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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论文范文参考 史学理论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主题:史学理论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2-22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史学理论论文

目录

  1. 第一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参考: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2. 第二篇史学理论论文样文:李达史学思想研究
  3. 第三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模板: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4. 第四篇史学理论论文范例:年鉴学派史学理论的哲学意蕴
  5. 第五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格式:魏斐德与他的中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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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参考: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是公认的20世纪下半叶西方音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现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音乐史学学术范型转变过程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论文旨在对其音乐史学研究进行综合性考察,立足史学元理论思考与研究写作实践两个层面,以达尔豪斯的最主要研究领域之一——19世纪音乐史为焦点,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比照与互动中,展开对其音乐史学方法论的探索,以实现对其史学研究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地位进行相对公允的评价,获得对于当下音乐史学研究的启示.

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的核心要旨是审美与历史的关系,其音乐历史哲学以此为根本问题,其音乐史学研究写作实践以此为中心目标,其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则是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本文认为,达尔豪斯并未真正提出一套立场鲜明、体系完整的音乐史学理论,而是在普通历史哲学的基本框架下,对音乐史学各个维度(涉及历史事实、历史主体、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叙事、价值判断等)的基本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既有理论进行反思和论证,意在凸显音乐历史自身的特殊性,这在学理反思相当贫乏的音乐史学界不啻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然而,对于达尔豪斯这样一位笔耕不辍的著述者而言,具体音乐史课题的研究和历史写作或许比理论反思有着更为关键和切实的意义,其理论思考更多不是支配实践的决定性原则,而是为实践探索可行之路,提供有效的指引和建议.其视野宽广、视角多元、态度开放、卷帙浩繁的研究著述最大程度地展现出其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和敏锐深邃的音乐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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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豪斯独特的史学方法论是其整体音乐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本文总结了其方法论中最为突出、最具个性的三个方面:“结构性思维”、多元方法的折衷主义、作品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其中又以“结构性思维”占据主导,它普遍贯穿于达尔豪斯史学探索的各个层面,直接影响到其学术风格的成型.

根据达尔豪斯的史学成就,基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并放眼当下的音乐学术生态,本文认为,达尔豪斯以其深刻的音乐史学原理反思、独特的音乐史学方法论、对诸多音乐历史问题的敏锐洞见以及规模庞大的著述成果,从传统音乐史学内部发动了意义深远的革新,成为引领音乐史学学术转向的主要先驱之一,在近四十年中先后对德语学界、英美学界和中国学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学术思想总体而言具有相当程度的包容性、开放性、批判性和务实性,同时也不乏矛盾性,在个别问题上由于特定的文化情境和意识形态制约而略显保守.其结构性思维、多元方法论以及个性化的历史诠释和写作方式对于当下中国的西方音乐史乃至中国音乐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主体内容由七章构成,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理论篇”包括第一章,主要围绕达尔豪斯对音乐历史哲学的反思,结合普通史学和艺术史学中的相关理论和倾向,分别审视其对各个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同时呈现了新旧史学思潮在其中的碰撞,力图表明达尔豪斯史学思想的折衷姿态、批判意识和务实态度.

中篇“实践篇”包括第二章至第五章,从思想观念、艺术问题、社会建制三个方面来审视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史的研究.第二章涉及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史的总体看法.第三章论述了他对影响19世纪音乐的三种主要思想观念的深入研究,即绝对音乐观念、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第四章审视了其关于19世纪音乐中各种艺术问题的考察,主要触及这一时期音乐语言的普遍问题以及交响曲和歌剧两个领域中的创作问题.第五章聚焦于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的社会性研究,包括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以及相关的主要音乐建制.

经过以上两篇对“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考察,下篇“审思篇”致力于探索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并对其学术成就做一评价.此篇包含两章.第六章集中提炼和讨论了达尔豪斯史学方法论最具特点和借鉴意义的三个方面.第七章在对达尔豪斯既有接受状况加以概括和分析的基础上,从历史定位与当代启示两个视角对其史学成就予以评价.

结论部分梳理和总结了本论文所解决的五个主要问题以及所得出的最终答案,并对作为“学者研究”的本论文的原创性做一说明.

第二篇史学理论论文样文:李达史学思想研究

李达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宣传家、教育家、哲学家,而且又是一位多方面的学者,在法学、经济学、货币学、史学等领域中也有较高的造诣.然而,在他的哲学、经济学、法学和教育学等理论研究的巨大成就掩荫下,他在史学领域的辛勤探索和重大贡献,长期以来却一直隐而不彰.实际上,李达的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而又科学系统,全面涉及了史学理论的问题.

李达史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古今文化既对抗又融合的近代中国,是在三个方面的条件下交互作用而成.第一,传统史学是李达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根基,这包括青少年时期李达的史学启蒙以及湖湘本土史学文化对他的熏陶.第二,唯物史观是李达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这包括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唯物史观影响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第三,李达本人良好史才是他史学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通过对李达史学思想全面、细致的考察和梳理后发现,李达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方法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阐述,获得了许多科学的论断.在历史理论方面,李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李达对历史内容的阐释、对历史特征的揭示、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解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构成了他科学的历史观.而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为以*为首的中国*人制定中国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历史依据.在史学理论方面,李达阐明了历史学的对象、定义、特性、任务、地位、价值及与社会学的关系等诸问题,揭示了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史学方法方面,主要包括了普遍的史学方法和具体的史学方法,这些方法广泛地运用在李达的具体史学实践中,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史学思想.

正因为李达在史学领域取得了这些重要的成就,所以李达史学思想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崇高的地位.也就是说,李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程.归纳起来,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批判了传统史学的封建性;二是扩大了唯物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影响;三是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四是培育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才.

李达治史颇具特色.他在学术上所经历的道路,是从自然科学学习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最终构建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多方面内容的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讲,李达的史学思想,基于他的哲学思想,他的史学理论,实际上也是他哲学思想的一部分.所以,李达治史注重历史哲学的研究,也即重视唯物史观的研究,因而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比,李达的历史研究具有较多的抽象思辨,加上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特别留意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考辨史料,这就使得李达的历史研究对理论问题有坚实的研究功底,学理性、思辨性更强.还有,李达早年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他的历史研究又总是围绕现实问题拓展,当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与他们同中有异的是:在研究视野上,因为李达精通世界史,往往注重从宏观的世界历史来考察中国的具体历史问题;在研究视角上,李达立足于经济史研究,再由经济史转入社会史,强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李达特别关注中西历史文化的对比,自觉地运用比较研究法,其目的在于寻找救治中国社会的良方;在研究态度上,李达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作用,他一贯坚持史学研究中的唯物史观原则,对唯心史观、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尤其是对传统史学的封建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因而其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

鉴于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崇高的地位,以及他独树一帜的治史风格,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李达是一位颇具个性、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李达史学思想则是李达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李达思想理论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李达史学思想对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特别是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具有极高的启示价值.主要表现为: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必须正确地理解、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第二,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尊重科学品格的前提下,必须直面现实,服务现实.第三,坚持全面、正确地贯彻“双百方针”,克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片面化、公式化和简单化的倾向.第四,坚持开拓进取的精神,大胆吸收一切优秀成果,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世界学术的交流,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学术体系中赢得一席之地.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李达的史学思想并非尽善尽美,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较大缺憾.比如,建国后不久,李达过于重视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致使他的某些历史研究成为了政治宣传的一部分.瑕不掩瑜,这些缺憾根本无损于李达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地位.

第三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模板: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随着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史学的牵引、新式美术教育与出版机构的推动以及近代美术考古学的促进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美术史学实现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20世纪以前,以书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美术史学是古典形态或是传统形态的,其著述最鲜明的特点是以兴成教化为主要的美术史观;以画家传记、作品著录、题跋考辨等为主要内容;以品评、鉴赏为主导,以史论评相结合而重记载轻阐释为主要的写作方法.20世纪上半叶,姜丹书、黄宾虹、陈师曾、潘天寿、傅抱石、滕固、李朴园、胡蛮、郑午昌、俞剑华等杰出美术史家,受到日本学者、德国模式、苏联模式,以及中国传统之美术史学的影响,撰写的一大批拓荒性且具分量的中国美术史学著作,为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史学之建立,以及为当时的美术史教学和普及美术史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学著作在写作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四种不同模式的影响,每一类著作具备了各自不同类的特点.因此,本文设定四个重点章节,分别是日本学者影响下中国美术史学成果及自主研究成果之考察、德国模式影响下中国美术史学研究成果之考察、苏联模式影响下中国美术史学研究成果之考察以及传统模式影响下中国美术史学研究成果之考察.在对每种模式的具体把握上,本文选取该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国美术史学著述进行解读,尝试从美术史观、美术史分期、研究方法及编撰体例等方面深入分析每本著述各自的成书特点及其价值.

论文的结语分为两小节.首先对20世纪上半叶美术史家之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从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然后讨论了这些研究成果给予当下美术史学研究的影响和启示:一、中国美术史的撰写形式由单一模式走向多元发展;二、综合性的中国美术史的写作,和20世纪上半叶相比,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三、唯物史观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术史家撰写中国美术史的指导思想.这样安排,从而使得本博士论文的研究不仅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学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同时也获得了研究的当下意义.

第四篇史学理论论文范例:年鉴学派史学理论的哲学意蕴

20世纪空前复杂的历史现实表明,单纯传统的宏观史学及其理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和应对发展了的历史.恰逢此时,“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在法国,从20年*始,围绕“年鉴”杂志的几代历史学家开辟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史学道路,他们虽然几代之间存在差异,但从他们的历史研究实践进行分析,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在观念上、在方法上有许多比较明显的共同之处.史学界称之为“年鉴学派”.自年鉴学派形成之日起,其主要成员就向思辨历史哲学和政治史开战,倡导总体史、注重“长时段”、主张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的原创与贡献更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上.“他们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他们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们提出了总体的历史观念,而在于他们不仅成功地说明了新历史学在实践中有可能实现,而且说明了如何才能实现.简言之,他们带来的变化是在方法论上,他们不满足于采纳某个理论立场等而是撰写这类历史从而树立了实际榜样等一种新方法论在新观点鼓舞下逐渐形成了.”①从1929年到20世纪末叶的80年中,年鉴学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年鉴派——新史学运动”,产生了三四代历史学家.第一代(以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为代表)和第二代(布罗代尔为主要代表)相对断裂较小,笔者称之为“经典年鉴学派”阶段.第三代(以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为主要代表)“新史学”阶段,断裂较大,与欧洲“微观史学”和美国“新文化史”有暗合之势.但都没有超出年鉴学派的基本范式.年鉴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布罗代尔时代的贡献.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日常生活、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起着或支撑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即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在长时段理论看来,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经历不同层次的时间段,如同瓦片的叠加.历史的动力也不是一两种决定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历史不是英雄人物的“独唱”,而是多声部的“合唱”.年鉴学派由此把历史的视野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观领域扩展到其背后更广阔的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对线性因果决定论的、用编年顺序把偶然个别事件连起来的编年史式的传统史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彼得·,伯克把这场“年鉴派——新史学运动”叫做“史学革命”.

年鉴学派(包括经典年鉴学派、新史学、微观史学)倡导总体史观、新的时间观,抛弃线性时间观,质疑进步论目的论史观,重视文化的作用,采取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等所有这一切表明,年鉴学派的史学范式不仅具有史学意义,而且具有哲学意义,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微观历史解释模式.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年鉴学派的革命意义,不仅仅在史学领域,其史学理论的范式意义在于,不是简单地围绕(政治)“事件”等宏观政治现象构筑历史解释模式,而是把事件背后深层的以日常生活为主的(以及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等)结构纳入视野.把政治现象放到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其着眼点和重心整体下移,把研究视野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并揭示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这样,年鉴学派就彻底颠覆了黑格尔和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理论,也开启了微观历史解释模式.所谓微观历史解释模式不追求历史的大过程、大结构,不从历史的宏观结构中抽出几个决定的因素作为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一种普遍的规律.而是深入到历史的微观、具体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采取个别化的方法,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以期收到“一粒沙可见世界,一滴水可见海洋”之效果.这种微观领域或微观角度,一是指在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在长时间内变化缓慢的东西,比如地理环境、食物结构等等,是视角上的“下移”,即从上层建筑下移到更基础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等“不变”的要素,比如经典年鉴学派.另一是指日常生活领域,包括下层民众的生活史或小人物的历史,或一个村庄、一个具体的小人物的生活史,也就是视点上和对象上的“微观化”.微观模式是对宏观模式的补充,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微观历史解释模式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是非线性的、非决定论的,进而是生成论的.

从哲学意义上看,微观历史解释模式的意义首先是反对乌托邦历史设计,反对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来安排和解释人的历史,而主张还原历史的丰富性.其次,反对宏大叙事,尤其反对单线历史和简单的、线性的历史演进模式.第三,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强调历史发生的偶然性,它运用的微观视角和微观视点把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带进历史之中.

宏观和微观两种历史解释模式各自有不同的适用领域,在功能和作用上各有优势、相互不可替代.宏观模式适用于对人类历史的宏观结构和过程,而微观模式适用于被宏观历史所忽视的微观领域.仅仅强调任何一种历史解释模式,都会出现偏颇,只强调微观模式会导致否定历史的一般规律,只强调宏观模式则会忽视历史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方面.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年鉴派-新史学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是单独小溪,而是由以批判“宏大叙事”为主旨的众多学科汇成的一股洪流.它们共同推动了20世纪以来的微观研究范式转向,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这股洪流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支:其一,“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范式”.20世纪哲学重大发现之一就是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也同年鉴学派一样不再孤立地探讨政治、经济等宏观历史要素的决定作用,而且把所有社会历史要素都放回到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结构中加以审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微观研究范式.其二,微观政治学对现代性分析批判的焦点是从中心化的宏观权力转向了无所不在的、多态化的微观权力.它赋予“领导权”不同于传统宏观政治的微观内涵,注重边缘、微观、多样态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深入日常生活世界,分析微观权力机制.其三,由卢卡齐、葛兰西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志趣也逐渐从宏观的经济政治问题转向微观的社会日常生活批判和文化批判,认为革命不能只限于宏观领域(所有制、国家政权),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统治压迫已不仅仅表现为政治经济领域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心理等领域,即“文化霸权”.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也要相应改变——首要的要进行意识革命、文化革命,把焦点要落在微观社会体系、日常生活范型上,转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微观分析批判,以经济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革命转向日常生活和文化领域的微观革命,主张无产阶级由政治解放转向微观的生活解放.总之,20世纪不同学科从不同侧面,自觉不自觉地实现了微观转向,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以反对宏大叙事为主旨的微观转向成了20世纪至今的主潮.而年鉴学派则是这一潮流最深层的底蕴.从其基本主张看,年鉴学派史学范式与日常生活世界理论、微观政治学等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既是年鉴学派的敌手又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马克思完成了“两大发现”,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一次使社会历史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实现了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变革.这一理论对年鉴学派史学理论有很多影响,体现在诸如如总体史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跨学科方法、群众史观等方面,但在20世纪新的历史形势下,年鉴学派没有沿着“追寻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剖开历史的断层、捡起被忽视了的太多的偶然、掀开被现代科技理性遮蔽了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直至发展到把历史打碎(微观史学),再现活生生的历史.所以,所谓后现代历史学家们反对一切宏大叙事和马克思主义而不反对年鉴学派.从这种意义上说,年鉴学派开了后现代史学的先河(虽然年鉴学派史学家包括微观史学家反对后现代历史观,并且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史学家).所有这些正是马克思对后人提出而当时没有也没有必要展开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时代的任务主要是从繁茂芜杂的历史中理出历史的规律,批判各种唯心史观创建唯物史观,这也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今天,年鉴学派史学理论为敞开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维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比如,多层次的时间观和历史观,注重历史连续与断裂、必然与偶然相统一,透过历史表层宏观结构深入背后的日常生活,注重文化的作用、不把文化看做经济物质因素的附庸等.丰富发展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这也是其自身所固有的实践性和开放性所决定的.在宏观与微观视域的结合处,正是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哲学历史解释模式对于丰富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创建文化哲学历史解释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是对传统的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和微观历史解释模式的扬弃和综合.其次,文化哲学以渗透社会一切领域、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来解释历史就跳出了以往决定论——非决定论之争的怪圈.当然,这一理论还需要很长的建构和完善过程.

第五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格式:魏斐德与他的中国学研究

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1937-2006)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七、八十年代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之一.魏斐德教授生前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92)、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1990-2001)、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73-1979)、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国家资源中心主任(1990-2001).他也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主席(1974-1979)、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1986-1989)、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1982-1985).他曾为中美学术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创建人之一,他的治学风格、研究理论及研究方法,对美国中国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斐德始终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研究中华文明为研究人类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认为自己中国学研究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文明中未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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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美国中国学界开地方史研究之先河之外,他还探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最迷人”的问题,即制度模式与其大环境,特别是与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将中国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比较史学与世界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再者,魏斐德用他四十年来对中国历史动态的研究,明确地回答了史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史学家们苦苦思考的问题--历史究竟该如何书写;更重要的是,魏斐德用其一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诠释了什么是“世界主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东、西方文明以及什么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魏斐德及其中国学研究,无论对美国、中国还是世界史学界,都是一笔宝贵遗产.对魏斐德的学术经历、学术研究史及主要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史学理论、治史方法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有机会走进他历时四十年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心路历程,从而有利于我们梳理出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趋势和动态,对其中国历史研究的视角、方法有深入的把握.

对于这样一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美国中国学家,目前国内外尚无对其一生的治史轨迹、史学理论及史学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仅有少量的对其某一个历史研究阶段的进行探讨的专论和较多的关于魏斐德作品书评.

本文首先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来探讨魏斐德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其次,以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对魏斐德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理路、他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治史特点等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全文共有十个章节.

第一章导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撰述动机、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意义、目前国内外魏斐德研究状况、本文的研究思路等.

第二章,通过对他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及求学经历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着重阐述了魏斐德是如何走上中国学研究道路的以及他与中国历史的不解之缘.

第三章,从《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社会的*》(1966)入手,重点探讨了青年魏斐德如何在导师列文森教授的指导和培养下初露锋芒的.

第四章,通过魏斐德两部重要作品《控制与冲突》(1975)和《中华帝国的衰落》(1975),重点探讨他对晚期中华帝国地方治理的演进的探究及对明清易代时期意识形态转变的研究.

第五章,主要研究魏斐德对中国诸种问题的思考,其中既有对中国理论研究问题的思考,也有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如对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粉碎“四人帮”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政局、学术理论、研究方法的转型的思考.本文认为,魏斐德教授在用他一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说明什么是人类的共生之道.

第六章,重点分析魏斐德二十年磨一剑的代表作《洪业》(1985).魏斐德以“全球性的视野”分析了明清易代的原因,探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最迷人”的问题,即制度模式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魏斐德指出,同样面临一场危机——全球性的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西方因背景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所采取的道路也各不相同,中国选择了独一无二的制度模式,从而使中国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摆脱了这场危机;而正是这种模式,却无法让中国抵御十九世纪的外来侵略,这足以说明了一种制度模式与国际大环境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魏斐德在进行叙述的过程中鲜明地答了一个让史学家们苦苦思索的问题:历史究竟该如何书写

第七章,从魏斐德的两本专著《上海*,1927-1937》(1995)和《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1996)入手,着重探讨了民国时期的上海史研究.《上海*,1927-1937》以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对*队伍的改革为切入点来研究1927年至1927年国民党政府大力治理下的上海,从而进一步探讨国民党政府的管理机制及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而《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以1937年日本势力进入上海到1941年12月日本人完全占领上海时的“孤岛”为背景,探讨了“孤岛”上极为复杂的各方势力为控制孤岛而进行的斗争.作者通过对二战时期世界背景下上海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方面的考察,展示了在中西文明交汇下上海城市的演变过程.作者的主旨在于通过这两部作品揭示清季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

第八章,主要以《间谍王——戴等与中国特工》中的戴等为线索,魏斐德将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政权研究从上海拓展到了整个中国.在魏斐德笔下,戴笠是一个残忍无比、阴险狡诈、喜怒无常、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狡黠暧昧、一度主宰了一个“秘密世界”的邪恶之徒,是中国的希姆莱,是中国法西斯恐怖主义的象征,而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却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核心.通过对戴等的研究,魏斐德得以揭示蒋介石政府的腐败、阴暗面,揭露了其统治的混乱和无序.戴等的所作所为,见证了蒋介石政府法西斯恐怖主义的实质.

第九章,作者重点探讨贯彻魏斐德一生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在史学面临被社会科学化同时又遭遇后现代挑战之际,魏斐德是怎样面对当时史学界面临的难题在风云多变的史学界,魏斐德又为何能以“叙事史”不朽于史学界作为美国中国学界一名重要学术代表,他是如何以新颖而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这是本章重点回答的问题.

第十章,余论部分总结了魏斐德教授史学研究的特点及高度.本文认为,魏斐德一生都在观察、探索人类文明史上的那些未知因素、未解之谜及其有待解决的问题,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魏斐德的世界观中,让东西方保持其固有的特点和价值,在人类未来社会发展中和谐共存,让人类因了解而彼此交流对话,彼此包容,在彼此接受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多元文化的人类文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魏斐德所谓的“世界主义”的真正涵义.

诚然,魏斐德的中国历史研究并非完美无缺.本文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年进行中国学研究的魏斐德无法亲自到中国考察,所有的研究皆为魏斐德远离现实中国、远离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情况下完成的,所以他的研究中也难免有一定的缺憾,如对*思想的不透彻的理论分析--没有充分的资料证明,*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定是他青年时代所受的知识环境的影响,因此《历史与意志--*思想的哲学*》的著述过程为一次证据不充分的哲学推断和解析过程.所以魏斐德这一研究难以逃脱“隔靴搔痒”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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