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论文范文参考 社会调查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社会调查论文范文参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2. 第二篇社会调查论文样文：少年刑事司法社会调查程序研究
3. 第三篇社会调查论文范文模板：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
4. 第四篇社会调查论文范例：参与式政策制定的偏好分歧与共识形成机制
5. 第五篇社会调查论文范文格式：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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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社会调查论文范文参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肇始于《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6项有关社会调查的规定,该规定设定了国际社会关于少年司法社会调查制度的五个最低标准要素,对于世界各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具有指导作用,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发展也以此为基础展开.本文的写作力图达到以下目的：明晰社会调查制度的理念基础以此作为该制度理论研究及制度完善的基石；解决社会调查制度的相关理论纷争在明确的理论场域下探究社会调查制度的具体设计；在现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体系下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相关规范,实现制度的本土化.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内涵及称谓的确定是开展学术交流及制度建构的基础.社会调查制度的内涵应体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突出其在国家亲权理念下对未成年人权益特别保护的目的.以此内涵为依据使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这一称谓更符合我国目前法律文本下该制度应体现的国际性、社会性及保护性特质.基于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性,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在理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理念基础为国家亲权主义理念、教育刑理念以及刑罚个别化理念,其中国家亲权主义理念更能体现出该制度所呈现的矫正而非惩罚的特性.

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迁：1985-2000年前后以教育刑为主要理念的发展时期；2000-2010年前后以教育刑和刑罚个别化为主导理念的发展时期；2010年至今教育刑、刑罚个别化理念深入发展时期.但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理念基础的国家亲权主义理念在我国的缺失为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完善带来了诸多障碍,因此在遵循社会调查制度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使其与国际社会发展趋势接轨,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发展的最佳路径.

社会调查制度主体规范的确立是完善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问题.社会调查主体应当包括启动主体、报告的适用主体以及执行主体.我国社会调查主体的司法实践改革主要围绕执行主体展开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借鉴国外社会调查主体规范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现状,社会调查执行主体的设置应当符合三个层面的要求：执行主体职权化、执行主体机构化以及社会调查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作为社会调查的实际执行者,社会调查员在诉讼中属于专业的诉讼辅助人,享有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地位.社会调查员应当享有独立进行社会调查、获得必要的工作保障的权利以及人身保障权、阅卷权和会见权.同时应当承担客观、及时地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出席法庭并接受质询、保密及接受委托和监督义务以及回避义务.

社会调查制度的运行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遵循合法性原则、全面调查原则、科学性原则、中立性原则、个别化原则、保密原则.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时间应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如需要采取的强制措施为逮捕的应当在提请逮捕前10日启动社会调查程序.社会调查应当依照法定的步骤并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

社会调查报告是社会调查工作的书面成果,从性质上属于除定罪外的刑事处遇证据,是法定八种证据种类以外的新型证据,受相关性规则的限制,在可采性上应尽量不做限制性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一卷一书”,即社会调查卷和社会调查报告书,社会调查报告书可以采取表格式,但应当附以细节性描述作为明确的内容指引.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及执行阶段都应当发挥相应作用.在审判中运用社会调查报告应实现报告的多方开示、社会调查员应在量刑阶段出庭接受质证,以保证量刑调查及量刑辩护的充分展开,法官在判决中应对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进行说理.随着社会调查制度理念的发展,在我国应当逐步实现社会调查报告作用的多元化.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笔者明确提出国家亲权理念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理念之一,该理念决定了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实施社会调查与在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施社会调查存在本质上的区别.2.通过历史分析法系统梳理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改革受理念变迁的影响所展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进而提出国家亲权理念下社会调查应成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而国家亲权理念、教育刑理念及刑罚个别化理念的确立和发展使社会调查制度突破现有适用范围并在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以及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得以运用成为可能.3.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社会调查主体的选择应立足现有法律规范以及现实国情,既要实现本土化又要具有前瞻性,以公检法机关为启动主体及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主体,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为执行主体,专业司法社工组织为执行主体辅助者,公益志愿者等为执行主体*补充的职权化模式是较为适宜的主体选择模式.4.结合证据法理论中的证据裁判原则、量刑证据理论的新发展,明确提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法定八种证据种类以外的新型证据并应严格规范报告在审判中的运用.

第二篇社会调查论文样文：少年刑事司法社会调查程序研究

少年刑事司法社会调查程序是指通过调查少年被告人个人性格品格、成长过程中遭遇重要变迁事件、家庭学校社会因素等情况,综合评估其责任程度和人身危险性,以此作为司法机关实施刑罚或非刑罚适用等个别化矫正处遇措施的参考依据.

社会调查程序提出科学的事实依据,有助于正确选择适合少年犯罪人的处遇手段.因此,社会调查程序是落实少年刑事司法“教育、挽救”的政策方针与矫正康复的福利目的重要制度支撑.

从法律文本来看,2012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首先规定了社会调查程序,但对于调查程序具体设计等问题没有细化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社会调查程序的改革试点未达到理想的状况,规范化与科学性有待完善.为此,少年刑事司法社会调查程序需要从社会调查程序的有关范畴、主要功能、基本原则与主体制度、具体运行、审判应用等方面进行完善.

考虑少年刑事司法的语境,调查程序使用社会调查名称最为准确.社会调查程序具备满足少年被告人的特殊需要、贯彻少年刑事司法理念的要求、完善少年刑事司法程序运行、推进少年刑事司法程序独立发展等功能.

完善一项制度建设需要正确的原则指导.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为指导,可以纠正现有不规范的社会调查程序改革措施,保证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从社会调查程序制度发展的普遍趋势、保障儿童权益的正当程序原则要求、集中力量推进我国社会调查的专业化建设、少年刑事司法长远发展来看,应该构建专职的社会调查主体,并且提升社会调查员的专业水平.通过分析现有多种社会调查构成主体效率不高、职责不清的问题,提出建立司法者为指挥者、司法行政人员为实施者、专业社会力量为协助者的社会调查主体雁领模式,试图有效整合现有的社会调查主体资源.

从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到庭审应用,整个流程需要理顺与规范,以保证社会调查的科学性.社会调查程序启动最好在侦查、检察阶段启动,至迟必须在审前阶段启动.需要确定社会调查的内容.在实施社会调查过程中,需要坚持社会调查工作原则,注意社会调查工作的方法与技巧.制作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全面分析调查资料,参照相关理论成果,进行责任与再犯可能的综合评估.立足证据的本质属性与证据发展一般规律,应该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具备证据属性,重点是推进社会调查报告证据的规范化建设问题.在社会调查庭审应用环节,从少年刑事司法诉讼目的特性和模式特性出发,社会调查员出庭具有正当性.提出量刑阶段社会调查员出庭质证的处置模式作为社会调查报告庭审质证的形式.

第三篇社会调查论文范文模板：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

近代中国政府社会调查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中经北京政府时期,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规模,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整体认知近代政府社会调查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社会调查,所依靠的资料主要包括当时政府各机关公布的调查报告、各省市政府出版的政府公报和市政公报、各省市建设厅出版的建设公报、政府各调查统计机构出版的调查统计刊物以及一些商业刊物,比如《银行周报》、《工商半月刊》等,此外还包括一些档案资料.

整体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文章首先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进行了整体研究,然后选取了资源委员会、地质调查所作为个案进行考察,并且将山东省政府作为地方政府的典型进行分析,力求点面结合,全面展示南京政府社会调查的整体面貌；另外本文分别对南京国民政府、地质调查所和山东省政府的社会调查数量作了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分析,力求反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调查的整体状况和特点.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出于建国的需要,对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由此促成了政府社会调查的大规模开展.

就时间而言,1929年政府社会调查数量开始大幅上升,1935年骤然下降；就地域来讲,1937年之前全国各省区几乎均有调查,但多寡不一,调查大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省区,但是193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调查向西部地区倾斜；就内容而言,政府社会调查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其中经济调查数量最多,其次是社会调查.

社会需求是政府调查勃兴的直接动因以及与社会行政、社会改良关系密切是南京政府社会调查的两大基本特点.其中,行政与社会调查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政府青睐社会调查的最主要原因是要通过调查社会事实为其施政提供数字化的依据.社会调查与政府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有时由于条件所限,又会出现“因果不对称性”的特点.

受历史条件所限,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活动及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不能因此抹杀其贡献尤其是不能否定其折射出的科学执政的现*念.

在个案分析方面*主要选取了资源委员会和地质调查所这两个重要机构来*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以及近代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

资源委员会是一个国防备战机构,也是系统地对中国进行基本国势调查的最为重要的政府机构.它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其成立之初就定位于国防建设的调查研究以及计划工作,尽管随着调查工作的完成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其任务转向重工业建设,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会从事的调查工作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以及国防备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对资源委员会社会调查的总体分析,*政府调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通过资源委员会开展的中国第一次全国工业调查及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来探讨该会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具体运作方式、其中所凸显的机构以及制度的作用,并分析其优缺点,从而为真实地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提供范本.

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机构,以丁文江、翁文灏为首的地质学奠基人在地质调查方面呕心沥血.本文依据有关资料,对于该所的地质调查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以全面考察其整体的发展状况以及对于地球科学发展的影响,并且透过对丁文江、翁文灏等人毕生地质调查的实践来凸显地质调查在地质学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从而进一步考察社会调查与中国近代科学进步的关系.

在地方个案中,论文选取了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作为考察对象,以展示当时政府社会调查在地方的推行和开展情况.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并非颇具典型性,但是山东省政府自身具有典型性,尤其是在1930-1937年韩复榘主鲁时期.这一时期,山东省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军阀出身的韩复榘极力维护其独立王国的利益,在原则性问题上不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但是在发展山东地方经济方面,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社会调查作为政府开展各项事业的基础性工作此时也颇受青睐,这一方面是中国近代化发展趋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深受南京*政府的影响以及履行*政府行政命令的结果.本文通过相关资料对于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重点考察了其调查类型、方式以及特征,并且通过邹平县人口调查来具体窥探社会调查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政治角度来讲,国民政府并非进步政治势力,山东省政府与南京*政府存在一些矛盾,但是两者在科学执政方面的理念是一致的,在发展中国方面的步伐也是一致的,所以不能一味简单地否定国民党执政和地方军阀执政.判断一个政权的得失除考察其政治取向外,还应当看其是否有着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并对这些举措进行分析.

从总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社会调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体系较为完备、影响深远的政府调查行为.它体现了科学执政的现*念,为国民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的进步.

第四篇社会调查论文范例：参与式政策制定的偏好分歧与共识形成机制

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都曾陷入或正在陷于参与无效甚至激化社会矛盾的困境.多年来,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一直在反思如何衡量公民参与的有效性以及影响参与有效性的因素,无论是在理论突破还是实践指导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分析视角过于专注开放机制而忽略了政策过程中协调机制的问题.尤其在我国转型期的背景下,不断升级的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给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政策僵局、执行阻滞以及政策过程中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让我们反思：为什么分歧的偏好没有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过程中得以整合走向收敛是什么导致了社会矛盾在政策过程中的激化而非消减为此,“共识”理应成为公共政策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急需对共识的概念与共识形成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以共识为导向反思现有的参与制度和政策过程.已有的共识研究呈现两种趋势的分野：*取向的共识研究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科学取向的共识研究提供了促进共识的技术方案,但两种研究取向因没有对话而无法取长补短,对现实政策过程中复杂偏好的整合都缺乏适用性,尤其是西方语境下的共识构建理论难以移植到中国的政治现实中.

在这样的现实与理论需求之下,本项研究以参与式政策制定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偏好分歧与共识形成机制为主题,在综合公民参与、共识构建理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心理学的偏好理论与管理学的群体决策理论,界定“参与式政策制定”与“政策共识”的概念,并细化为可操作的分析维度与测量指标,构建了“参与式政策制定的共识模型”.通过自行开发设计的“四合一”博弈行为实验,验证公民参与结构的权力、利益、信息维度对共识度的影响作用；通过向三类主体发放雾霾治理调查问卷,统计分析上述三个维度对共识内容的影响作用；通过分析城市改造拆迁领域的两个实证案例,比较不同的共识构建路径在现实中的作用与问题,对我国基层政府在公民参与决策中促进共识形成提出建议.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1、政策共识的形成是多元主体的偏好在变化中由分歧走向收敛的过程,对其测量包括共识度与共识内容两个维度.由于偏好的可变性,政策共识的达成不是多元主体的偏好依托市场机制或*过程协调取舍的“零和博弈”,而是对话与合作基础上对群体偏好的共同构建.因此,相应的决策机制设计不仅要能够吸纳并表达不同个体对某一政策议题的偏好,而且应能够促进变化着的个体偏好逐渐趋同并形成群体偏好.对政策共识的测量包括“量”与“质”两个维度,其中对共识度的测量包括个体偏好的一致性和群体共识的可接受性两个指标；对共识内容的测量包括政策问题认知、治理主体选择和政策工具选择三个指标.

2、公民参与结构的权力维度失衡是造成个体偏好分歧的主导因素,相应地对权力关系的改变是构建共识的基础性策略.博弈行为实验的分析结果证实,决策主体间的权力配置从一方独揽变为双方共享后,显著提升了个体偏好的一致性和决策方案的满意度.问卷调查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掌握较多权力的政府官员与普通公众的偏好分歧是全面且深刻的.实际案例中,上海市旧区改造“二次征询制”的设计通过对弱势群体赋权改变了原有政府垄断决策权的局面,显著促进了共识度的提升.据此,我们认为权力的分散化配置有利于减少偏好的分歧,促使决策的多元主体达成较高满意度的共识方案.

3、多元主体政策偏好的分歧虽表现为利益诉求的冲突,但仅仅通过利益协调的方式达成的共识流于形式,且有较大的合法性风险.对行为实验结果与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共同证明,在权力维度不予改变的前提下,主体与政策议题利益相关性的变更对个体偏好的一致性和群体决策方案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公民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并不会因其个人利益的损益影响其对政策工具的选择；且由于政府一方让渡利益的制度空间极其有限,一旦涉嫌非法利益的交易,将影响整个政策过程的合法性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削弱共识构建的基础.

4、公民参与结构的信息维度对政策共识的影响因政策议题的专业性而不同,信息不对称基础上形成的共识为“不成熟的共识”.信息公开与对称均衡是共识构建的重要策略,尤其对高专业性的政策议题,当政策制定者吸纳公众参与此类政策议题的制定时,若通过专家群体的合理介入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持,会显著促进政策共识的达成；相反地,政策制定者通过人为垄断信息促进共识的策略只能是权宜之计,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一旦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格局被打破,“不成熟的共识”会迅速变成双方更深刻的偏好分歧,再度构建共识的难度更大.

第五篇社会调查论文范文格式：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

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

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

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

第三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三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

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三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三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

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

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

“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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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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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易写的社会调查论文选题 社会调查论文题目怎样取

[3] 新颖的社会调查研究论文题目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标题怎样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