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环境监管问题的文献梳理和评述》
该文是全球价值链和文献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跟全球价值链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国际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使其达到EKC拐点,发展中国家却沦为“污染天堂”.将污染产权简单界定为生产商或生产国所有,是各国关于污染排放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源.已有文献大多忽略了污染的产权问题,仅关注参与全球分工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正负性.为此,本文提出以整条价值链参与厂商作为污染产权的所有者,通过建立全球价值链自我监管机制,为全球污染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实现全球价值链监管的关键在于提升利益相关者的监管能力,解决政府监管成本高,消费者监管责任分散的问题.全球产业链下游的有效监管必然带动主导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环境责任监督,从而建立起一个高效的价值链环境自主监管体系.
关键词：EKC,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污染产权,环境监管,企业环境责任
一、引言
一直以来,环境污染都被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根据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问题自然会得到改善（Dinda,2004;Grosan和Krueger,1991;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Panayotou,1993）.然而,现有研究对EKC理论提出了质疑（Unruh和Moomaw,1998）,EKC呈倒U型的性状很可能是国际分工的表现——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污染品”,而发达国家主要生产“清洁品”,即符合“污染避难所”假说（Suri和Chapman,1998）.
这一问题归根到底是要明晰污染产生的源头,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对污染责任方进行监督,从而达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有文献大多关注贸易、FDI与外包对东道国或母国的环境影响——如“环境避难所”、“污染晕轮”假说等——而忽略了全球分工体系下的污染物产权界定问题,对环境污染的监督主体问题也鲜有研究.
文章第二部分是对国际分工体系下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理论回顾,包括EKC拐点产生原因与“污染天堂”假说的分歧,并提出污染产权的归属问题.第三部分对全球价值链的上下游进行分解,整理价值链监管的相关文献.第四部分剖析全球价值链参与主体,包括消费者、政府、上游供应商以及主导企业的利益机制.第五部分就全球价值链下游消费者的有效监管进行探索性的思考.
二、国际分工体系下的环境责任问题
(一)EKC曲线与污染转移
关于EKC曲线的研究相当多,已有研究大多认为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呈倒U型关系,然而,这一关系在实证分析中却未得到广泛的证明.李茜等（2013）通过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并不完全符合倒U型曲线,不同污染物呈现不同的非线性关系.丁镭等（2016）研究湖北省17个城市空气监测数据发现,SO2、综合空气质量指数与城市经济发展呈U型关系.Unruh和Moomaw（1998）通过对不同国家的EKC曲线研究,发现CO2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呈非线性关系.而Omri（2013）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中东和北非地區则发现,CO2的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二)全球分工体系下的污染产权界定
当我们把“污染”视作一种产品时,这一问题便等同于产权的界定问题.在生产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导致污染的产权界定尤为困难.产权界定的不明晰必然带来过高的责任分配成本,或者说交易成本,这也是环境责任难以落实的根本原因.因而,对污染产权的界定,尤其是产业链中各环节的产权界定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我们对国际分工方式生产的污染及污染产权界定问题进行分析.
1.国际分工与污染转移
已有研究大多围绕国际分工——包括贸易、FDI与外包三种主要的分工形式——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进行展开,对于这种影响的正负性却存在较大争议.
“污染天堂”假说受到大量质疑,究其原因,在于环境规制造成的成本较小,而影响国际分工的因素是复杂的,要素禀赋的差异可能更为重要（Grosan和Krueger,1991）.另外,“污染晕轮”（Pollution Halo）效应强调跨国企业的技术外溢给东道国带来的环境治理的正向影响（Zarsky,1999）.计志英等（2015）研究发现,FDI规模与我国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即“污染天堂”与“污染晕轮”效应并存,是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污染天堂”、要素禀赋以及“污染晕轮”这三种效应的存在使得国际分工与污染的关系更为复杂（Zugru-Soilita,2017）.此外,FDI与经济发展,CO2排放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污染可能是国家自身发展带来的,与FDI关系不大（Omri等,2014;Shahbaz等,2015）.
2. 污染的产权界定
一般而言,污染的产权理应归属于产品生产者,然而,生产的全球化使得最终产品的国家界限不再那么清晰,全球价值链下中间产品的交易、跨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带来的环境污染的不确定性使得污染的产权界定问题变得愈加复杂.简单将污染产权归属于产品的生产者或生产国,造成全球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国际间污染排放难以达成有效力的协定.
三、全球价值链环境监管理论
通过建立整个产业链的连带责任,全球价值链的自我约束能够有效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根据黄伟和陈钊（2015）所绘的供应链传导机制图,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主体分为全球供应商、主导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在此基础上,本文加入了“污染”这一中间产品,同时更强调价值链终端的传导机制.
(一)价值链上游监管与企业环境责任
全球价值链通过建立标准的规则体系实现复杂信息的符号化,从而降低讯息费用.生产者通过标准把生产过程和质量等相关信息传递给消费者,采购商则通过标准控制供应商的生产过程（谢来辉,2014）.企业环境责任正是通过建立起全球价值链的绿色产业标准,通过价值链的信息传导机制完成整个产业链的主动监管.随着国际标准的逐步确立,全球价值链更趋于买方驱动（Ponte和Gibbon,2005）,价值链上的企业越接近消费者,进行更高水平的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激励越强（Schmidt等,2017）.
然而,企业是否具有足够的激励进行自发的环境责任监管,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黄伟和陈钊（2015）研究则发现,外资企业通过供应链压力这一渠道对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包括环境责任）有积极影响,且这一作用仅当中国企业是外资企业的供应商时才显著,而当中国企业是外资企业的客户时则不显著.这表明中低收入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标准缺乏足够重视（Kaplinsky和Farooki,2010）,价值链主导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去监管其上游供应商（王丽杰和郑艳丽,2014）.
(二)价值链下游监管与利益相关者
主导企业实现对上游供应商的环境监管职能,利益相关者的监管是关键的一环,现有文献对价值链下游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少.在这里,相关利益群体主要是消费者.通过对最终产品的消费选择,消费者倾向于购买低污染的产品,从而有效制约了主导企业的污染行为（黄伟和陈钊,2015;Delmas和Montie,2009;Kim和Sim,2016）.然而,消费群体责任分散效应的客观存在导致“搭便车”行为,监管企业难以形成一股合力.如若消费者缺乏统一行动,则无法给企业带来可信的约束（王常伟和顾海英,2012）.
四、全球价值链参与主体利益机制分析
对国家而言,其目标包括政治支持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两方面（诺斯,1994）.因而,从政府的角度进行分析,施行环境监管的激励主要来源于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掌握国际话语权以及获得民众政治上的支持.加强环境规制短期不利于经济增长,政治上也会面对既得利益者的干预,监管成本高.各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政府行为更加复杂,国家间的制度断裂使得污染产权的界定更加困难.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发展牺牲环境,在吸引外资与接*程中,“逐底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发达国家则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他国转移,在获取高附加值的同时,完成产业升级转型.国家间的环境保护协定迟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污染治理责任分配及其背后的利益分配不均是根本原因,国家间统一的环境规制难以达成.
从供应商的角度来看,其主动减少污染排放很可能是出于获得稳定的订单,或增加订单的目的,而减排的成本也显而易见,包括环保技术研发投入、设备购买成本等.
文章第三部分对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注重环境责任的原因进行了文献梳理,环境监管的激励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减少不确定性以及声誉.环境监管必然带来一系列成本,包括环保成本,监管供应商的成本,以及对供应商的污染品进行转移支付的成本.污染作为主导企业向供应商采购的附加产品,其成本应当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支付方式在上下游企业间进行分摊,将污染带来的成本内部化.正如储丽琴和曹海敏（2012）指出的,实践中环境成本的分摊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五)结论与探索性思考
国际分工体系下污染产权的模糊是全球污染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價值链上下游企业应当共同承担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现实中却缺乏可操作性,主要原因在于价值链内部各个环节分属不同国家,各个国家环境制度的断裂给了生产商逐利的空间.而价值链下游利益相关者的监管也难以形成一股合力,导致全球价值链环境监管缺失,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对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厂商进行监管,难点在于价值链下游的消费者监管力量过于薄弱.从长期来看,国家有足够的激励对企业进行环境管制,以达到经济与政治上的利益最大化.单纯依靠政府的行政监管、突击检查成本太高,消费者的监督远比政府更为有效,监管成本也更为低廉.国家出台的环境规制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消费者的监管力量,然而,由于消费者群体内部存在阶层分化、责任分散等原因,难以形成一股合力.NGO能够将一部分消费者的力量凝聚起来,解决责任分散问题,提高环境监管效率.然而,NGO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仍然面临着缺乏合法性资金来源、难以适应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框架、本身治理结构存有缺陷等现实难题（张杰和张洋,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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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文杰（1993—）,男,汉族,江苏苏州,海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国际贸易.
张继军（1968—）,男,土家族,湖北省恩施州,海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教授,国际贸易.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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