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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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然而,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如何處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和品格的不同.
曾、李之间的冲突,也从李鸿章独当一面开始.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作为“赠嫁之资”.李鸿章对曾国藩确实感激涕零,多次在信中表示“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
然而时间一长,建功立业的雄心也使他试图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在给左宗棠的信中隐讳地叹息说：“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威胁,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无计可施,只好作罢.两次索将之争,都以曾国藩的退让结束.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一贯风格：在与人交往中,习惯采取守势,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决裂.这也是他始终能团结众人,使湘军集团整体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
所谓合作,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关键时刻,他也能做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的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等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能深深体会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的信件后,他决定竭尽全力优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辞.知道退一步,顾全大局,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
至于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曾国荃为了争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孤军挺进南京城下.然而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还是没有攻下.
清廷等得着急,命李鸿章会攻.李鸿章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所以他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拖延会攻金陵达数月之久,使曾国荃顺利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同时派出他的三位得意部下出任方面：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这三人都属破格委任,曾国藩皆寄予厚望.然而三人表现截然不同.左宗棠和沈葆桢在权力范围与曾国藩产生重叠后,都很快因地方利益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直至决裂.只有李鸿章,与曾国藩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合作互谅大于利益冲突,从来没有撕破过脸.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都懂得有进有退.经过全面考察,曾国藩决定抽身退步,将衣钵传给李鸿章,把李鸿章推到了大清王朝最有权势的位置上.李鸿章则“终生事曾国藩如严父”,晚年言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
（云谁之思摘自与建设出版社《曾国藩传》一书,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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