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是张贤亮和文学参考文献格式范文和电影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起点上,江苏作家张贤亮就以《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等一系列立足于西北农村的乡土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其作品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苦难的反思与记忆、对于人性的拆解和剖析、对于时代与家国的复杂经验,建构起了新时期文学的审美原型.
张贤亮的文学创作和其与电影艺术的积极互动几乎同时展开.早在1982年,由第三代导演谢晋根据《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就曾经创造了1.3亿观影人次的记录.唯真实而动人——电影所展现的是在新时期文学与电影中常见的个人经历与心理感受,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等多维度的激烈碰撞不仅培育出了中国现代电影风格,更还催生出了新时期集体心理中的情怀表达和深度反思.
一、“归来者”：叙述干预的话语力量
中国叙事文学自古便有诗言志的传统,通过想像性摹仿实现对人生现实的观照是艺术心照不宣的使命.张贤亮的作品如此,其作品改编电影也同样以独到的艺术手段精准地把握住了现实与艺术的微妙平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语境中,张贤亮所代表这一批被冠之以“归来者”的创作群体——“等是在50年代或更早开始创作的一批作家.他们基本上拥有共同的精神资源和创作背景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五四人道主义启蒙文学传统也哺育了他们,共同造就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社会理想以及对现实的热切关怀.”[1]以反映现实人生为出发点,一系列张贤亮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均自觉地对叙述手法进行了干预,尤其是在叙事时间上,故事通常被叙述者以站在今日的时间点回溯过去而展开.《肖尔布拉克》中的主人公李世英向前来采访的记者讲述自己在新疆的生活与奋斗;《牧马人》中的讲述者许灵均在与远在美国的父亲阔别30年后再度相逢讲述自己在敕勒川20年的生活,其与父亲的数次交谈串联起了他从身为的痛苦挣扎到被淳朴民情与自然风景所救赎,以及和从家乡四川逃难而来的李秀芝组成了和睦的家庭,以至于终于被平反获得了平等的身份等这些电影自觉地使用了以一位主人公的外部视角回溯式地讲述故事姿态,这在叙事学中被称为内聚焦叙事,即并不知晓故事发生全过程的叙述者以自己的身份讲述,他不知道所有人物的内心活动,不知道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其受限制的视角决定了观众也不能得到全部的信息.
在以张贤亮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倚重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资源中,“以上帝的视角传发故事”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更为常见,这种全知叙述有利于全面地展现社会图景和人物群像,巴尔扎克被誉为19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百科全书”的《人间喜剧》正是如此;而以“我”的回忆展开的叙述则形成了一种更加内省和主观的视角,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地达到把握整个时代与社会全貌的目的,但是却能够更加深入地表现人物内心情感活动的流变与发展,而叙述者的有限性,他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偏好正是作品最为动人的地方.
《牧马人》以许灵均个人的口吻勾勒出了在时代动荡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私人回忆——因为出身受到不公正的歧视和排挤,躺在马厩中心灰意冷想要自寻短见的时候,回想起了曾经学习《敕勒川之歌》时心中对草原美景和牧马生活的向往,这又给了这个弃儿重新生活的勇气,在艰苦困难的草原生活里慢慢救赎了自我,许灵均的回忆全部集中在情感上的修复——乡亲百姓如何帮助和爱护他这个有着先天身份缺陷的“老右”,秀芝的勤劳坚韧如何让他重新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儿子的天真无邪如何让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等这些事件建构起了许灵均的个人心理画像,在黑暗的岁月中,他没有放弃对自己和国家的守望,这种炽热的情感能量来自于民间,也必将回归于民间.
在特定主人公以其自身的视角讲述故事的这一过程中,就有了“既涉及进行故事讲述的叙述者,即叙述自我,同时也涉及作为故事中人物的自我,即经验自我”[2],与双重叙述者所对应的是,受述者成为了创造叙述意义的有效功能.较之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以阅读作品的读者为受述者而言,《牧马人》《肖尔布拉克》此类电影还以作品中的“听众”——许景由和记者为故事中的受述者,他们与讲述者的互动创造出了昨日与今日这双重的叙述空间,从二者中延伸出作品的多重表意层次.
父与子的和解、历史与今日的和解,是《牧马人》中的潜在叙述层次.许景由和许灵均这一对从解放建国前走到改革开放后的父子在电影一开始充满了格格不入的差异——父亲西装革履、儿子灰头土脸;父亲吃一顿饭就要80多元,儿子却拿着儿媳煮的一兜茶叶蛋想要孝敬父亲;父亲在看到儿子读报纸有种微微的鄙夷,开始谈论美国的个人主义.但是在交流中,儿子对于30年苦难经历的回忆却并非如其父所预料的“没有疯就谢天谢地了”,苦难非但没能摧毁他,而是给了他坚毅的性格和丰沛的情感.他用回忆回答了父亲的邀请：他不需要父亲迟来的启蒙,他也不需要美国的物质财富,他已经是时代中那个站立起来的新人.
然而,在展望美好未来,一切“向前看”的表层下,电影的细枝末节中显露出了潜在的讽刺意味.许灵均被平反,领到当作错判20年的500元补贴,他回到家,儿子兴奋地说：“妈妈！长大我也当老右！”孙子为了500元甘作老右,但是爷爷许景由在北京闲逛,随手就买了一个800元的仿制花瓶.物质的极度匮乏、精神的空虚荒废或许不能摧毁许灵均,但是他这个个案的幸运又能否为整个时代代言呢?作为见证了民族深重苦难,承担着反思历史、剖析症结的社会责任的谢晋、张贤亮这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却用爱情、乡土和美景轻拿轻放了这一切,这不能不说是《牧马人》和同时代众多艺术作品有的一个缺憾.
二、静态戏剧场景中的诗性电影语言
传统叙事作品通常呈现出线性的时间流以达到对现实最真实的摹仿,而在现代主义的艺术创作中,静态的戏剧场景则更为常见.正如现代戏剧的先声契诃夫所言,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情节转折并不能可信地表现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開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3],“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4].生活的真正逻辑蕴藏在最为琐细庸常的日常事件之中,高尚与卑微的混合组成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象征的场景与抒情性的镜头语言将艺术精神照射到了心理现实之中,在作品里呈现为一种静态的戏剧情景.
《黑炮事件》作为导演黄建新1985年拍摄的电影,其中对于卡夫卡式的荒诞气氛的塑造具有令人惊异的先锋品质.主人公赵书信是一位精通技术、认真负责的工程师,工作严谨讲究,甚至有一点古怪刻板,只有下象棋是他的平生之好.在一次出差中,他不慎将一枚黑炮棋子遗落在宾馆里,爱棋如命的他马上给宾馆发去一封写着“丢失黑炮301找赵”的电报,却没想到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赵书信寻找棋子和组织对他进行调查、WD工程由于这一场可笑的误会而失败,导致国家百万外汇的损失是明显的情节线索;而尾大不掉的“上面”对赵书信私人领域的侵犯成为了电影里的潜台词.电影中的会议室、教堂、儿童用砖块玩多米诺骨牌游戏都是一幕幕极具象征性的戏剧场景.
会议室的布景在一片模糊灰暗的电影里显得格外突出,墙壁与桌面一片雪白,没有任何装饰和任何实体物品,这与其说是一场现实的会议,不如说是一幕无趣的表演;在长桌四周,围坐着工厂领导,正中间的墙壁上有一个巨大的钟表,时针从两点走到四点,会议结束了,可是关于赵书信的问题仍然没有一点进展.
洁白的房间象征着乌托邦理念和为它量身的完美人类——没有缺点、没有情感、没有失败的人——而这样的理念和人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更多的人就像赵书信一样,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脾气有一点怪,如此而已.一个合理的世界应该有这样的人的容身之地——因为世界就是由他们组成的.他们不应该因为寻找自己的所有物而遭受百般刁难.荒谬的乌托邦、低效的行为不需要受到言辞的批判,只需接受艺术的表现,其无意义、空虚、荒诞和烦闷散发在压抑的气氛之中.在电影最后,因为旅游翻译小冯的失误导致轴承全部烧毁,WD工程失败.镜头以360°的环绕扫描一遍再次围坐起来的,这样的环视传递出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全部现实.
面对质问,最终赵书信无奈地说：“我以后再也不下棋了.”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希望,希望在作品中以儿童的形象屡次出现.迷茫的赵书信走进正在进行礼拜的天主教堂,但是又不敢进去,他的独立精神饱受摧残,对宗教的救赎也犹犹豫豫.在门口他看到一个正在开心地吃着冰棍的男孩,两人对视一笑;WD工程失败,电影用这样的镜头语言直接表现赵书信乃至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复杂感受：几个落日的定格特写,两个男孩在一片空地上用砖头玩多米诺骨牌,男孩一块砖,砖块伴随着清脆的声音顺利地倒下.赵书信走过去,给了男孩一些糖果,然后离开了.赵书信是绝望的,这样一个简单而固执的人失去了再战斗下去的信心,白日将尽,车水马龙的城市照样不停息地运转;但他仍然还抱有对“新人”的期待,他们是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健康,能够包容人的卑微与弱点的新世界的开始,只有最开始的那块砖正确地倒下去,后面的一切才能纷至沓来,温暖的阳光才能终于照耀到人世之美.
三、乡土情结与家国情怀下的现代性表达
西北乡村在张贤亮的艺术世界中是一个特定的表意符号,在社会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了超越于淳朴民风、优美景色之外的意义.由于现代性不仅仅具有时间上的发展轨迹,更还具有空间上的扩张性;故而在现代性的艺术表达里,乡村与城市这样的地理坐标融合了空间与历史的双重寓意,成为我们得以窥见国家现代化与个体现代性体验的窗口.
张贤亮的作品素以对乡土情结的深厚眷恋与深度展现而为人所知,但是在他的作品及其改编电影中,城市也构成了意义表达的关键一环;更是由对乡村与城市所各自表征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这两条并列的叙述线索,电影产生了对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选择、家国情怀的现代意义以至中西方价值观念的比较等多个主题层次.
对于明显阻碍社会前进的陈旧机制的反思投射在电影表面的叙事中.《黑炮事件》可能是中国电影史上最被低估的一部黑色幽默讽刺作品,在张贤亮的创作中,也是一部具有强烈反思暗示的作品.这是一个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精密先进的机器、说着外语的专家、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都是城市的物质象征,这些都显示着文化和理性取得的胜利.电影中的话语分散在三方面：小人物赵书信、以周玉珍为代表的老官僚、以公司经理为代表的开明领导.虽然赵书信是公司的技术骨干,虽然他应该是这个空间的主导力量,虽然事件攸关他的人生,但是实际上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后两者的较量才是电影话语角逐的中心.
周玉珍无法理解小气的赵书信怎么会为了寻找不值钱的棋子而花费1元发电报,进而做出了阻挠赵书信工作、拆赵书信的私人包裹等一系列令人哑然失笑的行为;公司已经开始实行经理责任制,经理也努力从实事求是的务实立场解决这场荒唐的调查,然而他处处受阻,面临和赵书信一样的困境.电影最后,汽车和电缆这些文明的产物切割了鲜红的落日,精神的愚昧和落后隐藏在繁荣的物质表象之下,得不到根本的解决.知识分子的苦闷忧郁不仅来自于一技之长全无用武之地,还来自于他所信仰的理性精神能够建起高楼,却战胜不了荒谬.
在电影情节模式中,理想的新人都选择了回归乡村,在乡村的土地上寻找个人的救赎和国家的出路.乡村于物质的匮乏成为烘托人物道德精神的必要条件,而这种高尚的道德精神将成为现代中国的精神宝藏.哪怕《肖尔布拉克》这样一个看似单纯的爱情故事也用零碎的话外之音设想了新时期祖国边疆的发展,和乡村与乡村人物将要在现代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肖尔布拉克》的主人公李世英固然是一个小人物,他的人生是坎坷不幸的.他从华北逃荒来到新疆却面临更险峻的荒凉,文弱的他欲做教师而不得迫于生计开起了大货车,真心实意地娶妻成家却又不了了之等乡村与城市的对比就在于贫困物质与丰盈精神的对比,生活的种种艰难没有改变他的善良与朴实,当李世英抱怨为何“好心没好报”,师傅却回答：“存着好心图好报,那好心也不是真的”——李世英和他的师傅都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却用“为善而不欲人知”的道德境界回答了人生意义的难题.
乡村与乡村精神的理想化塑造表现出了一种隐含的道德危机意识,这些电影作品借此指向了对工具现代性的警惕和机械物质取代道德精神的抗拒,城市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这些消极想象的具体表现.《牧马人》以许灵均对于城市的观察展现出一幕幕繁华空虚的场景——舞厅中开怀放纵的男女、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高级讲究的饮食,甚至出手阔绰的父亲、美丽大方的宋小姐以至于到美国继承公司的诱惑等这一切都是对他而言都是无比陌生的商业和工业化的世界.
许灵均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和拘束,但是他并没有全部否定这样的城市,电影也没有非此即彼地作出判断,因为不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都深知这是未来的道路,舒适、快乐和享受都不是错误,而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财富;敕勒川的农民们也预感到了他们的后代需要知识和城市,他们的生活或将成为旧日的回忆,反智主义和极端保守被一一否定.进而,电影所引发的深度思考超越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排除选择,而是呼唤着二者的结合：乡村或许会消失,但是它的精神,那种友爱互助的道德风俗、纯洁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应该消失;这也是许灵均这个人物的象征意义：他来自城市,却被乡村救赎;他可以选择远走美国,却扎根在西北乡村播散文化的种子.
结语
在当代文学史中,张贤亮所代表的“归来者”连接着往日与今时这两个在形态与内涵上都截然不同的世界.伤痕和反思,建设与希望的表达分割着80年代文学与电影的话语空间.这是张贤亮文学作品的主题,而电影改编亦没有回避这些对于民族和个人都至关重要的命题,以、想象力和创作勇气对宏观现代性和私人生命体验做出了具象的理解;而叙述干预与镜头语言的精妙纯熟使得这些故事具有了现代电影的美学品格,脱离了枯燥说教的窠臼.
在技术的层面讨论这些张贤亮作品改编电影固然稳妥,而在情感与价值的纵深处体验它们却并不简单.尤其在今日,张贤亮的西北乡村世界已经渐渐成为一阵阵消散的回声,西北乡村所寓意的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对家国情怀的坚守、对纯洁信念的向往却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參考文献：
[1]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81.
[2]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95.
[3][4][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 M ].汝龙,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346,379.
总结：上文汇总：此文为一篇适合电影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张贤亮和文学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张贤亮和文学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电影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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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影文学教育论文摘要怎么写 电影文学教育论文摘要范文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