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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智英论文范文

截至2020年1月,已有10万韩国民众在韩国问政平台上“”,要求“解决在telegram发生的网络性犯罪”.如今,“n号房”事件从一个少数人知晓的事件,成为韩国历史上关注度最高的性犯罪事件之一.在公众之下,韩国警方决定在送交检方时将“n号房”运营者“赵博士”示众.

“n号房”建立在通信软件telegram上,以一个预览的“1号房”聊天室为诱饵,允许用户预览部分刺激性内容.用户如果想看更多,需要支付虚拟货币或商品券,才能得到2号房乃至“n号房”的链接并获准进入.同时,用户们需要上传能够证明自己曾对女性有过侮辱表现的言论或影像,才能获准留在聊天室.

这些房间内的内容包括针对女性的性剥削与性,已经有超过26万用户.据韩国警方公布的资料,用户中包括政商界人士、娱乐明星和运动员.

“n号房”运营者“赵博士”于4月13日被正式移交检方,但尚未明确如何量刑.他的行为涉及欺诈、暴力威胁、强制、杀人未遂、侵犯个人隐私、制作青少年儿童内容等14项罪名.

在目前已经确认的74名“n号房”事件受害者中,16名为未成年人.还有一些人在寻找时落入这个“高薪”陷阱.“赵博士”称她们为“性奴隶”.

根据韩国《青少年保护法》,仅针对“制作青少年儿童内容”一项,量刑最高可至无期徒刑.但很多人担心“赵博士”会被从轻发落.一个原因是,被疯狂传播的与青少年儿童相关的内容是未成年受害者们自己拍摄的——尽管他们受到了胁迫.

另外,一个可参考的相关案件量刑并不严重.“n号房”前任运营者“watchman”因偷拍女同事被起诉,但最终仅被检方求刑3年6个月.

韩国不是第一次在这类事件中饱受争议.2009年3月,通过电视剧《花样男子》获得关注的韩国女演员张紫妍自杀.她在遗书中表示,曾受公司逼迫,提供过数十次“性招待”.虽然遗书中明确指认了加害者,但因涉及众多政治家、财阀以及媒体人,案件在递至检方后,最终被判“嫌疑人无嫌疑”.

2018年,“张紫妍案”再次被提及.这次虽然有证人,韩国法务部过去事件调查委员会也决定重启对“张紫妍案”的调查,但结果依然是“不了了之”.

这也导致针对此类事件的执法人员受到公众质疑.3月27日,韩国公众发起新一轮针对“n号房”事件的活动,要求更换负责审理“n号房”案件的法官吴德植.他们认为,吴德植在判决针对女性的恶性案件时,多次对加害者宽大处理,导致不公正判决.

此前,吴德植在审理已故演员张紫妍被性骚扰案时,曾宣判犯罪嫌疑人无罪.而在已故歌手具荷拉被男友非法偷拍并施暴一案中,吴德植一审判决其男友无非法拍摄嫌疑.其男友最终因施暴行为,仅被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

活动发展到第4天,已有超过41万人参与.巨大压力下,3月30日,吴德植请辞,不再担任“n号房”案件审理法官.取代吴德植的是一位女性法官——朴贤淑.

韩国法务部长官秋美爱也在“n号房”事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指示检察机关探讨此次是否适用刑法中的“犯罪团体组织罪”.一旦这项罪名成立,“n号房”的用户们也将难逃其咎.

准确地说,“n号房”事件在2019年就已浮出水面.那一年的7月,由兩名大学生组成“追击团火花”暗访小组,潜入“n号房”.5个月后,另一些人自愿组成暗访组织“RESET”,潜伏于“n号房”,收集证据,聊天室中的“用户”们.

这些成员在潜伏中,也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受害者.“RESET”成员在《首尔新闻》的匿名书面采访中表示,为了不暴露身份,同时收集证据,“RESET”成员们在聊天群中需要按“规矩”行事,在潜伏过程中,因为聊天室中传播的内容,受到非常严重的精神摧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今,“n号房”中的恶性内容仍在传播,其他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不少“求‘n号房’视频”的声音.

Discord就是“n号房”恶性内容被搬运、传播的社交媒体之一.4月7日,警方拘捕了10名非法传播“n号房”中青少年儿童内容的嫌疑人,另有86人仍在追踪中.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非法传播者中的八成为未成年人.其中一名已被捕的嫌疑人,只有12岁.

这也是“赵博士”被捕之后,“RESET”的成员们依然潜伏在telegram的聊天室中的原因之一.“RESET”组织了活动和记者会,她们公开表示：“与恶魔们的对抗才刚刚开始”.

在韩国,犯罪者的身份信息是否能够公之于众,需要经过身份信息公开审议委员会决议才有定论.“赵博士”被捕之后,很多公众要求公开其身份信息.青瓦台国民页面上,关于公布嫌疑人身份的,在3月30日超过了268万人,也创造了韩国国民人数新纪录.

也有机构在没有定论时已经作出决策.韩国SBS电视台就在新闻节目中“响应民众呼声”,强行公开了“赵博士”的身份.

02.不陌生的故事：金智英

自2019年起,在韩国,因为不断发生女性艺人自杀事件,女性权益问题持续受到关注.2019年10月,伴随着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也展现出各类“”的背后韩国真实的态度：男性并没有那么关心女性权益.

一些韩国女性认为,自己面临的困境通过金智英得到真实还原.在韩国TBS电视台2019年11月4日播出的时事评论节目中,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家庭主妇的姜美静表示,《82年生的金智英》真实还原了女性们的故事,所以“得到了女性们前所未有的拥护”.

一些韩国男性的反应则相对消极——在这个展现女性困境的故事背后,他们感受到一种来自于女性的敌意,甚至是冒犯.电影上映10天后,韩国共同党青年发言人张钟河,就针对《82年生的金智英》发表了题为《男性也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反驳评论.青年发言人是一个针对年轻人发言的职位.张钟河认为,男性在家庭中承担的重负是女性无法想象的,而金智英的故事只能证明“男性和女性是无法相互理解的”而已.

在电影上映前,就不断有男性网友在社交媒体的影评区给电影打一星差评.在电影上映一天后,在韩国最大门户网站NER的电影专区,女性网友给《82年生的金智英》的综合评分超过9分（10分满分）,而男性网友给出的评分仅为1.7分.

根据NER对《82年生的金智英》实际观影情况的统计,女性观众的比例超过7成,男性观众则不到3成.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传媒系教授、女权问题专家朴东淑认为,要让没有亲身经历过女性生活的男性们全盘理解女性的心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朴东淑是韩国女性传媒学会（KWACS）前任会长,现任其编辑委员长.韩国女性正在通过抗争发出更多的声音,她们认为,“愤怒的女性会改变世界”.

“很多韩国男性都认为,现在女性振臂高呼的维权行为是过分的.甚至在经常批判‘男性家长制’的社会氛围中,他们认为男性才是受害者.”朴东淑对“未来预想图”说.

因韩国针对男性实行义务兵役制,一些持“男性受害者论”的男性认为,“要追求平等,首先应该让女性们也都去服兵役”.这句话在韩国流传多年,只要女性高呼要求平等,常常就会有人跟上一句.

讽刺的是,可能只有女性会率先站出来.由好莱坞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骚扰事件引发,继而引起全球谴责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的社会运动“MeToo”,也曾在2018年蔓延至韩国.

根据韩国厅统计,因为MeToo运动在韩国展开,2018年,韩国“反性暴力”和“反性别歧视”的活动超过2万次,比上一年增长了66%.

从高校到职场,再到演艺圈,许多韩国女性主动发声,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性侵害和性别歧视问题.许多施加性暴行的教授被学校辞退,知名演员、导演被封杀,也有涉事官员、国会议员引咎辞职.

一些韩国男性在这场运动中选择了沉默或者回避.尽管增多,但是根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调查,MeToo运动的国民支持率仅为54%.也有人直接表达了不满——就在MeToo运动得到女性支持的同时,“请废止MeToo运动”的也出现在了青瓦台民众页面上.

也有观点认为,韩国单独设立保护女性的“女性家族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 Family）,是一种对男性的“逆差别”.他们呼吁废除保护女性安全和权益的“女性家族部”,理由是,“女性家族部”只保护女性,却花着男人们也缴纳的国民税金.

有趣的是,即便争议颇大,在韩国,对女性权益的保障在法治和政策层面一直在发展：1999年,《禁止男女差别法》出台;2001年,韩国设立“女性家族部”;2005年,以男性为中心的“户主制”被废除.

针对女性人身安全問题,从2013年开始,首尔市政府推出了免费的“女性安全归家保卫军”服务,女性市民可以通过电话或者App预约申请,“女性安全归家保卫军”负责深夜护送其安全返家.

但这些保卫军也有“工作时间”.该服务仅在周一晚10点至12点,周二至周五晚10点至凌晨1点提供,实际上无法实现“深夜时段全覆盖”.而且,比起首尔各辖区女性居民人数,“安全保卫军”人数严重不足.

根据首尔市政府的数据统计,2018年,首尔女性居民最多、人数超过32万的松坡区,只分配到了15名“安全保卫军”.服务的利用率也不高.在使用率最高的瑞草区,也只有15.42%的女性居民申请过这项服务;而在钟路区,其使用率连1%都不到.

针对育儿问题也有相关政策.韩国政府于2013年推出了无偿育儿的政府补贴项目：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幼儿园提供服务.0至5岁婴幼儿的父母可向幼儿园申请,幼儿园将在工作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3点帮他们无偿照看孩子.

即便如此,育儿问题依然是韩国女性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当主妇试图重返职场,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孩子谁来照看?

在老龄化极为严重的韩国,许多年迈的父母依然要为生计奔波,帮忙照看隔代人通常不是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而政府的免费育儿服务仅在早上9点到下午3点这6个小时里“限时供应”.

在韩国,对育儿母亲们的厌恶、排挤,蔓延成了一种集体情绪,甚至成为对她们的形象定义.韩国人用“妈虫”一词,形容那些“因育儿给他人造成困扰的妈妈”.出于对这种处境的恐惧,加上家务和育儿主要还是女性承担,“成为母亲”在如今的韩国变得更加需要勇气.

朴东淑认为,如今韩国的教育制度造成了过度激烈的社会竞争.如果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孩子就没办法受到良好的“私教育”.这在若干年后,会影响孩子在社会中立足.她表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女性对于成为母亲这件事是相当避讳的.”男性对生育问题似乎并没有太多关注,“或许从这点上也说明,在韩国的传统观念里,生育理应是女性的事吧.”朴东淑补充说.

“照顾家庭主要是女性的责任”也严重影响了韩国女性在职场中的处境.根据韩国人权委员会2019年9月的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某中型企業的353名职员中,151名女性职员均为普通职员.而202名男职员中,9成以上为该公司各层管理人员.一名在那家公司工作超过20年的女性,职位依然是普通职员.

不仅如此,据韩国统计厅统计,在活跃于韩国上层劳动市场的女性中,1/4的人会因结婚、生子和照顾家人等原因辞职.仅2018年一年,就有185万名女性因为这些原因离开了职场.

这些问题也带来了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2019年11月末,韩国首都首尔的新生儿出生率创下历史新低,韩国《朝鲜日报》在报道中使用了“首尔出生率0.69%——走上灭绝之路的水平”作为标题.

03.故事与政治：立法

《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20天后,2019年11月13日,“82年生的金智英法”被正式提上了立法议程.法案中包括女性生育后迅速复职、带薪育儿等内容.

但这些做法也有成为政治手段的嫌疑.比如,推进“82年生的金智英法”尽快落实,也成为韩国各政党于4月15日展开的国会议员选举的重要承诺之一.2018年3月29日,梨花女子大学学生组织了MeToo集会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为“防止遭受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遭受二次伤害”.下图中,梨花女子大学的学生们以院系为单位集结.图/侯珺

在韩国,一部影视作品推动立法和社会变革已经不是第一次.2014年10月开播的职场剧《未生》就曾因在韩国年轻人中引发强烈共鸣而推动了立法.在舆论推动下,为保证企业中的临时工们的权益,当时的韩国执政党推进立法,将延长临时工合同年限等内容写进《劳动法》,并用《未生》主人公的名字,将这个法案命名为“张克莱法”.

但另一部分事实是,“张克莱法”正式实施之后,临时工的合同年限得到了延长,但临时工转正变得更加困难了.因此,也有人将“张克莱法”称为“杀死张克莱法”.01《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82年生的金智英法”也被韩国正式提上了立法议程.法案中包括女性生育后迅速复职、带薪育儿等内容.02韩国电视剧《未生》播出后,当时的韩国执政党推进立法,将延长临时工合同年限等内容写进《劳动法》,并用《未生》主人公的名字,将这个法案命名为“张克莱法”.

这次的“n号房”事件里,韩国政府也没有缺席.为防止因身份信息泄露,导致“n号房”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3月26日,韩国行政决定,在3周内为申请变更身份信息的“n号房”受害者们更换.此前,如果因泄露而造成损失,申请更换号的审核时间要6个月.

政府还决定提供资金,支援受害者们恢复健康,回归正常生活.4月2日,首尔地检数码性犯罪特别调查小组部长检察官柳铉贞表示,政府将向“n号房”受害者们提供治疗费、生活补助金,以及学费等援助.通过这项政策,“n号房”受害者们最多可获得5000万韩元（约合29万元人民币）的治疗费用,以及每月50万韩元（约合2897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金.

对于身份信息被泄露的受害者,政府将为其提供廉租房,并安装安全确认装置.搬家费用也将由政府承担.

04.未来会有改变吗?

如果乐观一些,现实也许会一点点改变.2016年,梨花女子大学学生们面对强权,发起反抗崔顺实女儿舞弊入学的多次游行.崔顺实是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朋友.梨花女子大学针对舞弊入学的游行,导致崔顺实女儿被退学,时任校长引咎辞职.

梨花女子大学——这所创立于1886年的韩国高校,也是反对迫害女性与对女}生不公正行为的重要阵地.

如今已从梨花女子大学心理系毕业的崔智妍（化名）,在大三第一学期,参加了梨花女子大学内部的MeToo运动.当时,她们组织集会活动的目的是“教授的性骚扰行为”以及“防止者受到二次伤害”.

抗争通常是场持久战,有时甚至要几个月才能得到满意答复.无论是“校长徇私舞弊”,还是“教授性骚扰”问题,都没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崔智妍参加的那次MeToo抗争长达一个月.好在她和其他参加集会的同学最终得到了学校的回应：经梨花女子大学性骚扰审议委员会审议,被学生检举的美术系教授确实存在性骚扰学生的行为,学校决定将其辞退.与此同时,另外一位被的音乐系教授,在舆论压力下主动递交辞呈,离开了梨花女子大学.

崔智妍在梨花女子大学上学的几年时间里,多次参加“为女性发声”的女权运动,有一些像MeToo运动一样广为人知,还有一些只是小范围内的活动,但到现在她都觉得“它们同样有意义”.

“让更多女性认识到很多稀松平常的事情并不合理,我们必须要把‘不便’和‘不当’讲出来.”崔智妍说.

崔智妍觉得,在韩国社会中,女性的困境和不幸经常被忽视.在韩国的社会氛围中,很多人將女性遭遇的不公和背负的“家庭重任”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在我们这一代人开始表达之前,绝大多数女性都在忍耐中度过一生.”她认为“表达”需要从年轻女性做起.

如今,韩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开始有更多女性在社会中担任重要的角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9年发布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显示,9成左右的韩国女性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以上,韩国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为52.8%,国会议员中女性议员的比例将近1/5.在25至34岁的年轻女性中,7成以上接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

“如果这些年轻女性都能积极表达,女性们的呼声或许会更有力量.”崔智妍说.

另一名梨花女子大学的学生朴静恩也发觉,在过去的5至10年时间里,韩国的女权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她们经历的许多事情并不合理,她们开始加入到女权运动中.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女权运动主义的“先驱者”在表达意见.朴静恩在梨花女子大学攻读女性学专业,不仅是女权运动的实践者,也一直在研究女权运动.

但朴静恩也明显感受到,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似乎更尖锐了.她把男性激烈的抵触情绪解读为“父权体系遭到挑战后,男性产生的强烈‘应激反应’”.

而且,“发声”不见得都有回应.2017年,韩国女性为呼吁废止“堕胎罪”,爆发多次大规模游行.但是“堕胎罪”到现在还写在韩国《宪法》中.直到现在,韩国女性都还定期组织游行.

更多时候,即便得到回应,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崔智妍也承认,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都只是“解决当时发生的事件本身”.但崔智妍,以及很多和她持一样想法的人,仍然选择坚持把自己的诉求说出来.

对于崔智妍和朴恩静来说,关注女性权益问题和参加女权运动最大的影响是——在生活中,她们会积极跟身边的男性沟通,表达她们的想法和感受,虽然“经常无法达成一致”.

崔智妍现在的工作是心理咨询师,她依然很关注女性权益问题,经常参加一些与女性心理健康相关的公益活动,希望能为需要心理疏导和治疗的女性们提供帮助.

朴静恩依然对韩国女权运动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她认为,如今这种不平衡的关系的形成“用了成百上千年”,改变它必然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实现.

如果将视野扩大一些,从2018年的MeToo运动、2019年的“提高女性地位运动”,再到如今针对“n号房”事件中,ReSET组织与男性加害者们的对抗,韩国女性始终试图在汇聚声音,表达抗争.

同样是为了避免“n号房”事件受害者们遭受二次伤害,韩国女性律师协会表示,将向受害女性和青少年儿童提供法律援助.截至3月24日,已有111名女性律师加入.

也有韩国男性公开表示支持女性们的抗争.在“n号房事件”里,有几位男艺人公开参与,支持女性维权.男作家孙雅兰在2017年的公开演讲中表示,如今男性所说的“逆差别”是他们因长期歧视女性而付出的代价.在MeToo运动刚刚开始时,韩国总统文在寅曾表示“要以积极的调查取证,呼应女性们的勇气”.

遗憾的是,与女性相比,韩国男性的声音仍然太少.“从未亲身体验过女性困境的男性们或许永远都不会懂,但如果女性们始终不放弃表达,或许事情会变得不一样.”朴东淑说.2016年10月19日,梨花女子大学教职人员和学生们共同参加了“要求校长为‘崔顺实女儿舞弊入学’事件负责、卸任校长”的游行活动.这也是事件爆发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当天下午,梨花女子大学时任校长引咎辞职.图/侯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