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和北方贸易中的互利关系与社会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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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朝的灭亡,给蒙古族的经济政治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重新面临着农耕经济的补充局面,该问题成为了蒙古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明清时期与北方的经济贸易过程中,贸易双方总体上呈现“互利”的好局面.从贸易整个过程来看明清两朝都采取了“支持”和“限制”的双重策略.该论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对蒙古实行的贸易政策,研究了其中存在的贸易经济利益及互利关系、社会作用等.
关键词：明清;蒙古;贸易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1-0044-03
古今中外,无论哪个国家、部族、氏族——凡人类所经营的社会团体中,生存的基本条件经济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事实无需赘术.明清两代与北方的蒙古族始终保持着重要的经济关系.明清中原的农耕经济与北方民族的游牧经济,因地理环境的差别产生出不同的经济模式.在历史问题上,游牧和农耕经济的交流和融合是研究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产生出不同的经济模式和文化.“人类文化需要营养：它的食物就是狩猎者、渔业、畜牧业、农业等,一句话,就是人类的经济.相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产生相同的文化,一种文化移值与新的环境.就会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形成新的文化”[1].明清时期与北方的贸易关系中形成了互惠互利的一面,间接的推动了双方的经济社会文化.
一、明清时期与北族的互市关系
明朝支持北方贸易的原因是得到农业经济的补充工具——牛、马等耕田工具和牛羊肉等食物上的需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军马的需求.明清时代“军马”的作用除了防御近邻民族的侵扰之外,还有着通过防御国内敌对势力,最后达到稳定国家安全,保护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目的.在明代,他们也并非总是坐等诸“番族”自己带来马匹,有时会积极联系,甚至前往购买.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镇守河州、西宁都督同知的一封书中提到,明朝从河州卫、西番、西宁卫、安定卫、罕东卫等处,以茶易马”[2].明朝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禁止北方市场交易政策,在这里分析了禁止政策解除之后（不管被动或主动）其互市对中原朝廷起到了有利的作用.明朝市场的交易,无疑是邻近蒙古和其他民族做出了积极作用.明蒙之间的贸易,不仅满足了北族蒙古族的物质经济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且有利于明朝边疆的安全.在朝贡体系中存在着互市和各种形式的农牧经济的交流,这样的经济上的交流安抚了蒙古、女真及其他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民族,并使他们更有效地效忠中原王朝.
明朝通过与北方互市从中得到的税钱额度是非常可观的.这样的税钱用在赏赐朝觐的蒙古王公封建上层,还用于自己的各方行政或管理的财政经费上.据文献资料记载,与蒙古贸易得到的税钱多用于“回赏”他们,安抚北疆安全.这也是明朝对边疆政策的成功点,此制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双方军事冲突,也省去了重建修整长城的人力和物资,最后能满足双方的经济所需物品.据蓟辽督抚上奏曰：“准永奠堡北互市,惟米、布、猪、盐,无马匹违禁物,即以市税银赏充,便于夷者十三之,利于边者十之七.”[3]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实录》在记载 “以互市之税即赏市夷,等万历二十三年（1595）即已确立木市的抽税标准,并用以抚赏‘市夷’”[4].蒙古及其它北族前往京城朝贡时,除了获得所贡马匹外,还会得到其他额外的赏赐,这类“抚赏”似乎主要由衣物、棉布、丝绸及食物构成——这些北方地区急需的必要生活物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生活必需手工业品和食物.虽然每次抚赏的数额都不是那么多,但常年来看总数却是庞大,而且逐年增加.《辽东志》记载的对北族抚赏标准如下：“三卫买卖达子,大头儿每名袄子一件、锅一口、靴韈一双、青红布三、米三斗、大果卓面半张.领赏三卫达子每名袄子一件、米一斗、兀堵酥一双、靴一双、锅一口、每四名果卓一张等白中布二、卓面二张、酒二壶”[5].
明朝与北方的互市贸易,虽然很多时候北方较为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不需要或很少需要游牧经济的补充.一个朝廷统治机构,必須有一定的军队规模存在,并依靠这些军队来防御各方敌对侵略力量的作用.并起到了镇压民间起义或地方封建主的割据势力.明朝时期,蒙古马在防御蒙古及其它边疆地区侵扰起着重要作用.明朝军队有时处于缺马的状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马匹的需要越来越迫切”[6].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明朝主动与北方民族开市的可能性更大.
到了清代,上面所说的明朝“税钱回赏”蒙古的制度继续发展,并更加完善.清代与明朝相比,出现了不少进行市场交易的小规模（相对于中原）街区,其发展速度也较快,规模也较之前的大,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专门收税机构.“等马市街、牛市街和东盛街.马市街的街口是向到这里来贩卖牲口的人收税的税务署.与张家口所不同的是.这里每批骆驼收税四百文,每匹马收税二百文,每头牛收税一百文,每只羊收税十文”[7].多伦诺尔的茶叶税规定“每洪子砖茶,不论其中块数多少,收税九分二厘;每斤白毫茶,不论什么等级,收税三厘;‘汉博’茶每一木葫芦子收税二分八厘”[8].与明朝相比,清朝的收税方法变得越来越完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朝比明朝对蒙政策、制度更加成熟之外,不能忽略清朝在已经统治蒙古各部的前提条件下所形成的对蒙古的纳税制度的完善.蒙古的纳税归入清朝的财政收入,清朝采取各种措施统治了蒙古（或大部分蒙古）,对蒙古联姻、封爵、宗教等多种有效政治政策.清朝的这种收税政策,在当时蒙古各部中出现了逃税的现象,清朝也对这些逃税现象采取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如,“归化城商民携带茶、布等物,由蒙古地方换来马匹、牲畜,仍照旧例纳税*.若将换来马匹、牲畜复与贩卖货物商人兑换货物及买卖者,亦应一体照例纳税,交该副都统专派职衔较大之员,不时严密稽察.如有避税私行议价.潜以物件兑换买卖者,查出照漏税例治罪”[9].明清时期的北方交易市场,除了提供军马供应,还有利于北疆国土的安定,而且还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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