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盗的应对:英国海军的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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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英国海军曾对中国海盗进行扫荡.1842年12月英国公使璞鼎查在厦门会见闽浙总督,被告知辨识海盗的困难性,于是转告海军若无证据显示其为海盗或未接获命令,就勿干预海盗之事.后来,英国军舰在闽江攻击海盗时杀伤了一般民众,引起清朝不满,因此1845年英方再次下令,若无明确的证据,禁止干涉任何中国船只.事实上,海盗船大多伪装成商船,即使清朝水师也很难分辨,遑論英国海军了.
对贸易的袭击使英国海军改变了对中国海盗的态度
英国海军改变对中国海盗问题不介入政策的契机,是中国海盗对进行贸易的外国船发动了袭击,特别是贸易.五口通商之后,贸易转移到通商口岸的港外进行.对于这些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点进行的交易,清朝虽曾表示,实际上却不太有效.有异于通商口岸,交易的地点没有外国军舰停泊,这是贸易更容易遭到海盗袭击的原因之一.
1847年2月7日,发生了一起中国海盗对贸易的最严重袭击.当晚约8时30分,在泉州府深沪湾进行贸易的英国洋行“卡罗莱”号和“欧米加”号同时遭到广东海盗（澳门渔船）的袭击,船上的及贩卖所得的金钱被抢,超过30名船员被杀.此事件导致贸易暂时移至厦门港外附近进行.
2月8日,清朝武官陪同“卡罗莱”号和“欧米加”号船主人前往金门,找到了参与深沪湾事件的澳门渔船.渔船船主姓翁,曾因捉拿海盗有功而获两广总督颁赠白顶,船上无劫掠而来的物品,但有船员30人及许多兵器.厦门的武官拒绝扣留此船,英国领事认为是翁姓船主让武官勿出手之故.
2月12日,福建水师提督发执照给曾因讨伐海盗有功而获琼州镇和温州镇赐予军功的广东商船船户黄富兴,准许其搜索、拘捕涉案的海盗.黄富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附近进行搜索,逮捕了番禺、顺德、新安等地的渔民郭亚万、周就之、黄亚得等7人.郭亚万、黄亚得等3人病死于狱中,其余3人被处死,1人流放新疆.兴泉永道并将在广东行刑之事告知英国领事.
然而在香港进行的审判却显示海盗船上有清朝官员搭乘,委派调查案件的黄富兴本人极有可能也参与了深沪湾事件,英方确信清朝官员与此事件有关.但广东的清方所做的调查显示,郭亚万与梁兴贃等人各自在新安县打造的两只渔船,因遇暴风漂流到福建而偶遇,其后又偶然停泊在“欧米加”号和“卡罗莱”号前.并且,在时病死的黄亚得以前曾是“欧米加”号的买办,故将“欧米加”号搬运货物、资本丰富之事告知郭亚万等人;因渔获不足和漂流而陷于困境的郭亚万等人,遂纠合邻近的渔民47人对“卡罗莱”号和“欧米加”号发动袭击.被认为是向导的黄亚得的角色极值得玩味,而英方不相信此为偶发性事件.
如此,在清朝官员被怀疑与此事件有关的情况下,对清方的处理方式有所不满的英方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开始以军舰扫荡厦门近郊的海盗.
1847年3月11日、15日、17日英国海军军舰“侦察”号对海盗进行扫荡,捕获海盗船3艘,俘虏海盗89人.其中86名海盗在厦门的英国领事馆经英国领事和清朝官员审问后交给清方,约80人被判斩首.此外,被释放的商船及其装载的货物由中国商人以3600元向“侦察”号舰长买回,而此笔款项也成为“侦察”号的奖金.此次扫荡海盗的行动受到厦门商人和民众的欢迎,英国驻厦门领事列敦在领事报告中指出：厦门商人和市民对于我们开始攻击海盗表示欣喜,他们很期盼海上交通能畅通以便于他们经商及从事合法营业.
7月12日,列敦领事又将海盗的消息告知海军.“侦察”号接获消息后立即前往泉州湾,擒获海盗82人并将其交给清方,还释放了商船15名船员.“侦察”号其后亦继续扫荡海盗且功绩显著,英国海军舰艇开始积极展开扫荡海盗的行动.
清朝官员立下了英国军舰与清朝战斗船交换信号的约定
1848年,英国海军部鼓励各处领事和清朝官员合作开展对海盗的扫荡,同时,扫荡海盗可获得英国财政部的奖金.文咸公使将海军部的这个方针传达给包括英国驻厦门领事列敦在内的各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列敦领事为了确保交易安全及炫耀英国军力,积极支持此方针.此后英国海军继续在福建沿海地区对海盗进行扫荡.
为应对英国的扫荡,福建海盗派出间谍混充成英国驻厦门领事馆的苦力,向海盗传达英舰“侦察”号和“领航者”号的行动情报.尽管如此,对海盗而言,英国海军的威胁越来越大.
当时,比较有名的海盗有张十五,他是自广东来到福建沿海活动,拥有50艘船,成为英军的扫荡目标.1849年10月,英国海军与清朝武官合作,在香港附近的大亚湾击败了与张十五同为广东海盗的徐亚保的舰队,在湾几乎歼灭了张十五的舰队.扫荡张十五与徐亚保的成功,让水师提督和沿海地区的清朝官员认识到英国海军的作用以及与其合作的重要性.
在厦门,地方官员与英国海军所建立的合作体制亦有所发展.首先,福建当局应英国领事的要求规定：英国军舰捕获的海盗船及其货物若无所有者,则将其变现,充作给予英国军舰官兵的奖金.1849年6月清朝官员对“领航者”号的活动表达感谢的同时,表示愿意进一步与英方合作并提供海盗的姓名、出没地区等情报,并立下了英国军舰与清朝战斗船交换信号的约定.其次,以领事之名为暗号揭于舷门之上,试图借此让英船与清朝水师互相辨识.
与此同时,英国海军与厦门的中国商人亦建立了合作体制.英国商船自早期便开始提供消息,而根据中国商船的消息来进行的海盗扫荡亦顺利进行.1849年6月在台湾西岸扫荡海盗的英舰“领航者”号就是由商用船处得到消息才决定进行扫荡;1851年英国领事自中国商人处得知有两艘戎克船在金门岛附近被4艘海盗船劫持,遂要军舰“Lily”号出动,而“Lily”号搭载着被海盗劫持的戎克船船主前去进行扫荡.
英国海军以厦门为基地扫荡海盗,给福建沿海的海盗势力带来极大打击
英国海军以厦门为基地扫荡海盗,给福建沿海的海盗势力带来极大打击,特别是对海盗集团的形成影响极大.当时海盗的准确人数虽然不明,但根据英国驻厦门领事的报告,1847年12月厦门、福州之间有2000人,1849年6月厦门、台湾西岸、闽江口之间有3000人;福建沿海的海盗估计共有数千人.若就大规模的例子而言,1853年11月出现在湄州附近的海盗是由15艘广东戎克船与25-30艘福建戎克船构成的,而1854年6月福州附近有50艘福建海盗船进行袭击.因此,各海盗集团中规模最大的应也仅有50艘船左右.
如此,该时期的海盗规模若只以广东的海盗联盟来估计,有1000艘以上的船只,与人数高达数万的嘉庆时期海盗相比,规模算是不大.历来海盗都是以小集团联盟的形式组成大集团,但英国海军的活动使得海盗连小集团都很难形成,因此更不可能发展成大规模的集团.前述张十五的舰队在湾被英军击溃之际,据推测约有64艘舰艇、1200门火炮、3000名船员,而这种规模的海盗舰队从此未再出现.
此外,海盗被排除在逐渐成为交易中心的通商口岸之外,故更不可能确保交易利润而形成与清朝对抗的集团.不仅如此,有时甚至连力量薄弱的清朝水师都可能扫荡海盗.实际上,1849年6月前后水师提督率领的福建水师在南澳数年来首次战胜海盗的舰队.19世纪50年代前期亦有许多清朝水师扫荡小规模海盗船集团的事例.
（责任编辑：陈毓婧;来源：《对海盗的应对：英国海军的登场》《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3期;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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