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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新闻发布系统论文范文参考：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研究
2. 第二篇新闻发布系统论文样文：知识指导下的数据挖掘在新闻和金融工具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应用
3. 第三篇新闻发布系统论文范文模板：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及其应对研究
4. 第四篇新闻发布系统论文范例：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
5. 第五篇新闻发布系统论文范文格式：话语权博弈：中国事件的外媒报道与中国媒体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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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新闻发布系统论文范文参考：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研究

政府新闻发布作为一种政府传播活动,遵循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一般规律.作为政府行为,它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和政治参与权的重要举措.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政府的新闻传播行为,具体来讲就是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本文的研究旨趣秉承早期传播学者对于政府和社会宏大叙事框架下传播现象的关注,试图通过研究来揭示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公众”互动架构中政府新闻传播行为的某些特殊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论文意图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之中,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图景中政府新闻传播行为存在的问题,探究其原因,并试图描述政府新闻发布的理想传播模型.本论文将政府置于传播行为的中心进行研究,政府作为社会传播媒介控制者,又作为政府新闻发布传播链条中的“信源”,其两重性使得整个传播行为变得复杂而有趣.作为传者的政府在整个传播链条中怎样协调自己的行为它与媒介和受众诸影响因素如何互动它自身的特殊性会催生怎样的传播模式促使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动因有哪些什么是主导性的因素这些问题都是本论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本论文中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拆解成新闻发布理念、制度本身、实践三个层面,是基于政治学对制度的定义,即制度是认识(理念)、规则(法律法规)和行为方式(实践)的集合体.对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基本能够描述出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总体状态和内在逻辑.

基于以上的考虑,本论文试图以新闻传播学为理论基础,结合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对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做全面考察.

文章首先对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做了历史的梳理,从历史角度来考察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流变.通过对中国政府新闻发布活动历史的梳理,总结了从建国初期、*时期到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历史阶段政府新闻发布活动的特点.从历史发展的线路来看,政府新闻发布活动遵循着一条伴随社会结构变迁渐进发展的线路.这部分分析成为之后展开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与媒介环境、受众心理变迁关系,中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对比和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模式转变分析的历史依据.

接着论文对影响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两大要素——媒介环境和受众进行分析.

媒介环境方面主要从政府媒介政策、市场环境、全球化趋势和互联网发展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媒介环境变迁和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互动关系.在政府媒介政策方面,媒介政府信息呈现方式的变化让媒介对政府提供的信息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从客观上促进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在市场环境方面,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与中国新闻改革相生相随,媒介产业化进程中的新闻改革是政府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的动因之一.在媒介全球化方而,研究发现媒介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媒介是中国政府发展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动因,这个动因极大地推动了政府转变新闻发布观念来应对挑战.另外,互联网的发展也成为中国政府快速发展政府新闻发布系统的动因之一.这些环境影响下媒介变迁都构成推动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因素.

受众方面考察了受众心理变迁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从媒介化社会大众即受众的分析开始,认为受众在媒介解读方式和政治参与方面有着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方式.

论文还对中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理念、规则和实践三个层面进行了对比.认为美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是在政府一媒体的二元博弈中逐步完善形成的,而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形成与美国有较大的区别,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维护政府形象和社会发展的行政举措.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形成的原因、制度发展的方向、执行的方式有本质的区别.

论文结合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施政理念来分析政府新闻发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结合*和地方政府新闻发布活动的案例描述了不同层级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认为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政治背景,在*政府政务公开和*政治的指导思想下,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成为了重要的政府行政手段.这种手段具体运用在*和地方政府的新闻发布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理念的指引是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主要动因,其发展方向与政府的施政方针保持一致.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首先,当前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是由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行为推动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受到媒介、受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并非推动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主要动因；其次,中国政府新闻发布的制度模式随着社会的变化出现了转向,由单向宣导走到双向沟通；第三,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是中国政府公共关系架构下的重要制度之一,是实现新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构想的必然之选.

第二篇新闻发布系统论文样文：知识指导下的数据挖掘在新闻和金融工具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应用

随着新闻在金融工具交易算法*的越来越重要,金融行业观察者,投资者和其它的金融分析家对新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些金融服务公司为此设立了特定的服务,用来帮助用户过滤一些不相关的新闻和文本文档信息譬如证交所的条例规定信息等.除了金融服务公司以外,一些新闻发布商同样为用户提供了类似的服务,尽管如此,提供给用户的过滤后的新闻信息仍然需要人的判断处理以便进一步发现新闻内容对金融市场的意义,对于特定交易的金融工具需要进一步区分哪些是重要的新闻,哪些是不重要的新闻,并判断每类重要新闻对该金融工具市场走势的影响极性.但是这些人工的处理判断通常会受到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性以及认知的偏见性的影响.

因此,为了用户能够在金融市场中对新闻信息进行更客观的判断,降低人工处理对信息判断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一个基于本体论模型的数据挖掘框架,这个框架用来客观的,量化的描述新闻与金融工具交易活动之间的关系.框架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部分是一个本体论模型,主要用于表达金融工具市场中的新闻知识.这一模型又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是一个用OWL DL语言表达的模型(OWL DL是Web本体论语言的一个子语言),这一部分主要描述了领域知识的层级结构,包括新闻、金融工具市场参与者、金融工具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这部分也对领域知识中的某些特定词汇给了明确的定义.另外一个部分是一个因果关系图,用来说明新闻对金融工具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影响模式,这些影响模式可以用OWL规则语言写入.另一部分是基于这个本体论模型的一个数据挖掘框架,这个框架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本体论模型在proté,gé,工具中的实现,被用来依据金融工具的特性和新闻的分类对将要处理的新闻和金融数据进行分类处理,第二部分是一个规则推理系统,在proté,gé,中的jess插件中实现.对于某个给定的金融工具交易活动,这个推理系统可以推荐给用户哪些是可能重要的新闻,并产生对这个金融工具进行数据挖掘的一个模型,第三部分是一个贝叶斯网络算法,是通过结合分类处理后的金融和新闻数据以及对应的数据挖掘模型而产生的一个算法,这个算法精确的计算出了那些可能重要的新闻与某种金融工具交易活动之间存在的量化关系.

这个论文中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主要贡献:

1)在本体论模型的基础上,有三个子贡献,首先,可以更深刻的理解金融工具市场中的新闻知识,第二,可以帮助建立基于新闻的金融交易模型或算法,第三,可以辅助和支持相关系统的开发与设计(譬如根据新闻对股票价格进行预测的系统,帮助金融市场参与者搜索相关新闻的系统等).

2)在基于本体论模型的数据挖掘框架上,这个研究提供了:1.一个用来处理不同类的新闻或来自不同行业间的、不同特性的金融数据的本体论模型方法,

2.一个用来把领域知识结合到整个数据挖掘过程中的推理系统,其产生的数据挖掘模型包含了对某个金融工具的交易活动重要的新闻变量以及这些新闻对该活动的影响性(“正的”,“中性的”,“负的”),3.对这个数据挖掘框架的实验评价,以便验证该框架的有效性.

尽管论文中给出了如何定量、定性的学习新闻与金融工具之间的关系的方法,但仍然有一些不足.因此,后续的研究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一是雇佣有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参与评估试验,利用框架给出的数据结果作决策,验证框架是否有效,数据结果是否能帮助投资者减少由于主观认知的偏见性而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个研究方向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因为有经验的投资者很难被集中起来进行试验,另外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是开发一个系统,用框架中给出的数据结果作为输入支持投资者对实时新闻做出及时的交易决策.一些决策理论将会指导如何开发这类系统.

第三篇新闻发布系统论文范文模板：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及其应对研究

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在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传播格局出现变革,话语权去除中心化,微力量对现实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是在互联网成为主要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发生变革、网络社会话语权出现重大变化背景下的产物.这一新语境带来了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爆发的常态化、事件扩散的快速放大化、话语权争夺的白热化以及传统应对舆论模式与策略的低效化.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的形成是突发公共事件、网民、网络、政府和社会环境等因素非线性作用的结果,呈现出多线路的扩散路径.其演变经历了网络舆论的初生期、积蓄和发展期、高涨期、衰落和平息期四个阶段,显示出明显不同的阶段特征,表现为：突发公共事件革命化的传播方式、突发公共事件舆论传播地新中心与新权威、传播内容的标签化、参与者的非理性化、事件舆论化带来诸多困境等特性.在形成过程中,具有六大规律,即：网络舆论扩散规律、转化规律、突变规律、波动规律、共振规律与衰减规律.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一方面可以方便政府部门了解舆论动态,把握事件进程.另一方面,大量存在的负面网络舆论将破坏社会和谐、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危及执政安全,甚至直接造成社会动荡.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应对不当主要表现为：思想上认识不到事态发展的程度、反应速度落后于舆论传播的进度、经验式应对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同、官方回应达不到网民期望.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应对的主体缺位、时间移位、心态失位、方法错位所致,这中间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素质、能力、方法和机制的因素.

要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必须创新应对的理念、原则,创新应对策略.在理念上,应坚持阵地意识理念、现代传播理念、危机常态化管理理念、同频共振的理念；在应对原则上,应遵循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客观真实、以我为主、有效管理的原则.在对策上要在宏观层面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创新社会治理网上渠道,推进依法管网进程,提高党政干部网络素养；在中观上,要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应对总体预案、统筹协调机制、监测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评论引导机制、问责机制；在微观层面,要在信息发布时做突发公共事件“第一定义者”,应在舆源控制时同步处置网上舆情网下问题,议程设置上抢占影响舆论走向的制高点,通过网上评论以权威意见促进网民情绪理性回归.

第四篇新闻发布系统论文范例：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凸显,社会阶层和各种利益群体开始分化,冲突不断增加,中国已经进入突发事件高发时期.与此同时,随着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国家法律层面上对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确立、媒体的市场化以及自媒体的兴起,以及突发事件自身的公众性和危害性,公众对突发事件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突发事件的舆论表达呈现出聚散速度来去匆匆、舆论态势易变化、舆论影响的强持续性、以及传统媒体舆论场和新媒体舆论场的不对称性.

突发事件舆论和突发事件的发展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如何正确引导突发事件舆论不仅关系着突发事件本身的解决,同时对中国转型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在我国现有的政治环境、媒体环境和公众*参与环境下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舆论引导双主体即政府部门和媒体组织的逻辑起点出发,试图分析双主体与舆论引导客体公众之间的对话可能性和意义,在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联动.

另一方面,作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研究,本文从执行层面的程序论出发,对突发事件舆情监测和预警、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主体联动、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能力评估、法律保障、政府、媒体以及公众的媒介素养提高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试图建立起系统而完善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

论文第二章首先对突发事件舆论特征、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存在的意识偏差进行了阐述,开宗明义的指出了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原则即在意识上对舆论是引导而非控制的、目标上应是舆论和谐而非同质的、手段上应做到突发事件处理和舆论引导并重、在信息传播上应该及时、真实和公开、时机上应主动引导而非被动还击.

通过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执行程序对机制进行分解,其中舆情监测和预警是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基础和依据,论文第三章对突发事件舆情监测和预警组织的建构和工作机制、舆情信息的搜集与分析、舆情监测和预警人员的构成、舆情研判和预警标准的设置等进行了阐述.

第四章是论文的核心章节.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政府部门、媒体、公众分别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部门作为高位舆论引导主体应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并尽量弥补突发事件发生时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化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建构和舆论表达也制约着突发事件的发展；公众作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客体,其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满足与否最终决定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效果.在以上三方之间建立起对话是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有效途径.对话作为一种类人际传播,是信息公开和相互信任下的协商.通过对媒体舆论引导观念和受众突发事件认知的调查,分析了我国目前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联动的不足,最终在三方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主体联动,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舆论引导联动、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联动以及媒体间的联动.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运行离不开评估、法律及媒介素养等保障.本文试图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政府部门和媒体分别设立舆论引导能力评估指标.对于政府部门分别从突发事件舆情监测和预警能力、突发事件舆论应对能力、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效果三个大的方面分别设立了9个二级指标和31个*指标.对于媒体组织分别从公众舆论熟知度、突发事件报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效果三个大的方面分别设立了7个二级指标和21个*指标,并对其进行了分述.法律层面上对我国现有的突发事件问责、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突发事件的网络信息发布三个方面的现有法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最后本文认为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保障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运行的重要途径,政府部门、媒体以及公众的媒介素养的提升将为其提供积极有效的保障.

第五篇新闻发布系统论文范文格式：话语权博弈：中国事件的外媒报道与中国媒体应对

2008年拉萨“3.14”暴力事件发生以来,“西藏问题”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热点,给中国国家形象、国际政治等诸方面都带来不利影响.国际话语权的掌控能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战略内容,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确立国际舆论领域中“西藏问题”的话语权迫在眉睫.

本文以美国《纽约时报》作为观察“西藏问题”在西方舆论中如何被建构的载体和切入点,考察“西藏问题”的国际传播话语生产的各相关利益方：中国、美国和*集团如何从自己的角度通过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报道等形式,围绕“西藏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议程设置、议题竞争、核心概念的建构与解构等话语权博弈.

无疑,拉萨“3.14”事件以来涉藏国际话语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日趋复杂化而呈现越发复杂和胶着的话语博弈特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反映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权的现状及改进路径,正当其时.为更好地实现研究目的,本文采取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2008年3月1日—2010年12月31日的涉藏报道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围绕该主题进行的话语生产和博弈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考察：

第一方面,美国《纽约时报》如何在西藏“问题化”和“西藏问题”国际化双重框架下重构“3.14”事件,在新闻报道中如何通过议程二次设置消解、改造中国政府和《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的涉藏话语；在不同时期的信息源使用偏向性与话语策略有何特征.

第二方面,作为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何从国家-政治话语角度在中国内部舆论空间建构、定义“西藏问题”.特别是“3.14”事件以来,随着中国主流媒体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转向,具体新闻话语发生了哪些变化,使用的主要话语策略有哪些.2008年拉萨“3.14”事件期间,中国媒体如何应对、化解、解构**和他的西方支持者伙同西方媒体进行的国际舆论造势,试图干涉中国主权的舆论强势.

第三方面,考察外交部新闻发布作为中国政府的对外传播议程设置发布者,在涉藏新闻发言中政治优先、国家利益优先的话语格局有哪些具体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三者就涉及中国西藏的新闻话语互动和交锋,尝试从媒体话语建构和修辞的角度解读西方“西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对其进行拆解和批判,以期中国在国际“西藏话语”中赢得更大言说空间和话语主动权.

中西方围绕西藏话语展开的国际话语权博弈,实际上是一场围绕这一主题的多维度话语修辞竞赛.所以,本文除了对所收集的三种文本做一些量化的分析和解读外,同时从话语分析和“争议点理论”出发,对中国政府对外传播和大众媒体传播的议程设置和话语发布框架做了一定质性分析并尝试提出改进意见.

研究发现,中国政府涉藏话语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强烈的国家—政治导向的宏大话语特征,在特殊时期表现得更为集中和强势,比如1959年、1987—1989年和2008年等敏感事件发生期.拉萨“3.14”期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言虽然从新闻发布机制、时效性等方面较之前阶段有极大的改变,但在话语策略和对外传播口径上仍没有脱出这个框架.对外国政府、政客不顾中国政府*接见**或支援声援“*”的情况,中国政府反应主动性强,且以反对、批评、*、谴责等坚决、强硬态度立场为多.同时,围绕这些新问题,《人民日报》通常在报道中国政府评价该事件的消息以外,组织评论、通讯等新闻报道对该事进一步批评、谴责,但外国政府、组织或政客的表态、行为较少单独成为新闻报道.在与西藏地区有关的人权、民族政策、新闻自由、秘密逮捕、骚乱等问题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则表现得更加被动,给出的回答更可能是中国法律、政策、规定等较“务虚”的内容,而非针对提问本身的正面回答.

《人民日报》在拉萨“3.14”期间的涉藏报道政治色彩重于新闻性,与中国政府立场和话语保持高度一致,在澄清事实、组织社会舆论、推进政府议程方面作用显著.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话语与政府话语应有的距离性和扩充性、补充性价值,同时这种政府与媒体话语“一体化”也影响到《人民日报》成为西方媒体消息来源的正面意义.特别是由此现实原因西方记者无法入藏采访时期,中国媒体作为“替代性新闻来源选择”的价值也由此未能最大化.

考察发现《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的报道主题议程有较多的重合,双方对国际政治、舆论中出现的涉藏新事件都有较及时的反应,但中方的反应通常是由于外交部门被外国媒体记者针对该新事件、新现象的提问、追问而产生；而《纽约时报》的报道与时事贴合更紧密,通常与在华外国记者提问内容和态度上较致,这说明西方媒体在涉藏问题上有一个长期形成的提问和报道“惯例”,一个共同话语圈.

从新闻报道的话语建构层面看,在涉藏报道中,《纽约时报》有较独立的价值表达系统和完善的议程二次设置能力；同时,新闻报道存在较长时期内的主题偏好,比如对人权、文化保护、环境问题等话题的特殊关注；报道的时效性强,对国际最新事件的反应迅速,在新闻来源选择中对**有显而易见的偏好.

本文认为,为促进对外传播,中国政府需在西藏事务中有意识地超越国家-政治立场的威权型话语,对与西藏事务相关的国内外事件做出更及时、更有针对性的反应,尽一步丰富西藏话语的文化性、社会性维度.中国媒体则要有更强的传播主体意识,报道重点更多地涉及事实和细节,转变宏观、观点化和说教的新闻传播模式.同时,两者的涉藏话语都需要在修辞辩论原则和程序上有进一步的转变,使中国的声音更容易被西方受众广泛接收和正确理解.

这些结论和建议的得出通过以下五个章节逐层实现：

第一章“文献综述与研究安排”主要是谈本论文主题的形成过程与论文前期综述、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等准备性工作.

第二章“话语权理论与‘西藏问题’由来”主要就本文所涉及的理论做梳理和界定,以及分析西方国家是如何在政府、传媒、势力集团(包括*的游说对象)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下建构起当下“西藏问题”国际传播话语.

第三章“双重话语框架下的涉藏报道定势”探讨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如何表现“西藏问题”的不同利益方的观点和诉求,特别是如何解构和“改造”中国政府和大众媒体在涉藏话语中的核心观念,其中,另辟专节讨论**的宣传策略.

第四章“中国视角下的‘西藏问题’与西藏话语建构”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在怎样的场景下使用和再定义“西藏问题”,特别是2008年“3.14”以降其话语和核心利益如何对外传播的问题.同时,对2008年3月至2010年12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涉藏发言如何体现中国政府官方立场、如何形成官方话语输出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最后一章“研究结论与建议”讨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大众媒体在国际舆论话语生产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改进,以及本论文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课题属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众传媒与化解社会风险研究》(项目批准号：07JZD0033)的子课题.同时,本论文的写作获得复旦大学优秀博士生科研资助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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