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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工人党员郑凯卿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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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立之初,在全国50多名党员中,有一名工人党员,他就是武汉早期组织成员郑凯卿.他为早期中国领导的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逆境中成长

郑凯卿,1888年3月24日出生于湖北武昌沙湖松树湾村.其父中年时为生计所迫,拖家带口流落到武昌城江夏铁铺岭一带,靠打短工卖苦力为生,生活艰辛.

郑凯卿少年时,爷爷、奶奶和父母相继病逝,妹妹因发高烧无力医治成了哑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把妹妹送给人家做童养媳,自己则被人力车夫陈万年收为养子.

养父家的生活也非常困难,郑凯卿无钱上学读书,但因聪明伶俐,被财主孔家的小少爷孔宏志看中,雇去给他当书童.聪颖好学的郑凯卿利用这“天赐良机”,跟着孔宏志一起读《三字经》《百家姓》《大学》《论语》《孟子》等传统的国学经典,学了不少古文知识,还在精通中医的塾师指点下,学了一些中医常识.后来,郑凯卿又在孔家当了几年伙计,因孔家有变才离开孔家.为了谋生,他卖过,在水塘里扯蒿芭（即茭白）,饱尝人间苦难.再后来,身强力壮的郑凯卿到文华大学校当了一名挑水工.

文华大学校前身为文华书院,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创办的新式学堂.1909年,文华书院更名为“文华大学校”,包括中学部（即文华中学）和大学部（即文华大学）,统称“文华大学校”.

郑凯卿虽为工友,但他勤劳肯干,又爱钻研,待人和气,师生们都很喜欢他.当时,文华大学校师生数百人,每日食用水都是由挑水工从长江里挑.这份工作需每天从早干到晚,风雨无阻,十分辛苦.有一次,一名工人在担水时不小心把水泼在洋教授史密斯身上,遭到殴打.郑凯卿气不过,联合挑水工不给洋教授们挑水.三天不挑水,洋教授们受不了了.史密斯找到郑凯卿从中说和,郑凯卿答应去说服挑水,但提出一个要求：史密斯必须向被他殴打的那个中国工人赔礼道歉,否则,不给他们挑水.史密斯无奈,只得答应.

据传,史密斯在答应道歉时,有意出了个难题,想赖掉道歉.他指着学校墙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郑凯卿说：“如果你能认出这句话,解释是什么意思,就真的道歉.”他没有料到这句话是郑凯卿在孔家做书童时就烂熟于心的.郑凯卿立刻指出这句话出自《论语》,意思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不施加给别人.这样,史密斯无可奈何,终于向那个被打的工人道了歉.

郑凯卿带领挑水工“罢洋人水”并让洋人低头的事在文华大学校内外传开了,一时间郑凯卿声名大振.这段故事还被登上了报纸.

在陈独秀指引下走向革命

五四运动后,出于追求救国真理的强烈渴望,文华大学校学生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通过大学者胡适,邀请逗留在上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来武汉讲学.

1920年2月4日下午,陈独秀由上海乘大通轮抵达汉口.武汉文华大学校学生协进会会长兼武汉学生联合会干事长余上沅率领学生代表,踏着积雪到码头迎接.陈独秀进入文华大学校校门时,全校鼓掌奏乐,对陈独秀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陈独秀住在文华大学校校园中一座中西合璧式两层砖木结构的三合院内.文华大学校派平时常在教师小食堂帮厨的“万能师傅” 郑凯卿負责照料陈独秀的饮食起居.

郑凯卿早已知道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他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热情周到地料理陈独秀的生活.陈独秀跟郑凯卿相处也甚为融洽,询问了郑凯卿的出身、家庭和工作情况.当得知他就是带领挑水工“罢洋人水”的郑凯卿时,陈独秀颇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个站在他面前、有些拘谨的年轻人,然后紧紧握住郑凯卿的手,说：“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你这样的人.”

1920年2月5日下午1时,在文华大学校公书林演讲厅,武汉学生联合会和文华大学校学生协进会召开了上千人的欢迎大会.陈独秀走进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陈独秀在文华大学校先后做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和“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两场演讲.郑凯卿也挤在学生中间,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听讲.郑凯卿当时32岁,在文华大学校耳濡目染多年,对改造社会、自由平等、科学这些词汇已不陌生.虽然还不了解共产主义原理和苏俄革命的全貌,但他对陈独秀所演讲的社会改造、救亡图存的理论基本上还是能听懂,觉得陈独秀所讲的“劳工神圣”“劳工革命”和“社会改革”,更符合穷苦百姓的心声和利益,令人激动.寒冬腊月,他坐在人群中,却仿佛坐在火炉边,“全身都要燃烧起来”.“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黑暗之中出现一条光芒万丈的大道,让我们看到了希望.”30多年后,身在新中国的郑凯卿如此这般地向女儿形容当时听陈独秀演讲时的感受.

闲暇之余,陈独秀给郑凯卿讲解《新青年》《湘江评论》上刊登的文章,使郑凯卿的阶级觉悟和对社会革命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陈独秀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工人运动,搞共产主义革命.郑凯卿感到很突然又很兴奋,以往的革命党都是那些有文化、有声望的先生和学者才能参加,像自己这样的穷工友哪有资格参加?如今陈先生看得起自己,郑凯卿感到非常荣幸,自然表示愿意.陈独秀甚为满意,委托他协助调查武汉工厂的分布、工人数量和生活状况等情况,郑凯卿满口答应.

在郑凯卿开始对工厂进行初步调查时,又有幸结识了陈潭秋、包惠僧等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参与筹建武汉早期组织

1920年5月底,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早期组织的建立,意味着向正式建立中国迈进了一大步.

刘伯垂,湖北鄂城县人,清末年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结识,友情颇笃.刘伯垂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1920年秋,他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在上海,刘伯垂拜访了老友陈独秀.陈独秀吸收刘伯垂为上海发起组成员.

陈独秀交给刘伯垂的任务,是回湖北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早期组织.还特别关照刘伯垂,可以吸收郑凯卿、包惠僧参加,并向他详细介绍了郑凯卿和包惠僧的情况.

刘伯垂带着一份抄写的中国党纲草案、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以及有关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乘船到达武汉.他先约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随后,刘伯垂按照陈独秀的嘱咐,分别找郑凯卿、包惠僧等个别谈话,吸收他们加入早期组织.

1920年10月的一天夜里,郑凯卿应约来到武昌抚院街张国恩、董必武寓所.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其中只有郑凯卿是工人,其他都是知识分子.会议由刘伯垂主持.他带来了上海早期组织的文件,介绍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经过,传达了陈独秀关于在武汉建立早期组织的意见.会议一致通过正式成立武汉早期组织的决定,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郑凯卿负责劳工工作.

1921年7月下旬,董必武和陈潭秋被武汉早期组织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向武汉的党组织传达了一大会议精神之后,根据一大会议精神,武汉工委首先决定在武汉地区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开展工人运动.郑凯卿参与发起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为特别团员,并曾任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劳动运动委员会委员.

当时武汉三镇工厂很发达,数得上的就有好几十家,各厂工人少的有五六百,多的有上万人.郑凯卿社会经验丰富,对工厂较熟悉,同工人谈得来.他按照党组织的要求,跑遍武昌的纺织局、纺纱局、麻布局、铜币局、银币局等单位,调查、统计工人的生活状况.将调查所得材料,填入陈独秀所制的工人状况调查表,交给“笔杆子”包惠僧,再由包惠僧整理成文——《武昌五局工人状况》,署名为“文华大学校学生”,刊登在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

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随后在武昌成立武汉分部,主任是包惠僧（后为林育南）,郑凯卿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这一阶段,郑凯卿的主要任务是全力推动工会组织的发展,领导工人与资本家做斗争.

郑凯卿以文华大学校校工身份做掩护,在多家工厂帮助组建工会.他还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到工厂开办工人夜校和识字班,向工人宣传“劳工神圣”及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郑凯卿还亲自为工人夜校授课,每次都拿着自己编的简单课本,以身边看得见、用得着的物件教工人们认字,这些浅显的教学法极受工友们欢迎,一学就会.工友黄负生病重时,郑凯卿在医院跑前跑后忙活一个月,为黄负生送饭送汤;黄负生过世后,郑凯卿又帮忙料理后事,连自己家里的事都顾不上.他就是通过这些平凡小事来联系工友,影响工人,团结工人.

1921年,武汉人力车车行的老板们不断加租,将每辆车的份子钱从三四百文涨到1000多文,车夫们几乎无法生活.武汉工委派郑凯卿到汉口租界人力车夫最多的地区开展工运工作.郑凯卿的养父和岳父都是人力车车夫,他非常清楚人力车夫的劳作与辛酸.郑凯卿化装成人力车夫,深入车夫中间去宣传、发动,培养骨干,四处联络.

经过深入调查,郑凯卿深切感受到人力车工人对榨取他们血汗的车主的痛恨.在向武汉工委汇报时,他力主发动工人们游行,把声势造大,迫使车行老板接受工人的条件,并主张尽快成立人力车工人工会,使人力车工人有自己的组织.

武汉工委同意了郑凯卿的意见,聘请武汉著名律师施洋为劳工律师和顾问,并由其起草《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要求车行老板取消加租,允许车夫成立工会以保障自身权益.

12月7日清晨,汉口租界5000多名黄包车夫,在林育南和郑凯卿领导下,在临时工会的号召下,来到指定地点大智门集合.8时许,反对车行老板加租的同盟罢工爆发了！在郑凯卿带领下,工人们从大智门出发,沿途高呼口号“劳工神圣！”“反对增加租金,还我生存权利！”当游行队伍来到法租界时,遭遇法国巡捕阻止.从未参加过大规模罢工运动的工人们一时慌乱起来,有人跑来告诉郑凯卿,看样子法国巡捕要动手抓人了.郑凯卿立刻跳上高台,大声喊：“工人弟兄们不要慌,我们人多力量大,他们敢抓我们的人,我们也敢抓他们的人,给點颜色给他们瞧瞧！”接着,他指着朝他奔过来的两个法国巡捕厉声喝道：“就抓这两个！”工人们一拥而上,把两个法国巡捕摁在地上,下了他们的.有几个工人解下自己的腰带,将他们捆得结结实实的,拖到路临时工会办公地方看管起来.游行罢工的工人们在郑凯卿的指挥下,把法国领事馆和巡捕房团团包围起来,强烈要求释放被抓捕的工人.

人力车工人大罢工坚持了10余天,临时工会最高顾问施洋,全权代表罢工工人出庭替工人辩护,进行调停.法国领事怕事态闹大,释放了被抓捕的工人,并向工人代表道歉.武汉当局也慑于压力,授意汉口商会与工人代表谈判.车行老板最终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并赔偿了罢工期间的损失.

武汉发动和领导的首次罢工取得重大胜利,并正式成立了武汉三镇第一个工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会,武汉市工人运动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次人力车夫罢工的胜利,震撼了武汉乃至全国,对以后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火热的罢工斗争中,郑凯卿的政治领导能力得到了锻炼,阶级觉悟更趋成熟.1922年7月,中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郑凯卿任组织部秘书.

1923年2月4日,在中国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在全路开展大罢工.对此,军阀吴佩孚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郑凯卿参与领导武汉地区工人罢工游行,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遭到了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武汉三镇陷入白色恐怖.工人领袖林祥谦被吴佩孚杀害.随后,已加入中国的大律师施洋被逮捕.郑凯卿和林育南、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区委领导下筹划营救施洋,但未能成功,施洋被杀于洪山.施洋被杀后,武汉反动当局一度不准收尸.郑凯卿组织人力车工人,冒着生命危险,于夜间将施洋遗体悄悄收殓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

1927年1月3日下午,军事学校宣传员在汉口苗家码头演讲时,英租界当局从停泊在江面的军舰上调集大批武装水兵登陆,用驱赶听讲的群众,当场刺杀码头工会会员1人,刺伤数十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一三惨案”激起武汉全市人民的愤怒.在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的指挥下,1月5日,武汉30万人参加了追悼“一三”死难同胞大会.在会上,总工会宣布封锁英租界,对英国殖民当局实行总罢工.会后,郑凯卿一马当先,带领人力车工人配合码头工人纠察队冲进英租界,驱逐英国巡捕,提出收回英租界要求.武汉工人、学生和市民涌上街头游行.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将九江、汉口的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百年反帝斗争中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被强占的国土和权利！正如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武汉因铁路工人和人力车工人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进展.”

永葆员的本色

1927年,、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归于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北通缉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并以1.5万块现洋悬赏捉拿董必武.武汉区委紧急疏散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同志,要求这些同志尽快离开武汉.

根据党组织指示,郑凯卿化装成人力车车夫,披上蓑衣、戴上斗笠、穿上草鞋,趁雨夜将董必武秘密送上轮船离开武汉.临别时,董必武嘱咐郑凯卿：暂时停止一切公开活动,立即离开武汉,到江西去找陈潭秋,再做打算.

郑凯卿去江西躲避了一阵子,待他返回武汉时,武汉全城早已陷于一片恐怖.武汉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破坏,党的组织更深地隐蔽起來.郑凯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作为文华大学校的一名校工,郑凯卿因为隐蔽得好,加之其人缘好,处处受到工人和人民群众的保护,人身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一时期,郑凯卿坚持做公益活动,他自己设计和制作了一间4平方米的活动木板房,挂上“工人烤火处”的牌子,每到天寒地冻时节,就用板车把小木房拖到汉阳门轮渡码头附近.房间里的铁炉燃着熊熊炭火,专供在冰天雪地无处御寒的人力车夫免费取暖.每天清早生火,晚间熄火锁门,全都由他一手照料,直到第二年初春转暖时才拆卸拉回学校.这项公益活动,一直坚持到全面抗战初期武汉沦陷,整整10年.许多“老武汉”“老文华”的人回忆说,郑凯卿的“烤火处”不仅使工人身上温暖,同时也从郑凯卿身上认识了.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战时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几经沧桑,文华大学校此时只剩中学部,称为文华中学.文华中学校园里充满了浓烈的抗战气氛.学校请来冯玉祥将军、作家老舍和文华校友李公朴教授在公书林演讲抗战形势.冼星海、贺绿汀、张光年和文华校友夏之秋等,经常来此指导拓荒剧团、浪涛剧社、怒吼合唱团和“武汉合唱团”排演抗日剧目,不少抗战名曲都在文华公书林首演.当时,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军委政治部三厅办公地点就设在文华中学对面.文华的合唱团和剧社经常到工厂、农村巡回演出,去医院慰问伤兵和举办全市募捐大义演,参加三厅主办的“七七”纪念、四月“扩大宣传周”和“保卫大武汉”等大规模宣传演出和火炬游行.这是文华中学最为灿烂的时期.当时郑凯卿已年过半百了,虽然不会唱不会演,却跟年轻人一样充满抗战救国豪情,经常忙前忙后,为文艺家和演员们提供服务,做道具、装台搭景,负责校园清洁卫生、安全保卫等等,宣传鼓动青年学子投军杀敌.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失败后,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武汉随即进行人口疏散、产业转移.各机关团体、各校师生紧急大撤退,文华中学南下湘、云、贵流亡办学.郑凯卿离开文华中学,带着全家老小随难民群先到湖北沙市、宜昌等地谋生活,后又转徙到四川云阳.抗战胜利后,郑凯卿于1946年重返武汉,在武昌童子军师范学校找了一份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董必武,没有忘记当年曾对党、对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同志郑凯卿.他曾派人到武汉找到郑凯卿,邀请他去北京工作,或建议由武汉市政府就地安排工作.

郑凯卿对北京派来的人说：“我年纪大了,认不得几个字,恐怕难以胜任.”放弃了工作机会.街坊邻居谁也不知道,他是跟、董必武一样,在一大召开之前就加入了中国,是最早的一批党员;更不知道,他曾为革命出生入死.后来,郑凯卿在武昌大东门合作摊亭找了一份工作,自食其力,但他仍不忘“文华情结”,凭着高超手艺,专做一种非常可口的“文华饼”,颇受顾客的欢迎.他生活清苦贫寒,但从不向政府伸手,而且还经常告诫子女,说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小,千万不能向党和政府要这要那.

20世纪60年代初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郑凯卿积极响应政府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于1962年随下放农村的小儿子去潜江总口农场生活.1966年11月15日,郑凯卿在潜江病逝,终年78岁.

（责任编辑：章慧丽）

本文总结：此文为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之路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的毕业生以及可作为关于郑凯论文开题报告和相关职称论文课题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郑凯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