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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决议和医疗卫生论文范文

《古田会议决议中医疗卫生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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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这是我军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光辉界碑.会议通过了《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下称《决议》）,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创建两年以来建党建军的基本经验,明确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使命,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指明了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途径.在这次会议上,较为全面地指出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解决办法.尽管《决议》是针对军队卫生工作而言,但对此后整个苏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医疗卫生工作,都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伟大的实践经验总是历久弥坚,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史料,更为系统完整地展示《决议》关于医疗卫生工作论述出台的历史过程.

《决议》诞生前根据地的医疗卫生状况

1928年底,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多次“会剿”,红四军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在军事上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摆脱经济上的困境,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会议,决定向赣南进军.2月中旬,红四军到达吉安附近,此时井冈山根据地已失守.3月,毛澤东带领红四军入闽作战,长岭寨战役后攻占长汀.3月20日,和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闽西、赣南20余县用游击战术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三打龙岩”等战斗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在大革命时期,赣南、闽西的部分县建立了党组织,闽西还成立了闽西临时特委,以及溪南苏维埃政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又远离中心城市,敌军兵力较空虚,加上闽西地域广、物产较丰富,红四军的生存发展也有比较好的物质条件,这些都有利于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当地居民卫生习惯差,传染病时有发生,医疗条件也差,得病后多数依靠中医药治疗,只有为数不多的教会医院.在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由于没有医疗卫生保障,以致“食宿不好,病人太多”①.考察现有文献,在红四军入闽前,闽西临时特委所发文件中并无有关医疗救治方面的规定,这主要由于当时党组织力量尚弱小,也和地方党组织对医疗卫生工作尚未关注有关.红四军入闽后颁布的《土地法》中,才有为设立“看病所、救济残废老幼”而征收土地税的条文,《中国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有“为补助残废老病”而征收土地税的条文.

1929年6月10日,在地方党组织和刚改编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的帮助下,红四军建成闽西红军后方医院.因地处上杭蛟洋石背村的傅氏宗祠,该医院又称蛟洋红军医院,这也是红军入闽后创建的第一所医院.由于经费困难,伤病员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医疗设备极其简陋,只有听诊器、注射器、止血钳、镊子、剪刀、小手术刀、缝合针、托盘等,因为没有药柜,仅有的少量药品只能放在一张方桌上.药品以中药材为主,西药很有限,主要靠当地永生堂、全春堂两家药铺供应.药材大多是派人到周边地区采购所得.同时,医院还派人去山间采些中草药补充.卫生材料也十分紧缺,往往是将用过的纱布洗净消毒后再用,或者以白色纱帐布消毒后代用.麻醉药品如普鲁卡因等十分短缺,手术时,有的伤病员因无药品麻醉而强忍剧痛,配合医生做完手术.红军医院可收治伤病员300余人,当时日均住院人数为200余人.

闽西地区的西医院很少.长汀县城有福音医院,坐落在县城北卧龙山下,1904年始建,1908年落成.医院是土木结构平房,建筑面积1871平方米,内有房间30间,分为外科、内科、化验室、手术室及男女病房、膳厅等.1927年9月,周恩来、朱德等率南昌起义部队途经长汀时,福音医院接收了300多名伤员,但由于医院规模有限,医务人员很少,不足以支撑3000多人部队的医疗保障.龙岩有教会医院爱华医院,创办于1919年,1924年冬迁至龙岩北门虎岭山麓院舍.红四军攻打龙岩后,医务人员闻风多数离开.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将爱华医院改作红军医院.除了这两所医院,其他地方多是中医、西医的个体诊所.

《决议》诞生前红四军的医疗状况

在井冈山根据地时,红四军组建有卫生队,但卫生人员缺乏,医药物资十分困难.随着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对军医的需求十分迫切,特别是西医师.当时部队里的军医成分复杂,一是随起义部队过来的,二是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医务人员经教育留用的,三是地方医师主动参军的,四是上级委派的,五是自主培养的.其中一些医务人员受旧军队的作风影响较深,自认为依靠技术吃饭,对伤病员缺乏同情心、看病马虎,态度恶劣,甚至有卖私药、贪污、克扣药品等情形.陈毅在给的报告中就提到“医药与医官很感困难去解决”.② 红四军作战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加,急需医院医治伤病员.

红四军部分领导对医疗救治工作也重视不够.当时党在要如何领导军队的卫生工作、如何加强军队卫生工作的建设方面,并没有很多实际经验.1928年11月14日,红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在江

小井红军医院旧址

西宁冈新城召开,决议中提出“在红军组织中要特别健全卫生队、担架队,并须训练专门人才”,这才开始对军队卫生工作有了具体的要求.

红四军战士对医疗救治存在错误认知.红四军的士兵来源多样,成分复杂,指出：“边界红军的来源：（1）潮汕叶贺旧部;（2）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3）平浏的农民;（4）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5）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6）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等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③这种情况也决定了士兵中存在各种错误观念,包括无组织无纪律、绝对平均主义等,都会反映到医疗救治工作中,比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④这些现象表明当时红四军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相对严重.

总体说来,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医疗救治工作的困难很大,问题不少.如何做好医疗卫生工作,促进部队发展壮大,是红四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决议》诞生前的调研

在井冈山根据地时就十分重视医疗救治工作,提出“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是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方法.亲自建立了红军第一家医院——小井红军医院,还写信“仍祈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以解决根据地医疗救治方面的困难.可见,在闽西根据地,就很关注红四军的医疗救治问题.

红四军到长汀后,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和调查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⑤ 还到福音医院通过院长傅连暲详细了解医院的情况.福音医院不仅收治红军伤病员,还为长汀的红四军接种牛痘预防天花.蛟洋医院建成后,几次专程去医院看望伤病员和了解情况,并派人送去3斤和24罐炼乳.因此,对蛟洋医院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

1929年8月,因劳累过度,感染疟疾,一直辗转在永定、上杭山区养病,直到10月份才有所好转.他身患重疾,缺医少药,又为保密和防止传染他人,只能躲藏在深山老林中,搭建草房.对于红军医疗条件简陋的亲身经历使对医疗救治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切体会.

红军初建时,党对军队的领导尚在探索,革命队伍表现杂乱,包括官兵政治动摇、行动自由、不受约束、行事冒险等,特别是流寇思想严重.“‘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认真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以及新奇的经历和事件.”⑥ 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也同样表现在红军医疗救治工作中.等人在红四军内部通过大量的调查、座谈,对这些表现产生的根源以及纠正办法,有了全面透彻的理解和把握.

《决议》提出的解决办法

《决议》指出了红四军医疗救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医疗卫生机构不健全,对伤病兵不重视、不关心,给重伤重病士兵的经费不足以及蛟洋医院的管理和医疗设施落后问题,并指出如果不重视伤病兵的医疗救治,将会导致官兵关系恶化、逃兵多,直接削弱红军的战斗力,影响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的积极性.针对这些问题,《决议》提出了解决办法.

（一）明确了党要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决议》提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明确提出对卫生机构要加强领导,加强队伍建设,充实物资设备.对卫生工作要在各种会议中开展讨论,而不仅仅是某一次、某一种会议;对卫生工作的讨论要“充分讨论”,而不是一般讨论;对卫生机构组织要“特别使之健全”,而不是一般的健全;对卫生管理干部“要找有能力的”,而不是“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决议》把医疗卫生工作提高到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要议事位置,通过会议部署、队伍建设等方式落实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

（二）构建了革命人道主義的雏形.《决议》要求各级领导要尽可能“随时看视伤病兵”,安慰他们,“送茶水等晚上替他们盖被窝”,要帮助想办法提供衣服、被子更换.“这些招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对伤病员要个别谈话鼓励,做好思想工作;要按伤病轻重发给零用钱,特别是重伤重病的,要官兵一致,同样标准发放调养费.对行军落队的伤病兵,要派人照料,雇人抬运.这样才能“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取得群众对革命的支持.这些措施在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歧视甚至遗弃伤病员的恶劣做法.这些优待伤病员的具体措施,都体现了后来提出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决议》中有关优待伤病员的办法,确立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医德精神的雏形,并在以后实践中发扬光大.这一倡导的实行,使革命队伍具有了空前的凝聚力.

（三）首次将群众路线贯穿于医疗卫生工作中.大革命失败后,党才真正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总路线.1929年9月28日,致红四军的“九月来信”中指出：“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 1929年12月初,红四军在连城新泉整训期间,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对红四军成立以来存在的14个方面的问题,开展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决议》本身就是在争取群众成为党的总路线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因此,必然要求在医疗卫生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其批评蛟洋医院“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和群众关系处理不好,导致了医院的补给供养自然就很差,救治环境也得不到改善,“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伤病员得不到妥善的救治,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部队的战斗力.《决议》明确了人民军队卫生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必须走群众路线.与旧军队不同,红军的医疗救治不只是单纯的医治伤兵的技术工作,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决议》中进一步指出,卫生工作搞不好,就会“减少红军战斗力”,甚至“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这个问题当然十分严重,如果因此影响了“扩红”,兵员就得不到补充,革命如何能顺利进行呢?因此,必须在医疗卫生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使之有了为无产阶级军队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明确政治方向.

（四）勾勒了“预防为主”的蓝图.闽西地区传染病常年不断,又因根据地被敌人封锁,医药短缺,军民伤亡不少.红军伤病员散住在老百姓家里,驻地群众中的疫病流行必然会蔓延到红军中来,再加上部队连续作战和营养供给的不足,导致士兵身体抵抗力降低,自然容易生病.医院少,医务人员不足,药品紧缺,又没有专职的医疗卫生管理干部,只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派人充当招呼员,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和医院组织十分不健全.这样的医疗条件,单靠医院收容治疗,自然难以保证部队作战需要,疾病的预防不得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决议》把医疗卫生的问题列在“士兵政治训练”的内容中,要把卫生的内容“很艺术地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材料”,为普及卫生知识、提高部队卫生素养、做好部队卫生防疫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工作“预防为主”的构想已经产生.

（五）强调改进医德医风.《决议》指出蛟洋医院医疗卫生工作九个方面的缺点,表明当时闽西根据地的医疗问题比井冈山根据地更多,甚至有“医官卖私药”这种严重的问题,需要大力整改.《决议》针对一些问题提出对医务人员要加强教育,“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要使伤病员得到“充分治疗”.由此,“看病详细”“充分治疗”成为看病就医的基本要求,也是医德医风的根本标准,这是和旧军队作风的重大区别,也是对人民军医医疗作风的基本要求.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医疗工作的效果,影响到战士们的健康和部队战斗力的恢复,也影响到革命任务的实现.正是基于这一点,积极主张提高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素质.他认为,第一,要改造医疗卫生人员的成分,“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第二,要保证服务质量,“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弹”.的这一思想,体现了他对医疗卫生工作的科学认识.

《决议》实施后红军

和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

《决议》规定“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会后,红四军各部队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间隙,将会议精神层层传达.从纵队党委到连队党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展正确的同志式的批评,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显著提高,全军统一了思想,纠正了错误,凝聚了力量.医疗卫生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呈现出一片新的气象.

（一）颁布一批医疗卫生法规.红四军加强了医疗卫生法规的制订.1930年4月26日,红四军政治部颁布的《宣传员工作纲要》规定“战事结束以后,应帮助雇请战地附近群众收埋死亡官兵”“在作战时每一宣传员必须帮助负伤官兵,并雇请战地附近群众扛治负伤官兵引送至卫生队上药”.同年4月颁布的《优待红军士兵条例》《劳动法》都有医疗卫生的相关规定.6月5日頒布的《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规定,军政治部、纵队政治部要指导并督促各部队“帮助地方政权机关,做深入群众的各种建设工作,如学校、合作社、看病所等”,支队、大队的政治委员要“注意改善伤病兵的调治”.9月25日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规定,在团、营设立卫生科,在连设立卫生委员,“不得胡乱屙屎”的纪律,明确了“卫生事宜”的任务.

（二）医院条件得到改善.各医院对待伤兵更加认真细致,伤病员得到了更好的照顾.1929年12月,红四军转战江西,蛟洋红军医院交由闽西党组织领导,先后转移至古田小吴地、龙岩的爱华医院,设施和生活条件也得以改善.1930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四号布告,决定建立残废院,院址设立在龙岩城的爱华医院旧地,并要求各县苏维埃政府也要组织建立残废院,让伤残同胞“得到相当的给养和工作,使他们的生活上精神上都有充分的舒畅”.7月22日,江西省委委员刘作抚在给的报告中就写道：“后方医院等医药充分,医师缺乏,伤兵生活颇好,亦安于医院等伤兵的生活都特别优待,各处政权（及）群众组织均随时派人慰劳,一般伤病士兵也感觉快乐.” 相比《决议》中所述伤兵的境遇和情形,显然有了很大改善.

（三）征调招募医务人员.1930年3月18日,发出《关于征调军事人才的通告》,要求“各省委军委以及各党部应从速调查各党部所管辖的同志”,以便征调军医到红军中,特别是介绍到中国南方各部的红军.7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关于招收医务人员的事项》的通告,要求“各级政府尽量搜罗,并招请各地专门医治伤的中医数人送本政府介绍到医院服务”.8月4日,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也发出《关于加紧聘请军医的通知》,并明确了薪资.红军的发展也吸引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医参加革命,有人写信给《红旗日报》说：“要去医治为苏维埃而受伤的革命战士！”

（四）重视发展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大会代表大会决议案》颁布实施,其中《军事问题决议案》规定“扩大军中娱乐卫生之设备”“各团设立卫生队,卫生队组织要完备”“各团要有担架队、看护兵等随军出发”;《建设问题决议案》规定“各区、乡政府要设立公共看病所,由政府聘请公共医生,不收医药费”;在各区、乡直到村部都成立卫生委员会,还印发《卫生常识》、宣传画等介绍治疗疾病的方法.1930年后,各区、乡还成立药材合作社,吸收本地中医或有某项特长的草药医生参加工作,同时广泛发动群众上山采集中草药,以克服缺医少药的困难.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闽西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决议》是主持起草的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建军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是以为主要代表的人艰辛探索的结晶.高度重视《决议》的贯彻执行,要求各级干部学习运用好这份文献.《决议》已经诞生90余年,其中提出的加强党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在医疗卫生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等内容,对当前的医疗卫生工作仍然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作为新时代的医疗卫生工作者, 应当认真领悟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为不断丰富医疗卫生工作理论,推动医疗卫生工作实践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新时代人牢记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1979年,第118页.

②《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编,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③④《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⑤《年谱（1983-1949）》上册,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1页.

⑥《文集》第7卷,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责编申世杰）

该文总结，此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医疗卫生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的毕业生以及可作为关于古田会议决议和医疗卫生论文开题报告和相关职称论文课题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古田会议决议和医疗卫生引用文献: