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对新中国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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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少知名科学家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虔诚守望.
坚拒赴台的吴有训
作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吴有训是国民党政府“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的重要一员.
1949年年初,在即将“下野”离开南京之际,亲自召见吴有训,授吴有训“大勋章”,并委以“研究院院长”职务,要吴有训同去台湾.吴有训当即借故推辞了.
之后某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来到吴有训南京的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圆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让你一定随他飞台湾.”临别,杭立武留下自家电话号码及住址,嘱曰：什么时候想走就打个电话,他会立即*接运手续.
吴有训并不领情.2月1日,他带着全家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交通大学任教.4月,随着战事推进,地下党与吴有训接头,希望他能暂时“隐居”,以免被国民党挟持.此时,吴已由陆学善教授安排,举家秘密徙居到武康路395号“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楼上,深居简出,一直等到上海解放.
国民党找不到吴有训,只得利用“电台”开始了长达5个多月的“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等”每次,女播音员都要连播数遍,甚为恳挚,不辍,直至10月17日厦门解放.
吴有训听到这条广播时,已临近上海解放.几日后,他又听到新华社广播公告,宣布欢迎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参加未来国家建设,其中,还点名请吴有训不要离开大陆.
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领导合影（左起：钱三强、恽子强、王大珩、竺可桢、吴有训、丁瓒）
吴有训心意早决,要留下来继续“为人民做些什么”.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会者中,就有来自上海的“无党派人士代表”吴有训.会议期间,吴有训等受到接见.当提及国民党电台的“寻人启事”时,吴有训仅含笑答曰：“我行我素.”当即笑着说：“好一个我行我素！”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我行我素”的学者,先后筹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是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的研制者,几乎都是他的学生：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等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也将其引为恩师.
坚信的竺可桢
与吴有训一同前往北平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还有来自上海的著名教育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他留下了800多万字的日记,其中记下了他决定留下的心路历程.
当时,依国民政府训令,科教界能搬迁的人、财、物,都尽量搬迁台湾.而竺可桢认为,中国科学的明天在大陆.为此,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一天,他就与杭州、南京、上海的科教界同仁们互通信息,满怀期冀：“杭州诸葛振公已有电报来,报告浙大甚安定等南京陶孟和、俞建章亦有电来,询上海研究院情形等吳正之来谈,谓上海科学学术各团体定于6月1日下午在科学社集会,讨论如何参加其他团体之活动云.正之询余意见,余谓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能重视之.”
坚护进步青年的茅以升
1949年6月5日,上海解放仅10天,市里就召开了160多人的文教界著名人士座谈会,吴有训、竺可桢和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物理学家涂羽卿等科技界人士,都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陈毅等领导人的“礼贤下士”.15日的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等科学家又被陈毅引为座上宾.当著名工程学家茅以升刚步入会议厅时,陈毅便上前亲切握手,说：“上海解放,你保护工业不受破坏,革命青年不被杀害,是有贡献的！”
原来,早在当年3月,以茅以升、赵祖康（土木工程专家）、侯德榜（化工专家）等5人为代表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团,就曾草拟和平《书》并赴南京会见李宗仁,呼吁当局保护工矿、交通、公用事业,维持生产,安定社会秩序.
1949年5月,上海战役前夕,国民党的上海市长陈良委任茅以升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对于这个任命,茅以升自然不乐意.
此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同仁吴觉农带来了地下党的指示,希望茅以升利用秘书长一职做两件紧急的事,一是阻止汤恩伯逃跑之前炸毁工厂,二是设法营救关在龙华监狱的300多名进步学生.
于是,茅以升劝导陈良严格“监管”住了龙华监狱.之后,茅以升又利用欧美八国驻沪领事在瑞士驻沪领事馆的聚会,建议领事们起草一份照会,防止汤恩伯的乱兵对各国在沪工厂的破坏.及至茅以升的学生赵祖康*市长时,合作更为默契,至上海解放时,无论是外资还是中资工厂,基本未受破坏,龙华监狱里的300多名学生无一被害.
科学家们的守望,没有被辜负
正如茅以升所期盼的那样,对于科学事业,确实是重视的.
1949年3月25日赴南京的“中国工程师学会”5位代表合影（左起：顾毓瑔、赵祖康、侯德榜、茅以升、恽震）
1949年2月6日,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在当时的研究院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出席的个人及科学团体代表达百余人.通过这些积极而隐蔽的工作,除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外,原中研院80余位院士中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科教的元气.
上海解放后,上海科研单位很快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一些实验场所得到快速修复；各所实验设备和研究经费,也经多方筹谋得到维持.
特别是在科学家的促归聘请方面,上海也摒弃了原研究院的繁文缛节.比如罗宗洛从印度聘请来植物生理学家、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殷宏章,从所内讨论、请示李亚农到致电新德里,前后不过3天.药物研究所所长赵承嘏认为庄长恭于有机化学之成就为国人第一,希望其能回所主持,也很快得到组织支持.1950年,在前中研院化学研究所、前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了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已借道返回上海的庄长恭担任了首任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统一部署,上海又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创造条件,先后吸引安置了欧美、东南亚等各国的63名科学家,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工作,其中包括材料科学家严东生、酶学专家邹承鲁、物理学家谢希德、蛋白质专家曹天钦、维生素专家张友端、核酸专家王德宝、神经生理学专家张香桐、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等.其中不少科学家,不仅抛弃了海外优厚的待遇,还设法冲破阻挠、辗转多地,才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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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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