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管理会计论文范文参考 成本管理会计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成本管理会计论文范文参考：企业成本会计准则构建研究
2. 第二篇成本管理会计论文样文：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成本管理研究
3. 第三篇成本管理会计论文范文模板：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研究
4. 第四篇成本管理会计论文范例：基于应对反倾销的成本会计研究
5. 第五篇成本管理会计论文范文格式：基于绩效管理的政府会计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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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成本管理会计论文范文参考：企业成本会计准则构建研究

本文对我国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构建进行了研究.2010年4月财政部下发了《关于调研报送企业产品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有关情况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开始了制定全国统一的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的步伐.但关于此方面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有鉴于此,笔者以规范研究为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全面、系统地对我国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构建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对已有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对其进行评述,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成本会计准则相对于成本会计制度、成本会计标准等制度形式而言更适合我国企业成本核算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对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其次,对企业成本会计准则制定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广泛存在、成本管制的需要和制度变迁理论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客观上存在着变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企业管理的需要.

再次,对美国、日本、印度、韩国的成本会计准则和德国的成本会计规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揭示了它们在制定背景和具体内容等方面具有的共同特征,及其在以成本为基础定价的政府采购领域、国有企业绩效审计领域、应对国际反倾销、管制垄断、以及促进企业成本核算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分析了我国构建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制度因素、企业成本会计实务现状、特殊领域或行业对成本管制的需要,以及与国际成本核算惯例的趋同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制定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必要性.从制度角度而言,旧有的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已经不能适应企业成本核算和管理的需要,企业会计准则和制度对企业成本核算的规定有限,而且由于成本会计和财务会计两者侧重的重点不同,财务会计准则不能完全代替成本会计准则,这些制度因素已经对我国企业成本核算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构成了限制,存在着变革旧制度的需要；从对我国企业成本会计实务现状调查的结果来看,我国企业整体核算水平不高,存在着成本核算不规范、准确性差、成本核算和管理方法落后等现象,需要通过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制定规范企业的成本会计实务,促进企业成本核算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从对以成本加成法定价的公用事业、国有企业绩效审计、政府采购、军事采购和BOT项目等特殊领域和行业的分析来看,存在对成本监审的需要,需要为这些领域或行业的成本审计提供成本标准；而且,随着国际成本核算原则和惯例的不断协调与融合,我国需要吸收国际上先进的成本核算原则和惯例,一方面改进企业成本核算和管理方法,另一方面通过缩小与国际通行惯例的差异,减轻由于在成本核算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我国企业在国际反倾销诉讼中的不利地位.并从我国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成本会计理论研究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制定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可行性.而且对我国制定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成本收益进行了分析,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可行性.

对我国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探讨.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构建首先应该研究作为企业成本会计准则基础的理论结构的构建.由于我国不同领域对成本核算进行规范的要求不同,因此应该建立分层次的企业成本会计准则,可以包括三个层次：适用于全社会范围内所有企业的一般成本会计准则,适用于军事采购的军事采购成本会计准则,适用于公用事业的分行业的成本会计规则,其中,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居于主导地位,对其他两个成本会计规范具有指导作用.不同层次的企业成本会计准则具有不同的目标、对象、假设和原则,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应该以促进企业成本核算的统一性与一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促进企业成本管理水平的提高、与国际成本核算惯例接轨为目标,并且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应该以原则为导向.由于我国政府采购和军事采购存在很大的差异,分别采用不同的合同类型,因此,政府采购和军事采购分别适用不同的准则.军事采购成本会计准则的制定目标应该满足军事采购的特殊要求,应该包括：确保合同成本核算的统一性与一贯性；确保合同成本核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及准则的强制执行性.行业成本会计规则的制定目标与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的制定目标基本相同,只是比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更具强制性和规则性.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客体范围应该包括所有类型的企业,是关于企业成本核算方面的规定,既包括产品制造成本的核算也包括产品完全成本的核算.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的假设包括：成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成本分期、货币计量和公正分配,军事采购成本会计准则和行业成本会计规则的基本假设与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的基本假设相同.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的基本原则包括：相关性与可靠性原则、一贯性和可比性原则、受益性原则、透明性和可审计性原则、成本效益原则,它是企业组织成本核算的基础.军事采购成本会计准则的基本原则与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的基本原则基本一致,只是军事采购成本会计准则针对的是军事采购的合同成本,它更强调军事采购承包商合同成本的相关性与可靠性、承包商合同成本核算的统一性与一贯性、承包商合同成本的受益性、承包商合同成本的透明性和可审计性、军事采购的成本效益原则以及承包商合同成本的合法性.行业成本会计规则的基本原则与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的基本原则相同,只是更强调产品成本的合法性.

对企业成本会计准则应包括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设想,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的主要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总则；成本的定义和分类；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确认、归集和分派的原则和方法；各项要素费用的确认、归集和分派的原则和方法；废品损失的核算；在产品和产成品的核算；成本计算的主要方法和辅助方法；成本报表的编制和呈递,以及成本资料的保存.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不要求企业必须披露成本报表,但在国有企业绩效审计、政府采购和BOT项目中的企业有义务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呈递并披露成本报表.军事采购成本会计准则的内容应该包括：合同允许成本；成本分期；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划分、归集和分派的原则和方法；构成军品成本要素的材料、人工、辅助费用、固定资产的折旧和更新改造,无形资产的摊销、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的计量、归集和分派的原则和方法；一些特殊成本项目的处理方法等,为完善军事采购成本法规体系,可以制定豁免条款和范围层次来提高准则的灵活性,并构建以军事采购成本会计准则为核心的军事采购成本会计法规体系.行业成本会计规则在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规定的内容的基础上,还应该严格限定应计入成本的项目、同一行业可使用的成本核算方法,并规定行业统一成本报表的内容和格式.军事采购范围内的承包商和公用企业必须向相关部门呈递和披露成本报表.

最后,本文探讨了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制定主体、制定和实施步骤,以及与现有企业会计准则的协调,认为企业成本会计准则应该由财政部会计司会同相关部门和人员制定.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过程,企业一般成本会计准则可以首先在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和BOT项目的供应商或承包商中试行,在其他企业推荐执行,在试行效果良好的基础上再在所有企业普及,为保障准则的制定和顺利实施应该为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创造必要的基本条件.由于成本会计需要同时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提供成本信息,因此,企业成本会计准则不应该隶属于现有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之中,应该单列体系,以满足成本会计为不同目标提供不同信息的需求.企业成本会计准则应该与财务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相协调,在制造成本核算方面应该尽量减少企业成本会计准则与财务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企业成本会计准则应该为审计准则提供有利于成本审计执行的成本标准.

第二篇成本管理会计论文样文：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成本管理研究

尽管发展循环经济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循环经济这一新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未占据经济的主导,在实施上仍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各级循环经济试点工作虽然涌现出一批典型企业,但不少作为典范的循环经济型企业和生态园区,实际上是享受政府政策支持的示范性、参观性、样本性企业,并不是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国家的大力扶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并无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事实上,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取代旧方式,归根结底取决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能否给实施主体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大的经济效益.循环经济虽然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但目前并非经济发展的主流.广大企业之所以缺乏开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获取到更高的经济利益,或者说获利极少甚至亏损,“循环”但并不“经济”.诚然,对企业来说,造成这种局面有许多客观因素使然,比如从国家层次上来讲,发展循环经济着重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对于微观主体的企业来说,发展循环经济有较强的正外部性,短期内会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再比如说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够等等.除了客观的因素之外,从企业自身主观因素来说,也和企业未树立与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成本管理理念、未构建与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成本管理体系,导致成本控制不力、成本过高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

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变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对传统线性经济下的企业成本管理(简称传统成本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要求,传统成本管理模式存在的诸多缺陷已不能适应循环经济的需要.变化的环境需要新的管理模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了成本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以满足循环经济对成本管理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循环经济下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重新思考相关的成本管理和实务问题.本文试图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融入到成本管理中,在反思传统成本管理缺陷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规范和实证研究方法,构建一套适应循环经济要求的企业成本管理新模式,以克服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成本障碍,推动循环经济的顺利开展.该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和拓展成本管理的深度和广度,完善企业成本管理理论,而且能够弥补循环经济在微观研究领域的不足,进一步丰富循环经济理论；同时,加强对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成本管理研究,为循环经济型企业的成本管理实践提供指导,以有效地控制成本,提高成本管理水平,增加企业实施循环经济的利益,使企业有利可图,真正实现“循环”又“经济”,激发企业主动开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有助于企业的竞争力的培育及提升.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五点：

(1)运用演化经济学原理揭示成本管理的演变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已有的成本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一般性的梳理和总结,没有真正揭示成本管理演变的机理.本文将从演化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揭示成本管理的演变机理,构建成本管理的动态演化模型.进而根据成本演变的机理,结合循环经济下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推演出成本管理的未来演化趋势是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成本管理.

(2)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成本管理理论框架的构建.成本管理理论是对成本管理所运用的技术或方法做出理性解释或说明的观念性框架结构,作用是解释、预测和指导成本管理实践活动.因此,构建基于循环经济的成本管理理论对于循环经济下的企业成本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文以相关理论基础为基石,试图搭建一个包括成本及成本管理的概念、目标、理念、时空范围、基本环节等为构成要素的基于循环经济的成本管理理论框架,以更好地指导成本管理实践活动.

(3)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成本管理模式的搭建.这是论文的主体,将分别从成本核算、成本控制及成本管理业绩评价三方面构筑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成本管理模式.在成本核算方面,将以扩展的全生命周期的各环节为依据,对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成本核算内容进行详细阐述,重点介绍两大类成本的核算方法,一是生产阶段中基于资源流成本会计的资源有效利用成本和资源损失成本的计算方法,是外部环境成本的计算方法；在成本控制方面,将重点探讨适用于循环经济企业的两种成本控制方法,一是整合的成本控制方法,二是跨企业成本协同控制方法；在成本管理业绩评价方面,针对现行业绩评价体系缺乏战略性及未能贯彻循环经济理念等缺陷,将分别从战略层面及作业层面对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成本管理业绩评价指标进行重新设计.

(4)结合调研数据及相关统计方法,对基于循环经济的跨企业成本协同控制的影响因素与成本协同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构建跨企业成本协同控制的工具及运行保障机制.

(5)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成本管理保障体系的构建.将分别从两个层面对保障体系进行阐述：一是企业层面要构建良好的成本管理文化和循环经济文化；二是政府层面,将从法律、价格、金融、财税及创造良好的循环经济氛围等方面对保障体系进行阐述.

本文的贡献之处有四点：

(1)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将“创新一选择—扩散”三个核心演化机制应用于成本管理的演化过程,结合学习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理论,构建了成本管理动态演化过程模型,揭示了成本管理演变的机理.

(2)以循环经济思想为指导,搭建了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成本管理理论架构.首先,构筑了全文依据的四个重要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战略成本管理理论及组织间成本管理理论.其次,重新界定了基于循环经济的成本及成本管理的概念、成本管理的目标、成本管理对象、核心理念及成本管理的基本环节.理论研究架构的搭建,为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成本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3)将循环经济理论和成本管理理论相结合,从成本核算、成本控制及成本管理业绩评价三方面构筑了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成本管理模式.分别是：基于扩展的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核算体系；基于循环经济的整合的成本控制法和跨企业成本协同控制法；基于循环经济的双层次成本管理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4)构建了跨企业成本协同控制的四个层次,即企业内部的协同、与供应商的协同、与客户的协同、与利废企业的协同,实证检验了四个层次的成本协同与成本协同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循环经济下实施跨企业成本协同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篇成本管理会计论文范文模板：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研究

出于缓解气候变暖的需要,低碳经济正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转型的方向.国际上普遍采取碳排放交易这一环境政策工具,运用市场机制和价格手段控制某个国家、地区和企业的碳排放量,从而实现低碳发展.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起步较晚,尤其是总量控制下的强制碳排放交易市场还在建设初期,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我国已经开始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尝试运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推行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截止到2013年底,深圳、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试点地区的碳排放权交易已实质性启动.在这些地区,排放配额不足的企业为避免超额排放的经济处罚,必须向拥有节余配额的企业购买排放权,以此实现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经济价值.强制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表明我国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利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减排目标的决心,也预示着我国制造企业在国内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后,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碳排放成本增加的压力.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与运行,将企业碳排放的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企业要么进行技术创新,发展先进的低碳减排技术以减少排放的碳配额成本；要么购买更多的碳配额以抵消碳排放形成的排放负债.无论是哪种情形,都将对我国制造企业的产品成本造成影响和冲击.随着碳配额价格逐步体现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稀缺性带来的经济价值,我国制造业的产品成本结构也将发生重要变化.碳配额作为制造企业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将和传统的材料、人工等成本项目一样成为产品成本的重要内容.同时,碳配额也将逐步成为我国制造企业,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制造企业成本核算和管理的重要内容.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结合目前碳会计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制造企业的碳排放与产品生产直接相关,制造企业的碳配额支出毫无疑问的应归集到产品的生产成本中,作为产品成本的一部分,形成完整的产品成本概念.在国外,已有学者在观念上认识到制造企业的碳配额应作为资产入账并将其价值计入产品生产成本的重要性,但目前国外尚未发现系统研究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相关理论文献,实务中制造企业的碳配额成本也多采用简化处理的方式,即发生时直接计入期间费用而不是采用系统的方法摊入产品成本.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碳配额及碳排放负债的会计确认与计量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未能形成广泛共识；二是企业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核算标准和方法未形成统一标准.前者影响了产品碳配额成本的价值量核算,后者影响了产品碳配额成本的实物量核算.我们认为,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实质是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带来的社会成本,通过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机制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当企业排放温室气体不再免费,首先表现为对成本的影响,因此,碳排放权交易衍生的会计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成本问题.已有的研究对这个问题尚未引起重视和关注,在国外制造企业的实务中,碳配额都采用期间费用化的处理方式,未能有效计入产品成本.基于此,我们提出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这一课题,即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背景下,制造企业因碳排放而需承担碳配额交付义务进而导致的生产成本.它既不同于财务会计研究的“碳定价”,又不同于管理会计研究的“碳排放成本”或“碳减排成本”,前者主要解决碳配额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及计量问题,后者偏重于企业碳排放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减排优化决策分析.“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是在狭义的成本会计范畴内,研究碳配额作为制造企业的生产要素,和传统的材料、人工等成本项目一样如何进行价值量和实物量的核算,并通过归集、分配、结转等程序最终构成产品的制造成本.

围绕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这一课题,本文确定了主要的研究内容,即：制造企业生产的产品应负担多少碳配额成本(核算金额)；制造企业发生的碳配额成本应按什么标准计入各产品的生产成本中(核算标准)；制造企业如何核算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系统).围绕上述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在我国启动碳排放权实质*易的背景下,借鉴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排放权交易理论、成本核算理论和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理论等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综合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成本核算导向的碳配额确认与计量、碳排放量核算与成本核算的关联协调、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系统设计等问题,并以水泥制造企业为例,模拟了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具体应用,同时对制造企业财会人员实施产品碳本额成本核算的意愿进行了调查.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主要研究结论：

一是为保证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金额的准确性,应实施成本核算导向目标下的碳配额计量模式.即：所有碳排放权(免费配额与购买的排放权)应该以公允价值法进行初始确认与计量,后续计量采用成本模式,即通过成本减去减值进行记录(免费配额的推定成本是它的初始公允价值)；政府补贴(递延收益)应当按已排放量与预计总排放量的比例合理释放并确认补贴收入；各期确认的生产成本和排放负债应该根据年度预期的加权平均成本进行计量；上交排放权时,企业应该终止确认排放负债与持有的碳排放权资产.

二是为保证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标准的合理性,应建立健全企业碳排放量核算标准体系,提供符合成本核算需要的企业碳排放量核算明细报告,实现企业碳排放量核算与成本核算有关联与协调.即：企业碳排放源和成本计算对象的有效匹配、企业碳排放单元和碳配额成本责任中心的有效匹配、企业碳排放量核算周期与产品成本计算周期的有效匹配.

三是为保证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系统的科学性,应科学设计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组织系统、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组织系统是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基础保障,是实施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各类数据信息搜集和汇总整理的源头,组织系统中企业环境部门的碳信息披露和成本部门的碳配额成本核算尤为重要,应加强二者的协调配合.信息系统决定了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各类信息、的载体、处理流程和分析方法等.控制系统决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信息的有效性,应加强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各环节的内部控制,设置碳配额成本责任中心进行考核.

四是对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模拟应用表明：推行碳排放权交易以后,碳配额成本已成为制造企业产品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忽略这部分成本的核算,制造企业产品成本将丧失完整性和可理解性,既不符合碳排放权交易理论关于企业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设计思想,也不符合成本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原则要求.成功实施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关键在于企业碳配额资产和负债的合理计价、碳排放量数据的准确测算、成本核算系统的科学设计.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提供了较为客观、全面和完整的产品生产成本信息,相关数据可以在多个层面为管理者使用.

五是对制造企业财会人员实施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意愿调查表明：学历和职称水平变量对财会人员实施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意愿有比较重要的影响；财会会人员是否意愿实施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的现状,即在成本管理工作基础较好的企业相对容易实施；此外,较严格的外部环境管制,对企业碳排放量及产品碳配额成本的信息披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动因、目标、机制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设计了包括核算金额、核算标准和核算系统的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分析研究框架.其次,探讨了成本核算导向的碳配额确认与计量模式；提出制造企业的碳排放源应该与成本计算对象相关联、碳排放核算周期应该与成本计算周期协调一致；初步设计了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组织系统、信息系统与控制系统.最后,通过对制造企业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进行模拟应用和意愿调查,初步检验了制造企业开展产品碳配额成本核算的可行性；总结出财会人员素质、成本核算与管理现状、外部环境管制等是影响制造企业实施产品碳配额核算工作的主要因素.

第四篇成本管理会计论文范例：基于应对反倾销的成本会计研究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但未来的外贸形势并非乐观,比如,随之而来的对华反倾销也愈演愈烈.据世贸组织统计,自1995以来,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世界反倾销的头号目标国,也是国际滥用反倾销措施的最大受害国.反倾销调查涉及产品达5000余种,使我国每年至少损失500亿美元以上的出口.种种迹象表明,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有涉案产品范围不断扩大、提起反倾销的次数愈发繁多、反倾销税征收幅度呈快速上升等显著特点.频发的反倾销制裁已使我国一些企业的出口市场不断萎缩,有些企业甚至完全失去了自已的出口市场.毫无疑问,频发的反倾销调查已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令人鼓舞的是,对华反倾销案件快速增长已经引起政府部门、企业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指出：“运用世贸组织规则,支持重点产业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健全应对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学术界更是早在2003年就提出我国应诉反倾销会计的概念,并不断推进应诉反倾销会计领域研究的深入.从我国以往的诸多败诉反倾销案例来看,造成我国企业败诉反倾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被调查企业大都被拒“市场经济地位”或“市场导向产业地位”,而被拒“市场经济地位”或“市场导向产业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企业所提供的涉诉产品成本信息不被反倾销调查当局采纳,在反倾销调查中往往采用“替代国”价格来衡量我国产品是否倾销,使我国企业很容易败诉并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而且欧盟和美国等没有承认我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我国企业的成本核算不能完整和公允地反映产品的真实成本.毋庸置疑,涉案产品成本信息采纳障碍已成为我国应诉反倾销中的一大现实问题,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先生也曾在2006年指出：“中国要应对反倾销,关键在于中国产品如何进行成本核算”.类似地,2008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副会长叶继奖指出,虽然反倾销问题首先是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歧视导致的,但成本管理上的技术问题的确也是令双方不能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障碍.显而易见,在应诉反倾销会计研究框架下,研究更深层次的成本会计问题凸显其重要地位.

本文共分8章：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动态与文献综述及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第2章为倾销与反倾销概述.本章主要介绍了倾销与反倾销的概念及其理论基础、反倾销调查的内容及程序、欧盟与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及其作法、替代国制度及其具体实践应用.

第3章为应对反倾销成本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论述了应诉反倾销成本会计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首先,根据相关法学理论从举证的法学内涵及证据的法律属性内涵对成本会计信息在提供给反倾销调查当局时的刚性约束做出了解释.然后,根据相关会计理论,对受应诉反倾销法律环境影响较大的会计目标和信息质量特征进行探讨.最后,基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视角对会计中的相关产品成本核算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归纳与分析.

第4章为企业受制国外反倾销的成本会计问题分析.本章在基于对欧美反倾销调查问卷的成本会计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解析了反倾销调查中对企业成本会计体系的调查重点及成本数据调查思路,并对反倾销调查中“成本信息采纳障碍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分析.

第5章为构建应对反倾销的成本核算系统.本章针对我国企业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及反倾销调查机构对成本调查的要求,分三个方面对我国企业的成本核算体系提出改进措施以期构建应对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体系.首先,论述了企业采用标准成本计量系统与企业应用现代成本会计核算方法的重要关系.然后,论述了构筑应对反倾销导向下的产品成本核算原则、期间费用的核算与分摊要领、环境成本核算方法等关键环节.最后,阐述了建立应对反倾销导向下的出口产品价格筹划系统的必要性及其运行机理.

第6章为应诉反倾销与我国的成本会计制度改革.本章通过总结归纳学者已有的调查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调查的方式对我国企业成本核算和管理实务及其制度依据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论述了建立我国统一且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成本核算制度是从制度层面解决应诉反倾销中“成本信息采纳障碍”问题的根本所在.然后,论述了借鉴国际惯例制定我国企业成本会计准则以促进企业成本核算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进而缩小与国际惯例的差异,以期实现利用成本会计制度的强制性变迁积极改变由于在成本核算方面的差异而导致我国企业在应诉反倾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设想.最后,详细说明了构建我国企业成本会计准则的设想及注意事项.

第7章为应诉反倾销需要注意的其它策略.本章从完善应诉反倾销成本信息举证的视角,提出了应对反倾销应注意的其它策略.首先,提出了健全应对反倾销的替代国成本信息库,并对其构建目的、重要性及构建思路进行了详细说明.其次,论述了加强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在应对反倾销诉讼的重要作用.再者,还设计了企业应诉反倾销成本信息举证模拟演练与修正系统.然后,勾勒了如何推进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对策.最后,构思了企业如何运用战略成本管理来增强企业的成本竞争力.

第8章为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首先归纳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研究的局限性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五篇成本管理会计论文范文格式：基于绩效管理的政府会计体系构建研究

综观我国预算会计、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构成的会计领域的改革,我国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2004年我国财政部发布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率先单独就民间非营利组织制定会计规范,这在国际上尚属领先地位.随后,2006年财政部又发布了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同.目前,我国会计领域的改革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理论界、实务界的专家、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政府会计.我国政府会计迎来了改革的黄金时期.笔者在认真审视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对政府会计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基于绩效管理目的构建我国的政府会计体系的设想.

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就其制定背景来看,其主要目的是满足政府预算管理的需要.而目前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政府的职能发生了改变,政府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在此影响下,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也转向了政府绩效管理.政府会计作为绩效管理重要信息的来源,显然,原有的预算会计体系已不能满足需要,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如何构建新的政府会计体系,这需要从政府的受托责任角度来分析.政府所承担的受托责任按照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不同可以分为合规受托责任、财务受托责任和绩效受托责任.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基本实现了对政府合规性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反映.而对于实施政府绩效管理而言,所需要的会计信息不再仅仅局限为合规性的会计信息,更重要的是财务信息和绩效信息的全面披露.因而,新的政府会计体系要对政府财务受托责任和绩效受托责任也能进行反映,这就需要建立我国政府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方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其核心就是以绩效管理为导向构建由预算会计、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会计体系.

在探讨我国政府会计体系构建过程中,西方各国在政府会计改革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国外的政府会计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世界各国纷纷进行了以改革政府会计核算基础为主线的政府会计改革.改革基本可以分为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德法模式三大类.以美国为代表的美国模式政府会计在很多方面独立于预算；以英国为代表的英国模式政府会计则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的预算.政府包括预算在内的所有活动都采用了权责发生制基础；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德法模式的政府会计实际上只能算是预算体系的附属物,其核算基础仍然是收付实现制,行政控制是政府会计的主要目标.各国政府会计改革经验对我国构建新的政府会计体系有很多启示.首先,在改革方式上,各国实际情况不同决定了政府会计改革方式也会不同,主要有“一步到位式”和“渐进式”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也各有适用的情况.我国应在这方面慎重选择；其次,在处理预算和政府会计的关系上,我国也应借鉴其他国家做法注重协调二者的关系；最后,在改革的实施环境上,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政府会计改革只有在公共管理改革的整体氛围中各相关制度配合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在认真总结世界各国政府会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了政府会计的理论体系、核算体系和报告体系的构建问题.在政府会计的理论体系的研究中,文章重点从政府会计的目标、主体、核算基础和会计要素内涵的界定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显然,为满足政府绩效管理的需要,政府会计的目标、主体、核算基础和会计要素都会较原有的预算会计体系发生显著的改变.

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目标定位的问题上,本文围绕政府会计“向谁提供会计信息”、“提供什么样的会计信息”以及“提供这些会计信息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三个问题展开了分析.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构成来看,我国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呈现越来越多样化,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的趋势；我国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相当广泛,主要体现出为从过去主要对预算执行信息的需求,转向公共服务成本、公共绩效管理和财政可持续性等财务信息的需求变化；从使用政府会计信息的目的上看,不同使用者会持有各不相同的目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笔者将我国的政府会计目标划分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其中,基本目标界定为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具体目标方面则从预算管理目标和财务成本管理目标两方面进行界定.在会计目标实现的次序上笔者认为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渐进式发展,在合规受托责任的目标实现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财务受托责任的目标,进而向更高层次发展,即向绩效性受托责任目标的实现而努力.

对于我国的政府会计主体,为了全面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的界定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采用“组织主体”和“基金主体”的“双主体模式”.政府会计的组织主体又可以具体区分为核算主体与报告主体.其中,政府会计核算主体可以大致包括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指主要接受国家预算拨款的事业单位)、政府性基金.报告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以及使用公共资源的相关单位(主要指行政单位和接受预算拨款的事业单位).从报告形式上看,又可以具体分为单个报告主体与合并报告主体这两个不同层面.尤其是合并报告主体的界定上,关键问题在于确定报告主体应当由哪些个体构成,将这些个体纳入合并范围的基础和依据是什么.对于基金会计主体的确定,可以借鉴美国政府基金会计的合理内核,对个别项目的核算采用基金会计形式,编制基金财务报告.

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选择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问题.本文全面分析了会计核算基础的类型,并重点对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适应我国新的政府会计体系的构建,应建立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并行的“双轨制”会计核算基础.具体来说,以预算管理为目标的政府预算会计系统采用收付实现制基础进行核算,以财务成本管理为目标的政府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系统,则需要引入权责发生制基础进行核算.

基于绩效管理构建我国的政府会计体系,合理确定会计要素的构成及定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着重比较了各国际组织对政府会计要素的界定,认为我国政府的资产应尽可能确认现有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负债方面既要包括显性负债也要包括隐性负债,其中,隐性负债则考虑披露成本和绩效评价的需求,采用适当方式在表内或表外确认或披露；对于净资产,若要使其客观反映政府履行责任的持续能力,关键要注意政府资产与负债确认的合理性与对称性；收入方面需要根据新的政府收支分类的要求全面反映政府的收入来源；支出要素则应全面反映政府资源的总耗费,包括政府所有的付现成本和非付现成本.

在构建我国政府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从会计实务的角度的进一步探讨了政府会计核算体系的构建问题.笔者根据政府会计的不同职能结合对政府会计目标的分析,将政府会计核算体系划分为预算会计、政府财务会计和政府成本会计三部分构成内容.在政府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部分中笔者创造性地就其各自的核算基础、核算内容以及主要的账户设置和相应的会计处理进行了大胆设想.尤其是对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在新的政府会计体系中如何协调的问题,笔者提出涉及预算收支的业务要采用在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中平行记录的方法,这不失为解决这一实践中难题的可行途径.在政府成本会计中则侧重对建立成本会计的意义、成本会计的核算范围和核算方法进行了探讨.

政府财务报告作为政府会计的最终产品,它决定着能否为政府绩效管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本文认真分析了目前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而对新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的构成内容进行了具体设计.笔者认为,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适于采用双重报告模型,即分别从政府组织层面和基金层面进行报告.从财务报告的披露方式看,我国的政府财务报告应由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组成.其中,财务报表又分为基本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附注和财务报表附表三部分.对于财务报告各部分包含的具体内容,笔者以列表的形式做出了具体的阐述.

综上所述,笔者以政府会计相关理论的分析为基础,通过对国外政府会计改革经验的借鉴,着重从政府会计理论体系、核算体系和财务报告体系三个方面探讨了以绩效管理为导向的我国政府会计体系的构建问题,以期对我国如火如荼的政府会计改革实践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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