施与特殊就业计划与项目等,此外还新增“重点帮助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落实就业”的建议.同年11月16日,教育部、人事部与劳动保障部对2008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前作出重要部署,详细贯彻党的十七大的精神及《就业促进法》规定.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政府从宏观角度对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各项政策进行了整合,成为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纲领性政策文件,进一步细化就业措施与就业计划.3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必须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3月17日教育部对到基层,到中西部地区,到中小企业就业,应征入伍,参加国家、地方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家庭困难的五类大学毕业生将分别给予各种优惠政策.2009年政策调整后的初次就业率为74%,未就业人数达146万（表2）.此外,2009年9月廉思发表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更是掀起千层浪.“蚁族”被视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
教育部于2009年底确定了2010年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目标任务：2010年初次就业率基本稳定,确保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到基层就业、自主创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相关领域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深化.2010年初次就业率上升至72.7%,未就业毕业生人数比上年减少约20万（表2）.2011年,与通货膨胀相应地,大学毕业生的名义工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上升,但大学生失业情况仍然严峻,并有可能突破200万大关.
(二)政策评价
从上面的政策疏理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在治理大学生失业问题上的主要策略呼应了就业政策中经常使用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Active Labor MarketPolicies,ALMPs)概念（岳经纶,2011）,因此,对这些政策的相关评价可以先循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框架进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运用创造就业岗位、技能培训以及就业服务等政策措施促进劳动力供需总量平衡及供需结构匹配.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目标在于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收入以及提升社会公平( Betcherman&,Dar,2000).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包括三个子政策：
第一,创造就业岗位(job creation)旨在新增就业机会或维持原有的就业岗位.一般包括三种类型：通过财政补贴鼓励企业新增就业岗位或在经济不景气时减少裁员；公共部门或非盈利部门直接提供就业岗位；运用财政激励或税收优惠鼓励自主创业.
第二,培训项目( labour market trainning)旨在提升劳动者的生产力与就业能力.此类政策包括：提供公共培训服务、为接受培训人士提供财政援助及颁发如就业岗位许可证、技能证书等公共项目.大多数国家培训项目的目标群体有三类：长期失业者、因企业或产业结构重组的下岗人员和青年人.
第三、就业服务( employment services)旨在缩短及降低求职者求职时间与成本,保证劳动力供需信息顺利流通等.
以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框架来分析,我国过去十年推行过的相关政策可以分别按这三种类型作出梳理（表5）,依据其实施效果,起码在如下五个方面有相当大的问题.
1.自主创业政策效果不佳
虽然我国最先推出鼓励企业雇佣毕业生的政策,但相关条例尚未明晰.此外,我国出台各项优惠政策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总体效果并不明显.从创业比例来看,2007年应届毕业生创业率为1.2%,2008年为1.0%,2009年与2007年持平（麦可思,2010）.从政府资助效果而言,2009届本科生自主创业的资金主要依靠父母或亲友和个人储蓄,占74%,而政府优惠政策与资助仅占1%（图2）.由此可见,我国政府针对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政策并没有显著成效.
2.就业培训优惠补贴亟需落实
在就业培训方面,我国政府2009年明确决定“用3年时间组织100万未就业的大学生参加就业见习,并进一步提出了鼓励见习单位优先录用见习大学生、见习期间由见习单位和地方政府提供基本生活补助、拓展一批见习基地等要求”（国务院论文范文,2009）,但对参与企业及学生的优惠政策及生活补贴未作出明晰规定,制约了企业与学生的积极性与政策项目的吸引力.
3.大学生就业服务尚未完善
一方面,在就业服务方面,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服务呈“校本位”特征,即以高校为依托传递各种招聘信息与服务,无法实现就业服务与信息的共享与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包括政府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在内的ALMPs的目标人群具有排他性,沿袭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实际上受助人员大部分仍然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杨宜勇、黄燕芬,2006）.
4.“西引”政策实际效果差强人意
与以上三种政策类型不同的是,三大特殊就业政策在于引导大学生在地区间合理配置.从2003年起,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招募人数逐年上升.2003年全国项目招募志愿者6000人,2004年招募志愿者6212人,2005年招募志愿者8602人,2006年服务的全国项目志愿者总人数为11300人（论文范文,2006）.2010年共选派了15000人（延期服务志愿者与新招募人数）参与项目.其中新招募实际志愿者8400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6273人,占78.28%（表5）.但是总体上来看,每年招募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实际比例不到1%.此外,三大政策财政激励不足实质上无法平衡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政策吸引力十分有限.
5.政策回应性不足
总体而言,考察各项政策类型的出台时间可发现,创造就业机会是我国首选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类型.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大学生就业数量是我国的优先政策目标.针对2003年第一批高校扩招毕业生迈入劳动力市场,中国政府开始强调中小企业吸纳毕业生的作用.可见,我国大学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回应了我国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下降,未就业人数庞大的问题,但总体政策效果并不突出.
我国对大学生收入水平低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两个问题的回应力度不强.一直倡议的户籍制度改革尚未见效,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仍受制于二元城乡结构的体制性劳动力市场分割.尽管“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三大特殊就业政策目标在于引导大学生在地区间合理配置,但由于财政激励不足,实质上无法平衡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回报,政策吸引力十分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三大特殊就业政策的实施多少带有计划性、指令性的嫌疑,并未真正触及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地区不平衡的痼疾.结果是“堵”在大城市里的大学生始终没有得到“破城而入”的方法,“引”去西部的大学生又大都想着“回城”.被称为“蚁族”的弱势大学生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并且其数量仍不断增加.
六、讨论及总结
在治理大学生就业困难方面,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并未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出发,提出“去商品化”与“去阶层化”的策略,而仅仅从促进就业的角度推出了一些政策措施,试图在不改变既有社会体制及利益格局的情况下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尽管如此“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却仍然没有在改善就业质量、提升薪资水平与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等议题上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已陷入长期面对未就业毕业生人数庞大、就业质量不容乐观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三大挑战的困局中,而2003年以来的就业政策却不能对症下药,成效不彰.被称为“蚁族”的弱势大学生,正是这种政策的产物.他们名义上有工作,但这些不稳定的工作却没有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为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未来发展必须回归到社会政策的视角下作出调整.具体而言,可以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
首先,必须建立一套含有“去商品化”与“去阶层化”内容的社会政策体系,致力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在“去商品化”方面,改革重点在于统筹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淡化与户口相挂钩的福利制度联系格局,构建统一的社会保险体制.在“去阶层化”方面,政府应保护次要劳动力市场雇员的基本权益以及增加往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机会.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消除阻碍主次劳动力市场流通的藩篱,是为大学生就业提供良好健康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的重要前提.
其次,平衡供求关系,重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与大学毕业生的知识水平和职业期望最为匹配的职位多在第三产业,而我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却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这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供需错配( mi论文范文atching)的重要原因.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必须大力推动我国生产型现代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岗位.政府应加大对高端产业的扶持,将财政激励政策的重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研发领域上,促进高端就业岗位供给,从而实现高素质人才优化配置与提升经济质量相互促进的良性格局.
最后,构建完善的大学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这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大对自主创业的财政激励.过去几年成效不彰与财政资源的投入跟不上有很大的关系.考虑到创业扶持政策是积极劳动力政策体系中最直接最积极的政策类型,也是现阶段效果较为明显与持久的措施,我国应当强化对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政策扶持.这包括了把资源投入到强化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意识以及创业技能、提升毕业生的创业能力之上,以及明确界定创业产权与加强创业利益的保护等措施,为毕业生自主创业营造健康良好的法制与市场环境.
二、优化及提升大学生职业培训项目.推动大学生就业培训项目是政府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要一环.一方面,政府应引导以及监督高校建立就业培训课程；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借鉴韩国“政府支援实习项目”,明确财政补贴等细则,充分激发参与实习项目企业与学生的积极性( Dorenbos&,Tanzer,2002).此外,大力创新政府的大学生就业培训项目.如去年8月,重庆市实施高校毕业生“定向培训计划”,主要面向毕业时未签订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的大学生,加大培训补贴,同时强化对培训监督管理(渝人社,2009).
三、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准确、及时与充分的劳动力供需信息是就业市场双方合理配对的基本前提.自大学生就业模式改革以来,大学生就业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不断强化,政府应该更好履行服务职能,为广大毕业生提供充分的就业信息与咨询服务,有效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缩短求职时间,提高就职效率与质量,促进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具体而言,优化现有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将服务的目标人群覆盖大学毕业生,推出符合大学生就业特点的服务体系,建立畅通的就业信息递送机制；加强与高校、企业的良性互动,强化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合作,构建多方位多层次的公共就业服务格局.
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既关乎这些学生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也关乎国家社会的未来与发展.因此,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但与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相关,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策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遭受着瓶颈的困扰,频见于报端的大学生就业难题无疑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地区发展不平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僵化的教育体制、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等,此类结构性矛盾无一不映射在大学生就业难题之上.各项就业政策的落实有利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但这只是治标之法.笔者始终以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构建方是治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治本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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