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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文学评论论文范文

文学是人学,它后面藏的是深厚的文化.因此,对文学的批评就不仅是一项技术活,其实它考验的更是一个批评家的综合素质,尤其他的世界观、人生觀、价值观,还有他对人性的理解.一个内心陈腐的人,和一个深具现代意识、心灵清明的人,面对同一部作品会有截然相反的感觉和结论.

在《鲁迅内外》自序里,王彬彬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思想演变历程,如何吐尽狼奶,进入清明、理性的境界的.这个过程,简略但清楚地呈现了一位优秀评论家是如何诞生的.他认真反思了自己在《鲁迅：晚年情怀》一书里对胡适的“粗暴批判”,并说：“这是足以令我终生羞愧的.”①也深情感谢了徐友渔对他的“迎头痛击”,也促使他“认真地读一些关于自由主义的书”②.比如,《胡适文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等著作,“对于排出我体内的狼奶,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长期弄不明白的问题,纠正了我许多对人性、对社会的错误观念,当然,也让我对自由主义的理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③.当然,他也同时指出：“这当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是绝对的真理.不承认人世间有绝对的真理,这本来就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④经过这一番淘洗,王彬彬不仅具有了深厚的学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了清明的理性,这就让他的文学批评（当然,也包括历史随笔等）有了不同俗人的境界,与那些常识不足、思维混乱、思想腐旧之流,截然划开了界限.王彬彬行文犀利,有时言辞过于尖刻,但心地善良,知错则改,他在自序里对王德威、严家炎的致歉,让人动容.我想,心地坦白,一片天真,也是王彬彬的文字那么打动人心,而且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的最大原因吧.

《鲁迅内外》是王彬彬的第二本关于鲁迅的著作,收入他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二十六篇,还有三篇附文.这些文章大多非常精彩,是目前鲁迅研究界难得的成果.尤其那些辩难文章,不仅胆识过人,而且条分缕析,逻辑严密,思想超前.当然,他为鲁迅辩护,但也尊重胡适,他明确提出,“在今天,来自自由主义立场的对鲁迅的质疑,是值得鲁迅研究界认真对待的,我甚至想说,这种挑战是严峻的”.“鲁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理想,并没有一种中国在社会政治的意义上‘应该如何’的理念”⑤.他对那些给鲁迅泼脏水者严词痛斥之,但也不避讳鲁迅的缺陷,这种清明的境界,是让我们钦服的.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我曾经提出过“胡鲁互补”的观点⑥,但在对鲁迅的理解上,还有很多盲区,王彬彬的文章,对我启发甚大.

王彬彬后来撰写的《月夜里的鲁迅》也是一篇角度很新颖的文章.他从月夜入手,从鲁迅小说、散文、日记里,搜索文字,谈论鲁迅的喜爱月夜,和上海前后的变化,力图揭示鲁迅感伤的一面,看到鲁迅精神上阴润的一面、柔弱的一面.文章角度奇特,很有意思.我有时想,王彬彬骨子里是不安心做一位评论家的,他很多时候是按创作来写评论的.他后来转向历史研究和书写,可能也有一种对当代文学的失望吧.

本文主要讨论王彬彬的当代文学评论,他的鲁迅作品评论不做重点研究对象.

一、现代意识与批判精神

在《文坛三户》一书里,王彬彬对金庸、王朔、余秋雨三人做了详细而深入的批评.既有翔实的资料梳理,也有深刻的思想批判.他认为：“实际上,在我看来,金庸、王朔、余秋雨,这三人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⑦我个人认为,这个定位是基本准确的.然后分三章,用了二十多万字详细分析了三位作家的创作情况,他们存在的问题.在讨论的时候,作为文学史家的王彬彬体现了自己优秀的史家意识,把他们的创作放到历史长河里,进行纵向梳理,比如金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脉络及变迁,都极其到位.严家炎等人认为金庸小说有一种“现代精神”,王彬彬做了详细分析,否定了这个观点,指出他的武侠小说,就是一个文化工业下的类型小说、通俗小说而已.而且认为“所谓‘侠客文化’与历史上的‘流氓文化’往往难分彼此”⑧.

对金庸的崇拜和热捧,是当代文坛的一件趣事,也是闹剧.我曾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充其量只能说是武侠小说的优秀之作,最多就是武侠小说的大师.如今很多学者想把他推为文学的大师.王彬彬《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就专门反驳徐岱、严家炎等学者的观点,是一篇杂文式的评论.严家炎晚年热捧金庸,无论如何都可以算作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遗憾.王彬彬此文专就他提出的“金庸热”四大特点展开批驳：一、持续时间长,二、覆盖地域广,三、读者文化跨度很大,四、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文章有理有节,论证严密,调皮幽默,颇具力量.其实,严格地说,严家炎为金庸辩护而提出的这四点,都无法证明金庸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相反,只是证明了他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而已.而就这四点而言,他也远远没有超过罗琳的《哈利·波特》、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但罗琳等人也并没有因为他们作品的畅销、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而成为世界大师,他们的作品也还是限制在通俗文化之内.因此,也就可以看出严家炎先生的童真与可爱之处,完全是一个小孩的态度,不像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样子.至于他提出金庸的小说“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似乎颇有力量,我很期待他从文本角度展开深入分析,结果没有,却只提供一个证据,就是和蒋经国都爱读金庸的小说,由此来论证金庸的小说“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真让人哭笑不得.王彬彬批评说：“如果不同政治信念的人都喜爱吃臭豆腐,就能证明臭豆腐是最美味最有营养的食物吗?如果不同政治思想的人都迷恋于,就能证明是上好的东西吗?”⑨可谓一针见血.

在论述王朔小说时,王彬彬提出了他的小说创作与鸳鸯蝴蝶派的相似、相通性,这倒是颇具新意.然后从创作态度、创作方法、小说内容、小说结构等方面做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尤其对王朔与大院文化的讨论,很有见地.其中对平民文化、贫民文化与痞子文化的辨析,不乏思想的冲击力.倘若没有对自由主义的深度浸染,是写不出这样精彩、透彻的文字的.

对余秋雨的散文,持中允之论,认为《文化苦旅》颇有不错的几篇,但之后的散文,就空疏、浮泛了.重点讨论了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关系,并深入讨论了忏悔问题.有本文谈的是文学评论,兹不赘述.

“由于本书着眼点是‘论争’,所以并没有将三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论,而是采取了个案研究的方式.”⑩在写作时,“把对论争本身的考察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本书是“批评的批评”11.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作者才情的发挥,但第五章、第七章,还是非常精彩,说出了很多别人没有说的话.

王彬彬早年的成名作《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就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还有清澈的思想.他的《冷眼看“张热”》《值得悲哀的“汪曾祺热”》都是好文章,在1990年代初的热潮中,保持了自己独立的看法,值得肯定.《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表达——十年随笔挹滴（2001—2010）》,梳理十年发表的有代表性的随笔,颇见作者的思想底色.这样的文章,是如今高校教授大都不写的了,或者说没有能力写了.高校的量化管理,C刊论文的要求,科研项目的考核,不断地在生产大批的伪学术,“学术在项目化,而项目,却又往往是非学术化的”12.此文王彬彬选取的一些随笔作家,都不是文坛中人,在有些人看来就不是作家,但其实却是真正的随笔作家,如徐贲、林达、刘瑜、孙立平、秦晖、王学泰、雷颐、杨天石等,尤其对林达的表述,是很到位的,“通过对具体故事的讲述来说明那种具有普世意义的道理,是林达随笔写作的基本方式”.“完全可以说,林达的文章,大有益于中国人生活得更健康更合理.”13

当代文学为什么逐渐成了一个圈子内自娱自乐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上那么多的人都不关注文学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家已经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很关注作品的销量,他们倾心于如何让作品畅销.他们嘲笑启蒙,讽刺鲁迅,他们希望过一种游刃有余的日子,他们不喜欢格格不入.但真正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是紧张的,经常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必须有一种批判精神,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

残雪、余华,是当代文坛知名的两位作家,有些论者把他们从创作与鲁迅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小说就是鲁迅所呼唤的“真的恶声”.果真如此吗?王彬彬的《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写于1991年,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这是一篇他早期的论文,如今读来,还闪着智慧的光芒,有着清晰的思想.文章中,他通过对残雪、余华小说的文本细读,指出“残雪的小说世界如垃圾堆,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如屠宰场”14.他们那么热衷于不厌其详且冷酷无情地描绘丑恶、肮脏、,让人怀疑作者心理变态.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恶,但从不溢恶,他们热衷探究和拷问人的灵魂,就因为他们坚决不放弃对人的灵魂的希望,坚决拒绝否认从人的内心中能找出可以对抗人自身的恶的善.“残雪、余华在对人的现存状况感到不满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人能以更好的方式存在的希望.”“读残雪、余华的作品,常常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炫耀恶、品味恶、欣赏恶了.”15鲁迅生前期待“真的恶声”,但“在鲁迅眼里,残雪、余华小说恐怕不过是麻雀的唧唧啾啾吧”16.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重读此文,发觉王彬彬的犀利的观点,仍然没有过时.我们读余华后期的长篇小说《兄弟》,仍然能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对恶的热爱.17

《〈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长达两万多字,详细剖析了《红旗谱》的“虚假”和“拙劣”,那种文本细读的功夫和耐心,让人佩服.王彬彬说：“在写作此文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必须与一种巨大的无聊感抗争.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在做一件无聊的事.”他也知道“《红旗谱》这样的小说,根本就没有再谈论的价值”.但看到某些人还是“极力称颂”这样的作品,只好努力写出这样的文字.

这样的评论文章,体现的不仅是文本细读的功力,还有一位评论家的现代意识,一种批判精神.其实,评价当代文学,大多数时候考验的是评论家的精神境界、现代政治修养、理性思考能力.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他会把一部很烂的作品,捧成一部杰作.通过对欧美现代思想的研读,王彬彬自有一颗概念明晰、逻辑严密的大脑,因此,他看一部作品,自然就有一种新视野、新见识.

二、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互动

王彬彬说：“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18这句话,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那么突出?就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我们读他的文章,非常吃惊于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谙熟.他那篇批评刘禾、蔡翔等人的文章,就集中展现了他的这方面才力.他对惠雁冰《“样板戏”研究》的批评,真是牛刀小试,让人佩服.萨义德也说过,“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一项历史的任务,而不是美学的任务.我依然相信美学的作用;但‘文学王国’——‘因其自身的缘故’——则是错误的”19.

王彬彬曾撰有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从此文可以看清楚王彬彬的文学研究之路,也就理解了他后来转向历史研究和历史散文书写的内在原因了.此文主要以陈寅恪的诗文互证入手,然后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現代历史的关系,在总体上,远较唐代文学与唐代历史的关系更为紧密.在中国现代,有许多事件和人物,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文学性的.”20文章以日本学者阪口直树通过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认为《子夜》对其时中国经济社会的把握是不准确的,有着重大偏差,而这也影响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最后,王彬彬说：“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外部的,不仅仅只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和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对我们领会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往往有着直接的帮助.”21

正因为有这种明确的历史意识、丰厚的现代历史常识和深入的研究,王彬彬的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就有了迥异于一般人的视野和特色,也更有一种穿透力.他从不把自己罩在理论框架下,生搬硬套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甚至我们在他的文章里都很少看到西方文学理论的使用,他多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如诗文互证.当然,前面已经谈论过了,他对西方自由主义,包括西方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等,都有精深研究,但都是化于文字之中,而从不粘贴出来,炫人眼目.

《“样板戏”的不断改与不能改》,就是一篇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互动结合得很好的论文.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和文本的解读,讨论了“样板戏”的不断改和不能改,很有意思,颇富见识.尤其提出的“样板戏”的两个铁则：一、突出武装斗争、强调地下工作只能是对武装斗争的配合;二、强化和突出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解释一切,足见作者的史识.

作为一名1962年生人,王彬彬对“十七年”文学、“”文学情有独钟（当然不是对作品,是對作品反映的那个时代）,多次谈及,而且每次谈,都能自出机杼,言人之未言.《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就是一篇代表作.那个时代,以“阶级情”取代“骨肉情”,是重大的政治方针,文艺作品也是如此.但王彬彬发现：

然后,有趣的是,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艺作品中,当“骨肉情”取代了“阶级情”后,自身又往往以“骨肉情”的名目出现.例如,“阶级兄弟”这说法,曾经十分流行.而“阶级兄弟”这种称谓,就很耐人寻味.这就让“阶级情”具有了“骨肉情”的名目.《红灯记》中的三代人,本无丝毫血缘关系,但却又以“一家三代”的名目出现.那个时代竭力歌颂的“阶级情”,某种意义上是传统的“江湖情”的变种,或者说,是政治化的“江湖情”;而“江湖情”重于“骨肉情”,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

没有对中国历史的谙熟,没有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要发现这个结论,也不是很容易的.此文也通过一系列文本的细读,如《苦菜花》《三家巷》《青春之歌》《红岩》《伤痕》等,详细分析了“阶级情”“骨肉情”的变化过程,也反思了人伦、良知的价值.是一篇有血有泪的杰作.《1976—1978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梳理这两年间文艺界的政治修辞、话语方式.主要讨论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拨乱反正的微妙处,既要维护和“两个批示”,又要否定“”,回到“十七年”,其间的困难和睁眼说瞎话,都颇让人感慨.

《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以打狗为例》,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角度特新,他从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谈起,首先讨论了《为了告别的聚会》,写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组织打狗队的故事.“从这些打狗的老年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极权统治所赖以存在的某种基础.”22并结合《苦菜花》《邢老汉与狗的故事》和胡发云的小说关于打狗的描写,对此做了深度思考.看似一个很小的小说细节,却谈出了大问题.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等收录了他的历史随笔,包括历史论文,其中不乏产生影响的名篇,很多是《钟山》的专栏文字.我觉得也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评论,很多谈史,也是谈文,但由于篇幅有限,容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讨论.

三、文本细读的成与败

文本细读,必须建立在艺术直觉之下.没有艺术直觉,文本细读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活,那就无法真正进入文学了.格非曾说过,写作这个职业,最高的禀赋是敏感性.一个不敏感的人是没有办法写作也没有办法去阅读的.我觉得这个“写作”应该包括文学批评.真正的文学批评,也是需要敏感性的.

文本细读,首先需要的是评论者的艺术直觉,或者审美直觉.没有这个东西,一切免谈.我们很难对文学创作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一部作品的好坏,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人,能够做好文本细读?另外,文本细读,也是一项很辛苦,需要非常用心的技术活.

纳博科夫在美国大学讲授文学时,要求学生“一字一句地读”23,他的教学也是如此,“在我的课堂上,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思想”24.他不太在乎小说的思想、人情云云,他认为小说的魔力在小说本身.而这种魔力是通过细节获得的.他说：“在阅读时,我们应当留意和把玩细节.”25“在我的教学岁月里,我努力为文学学生提供有关细节的准确信息,有关细节组合的准确信息,正是这些细节的组合才产生了栩栩如生的效果,否则一本书就会死气沉沉.就此而言,一般思想无足轻重.”26

“为了阐释《尤利西斯》,他查阅了都柏林的街区地图,并在黑板上详细描绘了斯蒂芬和布卢姆有所交叉的漫游线路图,要他的学生加以掌握.为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在黑板上勾勒出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的那只昆虫的形状,他说不是蟑螂,而是甲虫.”27

王彬彬是安徽人,长期居住、工作在南京,熟悉江南作家,他的很多评论是针对江苏作家的.他对本土作家有一种青睐,也有一种提携.《高晓声的鱼水情》,他说了,这里的“鱼水情”,是指高晓声对鱼和水的感情.这篇文章很特别,洋洋洒洒上万字,都在谈高晓声小说、散文中的关于鱼和水的描写.鱼、水对南方作家来说是最熟悉的了,而对于北方的我们来说比较陌生.我小时候的那条家乡的河,里面只有很小的鱼,那是不能吃的.太小了.就我个人而言,对鱼、水似乎不怎么关注.所以,对这篇评论就感觉很奇特.

王彬彬认为,沈从文写水,写得很好,汪曾祺也善于写水.但写鱼恐怕没有人超过高晓声.他说：“可以说,高晓声是把水写得最好的中国作家之一,而是把鱼写得最好的中国作家,没有‘之一’.”28然后,全文旁征博引,论述高晓声的鱼、水描写.读来真是过瘾,也让我这个北方人懂得了很多道理,认识了很多鱼.

王彬彬是语言至上主义者.他说：“读小说,我首先关注的是语言.如果语言不好,如果语言没有特别的美感,如果语言对我没有吸引力,什么结构上的突破,什么思想上的创新,都是哄骗人的东西.”29他讨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四书》,依然是语言分析的方法.但我觉得语言肯定是文学的重要元素,但并不是唯一的.语言好并一定就标明作品好.对于诗歌、散文来说,对语言的要求会更高一点.对于长篇小说来说,语言并不是唯一条件,似乎语言不好,小说就一定不好.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杰作,语言肯定要好,但像《红楼梦》那样语言绝佳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彬彬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切入进行当代文学的文本研究,也颇有贡献.

《一个批评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这是一篇近似于批评宣言的文章.王彬彬在这篇文章里说：“语言是批评家进入作品的唯一正道.”他反对那种学院派的生搬硬套各种理论的所谓文学批评,他称之为“框架批评家”.这种对语言的高度认可,是有道理的.作为文学批评,不涉及语言,或者对语言没有敏感,是不够格的批评家.但是,说实话,一、当代作家的作品,有多少经得起那种严格的语言分析?历史上留下来的已成经典的文学作品,是经得起语言分析的.但大多数当代作品是不配的.二、即便是经典作品,可以做语言分析,也可以做思想等方面的分析,比如研究《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研究鲁迅的思想,应该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不是一个语言所能包括的.三、语言这东西,有时候能感觉到,但谈论起来确有难度.王彬彬也说：“对语言的敏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共同的先决条件,对此我深信不疑.后天的努力,固然可以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但对语言的敏感,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仅有后天的努力是远远不成的,先天的禀赋起着很大的作用.”30文学语言,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有时候,“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但又是“不足与外人道也”.他在《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一书里,对鲁迅、汪曾祺等人的语言分析,就让人欣然忘食,但对有些作家,如毕飞宇、曹乃谦、鲁敏、余一鸣等的作品进行的语言分析,就不是很精彩.原因就是他们的作品还经不起语言分析,他们没有到那个层次.

不过,语言分析确实是王彬彬文学评论的重要特色,不得不谈.这一点,应该说是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还有新批评的影响.我感觉,他的语文水平还真是过硬,他对字词、语法、修辞等的功力,当代文坛能及者不多也.他认为：“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无论从事的是何种形式的写作,都应该终身就有一种语文意识,应该不懈地追求把话写得文理通顺,把意思表达得明白准确.”31

纳博科夫在美国时期,虽然被迫用英语写作,而且也非常成功.但他骨子里还是渴望用母语写作.他经常有一种用俄语创作的冲动,他说：“我是多么想用俄语写一本书啊.”32因为对一位作家来说,最核心的应该是他的语言,他使用的语言,那才是文学的根本.为什么那些非常杰出的文学大师的作品,几乎无法翻译,或最不可翻译?因为他们把那种语言发挥到了极致,只要深懂那门语言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妙不可言的微妙、精妙之处.“果戈理是通过微妙的语言效果来成就他怪诞的倾斜和突然的变焦的,体味其神奇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学习俄语.纳博科夫正确地、惋惜地指出,此前所有的果戈理英译本都将那些怪诞之处抹平了,或者干脆消灭了.”为此,纳博科夫摘译了果戈理的部分文字,“英语世界的读者有些困惑,何以俄国人会高度推崇果戈理,纳博科夫的这些选段至今仍是唯一可以说服这些读者的材料”33.“他准备穷形尽相地研究天工,但不想条分缕析地对待凡品——他不想,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创造出佳构来.”34

对于王彬彬的文本细读来说,挑战的对象不是他的文本细读能力,而是他研读的那些文本,有多少经得起或值得他去细读.《孙犁的意义》对孙犁小说语言的分析很细致,引用了很多小说文本进行分析,真的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一文,对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分析,颇具只眼.“赵树理的语言又让人感到有些质木、寒素、枯索,让人感到不够丰盈、蕴藉,不够灵动、温润.”35因为赵树理对语言的“大众化”追求,“不是一种美学追求,而是一种功利追求”36.对此,王彬彬把赵树理的文字与孙犁的作了对比,孙犁的文字诗意,有泥土气息,但赵树理的太俭省,闲笔太少.

《“十七年文学史”上的汪曾祺》是一篇关于语言分析的杰作.文章主要针对汪曾祺写于1961年的《羊舍一夕》,做了详细的语言分析.他首先提出汪曾祺的创作除了沈从文,也深受鲁迅影响,“我以为,汪曾祺受鲁迅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在情感、思想的意义上,汪曾祺无疑与沈从文更接近,然而,在‘文体’的意义上,在遣词造句的意义上,汪曾祺可谓深受鲁迅影响.”37这个观点真是新人耳目,发人之未发.且看他如何论证?后面,王彬彬从几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证,一、特短单句的运用,尤其是奇特的句号使用法;二、在冒号、破折号、括号等的使用上;三、将单句省略到只剩单词或短语;四、繁复和口语化情境;五、虚拟对话.每一节都有文本分析,有理有据,读了之后只有信服.结论是：《羊舍一夕》实在是“十七年”间最优秀的小说之一.现有的当代文学史疏忽它是不应该的.

《钱钟书对比喻的研究和运用——以《围城》为例》,是一篇很有趣的评论,显示了王彬彬的机趣和独具只眼.尤其说钱钟书《围城》里的比喻使用表现了一种“书卷化的刻薄”,真是恰到好处,让人忍俊不禁.文章中的文本细读,也是趣味有加,而且极为到位.王彬彬提出文学批评的修辞艺术研究,他是有这个实力的.《〈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从人称的变化,分析这篇散文名作的小说手法,也是颇有眼力、新人耳目的.《阿城小说的修辞艺术》那种对阿城小说的语言分析之耐心,真是少见.在王彬彬看来,阿城小说,尤其“三王”,是应该能够成为经典的.

《〈野草〉修辞艺术细说》,是一篇很有质量的关于语言分析的评论.因为分析的对象是鲁迅先生的名作《野草》,是绝对经得起文本细读,经得起语言细读的.文章第二部分对鲁迅文中虚词的分析,很有眼光,读之让人收获良多.比如：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淡淡的血痕中》）

为了与前面的“于是”形成对应,第二个“于是”也许是必要的.但按通常的语感,这“于是”应在“天地”这主语之后.将“于是”置于“变色”之前,實在是异于常规的做法,但语意也就有了奇崛之感,同样也将一句很普通的句子变得让人一读难忘.

等然后他们苦恼了,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一觉》）

这句话,在连用了两个助词“了”之后,突然甩掉“了”而让“愤怒”兀立着,然后将“而且”和“终于”叠用;“而且终于”之后,再让“了”回到“粗暴”身边.这仿佛是平稳流淌着的河流突然人立而起,静立片刻后,又砸将下来;又仿佛是一段乐曲戛然而止,停顿一阵后又悠然响起;还仿佛是一个疾步行走者,突然止步,环视四周后又阔步向前.虚词,在鲁迅那里,往往有着化腐朽为神奇、化寻常为卓绝的作用.38

王彬彬的语言细读功夫在这里展现无余,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后面他对鲁迅《野草》的“矛盾修辞”如“彷徨于无地”“无词的言语”等,还有单音词与三音词,做了详细分析,都很有见地.而在那些当代作家,包括江苏作家的语言细读文章里,就明显有一点蛟龙困小河的感觉.如《高晓声小说修辞艺术初论》,很长的一篇论文,有时就感觉到一种过度阐释的嫌疑.王彬彬对高晓声情有独钟,为他写了好多评论,都是好评有加,如《高晓声的几种遣词造句法》《高晓声：用算盘写作的作家》,这些文章角度独特,甚至可以说比较刁钻,读来颇为有趣,甚至让人读得兴趣盎然.但读完了,总觉得高晓声的小说语言没有他说得那么好.其实,萧红的《呼兰河传》,那语言真是神妙,结果王彬彬却评价不高.《冷眼看“张热”》里对张爱玲的批评,我也觉得有点过分,如“张爱玲所缺失的,不正是一种深邃的艺术情怀,一种强烈的人文么?因为缺失艺术情怀与人文,所以便玩弄技巧,所以便只有‘淡漠而贫血的感伤’,所以便终于没有更大的艺术成就”39.这个结论,我不是很能认可.张爱玲当然算不得伟大,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绝对当得起杰出,能及的恐怕不多.她的小说不是“玩弄技巧”,里面是有很深的東西的.我曾经说,张爱玲小说的黑暗、绝望,是可以与鲁迅作品一比的.40

纳博科夫说：“我从不想否认艺术的道德影响力量,它当然是每一部真正艺术品的固有特性.”但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管多么深刻的思想、伟大的道德,都必须被艺术地表达出来.这就需要语言.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语言应该是最根本的因素.王彬彬对小说语言的关注,是让我们佩服的.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语言的分析,他论述着它们的艺术高度.

2018年8月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幽篁轩

2019年8月16日改定

【注释】

①②③④⑤王彬彬：《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1、2、4、104页.

⑥杨光祖：《韩石山：贬鲁崇胡为哪般?》,《社科纵横》2006年第8期.

⑦⑧⑩11王彬彬：《文坛三户》,大象出版社,2001,第3、109、3、3页.

⑨1415162237王彬彬：《王彬彬文学评论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第68、24、36、42、203、138页.

121318202131王彬彬：《应知天命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03、123、47、44、52、297页.

17杨光祖：《〈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19[英]塔里克·阿里：《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舒云亮译,作家出版社,2005,第10页.

2324252627323334[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上）,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87、188、188、188、189-190、54、58-59、194页.

28王彬彬：《高晓声的鱼水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