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和和共享:以治理助推现代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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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宜特色.这其中,现代生态农业是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一.但在很多资本下乡型生态农业项目中,农民游离于项目之外,未能有效地参与发展过程、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看客”,而现代生态农业也因未能将当地农民有效纳入产业体系而遭遇乡土困境.为此,新时代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应积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通过推进以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项目深度合作与利益共享的多种链接机制,实现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有机对接,进而改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土壤,以实现现代生态农业项目在乡村社会的落地生根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农业;基层治理;共享性融入;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0）01-0117-07
进入新时代,针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动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是重要路径之一.所谓现代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现代生态农业具有综合性、多样性、高效性、持续性等特点,是一种更为强调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现代农业样式,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市场前景.当然,生态农业也是高技术、高标准、高要求的现代产业,尤其是对生态指标的要求较高,而我国农村现有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村治理机制难以适应生态农业发展的要求,生态农业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根基.如何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厚植乡村社会资本,引导农民成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参与者与共享者,进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和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崭新课题.本文以广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以下简称“新农村试验区”）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问题时所采取的举措为例,深入探讨如何以参与和共享为核心理念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进而以治理创新促进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从而有效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困境、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新农村试验区位于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距京珠高速佛冈出口仅5公里,距广州也仅有78公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2011年起,按照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完善方案,可以试验”的批示精神及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同意设立佛冈县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行试验区的批复》,新农村试验区开始由广东省农业厅、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清远市政府以及佛冈县政府共建.经济兴则万事顺,产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与基石,新农村试验区的整体推进也是围绕产业发展展开的,“生产发展”被放到了首要位置〔1〕.从更高层面上,新农村试验区本身就是针对当前国内绝大多数新农村都是“以工致富”的现象,着眼于在一个纯农业地区主要通过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打造构建探索一条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农村建设路径.由此,新农村建设试验区的产业发展过程中也是着重引进与培育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生态保持优的现代生态农业,现代生态农业成为新农村试验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新农村试验区成立的几年时间里,其引进的项目也全都是绿色生态种养业.当然,像全国其他大多地区一样,在新农村试验区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原有农业经营体制及传统社会治理机制与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张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生态农业项目的落地与发展.新农村试验区管委会以全市范圍内的农村综合改革为契机,尤其是大力推进“三个重心”下移和“三个整合”改革,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重构乡村社会的社会资本,进而构筑起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衔接机制,推动了整个试验区的产业发展.如今,新农村试验区的建设已经告一段落,但当年引进的大多数现代农业产业项目还在健康地运行,显示出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这一创新模式的强劲生命力与可持续发展力.
一、现代化困顿：生态农业项目遭遇乡土社会困境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对个人权益的重视,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对个人权益的维护,甚至经常会出现损害个人权益的情况〔2〕.现代生态农业项目的发展也不例外,既往的很多现代农业项目的发展往往外在于农民的增收过程,这一现象反过来又阻碍了农企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阻碍了现代生态农业项目的有效落地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以新农村试验区诸多现代生态农业项目中的华琪生态村项目为例,解读现代生态农业项目进入乡村社会后遭遇的乡土困境.华琪生态村项目是广州华琪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农村试验区内云台自然村（下文称“云台村”）投资的一个生态农业种养项目,主要是利用成片水田进行“水稻—鸭子—甲鱼”的立体种养,利用山地进行“灵芝—灵芝猪”的综合种养,再辅以现代体验农业、休闲观光旅游、乡村风情餐饮等配套服务,打造新农村试验区内的产业“生态村”.这样一个具有先进理念和广阔前景的现代农业项目,在具体的项目落地和推进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问题.
(一)基层治理单元错位,项目引进主体缺失
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源于广西合寨村的村民自治制度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只是在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为与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组织架构相衔接,将村委会放在了行政村也就是生产大队一级〔3〕.但就全国特别是华南地区的情况来看,土地等集体经济资源主要集中在村民小组一级,村民自治的“村实组虚”与村集体经济的“组实村虚”就产生了内在的张力.具体到广东,广东的村民自治发展比全国晚了十年,村级组织经历了“生产大队—管理区—行政村”的历史变迁,新成立的村民自治组织也是以行政村为单位的,而村民小组则往往与自然村重叠.由此,在我国的农村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行政村）与经济单位、社会单元、文化单元（村民小组或自然村）的错位与脱节.云台村是新农村试验区内的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村民小组,更是一个集体经济的最基本单元.但长期以来,云台村却不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作为行政村下设的一个村民小组,村里只有村民小组长和副组长负责公共事务.农村基层治理仅到行政村一级,行政村村委会既是最基层的村民自治组织,又是地方政府插进基层的“一条腿”,承接了一定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在华琪生态村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云台自然村不具备直接对接项目的权限,相关对接工作均需通过行政村村委会,合同的签署更是需要行政村村委会的公章.而另一方面,华琪生态村所需土地属于云台村,于是,在项目引进过程中,不属于云台村的行政村村委会干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租农田的云台村村民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项目引进中的旁观者,这自然存在张力,甚至引发了矛盾.这样,由于治理权在行政村一级,而实际有利益关联的主体却是村民小组,农村治理单元的错位,使得项目引进主体不明确,与华琪生态农业项目对接的主体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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