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浙江实践》
本文是乡村治理相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跟改革和开放和乡村和治理和化和实践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江经验,也改变了乡村社会的面貌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乡村社会结构和形态正处于转型期,浙江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浙江积极进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在多样化的模式中提炼具有共性的治理经验,力图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浙江样本.
关 键 词：改革开放;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现代化;浙江实践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20）01-0084-06
收稿日期：2019-06-12
作者简介：祝丽生（1980—）,男,绍兴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治理中公共精神重塑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CSH013.
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1]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浙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将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积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逐渐探索出一条经济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组织现代化和乡风文明常态化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之路.
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村治理状况
(一)经济发展带动了乡村社会变革
浙江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山地和丘陵占74.63%,平坦地占20.32%,河流和湖泊占5.05%,耕地面积仅208.17万公顷,故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浙江模式”.国家统计局各省GDP年度统计数据显示,浙江连续24年GDP总量位列全国第四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8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4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作为经济先发省份,浙江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民营经济的繁荣.民营经济根源于村镇企业,与乡村有着天然的依附关系.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必给乡村治理嵌入新的变量,对乡村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产生深刻影响.[2]就浙江乡村治理而言,一是城乡融合程度较高.由于浙江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较好,因而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较小,城市与乡村之间融合发展程度较高.二是经济精英治理乡村社会程度较高.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在本地创业和务工,为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撑,经济能人、富人等逐渐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三是乡村治理层级较高.在市场化的大力推动下,浙江逐渐形成了“藏富于民”的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乡村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在治理有效的基础上实现生态环境优化和农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二)乡村走出了一条自我管理的现代化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逐渐形成了“弱国家、强社会”的乡村治理结构.所谓“弱国家”,主要是指弱化政府的政治管制职能.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浙江的乡村治理则是“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所谓“强国家”,不是指政治权力的管制,而是指政府对乡村社会服务和治理职能的加强.这里的“强国家”与“弱国家”要从政府的职能去理解,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认定为政府对乡村社会干预的程度.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结构中,国家扮演着积极有为的角色,只是这种积极有为主要不是体现在行政干预或试图控制方面,而是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或秩序保障”.[3]浙江民营经济的发达极大地活跃了乡村社会的市场氛围,农民在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中展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政府也在由下到上的“倒逼”进程中逐步实现了管理职能的转变.从经济上看,浙江走的是一条自发的市场化之路;从乡村治理上看,浙江乡村走的是一条自我管理的现代化之路.
(三)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
一种管理体制的变迁不仅仅是乡村社会的自发行为,也是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政府的主动性.从浙江的乡村治理实践来看,政府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如在村民自治、村级组织完善、村务公开等方面,先后出臺了《浙江省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办法》（1988）、《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1992）、《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管理制度的通知》（2005）、《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2010）、《浙江省村级组织工作规则（试行）》（2011）等文件.同时,浙江各级政府积极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如台州温岭的“恳谈”就是温岭市委市政府总结个别乡镇的活动经验并推而广之进而形成规范的治理机制,绍兴柯桥区的“夏履程序”则是夏履镇政府发挥主动性在试点村取得成功后逐步推广进而建立的以程序化模式实行的村级管理制度.上述类似的经验在浙江还有许多,各级党委和政府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围绕如何更有效地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为乡村社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浙江的乡村治理是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优势,形成了区域治理特色,为浙江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秩序保障.但应看到,浙江的乡村治理仍存在经济的集体化程度较低、部分富人群体具有私立性、村级组织建设薄弱和村庄集体精神缺失等问题,一定程度上给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带来了阻碍.
(一)经济的集体化程度较低,影响了治理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逐渐摆脱了集体化时期人民公社组织结构的约束,较为自由灵活地在承包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浙江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在乡村社会体制的变革中进入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由于山多地少,自然资源缺乏,浙江人本着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精神,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形成了浙江乡村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如以家庭工业为基础逐步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发展模式,靠着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从“鸡毛换糖”发展到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的“义乌经验”,等等.尽管浙江各地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走的都是由市场化带动工业化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浙江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农民接受市场经济的意识较强.在获得经济发展自主性后,努力追求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主流意识.然而,浙江在个体、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村集体统一经营却有所忽视,导致一些村出现集体经济下滑现象.浙江第二次农业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全省平均每个村村集体收入38.53万元,而年末村集体负债81.93万元,村集体负债率较高;全省按照所有制划分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数（已注册）总计30888个,其中集体仅有1208个,内资个人和内资合作、合资则有26508个;在33316个村庄中仍有3937个贫困村;年村集体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村占比56.65%;2016年全省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数827.16万,其中从事农林牧渔的人员总计0.43万人,私人单位就业人数1678.16万,其中从事农林牧渔的人员总计12.17万.以上数据表明,浙江村集体经济相较于民营经济发展缓慢,这也使得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缺少了集体经济的支撑.
(二)部分富人群体具有私立性,影响了治理的基础
“富人治村”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一种乡村治理模式,是乡村治理模式多元化发展的一种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主,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学界将这种治理模式称之为“能人治理模式”.从经济角度看,“能人”即“富人”,主要是指通过自身努力和政府扶持率先致富的农民群体.有学者认为,“富人治村”是独特的乡村治理实践形态,是村民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是对村民自治的拓展.[4]也有学者认为,在取消农业税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应该主要是发展基层,而不是求助于“富人治村”.[5]“富人治村”对乡村发展是利是弊,我们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应从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去理解.“富人治村”是市场经济推动社会分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富人群体作为精英具有其他农民所不具备的优势,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其发挥带头作用.但是,由于部分富人本身存在私利性,在乡村治理中往往容易出现“一言堂”现象,不利于基层的发展.
(三)村级组织建设薄弱,影响了治理的组织基础
村级组织是国家的最基层组织单位,是党和国家开展农村工作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现阶段,村级组织主要由村级党组织（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组织组成,这也是形成乡村治理多元化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富人群体逐渐参与到村级组织中,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力量.这种新的乡村治理结构也带来了乡村集体经济薄弱、部分富人把持资源等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社会政治建设的发展.有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后认为,浙江村级组织存在功能异化的现象,表现为组织成员“离村化”、集体资产处置“谋私化”、组织选举“资本化”、组织运行“黑恶化”和干群关系“离心化”,从而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农民群众利益维护机制断裂、村级组织公信力下降、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动摇.[6]还有学者认为,农业税取消后,村级组织逐渐从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向以干部管理科层化、村务管理文犊化、村庄治理行政化为主要特征的治理方式转型,[7]这种形式化的治理方式给乡村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是农民权利和利益的集中体现,但在实际运行中,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衔接的组织,一定程度上还扮演着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在行政强有力的干涉下,地方对经济发展的过渡追求也会诱导农民为发展经济而忽视农村社会环境,进而造成基层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四)村庄集体主义精神缺失,影响了治理的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浙江农村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农民的利益关注点从集体转移到了家庭和个人,集体意识也被个体意识所取代.与此同时,过度依赖政府的计划经济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农民适应市场需求发展多样性商品经济,市场意识开始支配生产生活,乡村社会分层加剧,农民之间异质性增强,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原有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此外,浙江农业人口数量逐年減少,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口逐年增加.浙江省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与2010年比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其中第一产业下降了3.6%,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则上升了6%.由于农村外出人口长期疏离于农村,很少从事农村各项集体事务和活动,这种原子化的个体发展趋势削减了其对村庄的天然归属感,集体主义精神也日益弱化.
三、浙江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针对乡村治理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浙江大胆探索,勇于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区域特色的现代化治理之路,为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精准扶持,实现乡村经济的现代化
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村社会中经济资源为农民所共有的一种经济形式,既是农民集体利益的体现,也是村民自治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和前提,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意义重大.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支柱,大力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比例不仅能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还能形成共治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格局.为此,浙江于2017年出台了《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浙委办发[2017]60号）,全面部署实施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行动：2017年,建立健全低收入农户档案,着力补齐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短板,确保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以上;2018年,消除5053个集体经济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薄弱村;到2019年底,全省全面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
（二）扬长避短,实现乡村管理的现代化
“富人治村”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变迁的产物,是实现乡村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富人治村”是由政府、村庄、富人、村民等多元主体推动而形成的乡村治理模式,既体现了富人群体积极参与村庄治理的内在需求,也体现了政府加强村庄治理的政治愿望.鉴于“富人治村”对乡村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着力加强对富人群体的监督和引导,有效吸收富人群体参与村庄治理,充分发挥其在经济上的优势,扬长避短,为乡村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如绍兴上虞祝温村党支部充分运用“能人”的经济资源和“贤人”的群众资源,形成了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将一个落后村转变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同时,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健全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农民的主体意识,使农民更有效地参与到村庄管理中来,进而推进基层政治建设的发展.如2015年浙江开展全面修订村规民约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村规民约不仅可以加强对“富人治村”的监督,有效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也有助于形成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内在认同价值体系,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三)政策引领,实现乡村组织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党的基层组织和村级自治组织作用的发挥.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乡村基层工作,围绕村级组织建设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和通知.例如：为切实加强村经济合作社组织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村经济合作社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2008]68号）;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出台了《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浙委办[2010]80号）;为全面推进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修订了《浙江省村级组织工作规则（试行）》;为全面贯彻总书记考察浙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出台了《浙江省委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的决定》;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进一步严肃选风选纪,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浙江省委组织部出台了《关于严肃村和社区组织换届纪律的通知》;等等.
(四)架构载体,实现乡风文明常态化
近年来,浙江在充分发揮党和政府领导作用的同时,积极深挖乡村内在的治理资源,努力建设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一是建设乡村精神家园.针对农村文化资源分散、内容单一、利用率低等问题,浙江自2013年起在农村大力推进文化礼堂建设,号召村级组织因地制宜地建设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文化大礼堂.如一些村庄在原有祠堂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充实其文化精神内涵,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的结合.计划到2020年,浙江将建成万个农村文化礼堂.文化大礼堂是农民的精神家园,是发挥基层组织凝聚力的有力保障.通过文化大礼堂向农民广泛宣讲政策、传授文化知识、弘扬乡风文明,不仅完善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也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二是开展家风建设活动.族约家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共居同一村庄的村民在生产生活中根据风俗和现实共同约定、共信共行的自我约束规范的总和,是宗族理想信念和道德精神的支柱.2014年,浙江部署开展了“浙江百姓重家风”活动;2015年,浙江又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好家风建设活动,并将其融入到村风民风培育过程中,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省千万家庭落地生根.
余 论
当前,面对乡村社会治理出现的诸多问题,仅靠某一主体已不能进行有效治理.因此,应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在乡村社会构建多元治理网络体系,形成政府、民间组织和农民等相结合的多主体结构,发挥各自功能,满足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一是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发挥引领作用.从浙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不难发现,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无论是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引导“富人治村”的法治化和村级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方面,还是在培育村集体精神方面,政府都是从服务者的角度积极出台相应的文件和政策,搭建各种服务平台,为乡村社会建设打造快速发展之路.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引领和服务作用,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以农民的精神满意度为目标,有的放矢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是激发农民活力,调动其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乡村治理难,难就难在治理的状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无法再采用传统单一主体和方式去化解乡村社会的诸多矛盾.因而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把农民的问题交给农民自己解决,让广大农民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产生为村庄服务的责任意识和集体归属感.三是架构网络体系,实现多元共治.尽管我国农村幅员辽阔,乡情千差万别,特别是东西部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乡村治理的理念和格局是相同的,即形成一种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体系.为此,应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这样,才能实现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组织调节、农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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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丹）
On Zhejiang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Zhu Lisheng
Abstract：Rural governance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and its modernization level directly affects the stabilit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as well as the fate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the future.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Zhejiang has created remark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nd formed unique Zhejiang experience.Zhejia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original rural society and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of farmers,but also greatly changed the structure and state of rural governance,and gradually formed a modern rural governance road.Of course,because the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nd form are in the process of tranormation,but also faced with some more prominent practical problems,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Zhejiang is also carrying out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actively extracting the commonness of governance in the diversified model,to provide Zhejiang sampl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Zhejiang province;reform and opening up;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上文总结:该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改革和开放和乡村和治理和化和实践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乡村治理本科毕业论文乡村治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乡村治理引用文献:
[1]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关于乡村治理类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5000字
[2]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乡村治理类有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2500字
[3]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关于乡村治理方面本科毕业论文范文2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